能靠点儿谱吗：你为什么还信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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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正确的知识获取方法



        《尚书》中记载了一件事：在夏朝仲康年间的一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人们突然发现天空好像变暗了，一抬头，看到太阳缺了一个口，好像正在被一个黑乎乎的怪物一点点吞噬，面对如此异象，宫廷乐官连忙抄家伙开始敲锣打鼓赶跑怪物，普通老百姓更是吓得四处逃跑，一时间天下大乱。当时的国君也是手忙脚乱，因为在当时发生日食被认为是君王犯了错，上天要怪罪降灾。根据古制，这得有一整套“救日”的仪式，天子要作检讨表决心，诸侯要陈兵击鼓。本来这些都要天文官张罗的，现在天文官羲和居然连人都找不到，朝廷乱作一团，好不狼狈。一番折腾之后，总算重见天日。天子立刻找人去找羲和，发现这家伙因为前晚喝多了，现在还烂醉如泥。这种同志太让人崩溃了，于是天子一怒之下就把羲和给杀了。

        这个“仲康日食”后来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一次日食记载，不过又来又有学者这个记载提出了一些质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对日食确实非常重视，并且后来慢慢发展出一套越来越复杂的“救护太阳”的国家礼制：包括穿什么样的衣服，排什么样的队形，作为天子的君王还要颁布《罪己诏》，也就是检讨书，力陈自己的执政之过，“错都在我一人，不要责罚其他百姓”，然后痛下决心整改，希望上天网开一面再给次机会……最后太阳出来了，证明上天饶恕了天子，皆大欢喜。

        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这事很可笑，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日食是怎么回事，只是月亮跑到了太阳和地球中间，遮住了阳光而已，再正常不过的天文现象。日食不是因为君王犯错，太阳出来也不是因为颁布《罪己诏》或者敲锣打鼓。不过您还真别笑，其实很多类似的傻事儿我们今天还有人在做，就比如说地震预报。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相信动物可以预知地震，地震还没来它们就开始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古希腊史书记载，著名的沉没之城赫里克在大地震发生5天前，就有人看到城里的老鼠、貂、蛇等动物倾巢而出，逃之夭夭。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记载，后来人们就把一些动物的反常行为当做地震的先兆，还把它变成歌诀放到一些科普读物里：“动物震前有预兆，鸭不下水狗狂叫，兔子坚耳蹦又遣，鱼儿惊慌水面跳……”。几个地震局还在当地野生动物园建立了地震观测点，其中安徽滁州地震局甚至还买了五条藏獒作为地震观察点。

        鉴于这种情况，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地质调查局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动物异常反应是否能预报地震的研究，结论却令人大跌眼镜：科学家没有找到二者间可信的联系。那之前为什么人们又那么言之凿凿呢？科学家们解释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动物异常反应的原因多种多样，气候变化、饥渴、发情、受到惊扰等等都能引起动物的行为反常。养过狗的同学可能都有这种经验，自己家的狗狗有时候会莫名地发脾气，还例如蟾蜍。我国的蟾蜍一般在三四月份产卵，所以每年到了五月份前后，只要温度湿度适宜，成千上万只刚孵化的小蟾蜍都会成群结队地从水田池塘往岸上树林迁徙，一时间黑压压的幼蟾挤到路上，蔚为壮观。这种现象新闻媒体几乎年年都要报道一遍，记者明知道怎么回事还要一个劲儿装傻：“哇！好神秘好可怕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后专家出来解释其实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有一年5月8日，四川绵竹就有这么一篇蟾蜍迁徙的报道，当时也是有人担心这是不是地震前兆啊？自然报道里也有专家出来说不必担心正常现象。可那一年正是2008年，报道发出四天后512大地震发生了。这下可麻烦了，不少人翻出那篇蟾蜍的报道，振振有词地质问，不是说正常现象吗？不是说和地震无关吗？专家连蛤蟆都不如！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里聚焦效应”：当人们遭遇诸如地震这样的重大事件后，往往能更清晰地回忆起事件发生前经历的事情。其实所谓的“异常”经常发生，只不过平时人们都不会去观察、记忆罢了。除了蟾蜍迁徙，还有所谓的“地震云”也是一样的道理，明明是很常见的普通云彩，因为在大地震后很多人回忆起来看到了这种云，就说它能预测地震了，其实平时这些云天天在那飘着呢。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在谈一个问题：因果关系到底应该怎么确定？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从先后发生的事件里总结出某种规律：秋天到了树叶就变黄，冬天来到水就要结冰；不吃饭就要肚子饿，不喝水就要口渴……我们先是看到这一组组的事件按照时间先后相伴发生，然后我们将这些现象归纳起来，用因果关系去理解它们，在我们头脑中形成一种客观规律，然后用这种只是来指导生产安排生活。应该说这种归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凑效的，人类繁衍至今，靠的就是这种归纳能力，让我们远离野兽的袭击，灾害的威胁，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解释世界知识体系——科学。英国大哲学家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说：“一切科学的惟一直接的效用，正在于教导我们如何借原因来控制来规范将来的事情。”

        但是世界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了人们的预估，单纯依靠时间顺序来把先后发生的事件用因果关系来理解，有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讲到的两个事情就是典型例子：日食的时候一番敲锣打鼓，太阳又重现天空，屡试不爽；发生了地震后，几乎又都能找到一些“先兆”。如果把这些看成是因果关系，结论就错了，用这些错误的结论来指导生活，麻烦就大了。

         

        在与健康密切相关的医学领域，古代各民族也是走了很多弯路。远古时期人类把生病的原因归咎于恶魔附体，于是治疗工作都交给了巫师，方法自然就是咒语和祈祷。古希腊很多神殿成为当时人们的治疗场所，病人日夜守候在神殿里祈祷，希望医神在梦中为他们治疗疾病，这就是宗教治疗。古代中国巫医不分家，甚至到了现在，在民间依然存在很多巫术治疗，跳大神，喝香灰泡水等等，很多人都说很灵验呢。我记得小时候曾经得过一次病毒性腮腺炎，也就是民间说的“猪头腮”，腮帮子真的肿得像个猪头一样，看着很吓人。正当家人准备带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只见外婆不慌不忙从家里翻倒出一支毛笔和墨汁，在患处写了一个“虎”字，然后画一个圈，口中还念念有词，如此这般折腾一番，就说“没事了！猪头腮是猪精进了你的腮帮子，我画了个老虎把它吃掉了”，我当时心想这不就是封建迷信吗？也太扯淡了吧？但由于当天已经很晚了，就想等第二天再去看医生。但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起床竟然发现原来肿胀的腮帮子已经消肿了，到了第三天居然就全好了。当时我哑口无言，三观全毁了。外婆得意了：“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

        后来长大了我才闹明白里面是怎么回事。原来病毒性腮腺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其实那些巫医“治好”的大多都是一些自限性疾病。所谓的自限性疾病，就是疾病在发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能自动停止，并逐渐恢复痊愈，并不需特殊治疗，而是依靠人体自身强大的免疫系统来清除病灶修复损伤恢复健康。自限性疾病有很多：玫瑰斑疹、水痘、普通感冒、亚急性甲状腺炎、轮状病毒肠炎等等。除了这些正儿八经的疾病之外，还有一些是连疾病都算不上的症状，例如头痛啦，落枕啦，跌打损伤啦……这些疾病或者症状就好像日食一样，不管你有没有敲锣打鼓，过段时间都就会好起来。但是当局者迷，身处其中的人看到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关系”，会很自然地把治疗的行为看成康复的原因，而且都是“亲身体验”的，这就是有些巫术能流传至今的其中一个奥秘。

        当然，古代也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种神神叨叨的巫术的。《史记》记载“神医”扁鹊有“六不治”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信巫不信医”——你相信巫术而不相信医学，对不起，另请高明！相当傲娇。而与扁鹊同时代的古希腊的“医圣”希波克拉底也对这套诉诸超自然力量的巫医学说很方反感，他认为疾病并非神赐的，也不是恶魔附体，而是由于人体中四种体液的不平衡而导致的。这四种物质分别是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它们对应了当时哲学的水、火、土、气四种基本元素，它们在人体中的比例不平衡，人就会生病，要想治病，就要想办法让它们恢复平衡。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没错，这和中国传统医学里面的阴阳五行学说很类似，只不过中医是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体液说是四种，其实古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也有类似的学说，但它只有三种元素：风，胆，痰。无论是五种、四种还是三种元素，这种充满哲学思辨意味的医学理论相比起鬼神致病理论看起来还是进步了不少，有了那么点学问的感觉，治疗手段也不再是念咒和祈祷，变成了调节饮食、草药、放血、催吐等疗法。

        不过虽然从外观上看传统医学比巫医似乎靠谱了很多，但是它们里面认识因果关系的方法论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传统医学怎么判断治疗的效果呢？无非也是一个人生病了，去找医生看病，大夫给出治疗，病人康复了就认为疗法是有效的——这种简单根据时间顺序得出治疗判断其实是有重大逻辑漏洞的，正如前面那个“猪头腮”的故事，我们根本无法判定“痊愈”到底是由于治疗还是疾病自身发展的结果。那么医学界后来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们先从一件旧事开始讲起。

        1747年，英国皇家海军一艘战船航行在浩瀚的大海上，许多海员开始脸色苍白浮肿，牙龈出血，皮肤也出现了瘀点，关节疼痛。当时船上的随船军医詹姆斯·林德知道，这是坏血病。坏血病是一种古老的怪病，但到了大航海时代才随着远洋船队的增多而引起人们的重视。得了坏血病的人首先是牙龈出血，皮下出血，然后是牙齿松动脱落，最后全身溃烂，呼吸困难，只能被扔到海里。坏血病在当时是让海员谈之色变的夺命瘟神，给航海船队带来极大的打击。15世纪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船队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线，他的160个船员中就有100多人死于坏血病，而16世纪麦哲伦远洋船队200多人的船员因为坏血病只剩下35人到达目的地。当时人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病的确切病因，有人说是因为血液变酸，有人说是传染毒素，甚至还有人说魔鬼附身。由于病因不明，当时人们的治疗手段当然也是千奇百怪：放血啦，淋血啦，还有人发现得病的船员都很懒，认为坏血病是偷懒引起的，还强迫船员拼命干活……

        当然军医林德并不相信这么扯淡的分析，他根据之前的资料和知识，认为可能是由于海员缺乏某种营养导致的，但又不知道到底是缺乏的是什么。他之前也搜集过一些语焉不详的传说，有的说给病人吃大蒜就能治，有的说喝苹果汁，也有说是柠檬汁，但都没有人证明过确切的疗效。眼看着海员就要一个个死去，林德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他在船上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他挑选了12名病情严重的海员，将他们分成了6组，首先给每个人配备了一些相同的食物，麦片粥、饼干，羊肉汤等，确保他们不会饿死。然后在此基础上每一组分别增加一种传说可以治坏血病的食物，大蒜、芥菜、柠檬、苹果汁、醋等，让患病海员每天就吃给出的套餐。6天之后，林德发现吃橘子和柠檬的组员竟然基本康复了，而其他组却病情没有什么起色。林德根据这一实验结果认定柠檬可以治疗坏血病，马上上报，并写出了《论坏血病》发表他的实验，最终英国海军部推广了林德的疗法，通令全部海军官兵每天都喝柠檬汁，因此英国人还用“柠檬人”来称呼自己的水兵和水手。结果英国海军很快挣脱了坏血病的魔掌，大大降低了海军减员，最后英国得以缔造日不落帝国，林德是要记上一功的。

        一直到很后来，1959年科学家才彻底搞清楚疾病的全部机理，原来是因为人类肝脏缺乏一种酶，无法自身合成维生素C，只能从食物中补充。而当时的海员由于缺乏新鲜蔬果，因此缺乏维生素C导致了这个疾病，而林德给他们吃的柠檬里恰恰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当然在当时连“维生素”概念都没出来的时代下，这些道理林德不可能理解。但是他却发明了一种判断药物疗效的有效方法，林德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在那艘海船上他做出了人类医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照临床试验。有了对照组，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那些我们认为的因果关系是否真的存在。还是拿猪头腮作例子吧，之前不是无法确定痊愈是自身还是巫术吗？我们就找两组得了猪头腮的病人，将其中一组定为实验组，用巫术的方法都画个虎字；另外一组叫对照组或者控制组或者空白组，除了没画虎字之外，性别、年龄、病情等其他条件都与前面的实验组尽量一致，然后我们一起观察病人的状态。最后如果发现只有画了虎字的实验组病好了，那才能得出巫术有效的结论，如果两组痊愈率差不多，只能证明巫术只是多此一举。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对照试验看着很简单嘛，简单是简单，可您千万别小看它，要知道医学家们就是用这把“小刀”，锯断了多少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参天大树”！许多医学对照试验结果发现，很多理论上应该有效的医疗方案或长期使用的传统疗法被证明无效甚至害大于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放血疗法。

        放血疗法在很多国家地区的传统医学里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就说放血能治疗癫狂、头痛等病症，不过中医认为血还是很宝贵的，不敢轻易放走，所以中医的放血疗法是以针刺某些穴位或体表小静脉而放出少量血液，血量一般在10-15毫升，扣扣索索的。但在西方传统医学放起血可就大方多了，从450毫升到2.5升都有，一个正常成年人也就有5-6升血，这几乎就放掉了一半，甚至还有放掉3.7升的例子，这个人我们等下再聊。为什么西医放血这么狠呢？因为根据希波克拉底那套理论，生病是因为人体内的四种体液失去平衡，治病就是调理体液恢复平衡状态，其中放血就是主要的一种“调理”方法。而另一位著名医学家，古罗马时期的盖伦认为，血液经常会“过剩”，放血是为了排出体内过量或不健康的血液。放血疗法还认为血管和身体各个脏器都是对应的，放哪里的血能对应治什么病，例如放左臂静脉的血治疗脾脏的病，想治腰疼和蛋疼就要在膝关节的后侧和踝关节的内侧开刀，还要根据病人的年龄、体格、季节、地点……真的博大精深！放血的工具叫柳叶刀，后来英国著名的医学期刊就用了这个名字，足见放血疗法在西方的影响之深，这是后话。

        后来放血疗法随欧洲殖民传到了美洲大陆，开枝散叶。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人里面有一名德高望重的大夫叫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他创建了美国医学教育体系，当时美国四分之三的医生都出自他门下，本大夫被尊称为“美国的希波克拉底”。他本人就是放血疗法的推崇者，在他的推广下放血疗法在当时的美国自然是十分流行。1793年，费城黄热病大爆发，不断有病人被送到本杰明大夫的诊所，本大夫拿起柳叶刀就开干，每天给100多个病人放血，放出来的血就倒在后院里，后来都成了一片血海，吸引来的苍蝇像云雾一样笼罩在那里。当时有一个记者叫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觉得有点不正常，加上他本来就讨厌独立份子，于是决定调查此事。他翻阅了费城的死亡报告，发现本大夫诊所里的死亡率居然比其他地方还高！科贝特马上写文章攻击本大夫的治疗，还嘲讽本杰明和他的学生们为人类人口减少作了突出贡献。本大夫看了气不打一处来，我是费城英雄啊，当时费城居民很多都搬离了疫区，这里面还包括不少医护人员，但是我和我的学生依然坚守岗位毫不退缩，这种高风亮节你不颁个“感动美国”给我就算了，还诋毁我？！本杰明大夫一气之下就以诽谤罪起诉了科贝特。当时法院还不具备做医学临床试验的条件，所以还是判了本大夫胜诉。但是就在法庭宣判的那段时间，1799年12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华盛顿也病倒了，咽喉发炎。华盛顿本人也是很相信放血疗法的，他自己家黑奴病了他就给他们放血，好几次都康复了。这回他也让管家给他放，后来私人医生赶到又给他放，再后来又来了两个名医，他们还都是本杰明大夫的门下，再继续放呗。最后仅仅只是得了咽喉炎的一代天骄华盛顿在半天内就这么被放掉了共3.7升的血液，超过一半的血没了，当晚十点撒手人寰。科贝特的报道，华盛顿的死亡，让人们对这个千古流传的万能疗法产生了一点点的怀疑，不过也只是一点点而已。

        10年之后，苏格兰军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开始认真研究放血疗法，他采取的方法就是詹姆斯·林德使用的对照临床试验，他把366名患病的士兵平均分成3组，3组的病人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类似，所接受的治疗也一样，唯一不同就是两组病人不放血，一组病人接受传统的放血疗法，结果是不放血的两组分别有2和4个病人死亡，而接受放血疗法的组竟然死了35人。不过遗憾的是汉密尔顿的实验结果没有得到发表。又等了10年，法国人皮埃尔·路易（PierreLouis）发表了他7年时间对近2000名病人的临床观察，发现放血疗法明显增加了病人的死亡率。以后的数十年时间，医学界里反对声音的逐渐加强，不断的科学证据都证明放血疗法对病人的伤害，同时医学的进步开始从更清晰的角度去解释疾病和治疗。终于，在不断涌现的新证据面前，放血疗法连同它代表的传统医学，再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体现再多哲学理念，也不可避免地被人们慢慢抛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一种全新医学逐渐浮出水面：基于临床证据的现代医学时代来临。

        对照试验只是一个开始，后来随着安慰剂效应的发现，盲测成为检验疗效另一个强大武器。“安慰剂效应”是1955年美国毕阙（HenryK. Beecher）医生正式提出来的，但它的发现要从二战讲起。当时毕阙医生还是一名随军麻醉师，在攻占意大利南部海滩战斗中，伤亡惨重，镇痛剂吗啡很快用完了。但是还有不断有伤兵被运过来，他们都嚎叫着管医生要吗啡，这可怎么办呢？有一名护士只好用生理盐水代替吗啡，注入伤员体内，同时安慰士兵注射的就是强力镇痛剂。这本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无奈之举。但接下来发生的事着实让毕阙大夫和护士都傻眼了：注射完盐水后，伤兵居然纷纷停止了哀嚎，疼痛止住了。这件事给毕阙医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战结束后毕阙医生回到美国哈佛，开始了一系列新的测试药物疗效的实验。1955年，他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强力的安慰剂》，第一次指出就算药物本身没有任何疗效，但是吃药这个行为本身就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在论文中他根据自己的测试结果指出当时数十个常规药物的效果其实只是来自安慰剂效应。毕阙医生提出了一种新的检测药物疗效的方法，改进了原来的对照试验，让一组病人吃真药，另一组病人吃安慰剂，然后对照两组的疗效，要求真药的疗效必须强于安慰剂才能认定为有效药物。这在当时医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此以后，在测试药物疗效的临床试验中，与安慰剂组对照成为开发新药或疗法的不二规则。安慰剂也做成了和药物一样的外观，但里面一般是玉米粉，病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的是真药还是玉米粉，是“盲”的，所以这种试验就叫单盲试验。

        单盲试验很好地过滤掉了那些仅仅是因为“吃药”本身产生心理暗示而形成的虚假疗效，比原来的对照试验更严谨，但事情还没有完。后来科学家发现不仅药物会对患者产生积极暗示，连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的行为也会产生暗示。医生或护士的眼神接触、安慰鼓励的语言、认真的态度、对治疗的信心，甚至诊室的环境、药物的颜色都会对病人的疗效产生影响。如果进行测试的医生知道哪一组是吃真药的，并且这个医生希望这种药物得到通过，他对这组病人就可能格外的耐心，治疗过程也会格外正规，而相反，当医生知道这组病人吃的只是安慰剂，就可能比较糊弄，这些差别最终会影响测试的结果。所以后来索性把医生的眼睛也蒙起来——不告诉医疗人员哪组是安慰剂组哪组是实验组，所有的结果由第三方机构去统计和评判，这就是双盲对照实验。这种测试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病人的安慰剂效应和医生的主观偏好，成为了判断药物客观疗效最有力的证据，现代医学的“金标准”。

        其实这种“盲法试验”并不仅应用在医学领域上，而是成为科学研究中普遍采取的一种研究方法，因为安慰剂效应和主观偏好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再给大家举几个其他领域的有趣例子。

        上世纪70年，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行业老大可口可乐比千年老二百事可乐更好喝，但百事公司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两者的口味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于是判定人们对可口可乐的偏好只是被品牌所牵引，一种歧视！于是1974年百事公司发起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市场营销活动——“百事挑战”。他们在各种超市摆开阵势，把两种可乐的品牌符号隐掉，变成一杯标着M的百事可乐和一杯标着Q的可口可乐，让来往的顾客去“盲品”，然后选出更喜欢的一杯，最后统计发现更多的人在不知道品牌的前提下更倾向于标着M字的百事可乐，这个结果自然是在百事的意料之中，但却让可口可乐公司和当时的美国消费者大跌眼镜，人们纷纷开始怀疑自己的味觉，难道真的应该换个牌子喝了？但可口可乐到底是大公司，他们迅速组织调查，并对这个挑战予以了有力回击。可口可乐公司照葫芦画瓢地做了一次挑战，但与“百事挑战”不同的是，这次标记着M和Q的两个杯子都倒上了可口可乐，结果M组还是获得了大多数人的青睐。噢，看来可乐本身并不重要，人们只是更喜欢M这个字母而已！皮球又被踢回到了百事公司这边，百事公司重整旗鼓，挑战又来了：这回咱什么字母都不标了，两被外观完全的一样的可乐，纯盲喝！结果还是多数人选择了百事可乐。后来可口可乐又解释，这只是因为让消费者喝一小口，所以会偏向口味更甜的可口可乐，如果一整瓶喝下去百事可乐就会腻死你！尽管如此，但“可口可乐更好喝”这种观念算是破产了，越来越多人转向了百事可乐，连可口可乐公司的信心都动摇了，后来1985年可口可乐直接放弃了沿用99年的老配方，启用研发的新口味，这又导致大批喜欢旧口味的顾客的流失，他们不断打电话和写信投诉，很幽怨地说：可口可乐，你变了……

        不仅是味觉会受到传统观念的干扰，在音乐界同样有这样的例子。小提琴界有一个传统观念：那些名家制作的古董小提琴拉起来更好听，拥有一把名琴在小提琴事业上如同获得魔法加成效果，这导致这些名琴享有数千万的身价。而现代的制琴匠即使再努力，设计再合理，工艺再精良，音色也无法与老琴比肩，而身价也只有老琴的零头。但偏偏就有一个小提琴专家不信这个邪。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这样一篇论文，法国小提琴专家弗里茨（ClaudiaFritz）组织了一批当今顶级的小提琴演奏家来到一个可以容纳300人的音乐厅试琴，发给他们的小提琴里有6把业内备受推崇的古董名琴，也有一些新做的琴，然后让演奏家蒙着眼睛，单纯靠听觉去选出音色最好的小提琴。这是一个演奏者和聆听者都不知道小提琴身价的标准双盲实验，最终谁赢得了这场“小提琴好声音”盲选呢？一把新制的小提琴，更讽刺的是实验中最不讨人喜欢的恰恰是一把名琴“斯特拉迪瓦里”。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想说明一个道理：这个世界的复杂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过去人们运用简单直觉和推理来获取的知识体系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可靠，其中可能夹杂着大量由于不自觉的偏见和武断而导致的谬误，这些错误的知识和观念可以无伤大雅，就像敲锣打鼓拯救太阳那样，大不了费点力气，或者像古董小提琴音色更好那样，大不了花点冤枉钱；但如果这些错误的知识是涉及医学领域，那就可能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了。但是幸运的是我们有科学，这里说的科学并不是指课本的知识和结论，而是指如对照组、盲法这些科学的思维方式，它们代表了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努力摆脱经验、错觉的误导，纠正过去粗浅和错误的认知，探寻世界真相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很快，但也可以很漫长。

        传统医学到现代医学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方从十六世纪维萨里开创人体解剖学开始，到二十世纪基于证据体系的循证医学确立，用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过渡，但在我们国家，直到今天传统中医仍然有如此之多的信奉者，关于中医存废的论战自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起到前段时间的把脉验孕挑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仍然没有共识，而且夹杂着越来越多民族主义的政治因素，现在很多人都不想趟这趟浑水，但由于它关乎健康和生命，又不得不谈。



        谈到中医问题最多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说中医不靠谱？我明明通过中医治好了我的很多病！”从前面的讲述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单纯凭直觉依据时间先后来得出的“因果关系”太过粗浅，并不可靠，后来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渐渐懂得了运用理性主动设计实验来验证因果关系，古代的传统医学和现代的循证医学的分水岭就在于此。现代医学是通过有大样本的双盲对照试验来确定药物或疗法有效的，而反观中医呢？至今没有一例中药能通过严格的双盲对照试验，所以中医并没有得到现代医学体系的认可。那为什么看中医病就好了呢？这里面的因素太复杂了，有可能是疾病误诊，有可能是疾病自愈或自行缓解，有可能是安慰剂效应……太多的可能会误导你对“痊愈”的错觉，而真正有效的治疗是要通过科学验证的，但很遗憾，中医的治疗还没有通过这种严格验证。

        我们从前面可以得知，西方传统医学的逐渐土崩瓦解，是从对照试验开始的，设立对照组，观察判断疗效，去伪存真，但中医几千年下来却没有看到这种思维。中医药学典籍中经方验方古方偏方浩如繁星，汗牛充栋，但多是不断互相摘抄，几乎没有人去验证它的疗效是否真切，没有统计过多少人治好多少人没治好，更别说双盲对照试验了。《本草纲目》作为中医药学的典范，里面至今还有大量令人哭笑不得的记载。例如在八月没有月亮的夜里向着北方吞下乌鸡蛋可以隐形。再例如里面说到治狐臭的妙方：鸡蛋两枚，煮熟去壳，趁热夹着，冷了之后扔到三岔路口，千万别回头，如此三次狐臭就好了。还有众多子虚乌有的食物禁忌、孕妇禁忌，怀孕吃螃蟹孩子横着生出来，吃兔子肉孩子会兔唇等……这些药方还残留着巫医时代“取象类比”的特征。有朋友不乐意了，罗胖你也别净挑不靠谱的说，中医药书里也有好方子。我这里先不去讨论有没有好方子的问题，而是说中医发展了几千年，却一直没有形成一套类似对照试验这样判断疗效的可靠方法。中医和中国很多文化一样，崇古思想很严重，越是古老就越正确，恨不得向原始人讨教医术。后人对前人盲目的跟从，缺乏自我修正机制，你质疑古人那你就是自己没有领悟好，是你自己的学艺未精。这导致的结果就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时间越长，堆积的错误就越多，看似博大精深，其实积重难返。



二，对待未知领域的敬畏



        有人可能要说了：“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就像说《易经》不符合英文语法！”“西医没搞懂的问题还有很多，应该对未知的领域保持敬畏。”

        首先我再重申一遍，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医”其实是指现代医学，而不是古代希波克拉底那一套已经被淘汰的西方传统医学，“西医”转变为现代医学后，已经不再有东西方的区别，它和其他自然科学遵循着同一种标准——观测，实验，证据，逻辑。现代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各国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晶，人类的共同知识财富了。“西医”和中医的区别是不能用不同语言来类比的，向语言、美术、音乐这些人文、艺术学科，讲究的是特色、是多元化，国画可以很好看，油画也可以很好看，二胡可以很好听，小提琴也可以很好听，它们不会冲突。但是基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是没有两套标准体系的，更加没有因为国家而不同学科，大家什么时候听说过“中国物理”、“美国化学”、“德国生物学”这类奇葩称呼呢？噢，除了李森科的“苏联遗传学”，一朵臭名昭著的伪科学奇葩。除非你证明世界上存在两种逻辑：普通逻辑和中国逻辑，否则现代科学几百年来一点点摸索出来的这套求证方法和原则是不能被无视的。

        再到对待未知领域，我想说的是现代医学其实比中医要敬畏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审视一下现代医学和中医之间有些什么区别，首先我们来看理论层面。

        中医的医学理论最核心的就是阴阳五行学说，而其中的理论源头就是天人感应的世界观，《黄帝内经·灵枢》里面是这么证明的：“您看，天圆地方，人长着圆圆的脑袋四方的脚底来对应它；天有日月，人有两只眼睛；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春夏秋冬四时，人就有四肢对应。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这就是人与天地相互感应的证据啊！” 现在我们看来这种归纳是相当有问题的，但就这么归纳出来的“天人感应”却成为了中医非常核心的世界观，地位等同于欧式几何中“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这种公理，后来还根据这些所谓的“对应关系”，发展出了一整套人体脏腑器官对应着五种颜色、五种情绪、五种味道的学说，相生相克，相乘相侮，博大精深。而在现代医学的前身——西方传统医学里，也有着类似的“理论基础”，例如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希波克拉底四种体液对应四种基本元素，老希还说过一句话：“谁要是不理解占星学，那就不是医生而是白痴。”他提出的黄道带人把星座和人体部位对应起来，后来西方传统医学里发展出了一派奇葩的星占医学，认为人体也有一个与天上对应的“小宇宙”，把天上的星座、时辰和疾病，人体，草药对应起来，后来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也被认为是彗星光临的后果，这也是跟古代中国占星师的“灾星论”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西方传统医学其实与中医也差不了多少，那是什么把西医从这些神神叨叨的泥潭里捞出来的呢？这里我们不得不讲到一个人：1514年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安德烈·维萨里。

        16世纪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刮得最鼎盛的时候，人类的知识和观念都进行着前所未有的重大革新，不过当20岁的维萨里昏昏欲睡地坐在巴黎大学听解剖课的时候，这股变革之风还没有吹进医学界。巴黎大学的解剖课大概是这样子的：在教堂式的教室里，教授站在高高的讲坛上一字一句地朗读着古罗马御医盖伦1500多年前写下的人体解剖知识，下面坐在长凳上学生听得快要睡着了。当然也会有实践课，所谓的实践课就是请一个理发师过来在动物尸体上划拉几刀——当时的理发师都兼营放血手术，学生只能围在旁边看几眼。同学都看得心惊肉跳，维萨里却觉得这种实践课无聊透了，为什么呢？原来维萨里家族是个医学世界，曾祖父是医学教授，祖父是皇室御医，他老爸是皇家药剂师，平时就喜欢解剖小动物，维萨里从小就看这玩意儿长大的，你想巴黎大学这种解剖课怎么可能满足得了他呢？起初维萨里申请了解剖助理的职务，为的就是自己亲自操一下刀，当时维萨里的同学还嘲笑维萨里：你堂堂一个医学生怎么干这些低等的脏活呢，人体构造学习一下盖伦的医书不就行了吗？维萨里心想你们懂个屁，古罗马时代根本不让解剖人体，盖伦医书里的那些所谓的“人体结构”其实是他根据解剖狗、猴子的发现直接搬到人体上的，拿着这些知识给人治病，指不定闹出多少人命呢！靠这种解剖课学人体结构，还不如去请教卖肉的屠夫！然而即使是当助理，维萨里大学里能接触人体的机会也寥寥可数，维萨里后来他想出一个主意：他找了几个要好的同学，趁着夜色偷偷溜出校门，去到巴黎市中心的圣婴公墓挖坟，把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搬回去偷偷解剖，这种行为在当时既违反法律又有违道德，但维萨里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后来维萨里还跑到刑场里，亲自爬上绞刑架，把已经腐烂不堪的犯人尸体一块块捡起来装到袋子里，偷偷运回去，在昏暗的灯光下重新拼接出一幅完整的人体骨架。正是这些“丧心病狂”的行为，让维萨里对真正的人体结构越来越熟悉，对解剖学也越来越精通，他发现了盖伦医书里上百处的错误，他决心自己重新写一本关于人体解剖的书。

        终于在1543年，29岁的维萨里出版了这本划时代巨著《人体结构》，此书系统地描绘了人体的骨骼、肌肉、血管、神经和内脏等，是史上首次收录了丰富图解的解剖参考，把对人体结构模糊不清的西方传统医学拉上了科学化的正轨。插一句，也刚好也在这一年，另一本巨著也出版了，这就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维萨里的《人体结构》不是一本枯燥的医书，即使你现在翻开这本巨著，也会感到惊奇。维萨里当时特地找来了大画家提香的弟子扬·斯特凡为他画插图，里面的人体并不是像现在教科书里那种两手一摊目光呆滞的教具，经过斯特凡的艺术加工，那些人体有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在书房里沉思的，在绞刑架上哀嚎的……真的是“有血有肉”，爱憎分明，站在了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这种医学家和画家的携手合作还引起了后世的效仿。虽然维萨里在书里指正了学术权威盖伦200多个错误，但在本书的序言里他还是很客气地写道：“我在这里并不是无端挑剔盖仑的缺点。相反地，我肯定了盖仑是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他解剖过很多动物。限于条件，他没有解剖过人体，以致造成很多错误，我只是帮他完善解剖学，揭开人体构造的奥秘，仅此而已。”维萨里都已经这么“辩证地看待问题”了，但这本书的横空出世还是遭到了当时保守势力的疯狂抨击，这里面还包括了维萨里当年的老师西尔维（Sylvius）。西尔维骂他是疯子，狂徒，“维三流”，维萨里说盖伦根据狗的骨骼解剖推理得出人体的腿骨是弯的，其实完全是信口开河，人的腿骨当然是直的，还用自己的人体解剖图给出了证据。西尔维给出了这样的辩驳：其实在盖伦时代人的腿骨就是弯的，只是因为后来人经常穿裤子，腿骨就被绑直了，如果人一出生就不穿裤子放任自然，腿骨还是弯的。后来还有来自当时教会的抨击：根据《圣经》男人的肋骨应该就是比女人少一根，每人身上都有一块砸不碎的复活骨……在种种非议下，维萨里一怒之下焚烧了自己所有未出版的手稿，后来还被宗教裁判所控诉，在国王腓力二世的力保下改判去耶路撒冷朝圣，最后归航时50岁的维萨里客死异乡。虽然晚景凄凉，但他的《人体结构》后来被重印，在半个世纪后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了当时欧洲医学界的通用教材。随着人体结构不断被认识，原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那套玄幻色彩的学说逐渐被抛弃，现代医学已经建立在对人体生理根基牢固的认识之上了。

        相比之下，中医这边又是什么情况呢？必须承认，中医也是有解剖学的，在《黄帝内经》里就清楚记载着各种脏器的大小重量，后来也画过几张描述人体结构的图，不过由于自古以来的中医都不去学解剖，跟那时的西医一样，都是靠着古人的认识去学，中医对人体结构并没有成系统的解剖学认知，其中也夹杂着大量的错误和模糊不清的概念。举一个例子：五脏六腑是中医对人体主要器官的概括，五脏是指心、肝、脾、肺、肾，六腑是指胆、胃、小肠、大肠、膀胱和三焦。其他都没什么疑问，但这个“三焦”可玩死了古往今来的中医大夫们。三焦到底是啥？有人说是淋巴、胰腺和神经系统，有人说是整个胸腔，也有人说三焦里包含着体内三个部分心肝脾肺肾这些脏器，是一个总称，还有人说“三焦”根本没有实体，只是一个功能称呼……各自都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但就是谁也不服谁，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中医等待着它的维萨里，但这个人迟迟没有出现，最接近维萨里的人物是清朝的王清任。

        王清任是清朝中期京城的一个大夫，他和维萨里都是一个特别轴的人。他读古代医书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毛病，尤其是论及脏腑的地方，简直是自相矛盾不知所云，他觉得“著书不明赃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赃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于是愣是花了四十二年时间去求证，写成《医林改错》一书。这本书开篇就用了上千字对古代医典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一通火力全开的疯狂吐槽，其中也有吐槽“三焦”的，翻译成白话大概是这个样子：“说到三焦就更搞了！《黄帝内经》说手少阴三焦主上，足太阳三焦主下，这就俩三焦了吧！《难经》论三焦说事有形之物，后面又说三焦是无形之气，又是俩三焦！王叔和所说的三焦是有名无状，可陈无择说肚脐下的脂肪膜就是三焦，袁淳甫说人身体内一层颜色最红的是三焦，虞天民说三焦是腹腔，金一龙还有前三焦后三焦只说，你说都数不过来啊！连有形无形都没争出个门道，还说什么上下三焦呢？本源一错，后面的讨论完全就是在瞎琢磨啊！”

        古书这些脏腑论辩多不胜数，王清任越看越乱，决定亲自求证，但哪找人体来解剖呢？嘉庆二年，王大夫刚满三十岁，路过滦州一个小镇，当时正好里面小孩子闹瘟疫，死了好多人。那些没钱的贫民就用席随便一卷就埋了。那个镇里有一个奇葩风俗，故意埋得浅，让狗去吃夭折的孩子，这样下一胎就不会夭折。所以当王清任路过乱葬岗的时候，好多夭折的孩子就被野狗咬得开膛破肚，王大夫不顾避讳，每天清晨就专门到乱葬岗里观察这些死尸内脏，这才发现古书里的各种错误，竟然连脏器数目的多少都不对。后来王大夫又跑到刑场看人家千刀万剐，再询问一些刽子手，终于搞懂了内脏，并绘成了新的脏腑图。王清任是中医历史中为数不多敢叫板学术权威的一条汉子，他的怀疑和求证精神可以和维萨里比肩。但他这本《医林改错》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跟维萨里的《人体结构》可就没法相提并论了，首先王大夫本人并没有亲自参与解剖——也不会，没整过。他只是看着画，甚至听别人的讲述想象着画，由于王大夫本身没怎么学过画画，他也没有找画家帮他，所以他的脏腑图那个画工确实有点儿童简笔画的风格。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医并没有统一的学界共同体，也没有学术期刊这些讨论平台，仍然在各说各话，王清任耗费毕生心血写成的这本《医林改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世的中医也一样翻着错漏百出的古书学脏腑，给人治病。中医就这么痛失了一次与科学对话的绝好机会。王清任的努力就这么付诸东流了。

        从维萨里和王清任两人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医学家们都认同一点：“医学必须建立在对人体结构清晰的认识上。”而且在认识的过程中，他们遵循了共同的准则，那就是实证——大家都不要讲什么大道理，咱就来看证据。所以他们也许不喜欢维萨里嚣张的性格，但对于维萨里的解剖证据都是服气的。人体解剖学发展的结果就是外科手术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反观中医，他们并不认为治病必须要知道人体结构，不仅自己不学解剖，还鄙视那些挖痔补疮的民间实践，认为他们都是些不懂医理的俗人，认为一切外科都可以用内科的方法治疗，动刀子多low啊！因此绝大多数中医大夫就这么心安理得地凭着对人体结构稀里糊涂的认知来给人治病，这难道能算是对未知领域保持了敬畏？



        说完了生理，我们说说药理。现代医学已经为许多疾病提供了各种很有良效的药物，但是同样还有许多疾病没有特效药甚至无药可治，对于这些情况，现代医学都是直接承认的，哪些病还不明原因，哪些病还没有特效药。但在中医眼里，就没有治不了的病，因为根据古书，一切疾病无外乎内生五邪和外感六淫所致，治疗方法也不外乎八纲辨证，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这种理论自信导致了号称能“清热解毒”的板蓝根成了“万能神药”，非典也用它，甲流也用它，H7N9还用它，总之一出现疫情，板蓝根就会被抢购一空。中医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边界，无论是SARS、艾滋病、各种癌症，甚至埃博拉都能“辨证施治”，而实际上先不说治疗，中医能不能靠自身正确诊断出艾滋病患者呢？连HIV病毒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治疗又从何谈起？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又从何谈起？

        跟万能神药板蓝根不同，现代药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药”）从开发到上市，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测流程，先在试管和培养皿里做离体实验，然后是动物试验，搞清楚药物会对身体发生什么样的作用，有没有毒，然后才是人体试验，至少三期临床，规模从小到大，确定对人体的安全性，摸清毒副作用，然后是验证疗效，确定用药剂量等等。为什么这么复杂？因为这都是有前车之鉴的，二甘醇致死事件，反应停致畸事件让药物的毒副作用引起医学界高度重视，上市的药物必须通过严苛的药检确保安全。但中药不搞这套，直接就给人吃，也没有统计，吃死多少吃好多少没数，有什么副作用也是“尚不明确”，谁对生命更尊重？谁对未知领域更敬畏？



        有人可能要说了：“中药都是几千年用人试出来的，有毒的话早就被发现了，还会用到今天吗？”没错，要是吃了立马翘辫子的东西估计很难会把它列入药材，可如果是那些慢性毒，吃了一点没事，长期吃才会显露恶果的东西呢？谁又能猜到是哪种食物有问题？说到这里，要给大家说一宗困扰医学界多年的上的悬案。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巴尔干半岛的多瑙河谷地的村庄里流行着一种奇怪的肾病，伴随着肾衰竭的还有输尿管癌症，到了晚期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得病的全是农民，男女得病机会均等，而且往往都是家族性的，只有在青少年期迁离流行疫区的人可以逃过魔爪。医学界在五十年代开始注意到这种病，起初怀疑是环境因素，重金属富集或者是细菌、微量元素缺乏之类的，但后来都没有找到证据支持，由于没有确切病因，医学界只好把这种神秘的怪病称为“巴尔干地区性肾病”，尽管后来也不断提出新的假说，但都没有说服力强的证据，从此医学界又多了一宗悬案。不过谁也想不到，事情的转机竟然出现在一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上。1991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一个医生范赫维根（Vanherweghem）接到了两例奇怪的肾病患者，一般的肾病患者都年纪偏大，但这次是两位年轻时尚的靓女，经过仔细排查，范医生发现她们近期都在吃一种叫“苗条丸”的减肥药，但是调查发现这种减肥丸已经上市15年了，此前并没有引起这类肾病，后来才了解到这种药新加入了一种中药粉“广防己”，因此范赫维根医师推测是这些中草药导致了两位女性的肾病。第二年范医生又发现了7例这种肾病，又是清一色的年轻女性，而且全都吃过“苗条丸”，这些有了充分的证据，范赫维根立刻把它写成论文发表在了1993年的《柳叶刀》上，这迅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中草药肾病”这个词也被用来描述这种肾病。范医生后来又做了一个广泛调查，找到了70名同样因为吃了“苗条丸”而得了肾病的女性，惊讶地发现已经有30人已经出现了肾功能衰竭，又发了一篇《柳叶刀》。新的病例还在上升，而且日本、法国也开始有此类病例报告，而且凶手的范围从广防己扩大为整个马兜铃科植物，研究发现马兜铃科植物含有一种植物毒素“马兜铃酸”，可以对肾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并引发尿道上皮细胞癌，“中草药肾病”的元凶终于确定了。英国、美国、比利时都开始禁售含有马兜铃酸的草药，2000年世界世卫组织向全球拉响警报，此后原来越多国家，包括我国台湾和香港都先后全面禁用所有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全世界掀起一股轰轰烈烈的反马兜铃酸热潮。中国的反应有点慢了，直到2003年才有所响应，新华社刊发了一篇“龙胆泻肝丸”的揭露报道，称此药就含有马兜铃酸。大批因为吃了该药而导致尿毒症的患者对北京同仁堂发起了集体诉讼。第二年我国把含有马兜铃酸的药物列为处方药，并发文加强广防己、关木通等六种药材的监控。不过直到今天市面上仍然售卖着大量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材。

        事情还没完，2007年，美国纽约大学药理学教授亚瑟·格罗曼（Arthur Grollman）发现了“中草药肾病”和医学悬案“巴尔干肾病”的症状如出一辙，难道它们就是一回事吗？格罗曼马上去到“巴尔干肾病”疫区之一的克罗地亚进行调查，当他听到这里的很多妇女也服用过中草药时异常兴奋，“半个多世纪悬而未决的巴尔干肾病谜案终于要被我破解了？！”但是当格罗曼访问当地医院正在透析的肾病患者时，却大失所望，没有人说自己服用过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格罗曼被打击得心灰意冷，准备收拾行李回家，然而就在回家前的最后一个下午，他在克罗地亚首都一家图书馆里居然又戏剧性地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上世纪30年代这一地区的马匹也患上肾病的记载，书上说马匹在一种名为“欧洲马兜铃”的植物里放牧后纷纷得病。格罗曼马上取消回程，马上去找找巴尔干半岛的农民问个清楚。通过走访和调查，格罗曼发现了农村里地农民在做面包的时候，小麦里被混入了麦田边的欧洲马兜铃种子，也就是说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们正是通过面包不知不觉把有毒的马兜铃酸吃进了肚子里！回国后格罗曼通过实验证实了自己的猜想，还指出了马兜铃酸的作用机理——不仅对肾有致命损伤，还能通过破坏人体DNA来引发癌症！巴尔干肾病和中草药肾病其实是同一种病，谜题终于解开了。格罗曼还指出马兜铃酸可能是台湾地区肾病患病率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因为这里马兜铃一直被当做中草药广泛用于传统医学，近1/3的台湾人都会消费可能含有马兜铃酸的草药。

        类似马兜铃酸的植物毒素广泛存在与各种植物中，除了植物毒素外还有各种动物毒素，例如蟾蜍分泌物，鱼胆这些都被当成中药；还有就是一些矿物重金属，朱砂会引起汞中毒，雄黄会引起砷中毒，都会毒害肝肾功能或者中枢神经，但古人就这么几千年吃下来了，如果不是现代医学发现有问题，相信中医还会让人继续吃下去。当然，在没有化学的中国古代，中医没有发现这些毒害作用情有可原，但在已经有全面药检技术的今天，有人却选择无视医学界的新发现新证据，依然坚信老祖宗留下的药材肯定好，真的不知让人说什么好了。

        中药“安全无副作用”是彻彻底底的谎言，相比起知根知底的现代药物，中药的毒副作用可谓有过之无不及，而且来得更复杂更隐秘，指不定啥时候就中招，所以药物的毒理和副作用检测是必不可少的，这也体现了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和谨慎，对生命的尊重。



三，中医的作用和出路



        还有人可能会说：“中医真的有你罗胖说的那么一文不值吗？要辩证看问题啊！不要太偏激了！不要一棍子打死！”其实我本来是很讨厌“辩证看问题”这种提法的，因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哪对哪错咱有一说一，但有些人总要加一个“辩证看问题”进来搅浑水，生怕自己太“偏激”，总要找个相反的意见出来中和一下，以示理性客观中立，我们很多人就是被这套大词把脑子都搞乱了，最后导致什么也不敢表态什么也不去相信，一辈子就这么滴了。但是你如果硬要问我中医有没有一点用，我认为它还真的有点用。

        首先对于阴阳五行这套中医理论，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当成一种古代的文化保留下来，拿来治病不靠谱，但我们总能把他当成一种认识古代思维方式的工具，放到知识的博物馆里，看看古人是怎么看病的，它至少有一种历史价值。

        至于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这些个药物、药方、疗法，我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看过就算，但有没有可能还真有些好东西呢？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因为人类的医疗实践中经常能发现一些真正有用的药物成分，例如阿司匹林就是来自柳树皮，奎宁来自于金鸡纳霜，青霉素来自霉菌分泌物……当然实践中的发现未必跟理论有什么关系，例如秘鲁土著巫医用金鸡纳树治疗疟疾，我们不能因为金鸡纳霜的确能治疗疟疾从而相信巫师“鬼神致病”的理论，同理，中药能治病也不代表中医理论很高明——只是因为医家发现了有效药物，然后反推它的属性从而把它纳入理论体系罢了，一个典型的循环论证。

        那么中医里到底有没有靠谱的东西呢？有，例如古书记载青蒿可以治疟疾，尽管后来这个青蒿被换成了黄花蒿，但最后屠呦呦在验证了上万种草药无效之后，终于在《肘后备急方》里发现了青蒿，并用现代的方法将其有效成分青蒿素提取出来，制成了抗疟新药。不过讽刺的是这个方子在古代并没有引起重视，被淹没在了茫茫无效的药方中了，导致当时康熙的疟疾时太医束手无策，只能靠洋人传教士送来的金鸡纳霜解救。说远了，既然我们不能说古书的药方全是错的，那么就来验嘛，用现代的双盲对照试验去筛选嘛，没准能找到下一个“青蒿素”呢。还有针灸，现在已经被很多国家认可的确有镇痛作用，只是到底需不需要按照穴位来扎有不同意见——很多对照试验发现不按照穴位扎一样能达到止痛效果。不管如何，“废医验药”是当前反对中医者的共同主张，只是这个“验”是谁来做，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应该交给民间，交给市场，交给爱好中医的人来做，不要占用国家资源，你如果真的有前景，又何愁没有资本注入呢？当前要停止开动国家机器对于中医大肆宣传甚至吹嘘，停止对中药药检网开一面，执行双重标准。

        中医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为相信中医的患者争取安慰剂效应，在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领域，就是替代医学大展拳脚的地方，甭管有用没用，至少对患者来说是一个心理安慰呀，死马尚能当活马医，何况这不还没死呢。我们有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自由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所以我反对将中医赶尽杀绝，谁看中医抓谁！这可不行，侵害自由。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就是在吃中药的时候要避免前面说到的有毒中药，不然这个病没治好，反而肝肾被整没了，那可真是得不偿失了。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总是在不断演进，经历着从表面到深入，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的结论时常在变化，甚至有反复，但基本的认知方法仍然是观测——建立模型——预测——修正，这是科学的基本方法，也是科学的精神所在。中医代表了中国古代的医疗水平，但随着人们对生理和疾病的认知不断深入，大量的新知识、新证据、新方法不断涌现，许多传统的知识体系已经被证伪，但由于民众对这些新知识并不一定了解，所以才会被种种出于直觉、经验的错觉和错误知识所迷惑，站在了支持中医的队伍上。



       在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诞生前，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已经统治了一千多年，它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创立了“本轮”“均轮”的概念来解释一些行星的“逆行”——它当时几乎可以解释所有天体的运动，也可以用来指导航海活动，所以人们对它的信仰异常坚定。但随着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的一系列发现，一种全新的宇宙观逐渐展示在世人面前，然而从《天体运行论》1543年出版到伽利略1642年死去，日心说才成为欧洲的主流宇宙观，也就是说欧洲人民花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把观念扭转过来。那咱们中国这边又是什么情况呢？1876年，晚清一个小秘书李圭被派出差，历时8个多月一路向东环游地球一周，写下了《环游地球新录》，其中有一段话：“地球像个球一样，绕着太阳走，太阳不动是地球在动──我们中国知道这个道理的人还是有的，但相信它的十个人中只有一两个。我一开始也很怀疑，我这次出差环球旅行之后才真的信了。”

        在科学史上这种事情还有很多，观念的变革从来就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常常是坚持旧观念的人逐渐死去，新的一代人带着新的观念逐渐掌握了世界的主导权。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医之辩我想大家也不用这么焦急了。我不认为这一席话能迅速扭转大家长期以来的观点，更不奢望能说服那些坚定的中医粉，我只希望中间派，或者根本没怎么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能从中得到一点点新思路，种下一颗小种子，也许它将来就能慢慢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