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雾霾重来说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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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重来说柴静

2016-10-18 莫之许 口炮党人文存
2015年12月2日，柴静入选了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100大思想家”，而就在本周，重度雾霾再度袭击北京，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0以上的pm2.5指数，更有人用专业粉尘计数设备，录得2000多，甚至6000多的指数，雾霾如此糟糕，让人不禁想起了一年前轰动一时，也是此次柴静因此入选百大思想家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如网友“破破的桥”就感叹道：“回顾柴静纪录片引发热议之后......大家在争吵中又呼吸了一年雾霾。我们失去了改变现状的意愿和能力。”

断桥这样的感叹多少显得有点矫情，毕竟，禁止柴静纪录片继续传播的，并不是网友的争吵，而是官方的禁令，让改变现状的意愿和能力消失的，也更多是现行体制的高压，而不是争吵带来的厌倦。

针对“破破的桥”这样同情式的理解，也有对《穹顶之下》直言不讳的批评，张雪忠先生贴出旧文“防止雾霾不能‘从我作起’”，批评这种“将公共问题私人化、抒情化和泛道德化的恶劣习气”。

在张雪忠先生看来，雾霾是一种公共危机，解决公共危机，是专属于政府的责任，从而，重要的是民众要能控制政府，并通过政府去解决公共危机，“一个真正有公民意识的人，并不会动辄进行自虐式的自我归责，并试图避开政府去尝试各种于事无补的私人化努力，而是要对政府进行严正的质询和问责。”

我大体同意张雪忠先生的上诉观点，但也略有不同。在我看来，公共问题私人化、抒情化和泛道德化的流行，还有其独有的形成机制。

公共问题私人化，是公共参与堵塞的后果。在极权体制下，民众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公共权利，缺乏有效的公共参与渠道，甚至，只要尝试介入公共事务，还会遭遇到维稳，甚至是专政打击，然而，民众又不可能脱离公共事务而独活，公共问题的出现，个体依旧需要作出应对，长期处于这种参与不能，而认知上和心理上又需要处理应对的困境之下，造就了这种回避实质参与的替代方法。

公共表达渠道被阻塞，并不能消灭或压抑公共诉求，因此就必然发展出间接的、替代的、扭曲的方式来转折表达。长期以往，人们会适应替代表达而不适应直接表达，并可能产生至少两种心理效应：

一是买椟还珠效应，以替代途径为正朔，而抵制直接途径；二是习得性无助效应，丧失直接表达能力。因此曲笔、伪托、嘲讽为风尚，而排斥、抵制甚么诋毁直言批评或抨击。

将集体行动替换为个人选择（私人化）、将实质参与替换为情感带入（抒情化）、将公共制度问题替换为个人伦理问题（道德化），都是为着缓解个体认知上和心理上的焦虑，而被创造出来的替代方法，这才是公共问题私人化、抒情化和泛道德化流行的大众心理基础。

张雪忠先生的批评有确切的对应物，近些年来，在公共问题上采用这种私人化、抒情化、泛道德化的方式，大有泛滥之势，除了上述属于极权体制下的一般大众心理基础之外，在我看来，也与大陆特有的市场化进程，或者说市场新极权现实有关。

首先，市场化产生了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以及更为强大的参与需求。作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获益者，该阶层已经基本满足了自身的生理、安全、归属等私性需求，而越来越在意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社会性需求，而要实现此等需求，就不可能离开社会化、公共化的参与和贡献，于是，可以很容易地就观察到，新兴社会阶层有着对公共参与的普遍需求，甚至是焦虑，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涌现出来的上百万志愿者，微博时代诸多公益和公共事件的关注热潮，都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市场化提供了新的话语平台。市场化也意味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包括文化消费，也因此催生了所谓的市场化媒体，以及随后的网络表达空间的出现。这一新出现的文化消费空间和表达空间，与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同步：新兴社会阶层旺盛的参与需求，大多经由这一空间或平台而得到表达，这一空间或平台，又因为获得了新兴社会阶层的接受而具有更多影响力，更多商业上的价值。

最后，巨大的需求、新兴的平台，共同造成了特定话语的兴旺。在新兴的话语平台上，一种以新兴社会阶层为主要对像的话语逐渐形成，这一话语主要由以下几个内容构成：一是整体上亲自由化的观念表达，一是变革路径上，普遍的求变怕乱心态，一是针对旺盛的参与需求的各种替代方案。

这一话语形式的出现并非偶然，大陆市场化进程是在极权体制的大框架下展开，公共参与渠道并未同步开放，而是大体维持着权利限制格局，更为吊诡的是，大陆的市场化进程开始于1989年悲剧以后不久，从一开始就与公共参与的冻结状态相伴随，因此，不仅巨大的公共参与需求并不能得到真正的释放，连公共参与这一诉求本身也不能过多地表达，于是，巨大的参与需求只能以一种隐晦、间接、扭曲的方式来表达：

具体而言，主要是两种方式，其一，是以所谓去政治化的方式，将相对不那么敏感的公益事务，作为公共事务的替代品，以此缓解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焦虑，比如免费午餐等公益行动，固然有其自身价值，但却被放大为“柔软改变中国”的公共解决方案；

其二，则是张雪忠先生所谓私人化、抒情化、泛道德化的方式，将本应是公共参与、集体行动，制度取向的问题，转换为情感带入、个人选择和伦理指向。以情感带入为例，微博上点蜡烛之类，就是对真正的公共参与的替代，“围观改变中国”、”一人一票、改变中国“之类的表达，就是将必不可少的集体行动，替换为一种个人选择，而“你光明，中国便不黑暗”之类表达，就是用一种伦理担当，替代了必要的制度变革，简言之，这其实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回避掉了公共参与堵塞这一根本问题，而推出的鸡汤话语，除了缓解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焦虑之外，几无意义。

柴静的《穹顶之下》虽然揭示了一些现象，但在根本上，依旧属于鸡汤话语之列，强调“从我做起”，看上去挺美，可是，没有集体行动，就无法实现努力与回报的对应，绝大多数个体都会选择不作为的搭便车态度，以致企业，政府都不会感受到任何直接的压力，雾霾当然只会越来越严重。正如张雪忠先生质问的，那些曾经骂过他的人，“在过去半年里，你们是否真的曾为防止雾霾，自觉作出一些个人化的努力，比如少开车、少开空调等”？

不仅如此，“从我做起”不仅不可能在现实中发挥作用，还通过提供“从我做起”这样的虚假选项，掩盖了权利剥夺才是雾霾危机根本原因、掩盖了缺乏结社自由从而无法集体行动这样的真问题，事实上，上面所提到的鸡汤话语，也大多是是这样的同构产物，作为公共参与不可、集体行动不能，制度改变不得之下，诉诸于情感带入、个人选择、道德诉求的替代产物，这种鸡汤话语因为切中了巨大需求的痛点，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且尚能通过体制的审查，因而获得广泛的传播，但是，除了一点心理安慰作用之外，这样的广泛传播，也带来了更多的副作用，通过传递某种虚假希望，这些鸡汤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遮蔽掉了本应获得正视，也远为严峻的现实和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张雪忠先生，这确实是一种“恶劣习气”。

2015年12月5日，原题为“公共问题不需要鸡汤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