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扉客：这桩公案，项俊波能脱得了干系吗？

bridged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落马这两天来，看到几篇文章刷屏，都在谈9年前《财经时报》停刊旧事，大意是说《财经时报》停刊是因为报道了农行负面，而被时任农行董事长的项俊波以及项背后的大领导施压所致。


这倒勾起了我对这桩陈年公案的回忆。


《财经时报》停刊事件是我认真追过的选题，也认真做过采访，对象包括《财经时报》末代总编邵颖波、副总编刘冬、正在哺乳期的当事女记者崔帆、在中南海长大的老记者申小雨（当时一两百号人的《财经时报》，只有申等寥寥几个人有署发记者证）等，记得还采过两位出版署官员，也和吴征杨澜夫妇联系过，但未获回音。


按照CN15-0080的刊号归属查询，《财经时报》其实是一家科级单位，隶属于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这个处级和尚，主管单位则是内蒙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这个厅级衙门。


这份报纸，最早归属于联办旗下的财讯传媒集团，正式用《财经时报》这个名字，应该始于于1999年，和《财经》杂志差不多是同时诞生，2004年底由联办转手到吴征杨澜夫妇的阳光控股媒体集团旗下。


这次易手，名字虽然未改，《财经时报》元气大伤是毫无疑问的。记得和崔帆喝咖啡聊天时，她也感叹没有联办这个靠山后，出去采访很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了，像周正毅案报道的那种绝世荣光很难再有。



（2003年周正毅案报道是财经时报的巅峰时期）


无论归属联办还是阳光，地方媒体要尽量想办法待在北京，用异地办公的方式换来最大限度接近资源的居高临下态势。类似《财经时报》这个情况，在2000年前后刊号资源还很紧俏的媒体界很常见。


如老牌财经媒体《经济观察报》本是山东的刊号，总部一直在北京。


因国网帝国一篇报道停刊的《商务周刊》，本是福建的刊号，总部也在北京。


时政类文摘杂志《看天下》、我曾服务过的博雅传播机构旗下媒体《博客天下》杂志和《财经天下》杂志，主管单位都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但总部和办公地都在北京。


更不用说赫赫有名的《财新周刊》，在挂靠到全国政协旗下之前，刊号曾先后在海南、浙江等地徘徊，而总部始终在北京。


在京媒体的目标与风格，和刊号归属地的政治气候与管理文化之间，往往水火不相容。这个奇怪的异地归属，必然会带来一个变态的格局。


一边是市场导向，一边是政治导向；一边是做新闻，一边是搞宣传；一边是放眼全国，一边是在地需求。


这中间的冲突，往往只能靠包括管理费上缴和个人寻租在内的利益公约数来调整，个中苦衷，常常令媒体一方苦不堪言。


《财经时报》当然不会例外。所以在停刊这个事情上，其实存在一个五方博弈：


    财经时报社

    报社资方阳光控股

    报社主管单位所在地内蒙方面

    报道对象所在地湖南方面

    报道对象上级单位农行总行


细细梳理2008年的《财经时报》停刊整顿事件，简要过程如下：


7月11日，《财经时报》刊发记者崔帆采写的《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稿件；


7月15日，农总行发布回应声明，指该报道“完全是用谎言炮制而成的虚假新闻”；


8月11日，农总行发来农银函（2008）102号函件到《财经时报》，提出包括开除当事记者和公开赔礼道歉在内的三点意见；


9月25日，《财经时报》宣布被上级主管部门停刊整顿三个月（2008年9月8日到12月8日）。




问题在于，停刊整顿期满后，《财经时报》并未能如期复刊，该报就此关门。这说明，真正的危机其实发在停刊整顿期间的五方博弈里。


时过境迁后，回顾我当时的采访记录，再和再来谨慎复盘，基本可以推演如下：


《财经时报》采编团队自不用说，都希望熬过这个危机，尽快复刊，不要重蹈5年前《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整顿后就此销声匿迹的覆辙。


农总行方面，正是筹备上市的关键节点上，项俊波虽然强硬要求报社开除当事记者、赔礼道歉并澄清事实，但未必希望事态升级。毕竟那是个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还有杀伤力的时代。真要走到停刊这一步，就是一个吸引眼球的公共事件了。


被报道刺伤的湖南方面，除了向农总行寻求帮助外，循迹追踪到这家北京报纸的主管单位所在地内蒙古，向主管单位告状。而彼时，曾在湖南任职多年的内蒙最高领导人储波也即将退居二线。


并不清楚内蒙湖南方面是如何沟通协作的，但南北合流后的官僚体系惯有压力在放大数倍后，最终传递到了时报背后的资方身上。


而阳光控股在完成资本运作的腾挪变现之后，一直在筹划将这份盈利能力并不算强的报纸转手。在政商罅隙之间长袖善舞的吴征杨澜夫妇，早就不耐和越来越严苛的内蒙方面虚与委蛇，拖了三个月仍未找到下家后，选择索性关门了事。


记得李大同老师曾撰文评论此事，说阳光控股老板讲了一句很牛逼的话，“不能把自己的新闻理想的大厦建立在内蒙古这片文明的沙漠之上”。


我一直觉得，这话可能拔高了这对夫妇的品行，但对阳光控股来说，选择关门确实可能是一个性价比上占优的理性决策结果。


所以公道地说一句，这个五方博弈最终未能成功，直接走到报社关门这一步，虽然肇始于农行报道，项俊波也确实彼时任职于农总行，但时报关门的根本原因，和农总行与项俊波的关系倒不能说是十分大，和《财经时报社》采编团队本身关系当然也不大，问题应该主要出在湖南和内蒙方面、阳光控股这三方。


曾在财经时报任职的资深财经媒体人贺江兵亦认为我这个推演比较接近事实。他在彼时已离开《财经时报》任职《华夏时报》，但在该事件中机缘凑巧，受托成为农总行和《财经时报》之间的协调人，算是当事人之一，其信息管道和看法应该靠谱。


据当时《财经时报》的停刊整顿公告，主管部门认定报社违反了以下新闻宣传纪律。


    媒体不得异地监督

    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

    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


这三条，基本是所有市场化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第一条更是所有地方媒体的原罪。据称，《吴敬琏致函蒋彦永》、《周正毅“上海帝国”崩塌》、《杨斌候审》、《县城失血，滕州谋求省辖》、《新农村建设引发出国考察潮》等文章均在处理决定中被点名。


因你懂的原因，我这篇稿子最终未见报，甚至未完全成稿，至今还躺在我硬盘的素材库里。那年的《财经时报停刊始末》和第二年的《老妈蹄花出炉记》，是我从央视跳到南都周刊以后，唯二两个未能采写刊出的选题。


记得当时触动我做这个选题的缘由，是因为我也刚刚在几年前的2003年经历了《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事件，颇有物伤其类之感。


现在还记得我采完老邵后，见到《财经时报》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后墙上贴着的：研究无禁区，新闻有纪律。


我用N73手机随手拍了下来。这十个字，仿佛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