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组织、IS与穆兄会：政治伊斯兰在历史脉络中的不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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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IS与穆兄会：政治伊斯兰在历史脉络中的不同道路
卢南峰／整理
2017-06-21 14:04  来源：澎湃新闻

2017年6月13日上午，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国务院宗教与全球事务办公室高级顾问彼得·曼达维尔（Peter Mandaville）受邀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发表主题讲座“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主持讲座。
要理解当代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的发展，就必须理解这些运动的历史起源。在美国，人们在脑海中往往倾向于将不同的组织混为一谈，比如ISIS、穆斯林兄弟会、真主党、“基地”组织……许多伊斯兰运动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而曼达维尔试图搞清楚，不同的历史轨迹如何导致当代政治伊斯兰的不同取向。
在回到历史之前，曼达维尔提示了几个核心的理论问题。首先，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出现，是由于外因还是内因？换而言之，是将其理解为宏观的全球变化、国际政治秩序以及外来文化和经济压力的产物，还是具体到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环境去解释？第二，政治伊斯兰的兴起根植于意识形态因素还是结构因素？这是一个重要的争论，现在正在影响华盛顿的政治和政策辩论，政治伊斯兰是不是不可避免的由意识形态所驱使，而这种意识形态根植于伊斯兰宗教信仰中？还是对政治、经济、安全、冲突等机制结构性变化的回应？第三，纵观整个穆斯林世界，政治伊斯兰表达呈现高度多样性，比如历史上著名的穆斯林社会组织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1928年创立于埃及，现今几乎在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分支，理论上它们分享了同样的意识形态根基，但是它们的议程、宗旨和路径，都受到每个国家具体环境的影响，所以第三个问题是每个国家特定的环境和因素怎样作用于政治伊斯兰的外在表达？
18世纪政治伊斯兰的起源：复兴主义VS改良主义
18世纪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时期，世界维度的急剧变化召唤了政治伊斯兰的崛起。从17世纪到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势力崛起，在中东和穆斯林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土地被欧洲殖民势力占领，奥斯曼帝国悄然衰弱。这一形势在伊斯兰学者中引起了争议和讨论，他们意识到，他们似乎面临一个问题：伊斯兰文明衰败了，而欧洲文明看上去更加先进，所以他们不得不给出一个诊断，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以及怎么解决？
此时，崛起了两股重要的思潮，如今成为伊斯兰内部重要分歧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基地组织”、ISIS与穆兄会的区别，前者拒绝民主国家的立法建构，而后者选择参与选举和民主体系，这一重要区别产生于17、18世纪。
第一个思潮，我们称之为伊斯兰复兴主义（Islamic Revivalism），这里的关键人物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ul Wahhab），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个人物是谢赫·瓦利乌拉（Shah Wali Ullah），一个主要活动于印度的保守主义宗教学者。他们对于伊斯兰文明在17、18世纪衰弱的诊断是穆斯林远离信仰的结果，穆斯林任由宗教受到外国的破坏，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简而言之，就是需要一场伊斯兰净化运动，摆脱外国文化的影响，回到更加基础的、保守的、刻板的、文本主义的（literalist）信仰阐释中。
第二股思潮稍晚出现，它来自军队，叫做伊斯兰改良主义（Islamic Reformism），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哲马尔丁·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和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思想家以及政治活动家。在19世纪后半叶，他们急切地眺望西方，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经济体系、现代政治机制，这些都是伊斯兰没有的。伊斯兰曾在几个世纪里占据科学领先的地位，伊斯兰曾是世界上最繁荣和充满活力的贸易力量，所以伊斯兰可以把技术和经济搞得很好。他们认为，伊斯兰没有理由不能成为现代世界的领袖，而它之所以没有这样的思想和能力，是因为伊斯兰学者和领袖们变得懒惰。因此，应该做的是，在律法层面上复兴、鼓励、改良伊斯兰的知识传统，使之与时俱进。他们的分析不同于复兴主义者，他们不认为信仰已经遭到破坏或者不纯净，信仰本身没有问题，要变得现代和成功，只需要在思想和知识生产上变得更加活跃。
阿富汗尼本人是一个活动家，他创立了一个运动，叫做泛伊斯兰（Pan-Islam）。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他严格借鉴了卡尔·马克思的想法，当他环顾穆斯林世界，发现主要的国家都面临共同的处境，都处于欧洲殖民势力的占领之下，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失去的只有锁链。”阿富汗尼说：“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你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失去的只有欧洲帝国主义。”他鼓动全世界的穆斯林基于宗教身份认同发起一个反殖民运动，形成全球共同体。他的运动失败了，从未真正实行，因为它有一个竞争者，就是民族主义。差不多同一时期，许多反殖民斗争，比如在印度、南亚和非洲，都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以民族认同回应欧洲帝国主义。大多数人更能认同这一理念，因为当你告诉一个摩洛哥穆斯林，你要和一个马来西亚穆斯林产生共情，他们中间隔了六七千英里的距离，讲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历史，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你告诉人们，你要和讲着相同语言，有着共同背景，分享同一历史的同胞联合起来，建立免于外部干预的独立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叙述。所以普世宗教认同，在与20世纪兴起的特定民族认同的竞争中，民族主义无疑胜利了。
阿富汗尼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非常相似，他是一个跨国活动家，从波斯前往法国，在法国花了很多时间出版反殖民的时事通讯。他如果活到今天，也许会是一个社交媒体活跃用户，他能够理解如何用传播技术传递政治目的。阿富汗尼最重要是学生是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后者是20世纪早期一个伟大的埃及改革者，虽然他在著名的宗教大学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受训，但深刻地卷入到埃及的社会改革，他倡导向所有埃及年轻人提供基础教育，包括女孩在内。他这样一个宗教人士成为了改良主义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有趣的现代化现象。
曼达维尔认为，我们有可能从这一时期的复兴主义和改良主义两股思潮和群体中理出一条线索，建立复兴主义与“基地”和ISIS的联系，以及改良主义与穆兄会的联系。即便我们现在的新闻主要是关于ISIS的，但曼达维尔认为，政治伊斯兰的历史主流是穆兄会。
“一战”后哈里发的废除：宗教VS世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是奥斯曼帝国的终结和拆解，以及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直到此时，穆斯林世界才有了现代政治机构。因为ISIS的宣传，我们熟知哈里发（Caliphate）这个词，哈里发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后的伊斯兰阿拉伯政权元首，这一机制被设计用来为穆斯林社会提供宗教和政治领导。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哈里发制度立即被创设，在此之后阿拉伯世界一直有一位Caliphate，或者拥有Khalifah或者Caliph头衔的人（Caliphate、Khalifah、Caliph均为“哈里发”之意）。到了公元9世纪到10世纪左右，这一头衔不再具有“统治穆斯林全部领土”的意思，因为穆斯林领土变得分裂和碎片化，各种各样的伊斯兰帝国、王朝和王国兴起。但是，从公元632年一直到1924年，始终有一个人象征性地拥有哈里发头衔，在大约1300年时间里延续了一个未曾断绝的谱系。
1924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在凯末尔讲话的指挥下，土耳其国民议会废除了哈里发头衔。对于这一事件，当时大多数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如丧考妣，实际上绝大部分人根本不在乎，因为长期以来哈里发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它不过是一个符号，他们有更加迫近的问题需要处理。但是，哈里发的废除在伊斯兰学者中引发了一场危机，他们不得不去解释，伊斯兰信仰对此该如何回应。
这以一场辩论的形式展开，主题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伊斯兰该如何处理与20世纪早期出现的崭新的世界秩序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某些层面上也可以是，对于伊斯兰而言什么是合适的政治体系。这场辩论中同样有两个关键性的思想家，第一个是来自埃及的学者阿里·阿卜杜勒·拉齐格（Ali Abd al-Razig），他主张伊斯兰并不需要一个政治体系，因为《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及一个政府应该这样或者那样。《古兰经》清楚地表述了一些统治原则，比如统治者与人民之间需要有磋商，但《古兰经》从未规定一个特定的政府体系。所以拉齐格得出结论道，任何政府体系都能够运用于伊斯兰，只要政府的实践方式包含在信仰的价值和教导中。
另一个思想家是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他是叙利亚埃及人，宗教学者。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从中世纪的证据和文献中得出结论，哈里发是一个传统政治机构，理论上伊斯兰应该有一个哈里发体系，但是20世纪早期的现代环境并不适宜维持这个体系。相反，需要在民族范围内建立伊斯兰国家，拉希德·里达和现代政治伊斯兰之间能够勾勒出一条直接的线索，他的思想成为现代穆斯林创建伊斯兰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并非一个实践者、活动家、政治家或者运动领袖，而是一个著书立作的思想者。
这里我们还需要介绍另一个关键人物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一个埃及人，他不是一个伊斯兰学者，不是一个满脸胡子的老头子，从旧书里走出来劝人为善，他是在埃及现代教育学院里学习的现代学校老师，教授地理、社会研究和现代题材。他住在埃及苏伊士河岸边的一个叫做伊斯梅里亚（Ismailia）的城镇，抬眼就能望到苏伊士运河。当时苏伊士运河被英国深度占领，在埃及是殖民力量的持续生动的展示。班纳最大的关切和忧虑在于，埃及的现代化面临失去文化身份的风险，在埋头赶路的急剧变化中，人们遗忘了埃及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伊斯兰宗教，所以他在1928年开创了一个社会运动，叫做穆斯林兄弟社会（Society of Muslim Brothers），今天我们简称为穆兄会（Muslim Brotherhood），这一组织在社会、学校和清真寺运作，其宗旨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在现代社会确保宗教在埃及人民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很快，这一运动彻底政治化，进入政治，参与选举，并越来越倾向于对抗埃及国家，最终迅速与20世纪伟大的埃及统治者迦玛尔·阿卜杜尔· 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摊牌。
纳赛尔不仅是一个埃及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阿拉伯领袖，一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主张在阿拉伯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联合中东所有的阿拉伯人。再者，他还是一个第三世界领袖，在冷战情境下，他非常有意识地避免埃及与美国或苏联任何一方结盟，以期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是不结盟运动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教导和政治活动是相当世俗的民族主义，与穆兄会相互猜忌，导致了宗教与世俗的对抗。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及其政府试图掌控埃及的宗教机构，确保它们教授的伊斯兰教义与埃及政府版本的国家发展规划相适应，他想要确保宗教领袖和宗教人士无法成为其政治反对派。其中一个靶子就是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它是一所拥有清真寺的大学，爱资哈尔体系存在于全埃及成千上万的学校中，每个埃及人都在爱资哈尔体系中接受教育，它是一个巨大的教育基础设施。纳赛尔政府对其进行改造，将其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将爱资哈尔的长老领袖变为公务员，直接向国家总统报告。1954年，埃及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政治党派不得建立在宗教基础上，这一法律专门针对穆兄会，将其排除在政治之外。
穆兄会与埃及国家之间的对抗，也引发了穆兄会内部的危机，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发生了分裂，前者乐于在国家统治下运作，而后者则主张直接挑战国家。后者的思想领袖在20世纪伊斯兰思想中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中枢性人物，他叫做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他同样也不是一个宗教学者，而是现代学校教育系统出身，曾前往美国学习教育管理的最新趋势。库特卜无疑是现代圣战（Jihad）思想最重要的创立者。“圣战”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指的是战斗，但这个词最常见的用法指的是采取暴力手段的伊斯兰运动。库特卜在其著作中试图向读者说明，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埃及，穆斯林应该做些什么。他认为，埃及的现代领导者，也就是纳赛尔，正将埃及带回到贾西利叶时期（蒙昧时期，Jahiliyyah，这是一个阿拉伯词语，指的是穆罕默德受到天启之前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前伊斯兰时期），人们没有通往伊斯兰教导的路径。他指责政治领导层阻止人民学习并生活在信仰的教导和要求之下，这么做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有必要采取任何形式直接反抗它，包括暴力。库特卜是一个跨国思想家，他在复兴主义与改良主义之间画上了一条明显的连线，从改良主义开始，最终走向复兴主义。他在20世纪50、60年代鼓动对国家的直接反抗，也许是今天“基地”和ISIS最重要和最邻近的思想来源。他本人在1966年因密谋颠覆政府罪被国家判处死刑，但他的影响和阴影仍在持续。
20世纪70年代，纳赛尔去世，埃及新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el-Sadat）上台，他将埃及带到了美国以及西方的地缘政治轨道上来，而与苏联切断了联系。非常令人意外的是，他决定向宗教敞开自我，他认识到宗教的力量，认为如果自己看上去是一个宗教人物，将会在埃及人民中获得更多的合法性，所以他和自己的信仰做了一个交易。萨达特找到温和派穆兄会说，何不回来重启社会和宗教组织，国家会接受你们，只要你们不参与政治并公开拒绝暴力。温和派领导非常乐意，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暴力，所以70年代，温和派穆兄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回归运作。这也引发了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新一轮的对抗，后者分裂出去，离开穆兄会，创立了自己的孤立、小型但是高度武装化、暴力化的组织穆斯林社会（Takfir wa al-Hijrah）等组织，他们对埃及国家采取暴力行动，尤其针对警察和安全部门。这些团体成为当代萨拉菲圣战运动（Salafi Jihad）的前辈。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两条重要的支线，温和派穆兄会进入埃及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埃及公民社会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创设慈善网络，提供社会服务，最后取代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从而变得广受欢迎，我们知道他们最终找到进入政权的路径，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达到了戏剧性的政治成就顶点。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现代圣战思想的崛起
而另一条支线，形成于一个重要的年份——1979年，这是20世纪晚期政治伊斯兰发展最重要的单个年份。在此之前，除了学术专家和智库分析师以外，美国没什么人真正在乎复兴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没人在乎穆兄会和库特卜的区别。1979年发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从而把政治伊斯兰拉到了人们的视野。这对美国有一个直接的影响，伊朗曾是美国亲近的盟友，后来却发生了革命，美国外交人员被劫持，发生了人质危机，这也让霍梅尼成为一个偶像。但是霍梅尼的思想和我刚才说的思想系谱是没什么联系的，你可以把他当做一个复兴改良主义者，之前提到的复兴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是逊尼派，而霍梅尼和伊斯兰革命是什叶派。而其委员会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典型的什叶派政治思想阐释，其最终结论是宗教学者要自己直接掌握政府，换而言之，要建立神权政治，成为伊斯兰政府的典范。伊朗革命对于政治伊斯兰而言是一个重要事件，但它并不是我要说的主线，也不是从埃及暴力团体脱胎出“基地”和ISIS的解释。
1979年有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在宗教感召下抵抗苏联占领，这些战士以阿富汗圣战者（Mujahideen）闻名于世，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意味着“进行圣战的人”。你脑海中能够想象这样一幅图景，乡下山地间的阿富汗抵抗战士罩着长袍，戴着头巾，肩上扛着火箭筒，朝苏联直升机发射飞弹，这些飞弹据说还是由我的国家（美国）买单。抵抗侵略穆斯林领土的超级力量，这一思想让中东的穆斯林深受感召，所以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领袖开始组织志愿者团体，奔赴阿富汗参加圣战。更重要的是，他们中一个叫做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的人建立了整个思想体系，他与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思想领导群体有很强的联系，他写了小册子宣传，鼓励年轻的阿拉伯圣战者志愿前往阿富汗，与阿富汗圣战者一同作战。
其中有一个人阅读了这本小册子，决定前往阿富汗，他就是乌萨马·本·拉登（Usama bin Ladin）。拉登本人是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建造和工业公司家庭的儿子，在沙特拥有最好的经济地位，但他感到自己充满了伊斯兰责任，因为沙特正在腐败，而他想要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所以他奔赴阿富汗。他有能力搞钱，知道如何组织事情，知道怎么实现目的，所以成了阿扎姆的亲密搭档。而阿扎姆受到阿富汗经验的感召，提出了建立类似于伊斯兰全球圣战快速反应部队之类的东西，希望其有能力到全球任何一个穆斯林受到入侵或压迫的地方发动圣战，他提议将这个组织称为“al-Qaidah”，意为“阿拉伯基地”。“基地”从阿富汗经验中诞生，在此之后，拉登以“基地”为资源，资助圣战行动，前往波斯尼亚、车臣、菲律宾等地作战。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构成这一思想的最后一块拼图，他叫做艾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ahiri），现在仍是“基地”的重要领导人。他们三人并肩作战，不过传言阿扎姆和扎瓦西里不和。扎瓦西里最重要的思想贡献是，他对拉登说，我们不仅仅应该资助在车臣、波斯尼亚、菲律宾、巴基斯坦的战斗，这仅仅是被动反抗，我们还需要主动出击，不要局限于对抗穆斯林国家的腐败政权，而应该直接攻击他们的后台，换而言之，“基地”应该直接攻击西方。扎瓦西里从90年代中期开始思考如何操作直接针对西方目标的攻击行动，他们在1998年第一次直接攻击了西方目标——美国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大使馆；2000年，他们攻击了美国停靠在也门的战舰；2001年“911”事件，他们攻击了纽约和华盛顿，让“基地”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伊拉克战争：ISIS出世
我们已经在这幅地图上归置了“基地”，归置了穆兄会，还差最后一块拼图，就是ISIS。许多美国人第一次听说ISIS是在2014年夏天，它看起来好像是横空出世，这一叙利亚圣战组织突破国境，进入伊拉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收编了大量恐怖分子，占领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几个月后他们宣布重设早已在1924年废除的哈里发制度。
ISIS当然不是横空出世的，它是“基地”的一个分支，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不久后成立，创立者名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扎卡维是一个约旦人。扎卡维并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暴徒性质的罪犯，他更喜欢战斗和杀戮。他注意到美国入侵伊拉克带来的灾难性安全真空，所以流窜到伊拉克，建立了地方暴动组织，与美军和其他西方联军作战。他与躲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拉登和扎瓦西里取得联系，对他们说，请允许我在伊拉克以“基地”的名义行动，他名声很差，拉登和扎瓦西里不愿与他发生联系，但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他们仍然需要被关注，而此时却处于逃亡状态，所以他们勉强授权给扎卡维在伊拉克以“基地”的名义行动，我们称之为AQI（al-Qaidah in Iraq，伊拉克基地），但很快地，AQI与“基地”的关系也恶化了，因为它极端暴力，见人就杀，包括其他穆斯林，尤其是什叶派穆斯林，因为根据逊尼派伊斯兰的严格教义，什叶派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它杀害的穆斯林远远多于西方士兵。有一封信是扎瓦西里写给扎卡维的，他说，你能不能冷静一下，不要见谁都杀，你给“基地”带来了坏名声。扎卡维最终在2006年被美军杀了，2007年美军大量涌入伊拉克，成功将AQI暴动重新置于掌控之下，至少它转入了地下。
直到2012年，AQI以ISIS的名义在叙利亚重现，由神秘的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领导。在意识形态上，ISIS与“基地”有着相同的思想背景，但他们之间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果你问“基地”领导人，你怎么看哈里发国？他们会说，嗯，我们最终会实现的，也许是五十年后，也许是两百年或者三百年之后，这不是现在最紧要的，最紧要的是战斗。但ISIS在2014年宣称自己是“伊斯兰国”，他们说，我们不会等待哈里发，我们不想在未来去推进，我们现在就要创造它，我们想要鼓动人们来到这里，住在这里，并为它战斗，如果你是一个欧洲穆斯林，并且想要生活在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你应该移民到叙利亚或者伊拉克，住在一个崭新的哈里发国。由此，2014年，全球圣战最活跃的、最中心的吸引力，从“基地”转移到了ISIS身上。
未来的政治伊斯兰：不只有一个故事
曼达维尔表示，限于时间，他略过了很多细节。今天，我们正处于政治伊斯兰发展最令人捉摸不透神魂颠倒的历史时刻，在我们讨论的所有思潮中，最温和的是非暴力的穆兄会，它统治了埃及一年，最终在2013年被军方政变推翻，被迫转入地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的未来会怎样？当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被击败，摩苏尔被全球反ISIS联军夺回，后者正将目光投向ISIS的首都拉卡，一旦ISIS失去了其所有领土将会怎样？“基地”会复兴吗，“基地”有未来吗？
但是还有另一个故事，我们不常听说，因为它相当枯燥。我们之所以听了很多ISIS，是因为媒体喜欢ISIS，他们会鼓吹，戏剧性。我们也听说过埃及穆兄会，因为它迅速成功，又迅速走向失败，他们赢得了选举，试图运营这个国家，然后被军方政变赶走，所有的领导人被判处死刑。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体故事，它制造了这样的印象：政治伊斯兰生活在极端之中，要么非常成功，要么彻底失败。
但是，如果你环顾阿拉伯世界，会发现这种叙事是不真实的。在摩洛哥，执政党是通过民选产生的伊斯兰政党，其思想根基与穆兄会如出一辙，它叫做正义与发展党（Parti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另一个例子是，约旦民选议会中最大的反对派就是穆兄会。另外，伊斯兰政党最近在科威特议会选举中表现优异。我们也不要忘记，最近几年最能干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表现，是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它们都根植于大体上与穆兄会相同的伊斯兰主义。土耳其总统最近赢得了修宪公投，将政治体系改革得更加集权于总统，受到议会更少的监视，它让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最长能统治这个国家直到2029年。
政治伊斯兰要么失败困窘，要么变成恐怖主义的印象是不对的。所以，围绕埃及穆兄会未来的一些问题，围绕ISIS和圣战派的一些问题之外，在新闻标题之下，还有其他更加庞大、重要的政治伊斯兰表达，正在变成政治生活的常态和惯例。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中“幸存”下来的突尼斯，它是阿拉伯之春开始的地方，也是唯一一个国家，成功渡过了这些事件，既没有发生内战，也没有回到威权主义。之前的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Ennahdha）成功撰写了一部新的宪法，主动放弃权力，将国家暂时置于技术官僚政府的掌控之下，直到新的选举可以举行，他们让突尼斯顺利渡过难关。
所以，我们今天掌握的所有证据都表明，政治伊斯兰并没有一个可以被统一讲述的故事，因为在不同国家之间，它的表达，它的经验，它的未来轨迹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