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周濂（上）：后真相时代的公共讨论

bridged

访问周濂（上）：后真相时代的公共讨论 | 微思客大家访谈
Original 2017-08-30 周濂、微思客 微思客WeThinker
2017年3月底，周濂老师在美国波士顿接受了微思客的采访。在采访里，周濂老师谈到了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参与公共讨论，谈到他对于欢案的看法等等。为方便读者阅读，此次采访内容分成上、中、下三篇推送。

文后还会公布获得赠书的两位读者名单。请获奖读者火速联系小编，领取赠书。

Q:周老师我们从公共参与谈起吧！您觉得知识分子跟学者应该怎么样真正的了解公共议题？他们如何才能真正地参与到公共议题里面去？
周濂：过去这些年，政治与公共生活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自媒体发展迅猛，另一方面舆论审查和监控也日益严苛，社会整体的观念水位似乎有所提高，但人们的是非对错观念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的混乱，对于通过理性对话、凝聚共识这件事，大家已经失去了耐心和热情。当代中国的公共政治文化生态正在迅速地变成流沙状态，称之为“流沙中国”并不为过。

但是，哪怕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可讲的时代，一个讲了道理也没有太多人会倾听的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讲道理仍旧是他的使命和职责所在。当然，仅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道义担当是不够的，知识分子必须进入到具体的事理分析当中，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道理的展现。除了伦理上的“对”与“错”的区分，还需要掌握更多的实证材料，了解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要求知识分子放弃自上而下的启蒙者心态，与读者和网友平等地交流和沟通，一起探讨和追寻复杂世界的真相和真理。


Q: 那您觉得公共分子在策略性上是不是也需要改变一下？因为整个舆论环境跟2004年相比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这种策略性的改变是不是也会变相地影响到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可能性或者说发言的次数？

周濂：谈到策略，既有面对政治压力采取的策略，也有媒体自身逻辑要求你做出改变的策略。相比之下，前者是一个更为艰难的问题。我曾经在《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书的港版序言里把这个问题概述为“后极权社会的隐微表达”，打个比方，它就像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钢丝绳上耍大刀，但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是，在日益严苛的言论审查制度面前，我们耍的既不是大刀也不是匕首，而是东方不败的绣花针，这是一种类似于自我阉割的写作，因为如果想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文章，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遣词，绞尽脑汁地造句，用各种反讽、双关、隐喻去绕过无章可循的言论审查。我反复告诉自己，这种自残式的“墙内写作”是有价值的，因为我希望可以与墙内的人们一起成长，而这种成长首先就意味着呼吸、感受乃至理解那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对于他们的压迫和扭曲，只有了解他们的痛点与痒点，才有可能刺中他们的神经和穴位。我现在仍然相信它是有价值的，但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担心包括我在内的人的神经已经渐趋坏死，逐渐感受不到痛点和痒点了。

至于后一种策略的改变，我认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素养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这些年，每逢有热点出现的时候，就会在自媒体上面出现大量非常有洞见的专业分析。这会提醒我不要轻易地发言。不是说我怕站错了立场，而是说，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如果仅仅秉持几条抽象的道德原则，就匆忙地对这些充满了复杂性的事件进行三言两语的点评，是不负责任的。
Q: 自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包括发言的姿态、策略、态度；但是同时自媒体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比如说大量的虚假信息，热点出现之后的反转、打脸。 如果我们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当读者面对那么多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自媒体？
周濂：这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后真相时代“。面对海量的信息，人们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状态，真伪难辨，不知如何取舍，这当然是对每个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你必须要有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必须要有这种解读信息的能力。我认为后真相时代恰恰凸显出共同学习的重要性。如果说我们秉承着共同追寻事实真相、探求道理的初衷，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共同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不在乎真假、只在乎输赢，只是想要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大，那么公共生活和媒体的生态就会变得异常糟糕。

Q: 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如果书里面的描述跟现实有很大差距，当现实与我们秉承的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周濂：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嘛，但是我们也经常会说另一句话：“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规范性的理论，它是谈应然的问题而非实然地问题。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知识分子天然的倾向就是具有批判性，对现实多多少少有不满，挑肥拣瘦、说三道四，这是知识分子的本性和天职。

当然，这个世界越来越在向我们展现出它现实的一面，它狰狞的、丑陋的和顽固的一面。很多年轻人与生俱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者很容易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然后他迅速地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所以我总是在说我们需要有第二次机会成为理想主义者。这时候的这个理想主义，不是出自你的荷尔蒙，不是出自你的本能，而是出于你面对现实的种种阻挠、伤害，甚至于理想破灭，然后你痛定思痛，重新去检醒、肯定你的价值和你的理想，然后再次出发。我觉得这种再次出发的理想主义，可能会让你走得更远，但是大多数人可能第一次就彻底搁浅了。

（问）     所以第二次其实是一种选择？

对。不去选择，这是政治犬儒主义者的选择；没的选择，这是政治现实主义者的判断；有的选择，这是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判断。我们需要始终牢记于心的是，希望也许虚假，但理想永远真实。再出发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依靠情感与本能，而是借助理性的判断和痛苦的抉择重新成为理想主义者。可以这么说吧，理想主义的第二次出行。

Q: 老师您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您可以谈一下美国的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怎么参与到公共讨论中的吗？在美国，学者“参政议政”是怎样的一个氛围？
周濂：我在美国访学期间非常有幸地经历了美国总统选举。川普胜选的第二天，美国很多的大学，包括哈佛在内，都处于一种极度震惊到失语的状态，但是人们很快就开始发出各种声音。川普胜选之后我去费正清中心、法学院听了好几场公开的讲座，其中包括桑德尔的讲座。很多学者像马克·里拉、福山也在媒体频繁发表文章探讨这些问题。对于美国学者来说，参与公共讨论、在公共平台上发表对政治议题的意见，是他们非常习以为常、自然而然的做法。反倒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介入公共议题的讨论似乎是需要被justify的一件事情，你要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老师说到这里，我也想分享一个我这次来波士顿开会的一个小插曲。这次会议主办方在会议官方网站很醒目的地方放了一个声明，表达会议组委会对于川普限制令的反对。昨天开会的时候，一位presenter在她的演讲结束后，呼吁同行关注中欧大学有可能因为经费原因被停办的这件事情。在她之后，今天也有好几个人都在演讲结束后提到了中欧大学这件事情。大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合适的场合提到这些政治、公共话题，反而觉得我需要借这个场合去呼吁大家去关心中欧大学的同行 。）

那当然。大选前一天，美国政治学界的一百多名教授联名抵制川普，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知识分子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勇于介入到政治活动当中去，这种联名抵制就是一个直接的抗议和行动。不要以为只有左翼学者才这么做，1972年10月15日，包括列奥·施特劳斯在内的44名知名学者也曾经在《纽约时报》签名支持过尼克松，这可以说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
Q: 老师您刚才谈到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微思客读者问道，关心大陆改革的台湾知识分子，他们可以为中国大陆做些什么吗？
周濂：我特别感谢这位台湾读者，在今天的环境下依然有这种大陆情怀，非常难得。我最近跟很多台湾朋友谈的时候，他们都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包括香港人也这样，决定不跟大陆玩儿了。

（您是说学界吗？）

不仅是学界，我说的是整个社会的氛围，包括年轻人。以前的话，他们会把大陆、台湾、香港捆绑在一起，思考一个共同的未来。但是现在的话，他们会说，ok，我另起炉灶，我不跟你玩了。虽然他们知道在现实当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大陆永远要拉着他们一块玩儿。这位台湾读者在问说台湾能为大陆做些什么，对此我很感动，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大陆人，我实在没有什么立场要求他为我们做些什么。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如果能够保持充分地沟通和交流，就是很好的事情。无论是对台湾议题还是大陆议题，只要彼此还保持对对方的兴趣，我觉得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开始，最怕的就是彼此之间都已经失去了解对方的兴趣，同时又不断地对对方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

现在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大家只在谈论彼此，但不彼此谈论。其实无论是官方也好，民间也罢，我们对于台湾和香港都有很多陈见、偏见和刻板印象。说起台湾、香港好像滔滔不绝能说很多话，但其实对于他们整个的社会机理、运作方式、人情、民情和文化，了解的非常少。

Q: 老师您刚才提到，台湾跟香港不仅在学界，在社会上也越来越这种另起炉灶、独善其身的想法。而大陆也有很多对于香港、台湾的一些偏见。如果我们从大陆的角度来看的话，大陆人又能为破除这些刻板印象做些什么呢？
周濂：我觉得微思客这样的自媒体，是能做很多工作的。就比如说针对某些特定的议题，媒体不仅仅进行非常表面化的报道，而是通过深入的访谈和有深度的报导去呈现一个更复杂、更立体的台湾景观或者香港景观。

就拿我本人来说，我记得很清楚，我2002年去香港留学，当年的11月份我就有机会去台湾去参观台北和高雄两市市长的选举。此后我又去过台湾五次，加上在香港三年的生活，通过阅读和思考，跟朋友的交往，对港台社会才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改变一个成年人的既有观念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既要对观念的深入人心抱乐观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也要抱着打持久战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