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迷思：小生意者如何成为神话中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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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迷思：小生意者如何成为神话中的“企业家精神”？
在大公司日益因信息技术而支离破碎的今天，我们可以如何审视1980年代以来小企业与创业的神话叙事？
Benjamin C Waterhouse 2017/11/15 14:59 | 评论(0)A+
来源：界面新闻

1982年的纽约。
小生意（small business）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英雄。小企业主公认是努力和奋斗的，他们创造就业并推动经济发展。“小生意对国家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手撑起了澳洲的就业，”澳大利亚工党这般宣称。在西方民主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政党会反对这个说法。一名英国政府官员曾声称（当然，未经证实）95%的尖端创新都来自5人以下的小企业。又如讽刺作家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所言，即便美国的政治生态更加多元化，“小企业是经济的主心骨”这一论断仍然广受支持。在一个国际化大企业联合体与全球资本大行其道的世界，远近闻名的商业街小业主（Main Street proprietors，这个词一般与业界巨头与金融菁英云集的Wall Street即华尔街并列使用，系指以小店主和贩夫走卒为主的经济形态，是草根生活方式的象征——译者注）备受人们喜爱。

在高涨的热情背后，一个核心困惑仍然挥之不去：小生意在经济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它们是否在追求进步主义的目标？公众对各路业界黑马、创业高手及创新家的青睐，折射着他们追求独立、进步的美好明天的理想。不过，历史所揭示的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故事：一种独具吸引力的小生意神话，被放在了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吹捧起了小生意。其中尤以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发起的运动为甚，然而，他们名义上歌颂小生意，践行的却是另一种经济模式，它对创业者与独立的小企业主并无多大好处，最终把持特权的仍是大型国企和跨国集团。

尽管对小生意的推崇看似是资本主义的一项永恒特征，但深信惟有小企业家才是推动经济复苏的关键，却是一个新近才有的现象。1980年以来，富国的小企业在“大生意”的阴影之下逐步成长起来，其政治、知识以及文化力量也随之登上历史舞台。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自诩为哈里·杜鲁门总统以来第一个入主白宫的“小业主”。他承诺减少政府规制，以帮助小企业发展。来自小企业的政策说客此时也愈发活跃起来。成立于1940年代的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简称NFIB）原本主营调查业务，1980年代改制后一跃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游说组织，主要代表小业主利益。知识界也开始把眼光投向小生意。1970年，有8所美国大学开设了教授如何创办小生意的课程；到1980年，开课的大学数达到了137所。以企业家精神为主题的杂志应运而生。“沉寂多年，创办和经营自家小生意的人们终于成为了国民心目中的英雄，”一名评论者喜不自禁地说道。

这个现代小生意神话的建构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那就是1978年。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大卫·伯奇（David Birch）提出了一项论断——并且在国会听证会上重复过它——即1968年至1976年间，有80%的新增就业都要归功于小企业。批评者们很快就点出了此说的不妥之处：伯奇仅仅根据在某一确定地点工作的人数（如部门办公室、工厂或是商店）来界定企业规模，未考虑到企业雇佣人数的总和。事实上，无论是在1970年代还是在今天，新增加的就业岗位都主要都来自于少数处在迅速成长阶段的企业，大部分小企业要么倒闭（这反倒减少就业），要么维持原有规模不变。

伯奇随后承认他提出的80%的数字有些“流于荒唐”，但此类论断，显然在1980年代的政治修辞与流行神话中有其根基。“每10个新增岗位中有8个是小生意贡献的，”美国商会主席理查德·勒舍（Richard Lesher）说，该组织是美国最大的亲业界（pro-business）游说团体。

小生意也是现代资本主义最有力的象征之一。在人们眼里，小企业主通常具有优秀的品质，能够自力更生、独立自强——这些特点被美国国父托马斯·杰弗逊用来刻画前工业社会中的自由农民，而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诉诸它们来解释新教工作伦理，依韦伯之见，它们构成了19世纪后期工业资本主义的重要推动力。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小生意鉴于其有限的规模和体量等优势，能够避开那些大生意一般甩不掉的道德包袱——如官僚主义、操纵市场以及人人都当“老好人”的关系网络等。

与许多类似的象征一样，小生意这个词也是出了名的难以界定。美国政府1953年建立小企业管理局（简称SBA）时，曾将其界定为“独立所有、独立运作并……在其经营范围内不具主导地位。”如今，依据小企业管理局的资质要求，员工不超过500人、且每年营收不超过750万美元（尽管特殊情况下政府有权适当放宽标准）的企业，才能够拿到贷款。另一些质性方面的因素也左右着学者们对小生意一词的界定——譬如非科层制的管理模式，相对不太正式的劳动关系以及与地方社区的紧密联系等。具体言之，“小生意”涵括了极为广泛的商业功能，几乎无所不包：从小镇上的干洗店到一夜暴富的IT创业公司。我们对小企业的界定，大体上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d）大法官对色情出版物的界定差不多：看一眼就下结论了。

话说回来，历史地看，若没有19世纪后期“大生意”的兴起，我们其实无法有意义地谈论“小生意”。在规模巨大、实行纵向整合机制且结构极为复杂的企业组织问世以前，“小生意”可以说是既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觅，根本没人代表它说话。钢铁、原油以及香烟商算是大生意的第一批代表，1890年，美国通过了谢尔曼反垄断法，以保护小业主不受巨头垄断的不当损害。

“正是由于大企业、大政府、大高校以及大课题的强强联手，我们才有了如今的现代生活。”

现代“小生意”在政治意识上的觉醒，是20世纪早期才有的事，其契机，源自当时连锁经营模式的兴起。与反垄断传统一脉相承，反连锁运动（anti-chain movement）也意在捍卫小零售商的利益，协助其应对来自邮购公司与连锁店的强力挑战。

在美国，怀特·佩特曼（Wright Patman）众议员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他身形瘦小、微微秃顶，亲近民粹主义并支持种族隔离，是个为德克萨斯州乡村说话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在1928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时，这个佃农的儿子便设法把自己打造成“小企业守护者”的形象——表明自己也是“凡人”（common man）中的一员——以抵制银行家、业界巨头和连锁店对小生意的侵蚀为宗旨。1935年，佩特曼推动了一项限制大零售商折扣额度的立法，俗称“罗宾森-佩特曼法案”（参议院多数党党魁、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罗宾森与佩特曼合作，推动了该法案的出台），它最终成为法律，人称“小生意人的大宪章”。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担心这部法律会对经济复兴不利，但仍然做出迎合民意的姿态，签字使其生效。佩特曼以“公平”为由来为这份法案申辩——透过使所有买者享有相同的折扣额度（无论在连锁店还是个体零售店），它有力地打击了日趋集中化的财富和特权，同时还能保留连锁经营为消费者带来的利好。

然而，罗宾森-佩特曼法案其实代表着一系列小企业保护政策的终结，而非开始。在战后年代里，小生意人共同体高度分裂且羸弱不堪。“大即是好”的生意经风靡一时。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大企业、大政府、大高校以及大课题的强强联手，我们才得以享受现代生活——举凡医药、航空航天、计算机再到通讯业，无一例外。1976年，佩特曼以83岁高龄去世，草根对“大即是好”的反抗仍在进行，小生意也重新热络起来，但仍未夺回多少阵地。

不过，假使佩特曼活到80年代，他恐怕没法认可后来的政治家向小生意示好以及为其说话的新套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小生意的拥趸如佩特曼等人一直坚称：小企业内在地具有优秀品质，故而配享特殊保障，且这一点不因大公司的低价或高效而动摇。然而，到了1980年代，由于一连串的经济衰退、通胀、财政危机以及生产力的萎缩，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也换了一副面孔。自美国开始一直到西欧，再到澳大利亚，为小生意申辩的说辞完全变了个样：小生意之所以可欲，不在于其内在优势，而在于它是大企业臃肿与低效的一剂补药；它能够独立自主，且有望担当创新的先锋。

在1980年代，小生意的符号性政治诉求开始复兴，另一关键变化随之到来：其鼓吹者并不拿它来攻击大生意，而是用来反对大政府。以小生意神话为幌子，保守派在围绕经济规模展开的一系列辩论中一举扭转了颓势。

这些变化来得并不轻松。对许多受挫的小生意人团体及保守主义拥趸而言，共和党在其心目中的印象一向是为大生意说话的，里根当政的前几个年头尤其如此。许多小企业主抱怨共和党的税收政策只对大企业有好处，后者利用法规漏洞，把大资产贬值的问题对付过去了。除此之外，他们还批评联邦预算赤字的增长——在1981年里根政府一系列减税措施以及持续至1982年底的经济衰退的共同影响下，利率高企，小业主不幸沦为最大输家。

对此，里根政府的成员们不无忧虑，深恐失掉来自小业主的民意支持。白宫公共联络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道尔（Elizabeth Dole）早在1981年就告诫时任副总统老布什“小生意是共和党人的基石。”至少按理说如此：大部分小企业主都是中产或处于中产偏上位置的白人男性，其政治观点大都倾向于经济保守主义。道尔警告说，好些小生意人社群正与共和党渐行渐远，因为他们感到“这届政府只照顾大生意和集团利益”。1983年，白宫工作人员雷德·卡瓦尼（Red Cavaney）再度发出警告，称民主党全国大会（简称DNC）已打算向小生意人群体抛出橄榄枝。他预言，假如共和党人“以牺牲小企业主为代价，过分亲近大企业……则民主党的新举措将对本党构成极为严峻的挑战。”

共和党再次祭起那套亲近小生意的修辞术，但这次却并未涉及实质性的政策调整，他们要改变的乃是“为小生意说话”这件事本身的含义。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小生意的拥趸向来对竞争的价值推崇备至。在他们看来，法律上的支持对小生意而言是必需的——例如对垄断者施以惩罚性税收，或拆分大型垄断企业——小生意的存在本身便有利于造就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

1980年代的经济保守主义者则炮制了一套与此截然相反的叙事。里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穆雷·威登鲍姆（Murray Weidenbaum）主张：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目标应为经济增长，而非促进竞争。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部门，如方兴未艾的服务业，小规模的企业无疑更具生产力。但从另一方面看，对大型制造业而言，由少数巨头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实施大规模量产，则会更有效率一些。

“企业家”一词含有以经济增长为先的取向

对威登鲍姆而言，规模或市场份额本身其实无关紧要，重点是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惟有经济增长才能提供新就业机会。易言之，视小生意为创造工作岗位的主要推手的观点不仅流于片面，更有倒果为因之嫌。他如此总结：“创造工作岗位的决非小企业，而是经济增长。”

透过将重心放到经济增长，而非一般而论的小生意上面来，保守主义者悄然改变了小生意神话的内涵。大部分小企业从无扩张为中等规模或大公司的打算，事实上，它们大多撑不过五年就得倒闭。较早鼓吹小生意的一批人认为：小生意的长远处境不会有太大变化，且小企业主大体上是一个固定阶级。然而1980年代的保守主义政治，则只关心小生意人共同体中的一小部分：企业家群体。

“企业家”一词的经典含义，无非是指开办新公司的人（这个法语词的原意就是“主事人”），但它在20世纪后期获得了新内涵。如今，“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个词隐含着一种以经济增长为先的取向；单纯的小企业主也许只愿意维持现状，但一名企业家则会想到将生意做大做强。一言以蔽之，现在的“企业家”一词指的就是不甘于只做小本生意的小业主。

对企业家精神的膜拜心态渐趋高涨，成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却模糊了大小企业的分野。里根令这个转变彻底永久化了。里根视自己为草根民众的守护者，然而他从政前做过好莱坞演员，还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过一阵，这两者恰好都是20世纪中叶的“大生意”典范，他的经济主张则与财阀利益有着密切关联。1987年，在张扬其经济复兴成就时，里根表示“小生意最适于稳定价格、降低利率、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更声称“美国企业家群体一向勤于试验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开拓更广阔的流通渠道。”易言之，小生意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勇于创新，而非促进或维持既有的体制系统。

然而里根却出尔反尔了。“论起我国大型工商业中心的缔造者，非亨利·福特和亚历山大·格瑞汉·贝尔莫属，”他接着说，“他们的小本生意茁壮成长，造就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这位总统先生转眼间——或许是无意识地——就不按章法出牌了：小企业的价值瞬间就跟促进竞争或保育本土价值没了关系，现在，它们的价值仅在于将来有希望做大。显而易见，在这一模式之外，还有着千千万万的美甲店、快餐店、出纳、测绘师、承包商、房东、化妆品经销商、照相馆、餐厅、小律师事务所以及花店等等，它们从不具备成为下一个福特或者AT&T的可能性。

小生意的迷思，为何值得讨论？

1980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步伐加快，经贸往来的频率与复杂性均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与此同时，政治文化也朝碎片化、原子化方向发展。随着政党权威崩解，政治生活开始呈现出部落主义（tribalist）与超越党派（hyper-partisanship）等特点，家居与教育方面的隔离趋势再度浮现，媒体高度分化，整个社会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吊诡的是，人类互动的规模愈宏大，要求精简机构的呼声就愈强烈。

这个荒诞不经的矛盾——一边是现代生活的巨大规模，另一边则要求维持原子化本土性（atomised locality）的强烈呼声——正是滋生不稳定的变革之关键所在，而这种变革冲动又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贝尔-米恩斯式”（Berle and Means）企业组织行将就木。这是一种由股东所有、但由经理负责管理的、高度官僚化且联系紧密的组织形式，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尔（Adolf Berle）和加迪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在1935年的成名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中首次描述了这一模型。20世纪中叶的并购热潮告一段落后，大公司的运作模式愈发集中化、流水线化了。1990年代以来，上市公司的数目逐渐减少。贸易自由化与跨境资本流动一并加速了生产方式的“耐克化”（Nike-fication），在各大发展中国家催生出一堆默默无闻且几乎不受规制的血汗工厂，工人们制造的是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但到手的工资却少得可怜。互联网的勃兴为即时性的沟通及协调创造了良好条件，企业可以将工作外包或向海外转移产能，不再自产自销。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绞尽脑汁想要拆分其财务、流通、广告、人力及售后等部门，以求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乍看起来，公司余下的工作便是做好一个超大规模节点网络的协调者而已。随着传统公司形式的解体，一种聚焦于投资组合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及短期估值（short-term valuation）的商业模式诞生了。这种经营模式上的偏好转变，折射出崛起中的“股东-价值”运动（所谓股东价值运动，其开端是1981年通用电气董事长兼CEO杰克·韦尔奇的讲话，当时他宣称对低利润率、低增长率的部门绝不容忍，主张短期利润与股价的最大化——译者注）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影响力，以及对新自由主义价值愿景的广泛认同。

大公司作为一项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崩溃，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现象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小生意的估价——以及高估。旧秩序的解体固然创造出更大的自由以及更多的机会，但也留下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与乱象，诉诸所谓“股东民主”之类的民粹话语无法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波动的影响也是高度不对称的。教育程度高且有门路可用的人群大可抓住商机加入创业大军。比较之下，平民大众则只好忍受不断恶化的就业形势：涨不了工资，升不了职，只好做一些报酬低微且没法积累人力资本的工作。社会安全网形同虚设，财富不平等日益加剧。“以满足必需为基础的”（necessity-based，这个词与opportunity-based相对，即“以抓住机遇为基础的”，极端案例：前者的代表是走投无路、不得不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的人，后者的代表则是精准把握市场空缺的主动创业者——译者注）自谋职业者无论所在国家穷富，均不约而同地开始冒头。一般而言，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cy）是独力做小本生意的最大诱惑之一。在当前这种既全球化又原子化的经济生活中，该模式已成为了一条不甚稳定的生命线。

透过整合大小生意的政治议程，美国保守派在1980年代发展出了一套新的政策组合：它极大地增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力量，但未能有效缓和其副作用。简单地断定创新是小生意的专利，或小生意的创新能力特别强，都忽视了小企业主的真实处境，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破坏性的神话：以能否做大来衡量小企业的能力。但如此一来，保守派也就难以充分把握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动向：与20世纪中叶以来大公司一手遮天的格局渐趋解体几乎同时发生的，是互不隶属且坐拥各种特权的全球化菁英的勃兴，原本居于多数的小生意人在两者共同冲击之下日益受到排挤，疲态尽显。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