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猛：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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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托克维尔｜微思客
加缪讲座 微思客WeThinker 1月24日


编者按：


托克维尔最为人熟知的两本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频频在各种场合被人引用。似乎，他的书“没有太高的专业门槛”，加上“语言华丽雄辩而又别出心裁”，很容易吸引读者。但从另一方来看，托克维尔又不是那种写作非常成体系的作家，他的书常常让读者“不太容易把握宏观脉络”，需要时常重新翻阅。


在林猛老师看来，要想理解托克维尔，首先要厘清他的语境中“民主”、“自由”、“中央集权”等概念的含义（与现今有所不同）。其次，是辨别出托克维尔对他所处时代中存在的两种潮流（身份平等的潮流和中央集权的潮流）的阐释和态度。有了前面的铺垫，才能进一步理解托克维尔的自由观。


至于阅读和理解托克维尔对于我们今天的重要意义，相信看完本篇讲稿，你我心中自然会有答案。


（注：本文系林猛老师在加缪讲座009期“理解托克维尔”的讲稿）



林猛｜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首先，我们简单看一下与托克维尔有关的一些重要年份：

1789年：法国大革命；

1794年7月：热月政变；

1798年：雾月政变；

1804年：拿破仑称帝；

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

1830年：七月王朝；

1848年：二月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

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随后修改总统任期为十年，然后称帝；

1852-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

1831-1832年：托克维尔访问美国；

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 出版；

1840年:《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 出版；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


托克维尔生于1805年，1859年病逝，结合以上年份，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印象：


第一，托克维尔生活在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大革命之后还继续不断地发生革命，犹如一次大地震之后还不断地产生余震。再进一步说，地震的背后是长期的地壳运动使然，而政治动荡的背后是几百年社会的大转型所致。这样的时代，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是困难的，他不仅要把握当下的力量，也要理解当时还不是很清晰的长期趋势。我们看到，托克维尔正是试图成为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不仅实际参与政治，而且也通过他的写作介入政治，而他的写作正是试图跳出当下的斗争，去把握、揭示更长远的趋势，试图以此影响他的选民和同事。

第二，二十世纪的中国也经历了好几次革命，因而我们会比较容易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与革命携手而来的那些东西，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是笼统地加以接受，还是笼统地加以拒绝？这个问题如果说对普通老百姓还不是那么急迫的话，对一个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人，他出身贵族、有深邃思想、有政治抱负、不至于随波逐流的人，他是需要做出一些判断的：在历史的大潮中，哪些东西是即使自己不那么喜欢，也必须加以接受，而哪些趋势虽然看起来有雷霆万钧之势，好像是非常必然，但其实不是那么必然，尤其是如果它会毁灭我们珍视的一些价值，对这种趋势，我们应该尽力加以抵抗、扭转。


对这样两种不同的力量，或者说趋势加以区分，就是托克维尔所完成的重要工作。


托克维尔从他的时代的洪流中，辨别出了两股非常有力量的潮流。




一、民主的潮流


一个是《论美国的民主》里说的，民主的潮流，或者说身份平等的潮流，它表达的意思是：近几百年来，欧洲社会在财产、教育、人际关系等等方面正越来越趋于平等，传统的贵族社会正日趋解体，一个新兴的身份平等的社会（他称之为民主社会）正在到来。




二、中央集权的潮流


另一个强有力的潮流，托克维尔虽然没有明确地在书中提出来，没有把它与身份平等的潮流并列，但我们是很容易从他的作品中感觉到的，就是中央集权的潮流。像《论美国的民主》，虽然整个是在讨论身份平等的潮流，但在全书的字里行间，我们隐约能感觉到，在作者所论的民主潮流之外，还有另一个潮流一直在并行着，不即不离，这就是中央集权的潮流。在作者看来，民主的潮流与中央集权的潮流是具有高度亲和性的，民主社会很容易发展出一种新的中央集权，这是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的一个重要主题，非常了不起的预测。


再比如《旧制度与大革命》，整个就是在声讨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这本书就是对波旁王朝下中央集权怎么一步步扩张，最终导致了大革命，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旧制度与大革命》，那就是：中央集权太厉害了，毁灭了一切，以至于最终毁灭了自己。


下面我们来看托克维尔对这两股潮流的分析，以及他的态度。


01

身份平等的潮流

这个主题托克维尔有非常明确的交代，大家也比较熟悉。当然，托克维尔提出这个潮流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因为在托克维尔的时代，一些贵族保守派还希望法国回到大革命以前，希望要求恢复旧日特权，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出于对法国大革命性质的误解。他们误以为自己的特权地位一直稳固不变，只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的革命才将之打破，现在革命已经过去，只要将革命打破的东西重新建立即可。然而，托克维尔认为，革命远不是什么突然之举，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


托克维尔历数了几百年来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十字军东征、英法战争、枪炮的发明、印刷术的出现、宗教改革以及美洲的发现，此外还有像知识的普及、商业的发展这些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新进展，认为它们的效果无一不是在填平阶级之间的分野，造成贵族下降，平民上升。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法国所独有。无论面向何处，我们都会看到同样的革命正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进行。


这就是身份平等的潮流，托克维尔称之为“伟大的民主革命”。

那么这股潮流和美国什么关系呢？


如果说在欧洲由于种种旧势力的存在，使得这股潮流有时会受到阻碍，它的力量因此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话，那么在遥远的新大陆，在它的新英格兰地区和西部边疆，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在不受制约地行进着，那里最充分地展示出这股潮流的面貌、特点和力量。


这就是托克维尔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原因，因为美国在这一潮流方面表现得最为极致，不仅优点，而且缺点方面也是这样。在阅读《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开这么几个层面来思考：


第一，这个潮流带来了哪些优点？


第二，这个潮流有哪些缺点？托克维尔曾提到比如个人主义、安于物质享受等等，而由此又指向一个致命的缺陷：中央集权。


第三，美国社会由于自身的哪些特点，使民主的缺点得到了抑制？


在美国，这股身份平等的潮流首先不是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显现，而更多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中，也正是因此它似乎显得更加不可抗拒。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三部分，所讨论的就是平等给日常生活、日常关系带来的变迁，这里不妨以主仆关系和家庭关系为例，看看这一潮流的力量何在。


首先看主仆关系。在贵族社会，主仆分属两个阶级，仆人习惯于服从，行动和思想都受到主人的支配，而且这种身份往往世袭。而在美国，这两个阶级之间全然是一种新型的关系，没有身份的不平等，彼此之间被视为一种契约关系，仆人也不会因其身份而形成一种专属仆人所有的思想、情感。

“他们之间并无高低之分，只是根据契约暂时如此。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定约的一方是仆人，而另一方则为主人。在契约的范围之外，他们是两个公民，两个平等的人……他们的头脑里对于命令和服从的界限都是十分明确的。”

换言之，如果说这里的主仆关系仍然存在着不平等、存在着高低之别的话，那也仅限于契约所规定的工作范围内，这种不平等并不带入工作范围之外的日常关系中。

“主人不会轻视仆人，仆人也不会怀恨主人，在日常的接触中前者并不蛮横无理，后者亦不卑躬屈膝。……做主人的，也只要求仆人忠实地恪守契约。他们不要求仆人对他们毕恭毕敬，不强迫仆人对他们忠心耿耿和关怀备至。”

主仆关系如此，其他一些在贵族社会里壁垒森严的关系，比如官员和平民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彼此握手，毫无界限，这让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极感震惊。

而美国在家庭关系上的平等，对托克维尔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在欧洲贵族社会，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拥有天赋的管教子女的权力，他既是家庭的创造者、家庭生计的维持者，也是家庭里的行政长官。而在美国，在平等潮流的冲击下，这种关系也发生了改变，“父母的那种严肃的、约定俗成的、合法的权威也不见了，而在家庭之内建立起一种平等关系”。虽然如此，父子之间的联系却没有松弛，或者说，他们的社会联系松弛了，天然联系却紧密了，这可以证诸两个不同社会的家书。


“贵族社会里，书信的文体经常是端庄、死板和生硬的，而且文字冰冷得使人心里感觉不到一点热乎气儿。反之，在民主国家里，儿子写给父亲的信中，字里行间总有某些随便、亲密和依恋的表现，一看之下就知道家庭里建立了新的关系。”



更要紧的是，人人都愿意接受这股潮流的影响，其中包括贵族。“这种民主的民情的魅力十分强大，以致拥护贵族制度的人也不再愿意遵守贵族制度了，并在体验若干时日之后，肯于放弃贵族家庭的那种毕恭毕敬的和刻板冷漠的规矩。”易言之，当一种特权等级制度的受益者一方或者说占据上位的一方，都不愿意再维持这种制度，而愿意接受一种更平等的制度时，我们还不能从内心中感到平等潮流的强大威力吗？


托克维尔的这一部分分析对我的冲击非常大，让我也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几百年来，中国社会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变化？我们在家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在两性关系上，在老师和学生、领导和下属的关系上，是不是也在趋于简易、平等？


至于托克维尔说到的民主潮流的缺点，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民主天然地和中央集权具有亲和性。


这首先是因为：在专制君主时期，政府并没有得到合法明确的授权，它对自己力量的准确限度也不了解，因而行使起来总是有点瞻前顾后，“它的行动范围已经十分广大，但是它的行进步伐并不稳当，仿佛身临陌生之地，四周一片黑暗……政府自感涉世浅身世微，办起事来总是畏首畏尾，生怕途中碰到障碍”。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有点不可思议的场景，明明政府那么强大专制、那么具有掠夺性，“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于是它停顿下来，犹豫，商议，折中，常常不敢超越自己权力的天然范围”。换言之，这种权力的模糊性使得专制政府在行使和扩张权力时，也时时有所顾忌。


但在民主社会，这些顾忌不复存在，政府是由人民明确、合法地授权的，人民天然地乐于接受一种单一的中央权力的观念，而实际上政府的一切权力也会自然地向代表人民的惟一权力机关集中，而且总是趋向于无限，趋向于涉足一切领域，统揽一切事务。任何人都无法对它说：你必须在这里停下来，那里是你不能介入的；而让它自我克制，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身份平等／民主的潮流将会在人的情感上打下某些烙印，使他们极其容易投向中央集权的怀抱。


托克维尔提到，民主社会对人的情感产生了两点影响，即个人主义和对物质福利的过分注重。就个人主义来说，它是平等潮流的产物，它造成个人与他的同胞的分离。在民主社会，无需任何力量，平等天然就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分离，每个人只关注私人的事务，他和其他人之间没有联系的纽带。个人处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方面容易感到人民这个整体的伟大，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于是他们会愿意承认，“代表社会的权力比每个社会成员有知识和高明得多，它的义务和权利就是亲自引导和领导每个公民”。他们心甘情愿地准备着中央集权的扩张。


再就对物质福利的关注来说，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使他相信，在无限的民主之下，生活中的一切激情都已褪色，惟一残存的激情就是对金钱的激情。他认为这是民主时代的显著特征，也是它的最大病症。一个安于物质享乐的人，会随时愿意为了安宁和秩序而放弃自由，他们会把公共义务视作讨厌的负担，更愿意把权力交给别人行使，而自己退回到私人的享乐空间。


这一切使得民主社会的人，在情感上已经在期待和呼唤中央集权了。他们离群索居，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他们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这个人类而生存，而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享乐。于是，在他们的周围，迟早会出现一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照顾他们的一生的监护人政府，它像父母一样无微不至、面目和善、态度认真，但他们更胜于父母的是，他们不以培养孩子成人为目的，而是要永远把公民当孩子一样照看起来。这样一种政府的集权程度将远远超过以往，但它却并不引人憎恨，因为它并不用从前那些威胁、惩罚的手段，而完全靠投人之所好来扩张自己的权力。


但问题在于，这种集权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托克维尔为什么要把它称为一种“新的专制”？这里就触及了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最为核心的观念和价值。对托克维尔来说，这种以监护人自居的集权制度伤害最大的，就是使一个人可以从孩子成长为成人的那些东西，使他的人性可以获得丰富和完善的那些东西，这包括他的自由意志、主动性、创造性，包括人性中应该有的对崇高的追求和对永恒的爱好。而它所达到的效果，无非是使政府成为牧人，而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软弱胆小、只会干活的牲畜。


托克维尔那么强烈地反对中央集权，原因正在于此：不只是因为中央集权会作恶，相反，当它行善的时候，我们更要加以警惕，警惕它损害我们的自主性、力量感和责任感。托克维尔的所有著作都在讴歌自由，为自由辩护，而他所称的自由的要义正在于此，它的对立面，就是那个无所不包的家长式的中央集权制度。

按理，美国作为一个民主最不受限制的地方，它的中央集权的程度应该最为严重，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心理也应该最为强烈。然而，恰恰在这里，托克维尔看到了他最为珍视的自主行动能力和创新精神，看到了中央集权的阙如。在他的《美国游记》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当一个美国人感到环境的某种不便、想要有所改变时，无论是办学校，建医院，还是修道路，他不会想到向政府求助，而是直接向他的同胞宣布他的计划，自告奋勇去实施这个计划，同时也吁请其他人与他一起合作，直面每个困难并与之斗争。


这种自由的精神从何而来？为什么这里看不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托克维尔解开了这个谜：这实在是由于美国的一些特殊的条件使然，即他所说的环境、法制和民情。这些条件中，很多都为美国所独有，只有一点似乎可以具有普遍的意义，那就是自愿结社。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就是无处不在的、五花八门的结社，正是通过结社行为，美国人才得以克服民主社会的一些痼疾：它通过寻求与他人的联合，从而克服了狭隘的个人主义，使人们看到自身的力量，摆脱了对监护人政府的依赖；进而它也使公民的眼界开阔，胸怀远大，使社会的成员重新恢复他们的联系。


于是，自愿结社成为了托克维尔的救命稻草，可以抗衡身份平等与中央集权合流的趋势，并抵消民主社会内在的缺陷。正是有鉴于此，托克维尔盛赞自愿结社——也就是今天所倡导的公民社会——对于民主社会的意义：“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于这门学问的进展。”


那么，托克维尔对这个民主社会是什么态度呢？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在道德情感和审美趣味上对这个新社会都颇有保留。


在平等的潮流之下，新社会的一切变得普遍划一，变得平庸，没有极好也没有极坏，全都在往中等的标准靠近。托克维尔从私心里可能是更喜欢另一种社会，也就是他所理解的贵族社会：在那里，人与人固然在品德、知识和财富上极不平等，相距悬殊，但在那些伟大天才的身上，仍能找到让他景仰的品性和才具，而不至于像一个平等的社会，一切都变得平庸。


但尽管如此，托克维尔对民主潮流还是做出了根本上的肯定。这种肯定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前面说的，认为它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势所必至；第二，托克维尔也进一步为这股潮流做了道德上的肯定，认为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贵族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巨大的不平等，少数人在财富、教育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多数人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民主社会也许拉低了少数人达到的高度，但却提升了社会多数人的生活和知识水平（木桶的比喻）。后面这点对托克维尔是十分重要的，是他接受民主社会的重要理由。他不得不感叹：


“我认为是衰退的东西，在上帝看来都是进步的东西；我感到不快的事物，他却喜爱。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非常正义的，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和美丽。我要努力达到上帝的这个观点，并试图用这个观点去考察和判断世间的事物。”



因此，民主的潮流不仅拥有不可阻挡的力量，也具有神圣正义的性质，既然如此，政治家的明智选择只能是顺应它，并引导它。


中央集权的潮流

02

如果说在《论美国的民主》里，中央集权还只是民主社会的远景，那么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中央集权就是旧制度下的现实，也是大革命的根源和罪魁祸首。


按照托克维尔的描述：从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开始，中央集权不可遏制地扩张，它造成了一套金字塔式的官僚等级机构，以国王为中心运转，它在中央由总监一人作为代理，在各省则由总督代理；在省以下，这一模式继续自我复制，由总督派出总督代理行使政府的职权。此外，这套机构的成员几乎都是平民出身，唯上级之命是从，并随时可以撤换，从而保证了王权对国家的绝对控制，也保证了中央对地方公共事务的绝对控制，一度威胁着王权、在地方上行使统治职能的贵族被排除在外。这套体制是君主专制的得力帮凶，它毁灭了一切为它所不容的东西，毁灭了贵族的权力，毁灭了城市的自由，以至于使君主专制本身失去了一切屏障，最终在一场革命中轰然倒塌。


在书中，托克维尔对中央集权的特性有很多描述。比如：这一体制下，中央政府有强烈的愿望去成为整个社会的神经中枢，一切行动都必须出自于它，所有的细节也必须报告于它。哪怕边远省份建立一个慈善工场，也要由中央亲自监督其开支、制定规章、选定地址；创办乞丐收容所，也必须把所收乞丐的姓名以及进出的准确时间报告给中央。于是，正如托克维尔告诉我们的，他从未发现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于一年内获得批准，最通常需要两年或三年才能获准。


其次，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套体制的效率低下。事实上，这一集权体制主要是为了应付战争和财政的需要才逐步发展起来，在这方面它可以说卓有成效，路易十四的法国成为欧洲的中心就是一个明证。它反映出的是这一体制只适宜应付某些重大的挑战，追求一两个确定的目标，但对社会本身的要求则态度冷漠、反应迟钝。不仅如此，它掌控一切的愿望使它敌视社会自发的努力：

“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独立团体也使它畏惧；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


在它的主导下，社会没有独立的组织，人民也没有结社的习惯，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


这与革命有什么关联？因为它预先就剥夺了人们互相援助的可能性和愿望，于是当大动荡来临，政府无暇照看他们时，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受害者。


进而，集权体制并非无所不能，它也有遭遇危机、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应对的时候，比如在饥荒年代发生骚乱时，它出于恐惧而有心召唤其他力量来援助自己，但这种时候它会发现自己是孤家寡人，社会上已经没有其他有形的力量。托克维尔的意思在这里十分明确，社会的各种自发结社在常规时期或许是对政府统揽一切权力和事务的阻碍，但危机时刻却是可以帮助政府度过难关的援助力量，政府消灭它无异于消灭了在自己和民众之间的屏障。


托克维尔对中央集权的批判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他眼里，中央集权不可取不是因为集权政府总是有意干坏事，像个坏家长，集权政府像一个好家长那样干好事，他也同样认为不可取。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和我们日常的理解和观念很不一样，“似乎无人想到藏在保护人后面的很可能就是主人”。


在这里，托克维尔想说的是：他热爱自由是因为自由本身，不是因为自由会带来什么物质利益，联想到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乡镇自治、自由结社的称颂，可以说他是在称颂公民主动行动的精神，这不仅是从人本身出发，而且他认为这是国家强盛最可靠的保证。


所以他才说：“一个国家当它的每个居民都是软弱的个人的时候，不会长久强大下去”，他还说：“一个好政府最需要关切的应当是使人民逐渐养成不需要政府也能自我治理的习惯。”


03

两个潮流的关系

在其著作中，托克维尔并未明确地将中央集权视为一种与身份平等并列的潮流，但我们能感觉到这是托克维尔始终在考虑的一个主题，因为它关系到托克维尔最为忧虑的自由的命运。


对这两个潮流，托克维尔的态度截然不同：

对民主的潮流，托克维尔并无多少喜爱之情，但它既有不可抗拒的物质力量，又有道德的正当性，可以说是天意所归，因此对它只能加以顺应，只能针对它可能带来的弊端而想办法加以矫正。

对于中央集权的潮流，虽然它也有强大的力量和一副诱人的面孔，却并不具有道德的正当性，相反它常常使自由丧失，使人失去人身上最美好的一些品质，因此我们可以也应当尽力抵抗它，限制它的扩张。


托克维尔那么强烈地反对中央集权，原因在于：不是因为中央集权会作恶，相反，当它行善的时候，我们更要加以警惕，警惕它损害我们的自主性、力量感和责任感。托克维尔的所有著作都在讴歌自由，为自由辩护，而他所称的自由的要义正在于此，它的对立面，就是那个无所不包的家长式的中央集权制度。


托克维尔反复提到“民主”、“自由”、“中央集权”，这些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对它们，恐怕不能根据我们今天的含义去理解。比如“民主”，我们今天主要指一种竞争性选举产生领导人的政治制度，但在托克维尔那里并非如此。


我提出一个尝试性的方案，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把握托克维尔的主题。“民主”、“自由”这些词，在托克维尔那里，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对立面来确定其含义。比如“民主”，对立面是贵族制；自由，它的对立面是中央集权，而它本身在托克维尔的作品里，主要指政治自由。这些概念的关系厘清之后，也许理解托克维尔的难度就大大降低了。


托克维尔的启示

04


第一，面对当时法国撕裂的政治冲突，面对保守的力量试图通过手里掌握的枪杆子，人为地使社会退回到旧的贵族社会，恢复贵族和教士的特权，托克维尔的做法是把目光投向社会与历史，希望寻找某些长期的、我们不得不服从的趋势。这就是他所称的“身份平等的潮流”。他的目的是要指出，政治权力的作为是有限的，它应该顺从社会的潮流；在我们考虑政治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政权能做什么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个拥有强大力量、对社会发号施令、完全不顾社会自身特点和需求的政权，可能会得逞于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然而社会的力量终究会将它牵引回去。


第二，托克维尔所说的“平等的潮流”，是对欧洲近代以来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概括，如果我们转而看看中国近一两百年来的情形，是否有近似之处呢？


诚然，中国古代并非欧洲那样的贵族社会，但也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定着不同地位的人的行为，而参考托克维尔的描述，我们也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在家庭关系、男女关系、师生关系甚至上下级关系间，我们比一两百年前的中国人要平等得多，而且正在走向更大的平等。同时，我们也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时代的人那样，越来越爱好平等，在工作中我们可以接受有明确限定的职责的不平等，但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愿意这种不平等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愿意对位高者养成一种专属仆人才有的思想情感。


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说我们也处在一种平等的潮流中？我们也同样感觉到了托克维尔所说的对平等的激情在推动着我们前行？


确乎如此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在社会状况上已经在走向民主了。而且，不会有一种稳固长久的力量可以阻止这种社会状况的民主扩散到政治生活中。如果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专制也同样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旦在日常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乃至上司下属的关系都日益祛除了传统专制的影子，那么在政治上保留这种专制权力反而是咄咄怪事，它势必不能久存。


这方面人类学者已经有一些研究，虽然他们并没有引用托克维尔。比如：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对中国近几十年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就提出了近似于托克维尔的结论。


延伸阅读

《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 著

龚小夏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第三，托克维尔的自由观是一种较为特殊、较为积极的自由观念，它包含着对人性的某种更高、也更积极的看法。他认为：人不仅仅是为了快乐而生的（克里斯多夫），除了和平安宁享乐以外，他身上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品质，他有义务去加以实现。有的学者把托克维尔的这种自由观，称为一种“贵族式的自由主义”，布克哈特、密尔、阿克顿勋爵、白哲特等都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他们在诸种价值中首先强调个性和多样性。


从托克维尔的这种自由观出发，任何意义的家长制、监护制都变得不可接受。我们阅读他的著作，能感觉到他批判中央集权，不是像我们这样是批评它作恶，那如果我们运气好，找到一个做好事的中央集权就可以了。但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即使做好事，即使提供了人们需要的种种安宁财富，也不值得赞美，依然要加以批判，因为它这么做往往是越俎代庖，可能窒息人身上的创造力、活力。所以他反复说：“一个国家当它的每个居民都是软弱的个人的时候，不会长久强大下去。”他还说：“一个好政府最需要关切的应当是使人民逐渐养成不需要政府也能自我治理的习惯。”


如果我们接受了托克维尔，可以说我们就找到了对各种家长制、民本主义最好的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