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我审查”方面，清帝国民众是非常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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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审查”方面，清帝国民众是非常自觉的 | 假期荐书02

原创： 谌旭彬  短史记  2月17日

图：《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

文 | 谌旭彬

常有人问我：你如何评价某个朝代或某个皇帝？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回答这类问题，常见的做法，是尽可能多地盘点一个朝代或一个皇帝所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从多个维度去做评价，以避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我的做法是“看趋势和方向”。

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有许多已发生的历史事件，有许多已做出的历史抉择。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抉择，往往会体现出一种“趋势和方向”。就评价而言，这种趋势和方向，要比那些事件和抉择本身更为重要。比如，一个转型期政府所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往往看起来是无可救药的，但较之这些腐败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在执政时所呈现出的“历史趋势”——比如，执政者是否认可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等等方向。

换句话说，史实所呈现出来的“方向”，往往比史实本身更重要。

以这样一种理念来阅读《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时，对所谓的“康乾盛世”做出评价就容易多了。

书名来自该书的第八章的文章标题——《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所谓“自我压抑”，也可以说是“自我阉割”。面对血腥的文字狱，清帝国的方方面面，都在很自觉地做自我阉割的工作。那些权力未曾涉及、未曾发现、未曾指明、未曾定性的书籍、文章、言辞，均被帝国民众“自觉”纳入了“自我审查”的范畴。《桃花扇》的作者很“自觉”地将横暴的清兵置换为流寇，《巧团圆》的作者很“自觉”地将掳掠妇女的清军被置换为李自成军。即便爱新觉罗家的皇帝站在庙堂之高激情澎湃地褒扬前代忠臣烈士，清代书商们仍然集体很“自觉”地在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光阴里，从未刊印过文天祥的文集。

这种“很自觉的自我阉割”，让清帝国在控制民众历史记忆方面卓有成效。作者检索清人所撰《明史》，发现该书从头至尾未曾用过“千钧一发”、“一发千钧”等词；检索《清实录》，亦未见千钧一发，“一发千钧”只出现一次，且是在编纂者绝不敢做删改的乾隆所撰文字之中。字犹如此，“薙发令”这类历史记忆的消亡可想而知。

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被乾隆朝列为禁书者已达三千余种，因文字狱而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回到1741年，乾隆在谕旨中是这样说的：

“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