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经济家：中美经贸谈判为什么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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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家：中美经贸谈判为什么这么难？——以美日谈判为例

学经济家  蔚为大观  3月27日
中美经贸谈判为什么这么难？（上）
文丨学经济家


先看看日美经贸谈判，也同样是难产了几十年



“1985年日本顺差占到GNP的3.7%，1986年升到4.4%.....1986年4月，日本发布了《前川报告》"，基调是：“日本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是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混乱的主要因素”，“经济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必须调整到GNP的2%左右”。

“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完善社会资本、扩大消费、相应调整税收、开放门户等......几乎是集今日（小泉时代）所说结构改革所有菜单之大成”。 “小泉声称自己是涉及结构改革的第一人，事实恰恰相反，几乎历代内阁都涉足过结构改革，只是效果有限罢了”。

“（1993年8月）细川内阁一成立，便开始实行结构改革，首先是筹建以放宽管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研究会”， “清点细分的结果，日本的管制政策总数约11000项左右”。“《平岩报告》简要鲜明的提出，原则上废除全部经济管制政策。一时间招致相关各省厅的激烈反对。”

“报告出炉不久，细川内阁就下台了。”“感到非常突然。下台的实际原因在于社会保障负担和消费税的问题，政府部门提出的相关方针事先并没有和细川做充分的沟通。”

“村山内阁时，我亲自主持制定了立足结构改革的经济社会计划，并通过了内阁决议，遗憾的是，这些政策至今无一落到实处”。

“日本的政府机构，特别是经济政策领域，原本应该是就政策的有效性和政策本身进行争论的，后来却演变成为相互争夺法定权限和财政预算权限，以及操纵这些权力资源的人事权限。”

以上摘自《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作者是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前高官 宫崎勇。

宫崎勇的评论提供了一个新角度：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多数内阁其实改革意愿强烈，可是内阁的改革目标与具体部委的目标和利益相冲突，部委拖一拖或者挖几个坑，还很容易让内阁下台走人。

如果这条脉络能够证实，那日美经贸谈判的长期难产也就不难理解：部委不高兴、不配合的，谈判代表就没法承诺（对方觉得你自私顽固）；强行承诺了签约了，回来也难以有效执行（对方觉得你言而无信）；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系统就只能长期带病运行，等它自然消失或者出现另外的解决方案。



日本的官制，是日本特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官制的最大的特点是，流水的内阁和部长，铁打的官僚。各部委（日本称为省厅）的高级公务员们基本是一考定终身，除非触犯法律几乎不可能解职。考试门槛非常高，多数考进的聪明家伙的绩效差距也不大，接近于完全按照资历排位升迁，升到最后是“事务次官”，为避免内斗，也避免内阁部长干预提拔，惯例由几位资深官僚内部推举，通常每人一年轮流担任，到者有份。设想一个大公司，总经理（首相）大致能决定各部门总监的人选，但各部门总监几乎一个手下也开不掉、换不了，那政策能否执行、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层团伙的心情。

这套日本特色官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之前日本是各个封建主自有领地、家臣、武士，没有现代政府、军队、财政、官僚系统，要从零开始抄袭拼凑一个现代政府架构，当时的共识是除了考试和年资以外，不给旧势力派系留下任何干预的口实。当这个体系开始复制并牢牢占据了社会生态位之后，就牢不可破了。

战前日本莫名从君主立宪倒向军国主义，祸害全球，官制就是驱动要件之一。俞天任的《战犯参谋》对此有非常细致周到的梳理。比如，关东军几个军官私下炸死了张作霖，首相向天皇保证调查并送上军事法庭，可是到了向军部要人时，陆军说“绝无此事”。田中只能辞职，没几天气死了。到了九一八后，首相犬养毅不承认“满洲国”还想查办主事者，那索性刺杀了事。再往后，“七七”、“淞沪”、乃至避免太平洋战争的“日美谅解案”，内阁都只能顺从或者硬忍，忍不下去就走人。

战后美国占领军对官制动了第一次大手术。阉割陆海军乖乖的听内阁吩咐，地方知事（等同于省长）也不再由官僚选拔任命。不过经济产业交通规划民生等大权还掌握在官僚手里，按照明治维新以来的惯例，每周各部委的“事务次官”们开碰头会，把事情定下来，第二天的内阁会议再通过。不通过？你部长和内阁们换个地方吧，不能怀疑我们的智商、忠诚，更不能影响我们一辈子啊。

官僚主导了几十年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协会、智库们大多都控制调教好了，国民和媒体也习以为常，偶尔不满也吵不了三天就熄火。问题是到了1970年代，日本经济管制的扭曲开始影响世界秩序，外压（日语里有个专用名词GAIATSU），尤其是外部的带头大哥美国的不满，成为一个持久的压力。

这时的“外压”不像战前，毕竟安全要仰仗美国驻军，经济也仰仗对美出口，走向翻脸对抗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所以只好拖延、硬忍。有些首相和内阁团队不那么乖顺，会玩阴的或者来硬的，就趁机啃下一点点，比如增设副大臣、政务官来分解权力，大部制改革合并裁撤，历经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尤其是2009年取消了有120多年传统的“事务次官会议”，由首相部长们的内阁会议负责决策，官僚们负责执行和反馈，这以后日本的官制才勉强正常。

在长达几十年的日美谈判中，部委官僚们施压谈判代表少做承诺，或者面上承诺，私下用土地审批、细节规定、行业协会等继续阻挠，最后再两手一摊“法律规定，等我们修法吧”、“民间行为，我们不好越权干涉啊”。几十年里，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彼此努力示好，打高尔夫、看相扑，谈判代表们一轮轮抠着字眼、宣布取得成果和共识，彼此辛苦的打好自己那份工，然后，大多数时是照旧。

对于这个病根，美方决策圈也一直没摸清门道找到良药，因为美方有他特色的短板。



美方外交团队的短板



为叙述方便也从官制角度开始。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制是另一种异类，议员、州长等官位只来自于选举，法院、联储等机构也接近完全中立，总统只能从圈子里挑个相对顺眼的，加上议会、司法、预算等严格制约，剩下有限不多部门的人事权、决策权，就索性给足给透。这个传统由来已久，比如林肯上台时能把1600多名联邦官员换掉了1400多个。

美式官制有几个好处：一是每届总统的团队内部，不会长期内耗和僵持，哪位高官形成阻碍就直接换掉；二是众多商界、法律界、学术界的一流精英轮流进入政府，往往能够引领变革、突破困境；三是换届时高官们通常毫不留恋的走人，继任者废弃政策时没有师徒情分的顾虑，甚至以此为乐以此为政绩，这使得官僚机构对社会生态的扭曲塑造非常轻微。

这套官制是美国持续领先的重要组件之一，只是很少得到重视和借鉴，追赶者大多停留在抄抄宪法和政制的层次。好像照抄卓越公司的章程和架构，而不考虑管理层执行层的选拔和约束机制，也能成长为一流公司似的。

负面作用当然也有，而且主要表现在外交领域，尤其美国先天条件雄厚，“外交搞砸了又怎样，也伤不了我们皮毛”。按照学者米德的说法，美国的外交传统可以粗分为四种流派，分别更偏重商业拓展、民主制度、安全富强、世界道义。总统会倾向于其中一两个流派，另外的就在议会和媒体上吵闹施压，除非碰到把这四派全都得罪的挑战者，多数时候具体外交策略是不那么稳固清晰的。

具体外交策略的不稳定确实伤不了美国的皮毛，对其他人却往往致命。比如听由德国一战前挑战英国，关税法案让多国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权更迭；二战时的外交也严重受苏联影响：雅尔塔体系丢掉东亚东欧、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与黄金挂钩、组建联合国等等架构，掺杂了太多苏联的意图（维诺纳计划）；之后在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地，经常因为总统和国务卿的了解有限、仓促决策，搞得美国灰头土脸，盟友们一片哀嚎。

回到日美经贸谈判这条线上来。美方每几年一换的代表们，很多是领了任务和指标，还没搞清楚病症和病因，就又换了人，取得突破往往是巧合，纠扯不清、鸡同鸭讲、表面上缓解而把病根拖下去，这才是常态。

至此，谈判双方是什么人，总算大概有个框框了，轮到“双方到底争执为何事”。然而这个也不容易厘清，因为中间经历过一次大的游戏规则切换，原有的攻略不适合继续用，各方都自己摸索新版的攻略，很容易产生摩擦。



新旧游戏规则的剧烈切换



总统里根、财长里甘和联储主席沃尔克的四年期间，完成了黄金的彻底脱钩，这相当于改写了底层代码，此前很接近你争我抢的零和游戏，而此后更接近联手做大的增量游戏。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经济周期和发展理论，等等，也随之调整。很多旧的攻略指南也纷纷不好用了，甚至越是努力，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就越大，给体系带来的风险就越多。

美元挂钩黄金时期可以算是游戏2.0版本，很接近零和游戏，没可能长期持续。美国要顾忌库存黄金能否维系承诺，不得不缩手缩脚近30年，援助给了英国、希腊、土耳其和以色列后就不够给蒋介石，越战需要每年抠着预算打，苏联在拉美、非洲到处煽风点火也只能干瞪眼，给反对派扶持几百万美元就算尽力了…说美元绑定黄金是霸权和剥削，还不如说是苏联下套戴上了锁链更接近实情。直到里根搞起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才挣脱这个枷锁，国债总额从七八千亿美元飙升到约三万亿美元，有底气和苏联全面硬怼，苏联就怎么都支撑不下去了。

对于美国以外的各国，2.0时代也是悲剧。由于国际流通货币和资本严重不足，各国也承担不起万一紧缩连串儿贸易崩溃的风险，纷纷选择关税保护、自主替代等低效策略。日本虽然搭到了美国开放的便车，资本的大头也是依靠自己积累的。60年代初曾为了1亿美元公债那点利息的免税指标，花了1年多谈判恳求，谁能想到一两代人之后，中国每天甚至每半天接受的FDI都不止这个数，根本不需要谁批准额度…

学界思想界的理论和分析范式，也能找到金本位影响的影子，间接影响历史的进程。黄金不足必定引发货币和信贷的定期坍缩，大量资本、生产力和消费力同时毁灭，马克思推断财富会绝对集中、穷人将一无所有；凯恩斯主张提升政府开支比例以缓解信贷和经济大起大落，一段时间内被当作救星；国际之间极难协调，新富的国家必须增持黄金，已富的国家无法忍受黄金流出不得不贬值再挣回来，无限期的协调忍让不符合政客和选民的天性，早晚会走向贸易战、汇率战和热战，所以那时列宁判断帝国主义之间必然爆发战争也是对的…..

直到里根-里甘-沃尔克时期，才把这个游荡几百年的幽灵赶回瓶子里，新的操作系统开始运行，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

里根主导减税增债、放松管制、私有化等措施后，官僚的干预权力几乎砍没了，国内和全球投资者在产业、股票、期货、外汇、基金、创新、VC、房产、农地、林地、油田等能够想到的所有资产和组合方式上自由尝试，也同时带来效率、税收、就业、知识技能和居民收入的最优实现。期间大量外部资本也涌入美国，引发美元快速升值，升值使进口产品价格下跌，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反常现象”。

对于资本流出国，政府也不需要像以前惯例去调低汇率、提升利率、紧缩信贷等措施来留住资本（黄金），让整个社会都承受痛苦；什么都不干预反而更好，短期资本流向美国会导致美国需求强劲和自己币值下跌，结果是出口和就业快速增长，当然资产价格会有些下跌。有些部门失血有些部门回血，几个波动之后身体更健康了。以前是必须要堵否则会失血到休克，现在是最好别堵否则一定会长出肿瘤。

对照更老版本的操作系统的话，会发现提升更是显著。把部落联盟和皇权王室暴力竞争那几千年当作1.0时代，自家资本是任意抽税的对象，别国资本当然烧光毁光为好。光荣革命之后算2.0时代，英国政府弯下腰来开始和境内外资本达成稳定的契约合伙关系，百余年时间就把1.0时代的恐龙捕杀完毕。3.0时代美国政府带头跪下后，“资本没有祖国”，对各个政府挑三拣四，谁对资本更友好，就去耕种一番；谁继续颐指气使甚至动粗没收、翻脸不认的，比如八十年代的南美，90年代的东南亚，以及这十几年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等，境内外资本就飞速消失逃离，留下满地废墟。

3.0时代资本没有了国别之分，在投资收益率的压力下，往往比别国政府还关心发展，关心能不能给穷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和工薪收入，消费能力是否能提升，交通电信的硬件网络，民法商法和银行金融的信用网络，能否下沉覆盖到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多的土地和房产…新卷入的穷人买的起更多的家电、电脑、汽车和游戏，如果还能开始申请汽车或者住房贷款就更好了，这些会给旧资本带来更高回报，同时也是新增资本的源泉和基石。

这与之前的大国战略外交理论完全相悖：霸主国家怎么可能真诚的期待外部国家秩序稳定、经济增长和人民富裕呢？可是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农业时代的争夺土地，和工业时代争夺廉价原料，这点价值，3.0时代的领跑者们真的看不上眼了。外部世界走向动荡和穷困，才是他们最担心的：这样下去科技医药航空金融软件芯片等卖给谁？薪水和分红还能撑多久？我孩子将来是收入更高，还是去种土豆小麦，甚至背枪上战场？不，绝不。

资本的扩张渴求，和美国政界的商业拓展派、世界道义派的主流一拍即合，成为全球化三十年奇迹的主要推手。当然其中会夹杂着各种浪花，对新资本仍然心怀疑惧的人群，试图搭便车表演爱心争取选民的政客，抗拒交出干预权限的官僚，以及担心在玩法下丧失优势的企业和行业，等等。

所以，把日美经贸谈判当成两军对垒的零和游戏，起点就错了，因为财富不再是限量的。走马灯一般轮换的双方代表们其实更像在同一战壕，共同修补BUG，安抚自己背后各种利益团体对这个系统的不满、哭闹和干预。



日美双方究竟做错了什么



大致梳理了日方、美方的团队，前后两种版本的游戏攻略，大合作小摩擦格局，总算可以开始评价双方了。先理顺框架并大致认同，才能避免基于碎片事实而推断“美帝想要什么，日本该怎样才是对的”，这种片面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往往害人不浅。

为了中立评价双方的行为，这里完全虚构一个日美各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对谈，直接切中核心，无需耗费很多时间去梳理双方的无穷无尽的细节。

第一轮，85年左右，美方代表简称为A，日方代表简称为J。

A：满世界都在讨论美国财政和贸易赤字，可惜大多数连赤字的多面性都没想过。减税引发的投资收益率升高，自然会吸引外部资金流入。这个流入，在我们眼里是冲着投资收益率来的，而在财政眼里是新增预算赤字有人填补，海关眼里是贸易出现大笔逆差—出口商收的钱没有买东西回去而是留在美国，自然是逆差；联储眼里美元受欢迎，升值接近一倍；经济学家看到了“无通胀的高增长的反常现象”，其实是美元升值导致进口增多而且价格下跌，摁住了通胀；议员们看到的就是失业和保护主义提案的表演机会。

在一定的限度内，通过给企业和工薪阶层减税的方式，把国债占GDP的比例提升20个点，那会刺激企业扩大投资，新增就业和员工收入，这些新增收入（小部分还会加上汽车或者住房贷款的杠杆）又会变成另外企业的新增盈利、新增就业和收入，这种循环乘数效应有可能导致GDP总量增长40%。当然这个游戏会有一个上限。原则上通过减税把更多资本留给企业家和就业者去支配，总归是效率提升。其他国家最好尽可能筹划跟进才对，尽快减税、削减管制。

抛开各种表象和各流派的药方，回归一下基础逻辑。资本和贸易同时自由的话，那失业，贸易顺差逆差，资本流入流出，汇率波动，这些都是必然现象，就像人有呼吸有脉搏。美国纺织、汽车和家电行业的失业是好事，如果日本赚到的钱买了波音、惠普或任何其他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的扩张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吸收失业。即使不买产品，而是选择某些企业的股票、债券或者其他资产，那也会因投市场变化汇回，或者因个人因素而变成采购，这对彼此的消费者和产业界乃至政府税收，都是有利的。

但政府管制就完全不同，特别是钱被你们央行收做外储长期投放回来，就是一个双输的干预。你们的钱没有变成订单，相当于我们的企业和工人被抽水，却没有回流；订单的消失意味着投资机会的消失。而投资机会是一切增长的源头：在生产循环是就业和工薪提升的源头，在资本和货币循环也是货币创生和还贷支撑的源头。持续抽走订单直到极限时，工薪的现金流无法支撑房贷价格，股票分红和债务利息无法支撑养老金增值，或者资方和工人的不满积累到要求政治解决时，都会引发系统的不稳定。

所以前十几年的协调和争吵其实是走了弯路，应该只盯着资本和贸易自由，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限定外储比例。稳定汇率的任务交给市场，要方便境内外民间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们自由对赌，看多方本来就是看空方的最好储备。日本想避免升值过快伤及出口，那就分析怎么能多进口，比如废除进口关税和管制；比如减税提升企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就业和工薪收入，优化信贷覆盖、保险覆盖和土地房产流通抵押，让更多人能够买更多国产高端品还有进口高端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勒紧腰带，牺牲居民的福利，牺牲企业的资本积累，去为美国输血，还惹得美国火冒三丈、循环不畅。

可惜，行长、财长、商务部长、外长等技术官僚，总统首相议员等政治家，总是盯着眼下的KPI和压力行事，纠结于症状而非病因，真是糟蹋宝贵的时间、金钱，破坏盟友之间的友谊和信任，还增大了体系的风险。

J：日本这边政府和国民的观点非常糟糕，可能是政界学界和传媒缺少一流的金融家的影响。老派稳重的国民以为美国借债度日是堕落和陨灭，担心未来世界去向哪里；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相信顺差证明了日本的优势，满心期待着未来是日本世纪。如果他们想明白，在国内增长率和投资收益率高于美国时，还出现外储和顺差，属于强制对美输血，那不知他们会不会去骂央行“非国民行为”（注：日奸行为）。

美国成为全球投资者的乐园，一流企业优选去美国投资或者上市，各国精英富豪优选移民去美国，形成了资本+人才+富豪的巨大顺差，那必然对应着二三流商品领域的巨大逆差。这种新玩法的诀窍，不知下代人能不能搞懂。

我感觉，从农业转换过来的第一代人，都会为现代工业和技术目眩神迷，以为搞定就赢得了终极胜利，其他应该是被压缩的牺牲的，他们理解不到，是金融和资本的循环机制，在主导着分工和贸易，主导着他们提供什么产品和卖给哪些能买的起的顾客。而理解不到，就追赶不了。

除了观念不接受外，更多明着暗着的阻力，来自于各省厅这些逐年熬上来的官僚共同体。比如通产省就不想开放，一是为了自己的政绩好看，二是放外资进来就不好继续干预指导，三是确保关联的圈子利益不被冲击继续围着他们转，开放了进来了很多不把他们当神的美国人，那日本企业也不把他们当神了。至于高价由国民支付，麻烦由谈判代表擦屁股这些，跟他们的奖金升迁一点关系都没有，自然毫不关心。而其他负责具体行业和要素市场的干预的部委，比如国土厅和农林水产省，就比通产省隐蔽而且致命许多倍。

A：你们也是奇葩，没有单独的商务部。财长行长外长商务部长的思考起点通常还是国家利益，通产省、国土厅、农林水产省这些家伙一直阻拦的话，那顺差、外储、贸易摩擦就永远不顺畅。我们那边的捣乱也很多，不过没什么持续性，过完选战那一阵风就又摇摆回来了。偶然的失控一次，倒是捅了天大的乱子。胡佛总统竞选时向愤怒绝望的破产农民承诺一定通过关税法案，不顾上千位学者反对，也不顾福特老板和摩根总裁的整夜跪求，仍然选择兑现。结果引发全球连环的经济危机，德国日本脆弱的宪政体系没能撑过去。不过我相信几代人之内，美国绝大部分力量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悲剧重演，在最坏的选择时，宁可单独对一国发动战争，也好过全面切断贸易引发全球混战。

J：你们那次关门可真是间接要了一亿人的命，但回看过去的话，你们的破产农民早晚会造反的，金本位这个老系统的历史车轮总是要不断的碾压一些人，拼命阻拦的越久，出来碾压时的牺牲品就越多。除非一战之后各方没有恢复金本位，而是创建了类似现在的体系。

第二轮：1988年前后

J：趋势很不妙，三年来，汇率升值约一倍，但贸易顺差还是涨的很快，为了防止升值导致紧缩的财政扩张预算也在执行，加上资本流入，三个水龙头各自灌各自的水，央行不得不拿日元买下来，股市和房价已经有泡沫的迹象。央行如果放任日元无限制升值，确实能强制调整，但三年升一倍已经不慢了，也想听下你的意见。

A：哪有央行不得不拿日元买下来，还是不肯改弦更张。要立即放开企业和居民持有和交易外汇资产（注：实际上到1998年才完全放开）。阻碍他们持有，可不就是央行代为持有，接盘放水会让你们涝十年旱十年，一代人大起大落。交出去以后，央行就坚决坐视升值直到市场信心动摇开始掉头，前几年法郎英镑四年贬一倍也没什么。坚持不介入，升值也会迫使出口部门找进口管制部门干架。

二是这么多资本流入，你们却拿不出更多的杯子接，可不是要溢出来。务必要保证土地房产和股票等资产的供应增速能够灵活跟上。听说你们核心农地转移用途需要部长和省长批准，不转用途也只能转移给农民打理，禁止资本公司和市民插手，农产品贵到天价，整个经济都在给输血却又没什么产出，简直就是现代经济的面子封建农奴的里子，禁止流通还让泡沫全堆在城市里。（注：直到2009年时日本务农人口平均年龄约60岁了，很多土地抛荒，资本下乡经营农地的禁令才解除）。

J：国土和农地确实管制极多问题很大。你们有全世界的优秀企业跑去买地建厂，美国企业一有机会就到城郊大块的拿地建总部，可是日本土地管制极严。不仅是外资工厂进入日本受到阻碍，日本制造业以外的公司大多也只能挤在城里付高租金推高房价，富豪也没法像你们退休后下乡去搞大房子。结果导致与美国相比，日本的机会更多积聚在划定圈子里，钱也都更多的堆在划定圈子里，也有更高比例的青年又苦又累好几年才挤进小房子，生育率自然也会比你们低不少。

可是国土厅和农林水产省根基非常深厚，由于人均耕地太少、粮食自给率太低，管制和保护很少有人质疑，积攒的法律也很多。农民选票和农协、基层官员利益一体，组织程度堪比二战前陆军海军，内阁和议会很难搞定他们，倒是他们使个眼色，内阁和议员们就会识趣的赶紧低头闭嘴。

A：关于土地，我们好像有个专家组来过，建议务必停止国土硬性管控，方便房产商和居民换地流转整片开发，把规划审批权限给到基层社区，为了避免过度囤地可以统一征收一点点持有税。你觉得能调整多大？

J：很不乐观。即便明知泡沫将至，也很难让国土厅修改目前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只能等到编制“五全综”时放松（注：“五全综”是94年修订、98年执行）。国土厅如果承认“四全综没能预计到需求猛涨，所以需要紧急调整”，那别人会问“难道以后就能提前预计十年吗，还是方便个人业主自行交易、地方自行核准吧”，会危及到官僚们的位子。而如您所知，官僚们宁可灭国也不肯自裁，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当年珍珠港咬你们时，你们只以为日本政府疯了，没看到背后是陆军官僚们坚硬如山，内阁垮了好几次。

A：土地流动性推进不了，那金融开放能不能补救？你们的银行，会数地皮、和老客户喝酒、按计算器就能活的很好，有着全球规模的资产，管理还停留在20年前，照惯性思维加码信贷是火上浇油。还有你们股市的市值排在世界前列，可感觉公司治理比我们要落后两代，要是在纽交所上市的美国公司，早就被收购兼并重组了，二三流业务线卖给同类、做强自己优势部门，高管也优化几轮，股价这么高也会增发股票囤积现金还会压低泡沫。银行和股市是对成千上万个企业的竞争优劣进行裁判的系统，难以想象一个经济大国的核心功能，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J：现在正是欢歌笑语的高潮时期，多半要等摔倒了才会大动。没有世界一流同行进来殴打一番，自己的进化就停滞了。我倒是很怀念明治维新初期时的制度创新发明，那时四成政府预算用于给武士大名发津贴，协助完成了新旧势力的切换，不像大清保守派和维新派耗了几十年死了无数人。

第三次，1995年前后

A：恭喜你们把自残之路都走了一遍，现在还在继续自残，未来可以当作教科书了。

危机处理有几点很好奇，一是财政政策，为什么大兴基建花钱，同样是增发国债，走减税道路的话还能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新基建已经没有回报，浪费了宝贵的窗口期和国债额度，最后不得不增税时就彻底锁死了。国民背着巨债挤小房子又没有生育率，将来国债找谁接续，用什么资产的现金流撑着？

二是货币政策。这几年日元居然还升值。银行丧失放贷功能属于系统性危机，救助是央行最紧急的要务。这时企业变卖境外资产回国补窟窿，无限接盘压低汇率是一举多得，一是能帮那些企业还债轻松一点，二是有想试着抄底的吞并的也得到足够军火。泡沫前不该放水的时候放水，危机后该放水的窗口期又矜持了。搞不懂。

三是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强制重组出售两三家大银行和证券公司？让美资进来占一两成份额，把银行和资本市场效率提升一级。清理掉失败者、让优胜者扩张，这对系统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撇账，也是社会为危机支付惨重代价后所能得到的最有价值的回报。

J：还是几个官僚集团各吵各的、各做各的，内阁无法协调。总算上来一位不是自民党的首相细川护熙，他没太多利益纠葛，可是也没太多实力。他计划要废除全部管制，切断官僚与企业界和协会的关联，实现日美经济一体融合，可惜公布没多久官僚们就给他挖坑，逼他辞职。更寒心的是，他辞职了一个月，竟有枪手在公开场合刺杀他，理由是因为他的战争道歉，还好没有击中。

我觉得日本二十年内难有起色，再以后，思维更现代更国际的当下年轻人熬成高级官僚了，也许会不一样。如果十几年前，里根改革时施压更系统化一些而不是整体纵容、零打碎敲，或者日本没有自满于产品和技术的进步，而是更多关注产权金融和制度等领域的开放和跟进，或者虽然不懂但只管无脑硬抄，那即使官僚、公司高管、土地的流动性只有你们的一小半，也不致此。

A：部委和官僚没有流动性，公司和高管没有流动性，土地缺乏流动性，制度也缺乏弹性，处处和资本贸易要求的流动不合拍。赶巧了20年就走到极致，时代或者系统一变就死活转不过来，是这个意思吗？真是太可惜了。

J：没能突破确实非常可惜，倒也没啥奇怪，似乎只有英语民族的心态文化是和资本规则是先天就内嵌互生的，看看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大家都或多或少的需要英美的压力才能转过去。我们倒是有个专用名词，外压gaiatsu，还好外压来自你们而不是法德俄等，那可是会糟糕到不敢想。

日本没什么激动人心的了，要不我们换个关注方向，一个重量级的新玩家？

A：我也觉得中国的走向激动人心浮想联翩。93年起他们的动作很大也很坚决，但估计严重缺乏经验和人才，比如明明很穷而且增速很快，为什么要追求贸易和资本双顺差，把宝贵的外汇存在美国而不是换成急需的设备、原料和技术，还搞到通胀不可收拾？而且现在锁定了汇率，再这么锁定的话，泰国印尼马来菲律宾会受很大影响。看不懂。

J：日本已经很难懂了，对中国就不宜着急下判断。他们走了几十年的公有制，企业、员工、土地大多还是国有的，现代银行和金融近乎于零，各种部委厅局倒是百八十个，能转过来的难度和风险比我们高好几倍。但愿这次转折能少一些弯路，也祈祷这头大象千万别乱撞，把系统给搞崩了。



（上篇完，下篇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