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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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中国新闻周刊 04-21 18:10  大
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我当时就是公安部一个副科级干部，做梦也没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的审查。”

本刊记者/杨敏

1966年底，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接到总政通知，要求派出一名副处长，参加中央专案办公室的工作。

12月29日，时任总政保卫部第四处副处长、42岁的张英华被总政保卫部副部长郝苏找去谈话。此前，张英华曾多次参与对干部的政治审查，还曾参加过“黄克诚专案组”，属于“党最信任的那类人”。

“郝副部长说，让我参加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明天到‘三座门’报到，接受新任务。”在国防大学第一干休所，今年九十高龄的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英华瘦高的个头，浓重的河北口音，多年的保卫工作训练了他非凡的记忆力。上世纪90年代，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用户，多年来，习惯于每天晨起浏览新闻、回复邮件。

回首这次特殊任务，虽然已相隔近半个世纪，他仍然深觉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

进专案组

12月30日，张英华一早就到俗称“三座门”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报到。

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兼军委副秘书长肖华主持，参加者为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郑瀚浩、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柴瑞林、总参谋部作战部副处长王亚志、原罗瑞卿办公室秘书邓汀、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以及张英华，共7人。

肖华首先讲话。他说：“康生同志几次来电话，督促我们成立罗瑞卿专案组。今天到会的同志都是专案组的成员，我们这个专案组就算正式成立了。”

会上规定了保密原则：办案内容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片纸只字不能带出；会议和外调记录一律记在保密手册上，有页码有编号，用完上交；专案之间不能串通，等等。

专案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国防部大楼的肖华办公室，专案组人员对外称“肖办秘书”。

专案组的第一件事，是搜集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以及1966年4月公安部揭发、全军批判罗瑞卿会议的材料。

1965年12月，正在昆明巡视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急召至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批判为“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1966年3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罗瑞卿的批判升级。3月18日，罗跳楼自杀，造成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称其“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5月18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小组，对四人进行审查。其中，罗瑞卿案由军委处理。

根据搜集的这些材料，专案组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不突出政治”“抢班夺权”等几类。之后，又以1949年划线，将审查内容分为两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表现（包括个人政治历史）和解放后主持公安、军队工作时的路线错误。

由于专案组缺乏公安系统的人员，1967年5月起，又从公安部陆续调进5个人，其中就有公安部二局一处的副科长汪春耀。

“我当时就是公安部一个副科级干部，做梦也没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罗瑞卿1949年至1959年任公安部长）的审查。”在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官园支部活动室，84岁的汪春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当然还是觉得有点荣誉感的。凡是抽调进专案组的人，无论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能力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赴川外调

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主要负责审查罗瑞卿1929年以前的历史。

在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对罗瑞卿未参加南昌起义一事提出了质疑。“他到哪里了？这段历史应该审查清楚。”为此，专案组决定派张英华到广州调查。

1967年6月，张英华赴广州。大街上到处都贴着大标语“打倒广老谭”，后来他才知道，“广老谭”就是黄永胜，意为“广州的谭震林”。

到广州第二天晚上，张英华见到了黄永胜。他觉得黄永胜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还不时说几句玩笑话。他没想到，一年后，黄接替杨成武当了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黄永胜说，1927年时他并不认识罗瑞卿，后来才知道罗当时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他自己则是在中央警卫团当战士。1927年7月下旬，军校和中央警卫团的很多人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罗却没参加。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写了份揭发材料。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更多的线索。

从广州回京后，专案组从中组部借出了罗瑞卿的档案查看。张英华等人果然在其中发现了一些疑点，如：关于罗瑞卿1926年加入共青团一事，几份材料上的介绍人均不相同；入党介绍人，解放前后填写的也不同。

1967年7月和10月，王亚志和汪春耀两次入川，向所涉及的几位证人进行调查。汪春耀觉得王志亚军事知识非常渊博，暗自佩服，但当时并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彭德怀的秘书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调查发现，罗瑞卿所填的三个入党介绍人中，陈刚秉和任伯芳都已过世，只剩潘先知。经过四处寻访，他们终于打听到，潘先知当时在四川合川县政协担任秘书长。

他们连夜去合川统战部查阅了潘的档案。在其自传和干部登记表中，多处写到他与罗瑞卿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感情甚笃”等。但是，没有发现潘曾经介绍他加入中共的只言片语。

第二天，他们找潘先知谈话。潘大讲与罗的关系如何密切，但他承认，在得知罗担任了公安部长后，给罗写过信，没有回音。

“我们推想，这可能就是罗把入党介绍人从潘先知改为任伯芳的原因。”汪春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此同时，张英华等人在北京、沈阳和哈尔滨等地也展开了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旁证材料。两组人员将材料仔细核对后，基本勾勒出了当时的情况：

1927年底，罗瑞卿离开汉口四川会馆到湘西常德，在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当了一名“上尉宣传员”。不到半年，罗去了长沙，正赶上长沙“马日事变”，立刻乘轮船赴南京，于1928年7、8月份间到了上海。

在上海，罗瑞卿遇见同乡任伯芳，两人相处甚好。任伯芳刚刚与中共地下组织接上关系，罗向其请教之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说自己在武汉黄埔军校时入了党，后来与党失去联系，要求恢复党的关系，证明人为任伯芳。

当时大革命失败，许多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纷纷来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罗的信送上去没几天，就收到通知，让他在外滩公园手持报纸，等人来接头。

来人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欧阳钦，在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告诉罗组织关系已经恢复，以后与一位陈姓同志联系。

就这样，罗瑞卿入党了。

“二办”成立

1967年夏，风云变幻。

8月11日，造反派贴出“肖华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肖华倒台。8月17日，“军委办事组”成立，取代了军委办公会议。9月下旬，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

据杨成武后来在《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中回忆，罗瑞卿专案组代号为507，成立之初负责人是周恩来。1967年9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主持召开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指示清理专案，以便让没有问题的老同志参加初步定于1968年举行的中共“九大”。

会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大厅召集会议，作出部署：原来由谢富治主管的专案办公室，改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中央党政机关审查对象划归“一办”。军事系统审查对象则划归“二办”，由杨成武负责，下设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贺龙案等10个组。一办的后勤保障、办公费用等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二办”由军委办公厅负责。

10月25日，杨成武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二办”正式开张。会上确定，二炮政委李天焕、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成学俞三人兼任“二办”副主任。

为了充实力量，二办先从驻京的总参、总政等机关选调干部，随后又向北京、广州等军区发电，要求报送“政治思想品质好、历史清楚、懂政策、守纪律、工作能力强、没有参加群众造反组织的比较优秀的干部”。到1967年底，陆续有100多名干部调来“二办”，但仍未按计划调齐。

“二办”成立后，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许心荣担任了罗瑞卿组副组长，又从海军、空军和各大军区调来6人，原来的人员部分退回原单位。办公地点从肖华办公室搬到翠微路的总参招待所。

张英华成了留用人员。“他们既不放心我，但又离不开我。因为在组内我了解案情，熟悉公安业务，属于业务骨干。”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两个月后，张英华被增补为副组长。

审问罗瑞卿

外调回来后，1967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三人到罗道庄审问了罗瑞卿。

当时，罗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警卫某师一个连队的院子里。与罗瑞卿一同关押在此的，还有彭德怀、彭真、谭政、刘仁、万里等人。每人一间斗室，走廊上设哨兵。室内一张木床，一桌一凳，窗户上糊着纸。

审讯间在一座小平房里，大概十二三平方米，摆设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几个凳子和一个暖水瓶。

为了这次“交锋”，事先他们作了充分准备。怎么提问、什么时候举证都做了设想，对可能遇到的情况都预想了应对的办法。

穿一身旧军装的罗瑞卿被警卫搀扶进来。他神色平静，但透着机警。

待罗瑞卿坐下后，张英华开门见山地问：“你入过团吗？”他注意到，罗惊了一下，但很快就镇静下来。

“这个问题，我作交代，我没入过。”罗承认，他在干部登记表中所写的，1926年在四川南充中学时由一个老师介绍加入共青团，不是事实。

张英华有点意外，很快又问：“你入过党吗？”罗瑞卿沉默下来，好一阵不说话。

“诸位，今天就不要再问了，我讲吧。”罗瑞卿抬起头来，“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

张英华和王亚志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给他纸笔，让他写了一份简要材料。在结尾，他写上了“认罪”二字。写的时候，他一反往常的平静神态，显得有点激动，手略微发抖。字比较大，共写了两页纸，200字左右。

张英华将这份“认罪书”上报至军委办事组。在罗案久攻不下时，这显然属于“阶段性硕果”。

几天之后，11月19日，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开驻京部队高级干部会议。张英华记得，主持会议的吴法宪称：“杨代总长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威力之大，就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的堡垒轰出缺口了，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了。”

但在张英华和王亚志等人看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全国各地都陷入白色恐怖，罗瑞卿却冒着生命危险到处找党，实属难能可贵，应当认定为“因入党心切，而手续并不完备”。

“特务”问题

专案组的另一个审查重点是罗瑞卿的所谓“特务问题”。

1967年7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罗瑞卿在延安时的老婆拱平是特务，现在在南京。当月，张英华等四人去南京，将在一所中学工作的拱平带回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看押。此后的两三个月，张英华等人几乎每天去审问拱平。

据专案组了解，在延安时期，在“抗大”担任教育长的罗瑞卿与抗大学员拱平结婚。不久，拱平称有病要去西安治疗，之后一直未归，后来进入了国民党的《黄埔日报》当记者，与《中央日报》的一名记者结婚。但经调查，没有发现拱平曾从事过特务工作。

年底，从“二办”又转来一份揭发材料。上海监狱中在押的一名老中统特务称，上海刚解放时，他曾在街上遇到另一个中统特务杨宝昌，杨偷偷告诉他：“公安部的罗部长也是我们的人。”

随后，杨宝昌被押解来京，由专案组负责审讯。但调查显示，杨根本没有可能与罗瑞卿相识。

11月，罗瑞卿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治疗左股股颈骨折旧伤。1968年2月9日，专案组给杨成武、李天焕写了一份报告，称如让罗瑞卿继续住在医院里，对审讯十分不利。“他吃住舒服，拒不认罪，为了突击审讯其特务问题，我们建议立即出院。”2月11日，在专案组的命令下，罗瑞卿被迫出院。

“那份报告是李天焕亲自到专案组授意的。我们当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写成了那份报告。这就是那份报告出笼的全过程。”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月16日，专案组在《关于对前段工作的检查和今后工作的任务》的总结材料中承认，罗瑞卿的“特务问题”经过45次审讯，仍未突破。“我们决定树立必胜信心，连续审讯，开展强大攻势，从政治上把他打倒。”

27日，在由张英华担任主审的一次讯问中，对于罗在1928年1月至6月期间所担任的国民党“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上尉宣传员的性质，办案人员和罗瑞卿发生了激烈冲突。

办案人员认为这段历史应属于反革命历史，罗瑞卿坚决不同意。在僵持不下时，有的办案人员辱骂罗为“死硬派”，说“一切反动派都是愚蠢的，你就是最愚蠢的”。

罗瑞卿终于失去了平静，愤怒而绝望地喊道：“毛主席啊，有什么办法？逼着我写我就写吧，写了死了就算了，死了我还要申诉，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公安部对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的认定标准，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上尉以上军官的属于“五类分子”，但罗瑞卿任国民党上尉是1928年。所以，最后没有对他的这段经历做出“历史反革命”的结论。

被撵出专案组

1968年3月，中国政坛再起波澜，“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接任“二办”负责人。

罗瑞卿专案组人员又一次进行了大调整。汪春耀等5人回公安部参加学习班，海军航空兵后勤部政委张晓山调任常务副组长。许心荣、张英华仍为副组长。办公室由翠微路招待所，搬到了京西宾馆九层。

5月，专案组写了一份报告，称没有发现拱平是特务的有力证据，建议把她放回南京，由原单位继续审查。“实际上就是把她放了，她没问题。”对于杨宝昌，专案组也做出了结论：罗瑞卿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10月底，在专案组的一次党支部委员会上，有人提出：“在专案组内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右倾思想，有的人精神状态有问题，需要进行批判。”理由是，许心荣、张英华和王亚志等几人多次写报告，要求给不够逮捕条件的审查对象降格，改为拘留、监护，或送回原单位审查；同意罗瑞卿住院治疗；给审查对象送“毛选”、订《人民日报》；送老花镜和生活用品等。为此，三人被批判为“包庇敌人”“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王亚志因曾当过彭德怀办公室的秘书，就更被怀疑为安插到专案组内的“坐探”和“钉子”。

11月27日，三人被撵出了专案组。许心荣回总参，后被发配到新疆军区工作；张英华回已被“军管”的总政，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王亚志被押送回总参，后发配“五七干校”劳动。

对罗瑞卿的审讯持续到1968年底。1969年1月，罗瑞卿终于获准入院治疗，做了截肢手术。1973年，被解除“监护”。

1975年8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顾问，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三次审查

文革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办案人员经历了多次异常严格的政治审查。

1976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总政保卫部组成了“七号办公室”，以审查曾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和“三办”（1968年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干部）搞过专案的人员。对张英华的审查结果为：没有问题，可不做结论。

1982年至1984年张英华任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院务部副政委期间，根据中央对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的指示，军事学院党委组成调查小组，对张英华在罗案组的问题进行审查。最后认定，张英华在专案组期间表现良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错误的东西。

1984年9月18日，全军整党办公室发出《关于调查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二、三办公室军队办案人员的通知》。由总参牵头，总政、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及各大军区组成“联合调查组”。这次调查，耗时、耗资之巨，远超前两次。

在这次调查中，对张英华所做的结论依然是“没有问题，不做文字结论”。不过，他被认为对1968年2月27日那次审讯（对罗瑞卿使用了带有侮辱性的言辞）“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84年整党期间，公安部举办“一、二、三办专案人员轮训班”，共283人参加。汪春耀成为该部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中，少数几个没有进轮训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