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红:我为朋友拆窃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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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一座城市里，我和齐红聊了几天，其中很多内容没法在这时告诉你们。这次仅仅要说的是，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事情。这发生在2011年。

窃听成风



双腿一软，瘫坐地上，久久不能说话——齐红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官场上传开了名声。

熟人才是通行证。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方说，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带话”，他们都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



“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他说。这让在座的人震惊，在山东一带，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他们纷纷感慨——人心是不可靠的。



齐红思虑得更多，“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还对朋友们说：“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我想想办法，你们等着吧……”没过几天，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



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就像这一位，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他的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不可能是家人装的，情人“藏得很深啊”。



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某副手能力超群，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他豁然开朗，将副手调离。

忧心忡忡



他谈到一位朋友，一个总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他打了个比喻——“像国家领导人”。一次闲聊中，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终止交往！”

可是，他为什么要特意向齐红交代呢？我想齐红也会有这个窘迫的疑问。他记得自己只是难为情地回答，“这是你的私生活问题，如果她们让你感觉很美好，或是充满了激情，你仍然可以继续……甚至你都可以忘掉有过我这个朋友……”齐红叹了一口气，补充说，“那是他的自由。”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齐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