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这个问题，蔡昉、林毅夫的回答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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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个问题，昨天蔡昉、林毅夫的回答截然不同

原创： CF40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2018-11-21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到底是什么？

11月20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在北京举行。本期主讲人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主题交流及互动交流嘉宾为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和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讲座聚焦“四十不惑：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探究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因。讲座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


本期讲座现场吸引了近500位听众，有超过六万名观众在线同步观看直播。


讲座中蔡昉提出，我们过去几乎全部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和人口因素有关，经济突飞猛进是特定时期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因此，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则指出，中国的高速增长，固然有许多资本投入，固然有大量劳动力不断涌入，但之所以能够维持高增长，主要是后来者优势。“人口红利带来了什么效果？一个是劳动力参与者增加了很多，第二个是抚养人口少，所以剩余多，还有像蔡昉讲的资本积累。但如果假定没有快速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那不断增加劳动力跟不断积累资本的结果是怎么样？是边际报酬递减，经济是不会快速发展的。”

人口红利VS后发优势，为何两位经济学大咖看法截然不同？

► 蔡昉：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充分条件就是改革。我们还需要看看，我们有些什么特殊条件，是中国具备而其它国家不具备的。


我们先看人口，我把人口分成劳动年龄人口和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在15到59岁，非劳动年龄人口这种叫法有的时候也不太合理，也可以称之为依赖型人口，即15岁以前和60岁以后的人口。在1980年到2010年之间这30年中，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其实是略有负增长。人口的这种变化就导致了中国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把它叫做创造劳动人口机会窗口期。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也是增长，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没有中国增长快。其他发展中国家依赖型人口增长很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也很快。只有中国，我们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这是独特的条件。

这个条件带来了什么？带来了过去高速增长中的增长源泉。高速增长都和人口结构有关系，跟人力资本、劳动力数量有关系，这个都大家容易理解，但是这两个贡献率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分解了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每年的增长速度就是由这些因素构成的，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也有两个原因和人口密切相关。

第一个，当你的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而且很低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创造的剩余储蓄起来，我们实现高储蓄率。储蓄起来就可以投资、可以积累。同时，因为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也不会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种假设，很快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事实上很长时间不会，因为你的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因此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也很高，你有高储蓄率又有高的资本回报率，很自然，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做贡献是必然的。

我们还有一大块，最后这部分是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发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说劳动力从生产力低的农业专项生产力转向更高的非农产业，这个转移本身对我们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做出很大贡献，这也是我们积累大量剩余劳动力带来的。因此，几乎我们过去的全部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和人口因素有关，是特定时期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因此我们获得了人口红利。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人力资本。如果你画一张图，横坐标是人口年龄，纵坐标是人均受教育年限，这就是人力资源的指标。发达国家从20到60多岁是一条水平线，因为它的教育早都发展到那样饱和了，大家受教育程度都很高，20岁的人受教育年限跟60多岁的人是一样的。但是对中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越是年轻的人受教育程度越大，当年有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带着更高的受教育年限很快显著改善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把中国受教育年限和世界水平线相比，中国实现了快速地赶超。

再有一个，论证我们生产力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我进一步分解劳动生产率。一产贡献了一个份额，二产贡献了一个份额，三产贡献了一个份额，这三个贡献份额加起来不是100%，还有44%的因素是来自于资源从一产到二产到三产的转移，主要是劳动力资源，也就是说再一次印证资源重新配置是特定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是人口红利的表现。

当然，这些条件，我们改革开放之前也具备，今天非洲也具备，很多东南亚、东亚、南亚国家也具备这些人口年龄，人口红利的潜在贡献必须有改革开放。因此，为了兑现中国人口红利，我就相应把中国的改革过程用这样一个逻辑来概括：退出——流动——进入。因为人们为什么要流动？农民工流动是因为他想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微观上人们是有动机的，你解除制度障碍，允许我流动，那么我就有这个动机去找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从宏观上，它就告诉我们，你的生产率来源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这个逻辑，即可从激励机制和微观选择角度认识，也可从配置机制和宏观效应角度认识；既可以解释农村改革发展逻辑和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也可以应用于认识企业改革、其他要素市场发育。

首先，农村改革推动劳动力退出。

1978年凤阳小岗村农民找队长的时候他们是典型人民公社，大家积工分，那个时候最大特点，它没有退出政策，你搞一些副业被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因此你只有说偷懒，我没有力量干活。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废除，改善了微观激励机制，一下子就根本上赋予了农民配给他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权利，我们家庭承包制被写进宪法，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人民公社没了，从那个意义上说，它不再控制人们的劳动的岗位，当然我们还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改革，比如说先从种粮转向种植业，更多的种植业到多种经营到进入乡镇企业到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在中西部进入东南沿海。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逐步退出的过程，我们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城市化率也在大幅度的提高，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就相应降下来，这也是搞农业经济，我是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学的是农业经济。这是农业经济学家的所坚信的一个叫“铁律”，农业份额下降，经济发展的一个铁律。

然后，新增就业促劳动力流动。

退出以后，他们就流动，我们也知道92年邓小平有个“南巡”讲话，之后我们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非公有经济、外向型的制造业就大规模发展起来了，因此劳动力从农业一下子就转向了这些领域。那么不断重新配置导致了目前我们城市的就业中农民工占到了40%左右。

最后，清除劳动力进入的体制障碍。

再下一步他们不是简单的流动，他们不断克服制度障碍，进入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他们先到小城镇再到中小城市，再到大城市，在大城市边缘生产出来的新企业就业，随后他们也可以进入到了国有企业，进入到各层，甚至也有一些获得了长期的居民的待遇，甚至还有一些，当然不是很多，也得到了城市的户口。那么直至我们今天城市的就业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疏难过程，他们从年龄上补偿了我们人口老龄化。你把人口相关的因素变成生产要素的供给变成生产率的提高，你测算出来你就可以得到2010年之前，中国就应该有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我们叫潜在增长率，就有10%，实际上我们实际增长率尽管是波动，但是平均下来也就是10%，这就是我们的过去。

当然，情况在变化。2010年，我们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我们老龄人口一下子看到了一个问题，15到59岁这个劳动年龄人口在那一年达到了峰值，峰值就是拐点。从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从那之后，就一直减下去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比较快的经济增长带来比较快的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就是从高生育率转向低生育率那么一个过程。转的结果必然是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出现了一个我所说叫做“未富先老”。

201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我们越来越像一个橄榄型。不含中国的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它比中国更像一个金字塔状。它的表现是什么？是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比其它发展中国家中“更老”，所以我们把它叫“未富先老”。2010年我们经历了两个拐点，都是人口拐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就负增长。另一个，同一个指标另一种表示，是人口抚养比，2010年达到最低点，在此之后迅速提高。大家说为什么2012年开始中国一下从两位数11%的增长速度一下跌到8%都保不了，其实就是由巨大的拐点导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农村的16到19岁的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以后现在也在减少，相应进程农民工速度大大减慢，你再搁到生产函数或者增长核算方程里面，你就会得到中国潜在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就一定是下降，这是我们过去测算的。“十二五”期间平均只有7.6%，后来实际增长速度是7.8%，“十三五”只有6.2%，目前我们还高于6.2%，因此我们也有信心说，我们后几年降到6%都是很好的速度，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会造成失业现象，潜在增长率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率。

► 林毅夫：之所以能够维持高增长，主要是后来者优势

改革开放40年取得9.5%的增长，当中有多少是由人口红利引起的？到底是人口红利还是后来者优势，让我们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小的风险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个人坚持后来者优势。


人口红利带来了什么效果？一个是劳动力参与者增加了很多，第二个是抚养人口少，所以剩余多，还有像蔡昉讲的资本积累。但如果假定没有快速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那不断增加劳动力跟不断积累资本的结果是怎么样？是边际报酬递减，经济是不会快速发展的。因为经济发展快的前提是什么？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什么？是技术不断提高产业不断升级。

这就让我想起克鲁德曼在95年写的一篇文章，说东亚奇迹是泡沫，因为东亚在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资本投入劳动力的投入。然后97年、98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大家把他视为神，但让我想起，2000年的时候，克鲁德曼参加新加坡的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他跟李光耀在同一个讨论会上，然后就讨论东亚的奇迹。李光耀就问克鲁德曼，你说我们的奇迹都是假的，都是资本增加人口增加造成的，但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新加坡从建国以后储蓄率一直高达GDP的50%，已经超过50年了，如果这50年当中，我们储蓄率这么高，但是我们投资报酬率从来没有下降过，没有技术变迁，那么资本这么快速积累，投资报酬率能不下降吗？克鲁德曼被问傻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新加坡在快速发展的过程跟中国一样，大量利用后来者优势，引进技术进入成熟产业，然后他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主要不是靠自己研发得来的。

我们知道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剩余，剩余怎么来的？是因为你左边是产出右边是资本劳动力，然后如果不能用资本跟劳动力增加产生的那些叫TFP，发达国家有很大的TFP，发达国家技术是自己研发，自己研究发明这些投入，不算投入，所以变成剩余TFP。我们发展中国家利用后来者优势，怎么后来者优势？引进技术怎么引进？买新的设备买新的机器，然后你引进技术已经表现在那些设备上，那些机器里面，所以在资本（K）里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个新的K都包含新的技术，而这种新技术比你自己发明，技术让它进入到剩余，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实际上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没有技术进步，如果你用后来者优势。

我想中国的高速增长，固然有这么多资本投入，有那么多劳动力不断涌入，但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高增长，我想主要是后来者优势。那么到底说人口红利有没有影响，这是个计算的问题。我没有做很严格的计算。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维持20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每年8.6%的增长。他们都没有人口红利，它维持20年增长，当然我们40年，我们40年是以起点更低开始。我讲20年的时候，他们人均GDP是美国的21%，我们开始的时候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我认为我们这9.5%的增长，更多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创造的利用后来者优势造成的。人口红利有没有影响？也许有影响，多大的影响？一个百分点、半点百分点或是1.5个百分点，这可以仔细研究，但是可能不是最主要的。

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有多少是由人口红利消失造成的？因为人口变动是一个慢变量，是一个很慢的变量，那我们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一个快的现象，用一个慢变量不可能解释快现象。怎样证明我这个怀疑？从2010年以后，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也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都比我们大，它也没有像我们红利消失，它们也没有我们说的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体制机制问题集中爆发造成。我在很多场合讲过，中国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6年是6.7%，下降了将近3、4个百分点，不少，这里面跟人口红利消失这几年是重合在一起，但相关不见得是因果关系。

怎么证明？我们来看看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10.3%，2016年的增长速度6.5%，跟我们同样下滑，它没有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但它下滑幅度跟我们一样高，它也没有集中爆发体制机制问题，但下滑幅度跟我们一样。你再看看巴西，金砖四个当中的一个，2010年增长速度7.6%，2016年的增长速度负3.6%，同样他没有人口红利消失，同样也没有体制机制问题集中爆发。然后我们再来看俄罗斯。2010年增长速度4.5%，2016年增长速度负0.2%，也是下滑幅度都比我们大，也没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没有人口红利的问题。再来看土耳其，2010年增长速度7.6%，2016年的增长速度3.3%，减半，减掉60%。它也没有我们体制机制问题，它也没有人口红利问题。不仅是说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可以看东亚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新加坡，2010年增长5.2%，2016年只有2%，台湾2010年增长速度10.8%，2016年2.7%，有韩国，2010年增长速度6.5%，2016年增长速度2.8%，那怎么都跟我们一样，同一个时间然后下滑幅度都比我们大，我们的问题他们都没有，不管是说集中爆发的体制机制问题，还是人口红利消失，都没有，怎么来解释？

我认为还是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还没有走过去，发达国家占世界收入水平一半以上，贸易从2008年之前本来增长速度都是国际增长速度两倍以上，一下子掉下来比国际增长速度还慢。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周期的政策去干预，搞积极的财政政策，搞投资。投资这几年以后，国际经济并没有复苏，投资机会减少，民营经济投资机会少，政府如果没有继续一些必要的积极财政政策，那当然它的增长速度就会减少。投资减少只靠消费，那消费增长，大部分国家还没有像中国就业率那么高，家庭收入没增长，那消费增长很慢，所以经济增长下滑得比我们更大，这是我的解释。

当然这是我常常讲的，一个经济现象你问五个经济学家会给你六种答案。所以蔡昉跟我，现在出现两种不同的答案是正常的。（以上内容整理自现场速记，未经演讲人审核）

► 讲座活动中，三位嘉宾还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