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我不喜欢那些“贬低革命、抬高改良”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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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我不喜欢那些“贬低革命、抬高改良”的声音
2019-01-21 09:25:06
来源： 史料搬运工（微信公号） 作者：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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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所有关于改良的动静，都来自内部利益集团的分裂与对抗;对抗越严重，改良的幅度就可能越大(仅仅是可能，有可能大幅度“改良”，也有可能大幅度“改恶”)，反之，改良的幅度就必然越小。
　　在最近一、二十年里，言及晚清史，贬低革命、抬高改良，几乎成了中文知识界的一种“政治正确”(或许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之说)。

　　这种褒贬，非常地诡异。

　　回到晚清的真实历史情境当中，无论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多么卖力地在舆论上抬高改良，他们也从来都不是改良的驱动力，从来不曾拥有过选择改良的权利。

　　所有改良，究其本质，都是在谋求利益的重新分配(要么释放政策利好做大蛋糕，要么改变蛋糕的分配方式)。只有那些有能力重新分蛋糕、有欲望重新分蛋糕的个人或者集团，才有选择改良的权利，才是改良真正的驱动力。

　　换言之，在晚清这样的秦制国家，所有关于改良的动静，都来自内部利益集团的分裂与对抗;对抗越严重，改良的幅度就可能越大(仅仅是可能，有可能大幅度“改良”，也有可能大幅度“改恶”)，反之，改良的幅度就必然越小。

　　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晚清历次改良(恶)的驱动力。

　　就从中法战争说起吧。1884年底，也就是战争断断续续的第二年，两广总督张树声站了出来，要做改良的驱动力。

　　他在临终之际鼓足勇气，用遗折的方式，上奏朝廷呼吁开设议院。张说，如果我们“论政于议院”，就可以做到“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国家就可以昌盛。

　　张树声的这个“议院”，与当代民主政治体系下的议院不是一码事。按他奏折里的描述，这个“议院”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高层集体决策机制”，张树声想要用它来取代现存的“二三人独断于深宫”的高层决策模式。

　　中法战争期间，出身淮军的张树声，因为清廷最高决策层、也就是慈禧个人的“和战不定”(以游移而误事、以浮议而隳功，所责备者正在于此)，自身利益蒙受了重大损失。

　　他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受到了伤害，所以他想要改革。但他在利益集团内部的比重很有限，所以他又只敢在临终之际，上一道遗折。

　　遗折递上去，毫无反响。

　　到了戊戌年，改良的驱动力，变成了光绪皇帝。

　　戊戌变法的核心，仍是改革“二三人独断于深宫”的最高决策机制，这是是“维新”的首要目标——造铁路、办工矿企业、翻译书籍、创办报刊、训练新式海陆军这些诉求，洋务自强运动期间已然着手，并不需要启动一场新的改革来推动。

　　戊戌年的动静闹得大了一些，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分裂变大了。

　　光绪想要名副其实地亲政，势必就要瓜分慈禧既有的蛋糕。

　　康有为和光绪，孜孜不倦搞制度局、开懋勤殿，想要由光绪帝、康党乃至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组成新的最高决策团队，将朝廷六部变为执行机构，其目的正在于此。

　　而当和平手段(改良)无法达成这一目的时，康党铤而走险迈向革命(此节，光绪倒并不知情)，计划围园杀后。

　　康党是一群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利益集团内部的分裂，他们把“维新”两个字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理会。康有为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戊戌年公开鼓吹光绪英明神武，鼓吹有这样英明神武的皇帝，中国不需要兴民权开议会。

　　但在戊戌年，利益集团的分裂还不够严重。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些地方督抚，虽然也对“二三人独断于深宫”的最高决策机制不满，但他们无意加入到康有为的阵营。

　　地方督抚们不拒绝“维新”，但他们拒绝参加要与慈禧翻脸的“维新”——老太后的力量还很稳固，参与这种事风险太大。他们也拒绝参加由康党包办主持的“维新”——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如果改革之后，权力与利益更多地落入康党之手，他们也没必要参加这样的改革。

　　所以，仅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和一群缺乏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戊戌年的“改革”，驱动力远远不足，无论怎么看，都没有成功的希望。

　　到了庚子年，改良终于真正地加速了。

　　加速的原因，是老太后的力量被削弱(脑子发热，引来八国联军攻陷了紫禁城，带着光绪皇帝一路逃至西安，个人威望一落千丈)，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无视慈禧“北上勤王”的命令，与联军签订“东南互保”章程，势力得到扩张)。

　　京城陷落的巨大灾难，将“慈禧与二三人独断于深宫”的最高决策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力量的此消彼长，则给了地方督抚要求变更最高决策模式的勇气。

　　所以，两广总督陶模在乱局初定之际，上书朝廷，要求设立议院。在他的设想里，“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议院”拥有国家政务的决策权，“政府”拥有的是执行权。他实际上是在要求用一种新的“集体决策机制”，来取代旧的“慈禧与二三人独断于深宫”。

　　这和当年张树声遗折里的诉求，是高度一致的。不同的是，时代变了，利益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也变了。

　　慈禧当年可以不理会张树声的遗折，但现在，她不能不理会陶模们的主张。她的威望与力量，已远不如往昔。即便她一再抵制，到了1905年，帝国的8位总督当中，已有5位明确上奏，要求朝廷“立宪”。

　　1906年，慈禧终于宣布“预备立宪”。

　　当然，要老太后交出既有的蛋糕，终究不是易事。慈禧想玩日式立宪，借立宪之名，把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建立一种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所以，与“预备立宪”想配套的，是旨在剥夺地方督抚的财权和人事权的“丙午官制改革”。

　　力量上升了的督抚们，也不是易与之辈。张之洞、袁世凯一干人等，不但集体抵制“丙午官制改革”，还嚷嚷要改革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比如变军机处为内阁总理)，逼得慈禧不得不下达“五不议”诏书——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等到慈禧死了，利益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再度发生变化，改良也就成了更大的政治运动。

　　1910年，各省谘议局士绅组织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速开国会请愿”。请愿书中，明确表达了士绅们必欲参与立法、要求政府将“立法之权利”还给“人民”的诉求，且威胁朝廷，若不满足这种诉求，则他日大变，民众惟有坐视朝廷宗社沦为废墟。

　　站在这些谘议局士绅背后的，是地方督抚。他们希望效仿英式立宪(其实也并非完整的英式立宪)，通过谘议局(相当于省议会)这样的机构，将自己手中的财权、兵权和人事权合法化，并通过资政院(相当于国会)这类机构，扩张自己在中央决策层的影响力。

　　1909年的《钦定宪法大纲》里，各种权力“操之君上”，各种“议院不得干预”。对此，地方督抚们是不满意的，是不接受的。

　　改良改到这个程度——要求爱新觉罗放弃秦制，其实已经与革命殊途同归。剩下的，只是武力推翻抑或和平妥协的区别。

　　可惜的是，爱新觉罗的选择是死硬到底，他们严词拒绝了1910年的四次“速开国会请愿”。然后，就有了地方督抚们在1911年的纷纷独立，清廷土崩瓦解。

　　从1884，到1911，在清廷这种秦制国家，“改良”这种事情，永远只会发生在利益集团内部出现分裂的状况之下，只有利益集团自身，才拥有“改良”或者“改恶”的选择权。

　　知识分子和普通草民，只能坐观他们“改良改恶”，或者加入他们的“改良改恶”，成为一颗螺丝钉。

　　或者让我换一种说法：再怎么抬高改良，改良的选择权，也不在“户口减半”的那些汉武帝时代被牺牲的草民手里;再怎么贬低革命，革命也是陈胜吴广们唯一的选择——即便选择了革命，他们也还要求助于利益集团的内部分裂，他们“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不把利益集团的内部分裂挑明挑大，他们的革命也没有希望。

　　(完)

　　注：蒙羽戈兄垂青，昨晚参加了他的新书《激进之踵》的交流会。上面这些，是在交流会上的一些胡思乱想。

　　这里推荐一下《激进之踵》这本书，我个人相当喜欢。理由有二。一是书中对激进之革命与温和之改良的论述，跳出了既往中文知识界流行的“贬低革命推崇改良”的俗套，有许多真知灼见。二是羽戈兄在书中坦言，自己对康有为的认知，经历了“正(因教科书灌输而肯定康)-反(接触到更多史实而厌恶康)-正(重新对康怀有一种理解之同情)”这样三个阶段(括号内的注释是我依据理解所概括，非原文)，而我也恰恰经历了同样的认知过程，且在七、八年前处于“反”这个阶段时，写过不少今天看来很惭愧的文章，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非常亲切。

　　总之，《激进之踵》是本很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