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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航远:从退伍兵到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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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11-2019 00:48:5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从退伍兵到黑社会
杨航远律师
2019-01-23
0
1.17 万
一轮明月当空照,几家欢喜几家愁。快过年了,别人都已调整到过年模式,我一个人的时候,脑子里还在闪回着当事人的至暗时刻。

周权是个退伍兵,后来成了“黑社会”,一审被判处死刑。他的家族成员,一个被判处死刑,一个被判处死缓,一个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赶到昆明机场,周权的妻子高芳来接我。高芳女士是一个身高1.6米的瘦弱女子,做事干脆利索。我问她:听说周权是个退伍兵,怎么被当成黑社会老大抓了呢?高芳好像有点不屑一顾:他算什么黑社会老大,我才是。我和警察也是这么的。尽管我是个家庭妇女,但是,周权听我的。赚的钱都要交给我。我让他十分钟回家,他不敢十五分钟回家。
我对高芳的话半信半疑。

在昆明盘龙区看守所见到了周权。周权身高马大、脸上棱角分明,身上还有军人的孔武气质,尽管被判了死刑,一点没有颓丧恐惧的表情。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拧眉沉思、在判决书上写写画画,像个忙着批改文件的机关干部。周权自称自己没有多少文化,顶多就是个中学毕业。但是,他谈话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思虑细密。
周权听说我来看他,是他老婆陪着来的。他立即抛开案情,关切的问他老婆高芳的情况怎么样?这么大压力,会不会让她受不了。我告诉他,高芳和家里的孩子都很好,高芳把工地上的事也打理的井井有条。周权这才舒了一口气,开始慢慢讲述他的故事:

你是我的律师,我要和你说实话。我没有必要瞒哄律师,我的文化程度不高,编故事也不会编。希望你能相信我,我在法庭上说什么都没有人相信,实际上,一审的法官根本没有听我说话,只关心尽快把这个案件弄完,二十个被告人157本案卷,两天就审完了,根本不让我们说话。没有人愿意认真了解这个案件的真相。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初中毕业就去当兵了。当完兵回来仍然没有出路,我就和老婆到西藏去卖水果,勉强度日。后来听说,昆明好赚钱,很多四川人都到昆明来发展。我和老婆也到昆明来打工。我们没有技术,也没有门路,只有到建筑工地做苦力。有一天,我看到老婆怀着孕还在街上蹬三轮车,回到家里哭了一晚上,我发誓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为了养家糊口、出人头地,我一天打两份工,天天像骡马一样在工地上干活,赚到的钱也不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承包工程的包工头也没啥文化,没有啥水平,赚钱比我们干活的多多了。我毕竟当过兵,和普通包工头比,不比他们差。我做事认真,为人仗义,人缘不错,很快我也开始当包工头。你看我现在手下几十号人,多的时候有几百号人,其实,仍然只是一个包工队,我没有公司,我就是一个包工头。但是,你不要小看做建筑,很赚钱,做好了,有20-30%的利润,做几个亿的工程,就可以赚到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说到这里,他狡黠的冲我笑笑)。判决书中的被告人、黑社会,都是跟着我一起干活做工程的人。判得重的人是我的亲戚,判得轻的是我的工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出苦力的农民工。杨律师,你看我们这些人像黑社会吗?有这样的土八路黑社会吗?
我笑笑:确实不像。我去过你的工地,工棚搭设很简陋,院子里放这几台大型机械设备,生活区的工棚里住着一些人,是工人家属。据说是工地上的工人被抓了黑社会,家里人就拖家带口的找来了。高芳就安排这近二十个家庭的老老少少住在工棚里,使得工地工棚像个破败的小村庄。
是的。我对不起他们呐!他们都是进城务工赚钱养家的,结果被抓进来变成黑社会了。我接着说我的事吧。起诉我的材料尽管一大堆,其实只有两件事和我沾点边,其他的都和我没有关系。
第一件事是2016年的聚众斗殴。
2016年6月份的聚众斗殴完全是一起偶发事件。我们工程队做绿化,附近村里的一个村民过来拿工程铲。工地上的工人不让拿,双方发生了推搡。很快被人拉开,这件事本来就平息了。过了一个小时,那个村民又找了几个村民过来到工地上,想找推他的工人打一顿出气。我大舅哥高书林带人过去解劝,双方没有打起来,就解劝散开了。这次冲突不到一分钟时间,有个工人还拿手机把这个过程拍了下来。这是中午发生的事。有工人和我说过这件事,我也没有当回事,只是告诉工人:“不要和当地的村民起冲突,毕竟在人家地盘上,如果他们再来找麻烦,你们就报警,别打架。”
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我在工程指挥部和上海一个老板谈合作的事。这时候,工地上有工人给我打电话,说村民又来闹事。我就给一个熟悉的派出所政委打电话,这个政委说他从这个派出所调走了,不管这边的事。我也没有再联系警察,毕竟是在和上海的大老板谈项目,这是值得我高度重视的大项目。工地上有领班干活的,小事情由他们负责处理,我就没有再过问。后来听说,由于工地上工人多,双方僵持了一阵子,都没有人动手,双方都散了。
工地上拉渣土的车一开始堵在路口,不让村民进来闹事。双方散开以后,拉渣土的车陆续开走了。这时候,村民又找了一拨人开了几辆车过来了,到处搜寻工地上的工人。后来在距离工地两公里的一个断头路上,找到了一辆工地上的渣土车,这些人就过去砸车打人。渣土车司机就用对讲机呼救,我家亲戚高书林和李东等人就从工程生活区赶过去解围。听说高书林到现场就被人打昏了。由于双方是持械互殴,时间不长,村民那边死了两个人,这边的人也有受伤的。这些都是事后听说,至于哪些人参与打架的,怎么打的,这件事从头至尾我一概不知道,我还在和上海老板谈项目,根本没有出房门,也没有人打电话告诉我。
事发以后,警察就把我们工地上的工人都抓了,村民打人的一个也没有抓。村民的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把他们追打工人的过程都录下来了,打斗的过程可能也录下来了。但是,到法庭上提交的录像是被剪成三段的内容,其他的内容被删掉了。对方参与打架的有一个村霸,开保时捷、拿着武士刀、带了一帮社会上的人参与打斗,还在现场摆造型拍照,警察对他们也没有调查。
警察抓我的时候,我说我一直在工程指挥室和上海来的两个老总谈生意,真的不知情。警察找上海的两个老总做了笔录,证明我说的是真话,警察却不把这些笔录放在案卷中。警察查了那个时段我的通话记录,确实没有打过电话。在庭审理过程中,被抓的工人都说打架这事是突发的,没有人组织、指挥。一审判决书下来,变成了工人说是我指使的,我们是黑社会。就这样我就成了黑社会老大,被判了死刑。
我太冤了。我开始气得吃不下饭,在里面呆了时间长了,慢慢就适应了,我发现关在这里的人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冤枉的,我的心态也慢慢平和了。将来我出去了,就办个律师事务所,专门给这些冤枉的人办理取保候审,打对折收钱。
我本来想靠勤劳致富出人头地,没想到,在昆明奋斗了二十多年,变成黑社会了,还被判了死刑,感觉人生像做梦。当法官在法庭上宣读判决书的时候,我感觉这不是真的,感觉这是一场戏。杨律师,告诉我老婆,只要她在外面好好的,我就死不了。即使到了执行死刑那一天,我也不会为自己哭,我为她心疼我这一辈子掉泪!!!
说到这里,这个一米八的大汉竟然泣不成声。

我静静地看着他,等他的情绪平静下来,问了他一个感情问题:为什么和太太感情这么好。问感情问题不是八卦,辩护律师应当全面了解当事人的情况。在复杂的案情中,不知道哪根神经被触动然后带来根本转机。所以,律师常常要像警犬一样支着耳朵捕捉任何异常信息、任何可能有利于被告人的信息。
周权是72年出生的,今年46岁,结婚二十多年,对于常人来说,夫妻感情都已经被岁月磨损得面目全非了,他何以对太太如此深情?我认真回忆和高芳女士的短暂接触,她确实是个干脆利落能说会道的女人,但和大城市里的优秀女士相比,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杨律师,你不知道,我们的感情太深了!我们结婚二十几年,几乎天天都在一起。我做生意以来,偶尔在外面有走不开的应酬,无论多晚,必须回家睡。如果不是必须参加的酒宴,肯定回家吃饭。我老婆做的饭很好吃。我们穷的时候,她对我特别好,现在有钱了,对我倒不如从前了。我有时候回家晚了,她就把饭菜倒了。周权说到这一点,咂咂嘴,流露出居家男人独有的眼神。开始,我们两个在一起,家里穷,她跟着我吃过很多苦,肚子里怀着孩子还蹬三轮车。她对我好,对我家人也很好。我妈生病需要输血,她二话不说就让医生输她的血,输了两次。这些事从不告诉我,我是一年后才知道的。所以,我赚了钱都给她。她脾气也不好,一吵架就闹离婚,不同意就跳楼。我和她离过两次婚,每次我都主动提出来所有的财产都归她,债务都是我的。我们也打过架,有一次她扑过来抓我,咬我的胳膊,我一动不动忍者。打完架好长时间我不穿长袖。现在回忆起来,这一切都是无法重复的幸福。

同为中年人,细细品味,还是感觉他们夫妇有别人难以体会的深情。
周权的陈述渐渐安静下来,长时间不说话。

我接着问: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是敲诈勒索。周权开始继续述说:敲诈勒索的被害人是房地产开发商杨老板。我给他开发
的地产项目做建筑,合作很多年了。他开始做得不错,后来项目做得太大,资金不够就找我借钱。我的钱也不多,他就让我找螺蛳湾更大的老板借钱,再转借给他,因为我也给螺狮湾的靳老板做工程,我的信誉比他好。这样就出现了民间借贷,杨老板借钱不还,我做的工程也不给结算。我资金紧张,日子也很难过。就多次带着工人找杨老板要钱,他每次都说给钱总是不给,一次次说话不算数,难免会有言语激烈的时候,我侄子还打过他两个嘴巴。司法机关说我向杨老板要的钱超过了实际欠我的钱1000多万,可是他们不把杨老板欠我们的2000多万工程款算在内,借款只算本金。司法鉴定里外里把我绕进去几千万,这样我就变成敲诈勒索了。我被判处死刑,被没收全部财产,杨老板只需配合公安机关装一下受害者,就不用还建筑工人的血汗钱啦。这就是我的全部罪行。
我和司法机关无冤无仇,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害我呢?到我执行死刑的前几天,我要想办法弄死几个人,制造一个震惊社会的大案,让上头调查,让人们知道我是怎么被冤死的。--------可是,我又下不了手。我当过兵,不是坏人,下不了手!!!


从看守所出来,我心情很沉重,好长时间不愿意说话。

周权的爱人高芳女士送我去机场。临到分手,高芳问我:杨律师,你说我们冤不冤?!周权最后会被冤死吗?!!!
还没有等我开口,她已经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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