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史料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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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给毛的信

主席：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万里《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转引自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第4页。



“自从1959年10月到60年10月，全省共死亡190万，仅信阳地区就有100多万，估计问题彻底揭开以后，全省死亡在200万人以上，这是我省解放以来最大的惨案” 。
——见国家农/业/委/员/会《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22日)。 转引自《大跃进狂澜》203页


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 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徵收过头粮所造成的 。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 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 ，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 死亡的比例还高。 ——帅孟奇主编 《忆钱瑛》解放军出版社,1986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1962年6月28日下午……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位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1000万人。他问我，你这个1000万是怎麽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位及各地干部定编数。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爲1000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位，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位。杨尚昆问爲什麽？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250万，有文件可查的是1000万，再加250万。我说，我认爲这个数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位！”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位！” ——见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据四川资中县卫生科的统计，该县龙结区在1960年11月下旬有浮肿病人4899人，占全区总人口的5.4%。据对白鹤、顺河、龙结、球溪四个公社所属的10个食堂280名经期妇女的调查，停经的有167人，占59.6%。又据四川省委检查组对该县1138个食堂共361379人的调查，共死亡27502人，死亡率7.61%，个别落后的生产小队，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三十。该县的公民区从1960年1月至12月10日，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占全区人口的9%。球溪区的张家公社检查组调查了16个大队81个食堂，共有人口13288人，这年1月至11月的死亡人口占被调查人口的11.1%。该县天竺公社二大队三小队食堂，1960年3、4月间，由于断粮，有几天只烧一锅盐开水，由社员自己挖花猪草、马草等野菜充饥。另一个有140人吃饭的食堂，每天只煮8斤小麦、两斤油桔，这样连续吃了十多天。
四川省潼南县的塘坝、三汇两区，有1600多户社员吃观音土，其中的长兴、复兴公社的个别生产队和作业组，几乎百分之百的户挖吃观音土。复兴公社第三大队有307户1337人，吃观音土的有154户，占总户数的50%，该大队第五生产队69户社员，就有52户吃观音土。不吃观音土的，则吃树皮、树根、野菜、野草。吃了这些东西后，大部分人发生头痛、肚胀、大便结燥等症状。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第183-184页


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八成，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总结”。贵州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仅金沙县在困难时期就“非正常死亡”5.5万人。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对此，周林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贵州湄潭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 “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 %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惨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刘兴盛：《贵州湄潭事件》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山东省）五级干部大会……会上既不准作记录，也不准外传。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原新华社记者、《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第28页   新华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1959年到1961年，粮食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分别达到29·15%、28·29%、和28·46%。特别是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75·2亿斤，征购则达到21·4亿斤，购后农村每人留粮321·6斤，是新中国建立后最低的一年。就连关中地区一些主要产粮县的群众也难以避免挨饿，据当年礼泉、乾县、咸阳、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澄城、合阳、大荔、华阴、临潼等关中13个主要产粮县的调查，从1月到5月上半月，每人平均只有口粮50多斤，无粮吃的就有20多万人，家家都在搞‘瓜菜代’。到年底，外出换粮的达10·4万人，逃荒的约有7000人。许多地方发生了浮肿、干瘦病，全省浮肿病人达4万多人，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陕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113页。



1961年元月24日……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孩子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 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见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88-8 9页

60年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顾在商城劳改）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布，据说22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 《顾准日记》 第58页

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人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据《无为县志》记载，1957年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而1960年年底仅余662557人。

——谢贵平：《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见《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124页


62年红薯丰收，缓了过来。这年冬,我和父亲去上坟，找到看坟的老熊家，闲谈中问及旁边三四家人哪去了?答：死了。咋死的?病死的。啥病？浮肿病。你们咋没死？答：我们思想落后，退出了食堂，什么都挖来搭配着吃,活了过来。三千万?我看差不多吧?”


——  言者为陕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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