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译者序言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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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面关于仆人和主人的叙述，大部分也可用于雇主和工人。
    随着社会等级的界限日益模糊，原来的大人物不断没落，而原来的小人物不断上升，
以及人们的贫富不再祖祖辈辈不变，工人和雇主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和观点上的差距也
在逐渐缩小。
    工人对他们的权利、前途和本身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产生了新的雄心和新的希望，
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他们时时把贪婪的目光投向雇用他们的人的收益。为了能同雇主
分享好处，他们努力争取提高劳动报酬，而且照例能够达到目的。
    在民主国家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大部分实业是由在财富和教育上都高于所雇工人
的一般水平的人经营的，而且都很赚钱。这种实业家为数甚多，他们的利益各不相同，
因而他们很难通力合作。
    而在工人方面，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劳动报酬不公平时，几乎总有把握拒绝给雇主服
务。
    在这两个阶级之间不断进行的斗争中，工资一直是主要问题。双方势均力敌，互有
胜负。
    但是，可以断言，工人的利益将会愈来愈占上风，因为他们已经争得的高额工资将
使他们一天比一天减少对雇主的依附，并随着他们的日益独立，他们将会更加容易争取
工资继续提高。
    现在，我以目前在我们法国和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还很兴盛的一种实业即种植业
为例来说明。
    在法国，为他人当雇工种地的人，大部分也自己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依靠这块土
地，不去当雇工也可以勉强糊口。
    这些人向大地主或附近农户提供劳动力时，如果对方出的工钱太低，他们就会留在
家里种自己的那块地，并等待更好的受雇机会。
    我认为，就农业工人的整个情况来看，可以说工资的缓慢递增是在民主社会发生作
用的一般规律之一。人们的身分越来越平等，工资也越来越提高；而工资越来越提高，
又反过来促使身分越来越平等。
    但是，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却出现了一个十分不幸的例外。
    我在以前的某一章已经指出，被挤出政治社会的贵族是怎样涉足到某些实业部门，
并通过另一种形式在其中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地位的。
    这个情况，对工资的水平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只有早就非常有钱的人，才能创办我所说的大型实业，所以能够创办这种实业的人
为数甚少。由于人数少，他们就可以容易彼此联合起来，随意规定工资。
    反之，他们的工人为数众多，而且在不断增加。因为有时生意异常兴隆，在这个期
间工资也会特别高，从而把附近的人吸收到工厂里来。但是，人们一旦进入工厂劳动，
我们就将看到他们不能再摆脱这种劳动，因为他们在工厂里很快养成的心身方面的习惯，
使他们不适于再从事其他劳动。一般说来，这些人文化低，手艺差，积蓄少。因此，他
们几乎全受雇主的摆布。当竞争和其他意外情况使雇主的利润减少时，雇主几乎可以任
意降低工资，并且不费吹灰之力把财产上的损失从雇工的身上捞回来。
    如果工人一致起来罢工，则雇主有钱，不致于破产，可以悠然等待，等着贫困迫使
工人就范；而工人为了不致饿死，就得天天劳动，因为他们除了一双手之外，一无所有。
雇主的压迫使他们长期匮乏，而且越穷越容易受压迫。这是一个他们永远无法逃脱的恶
性循环。
    因此，对于一个行业的工资有时突然上涨之后又长期跌落下去，而另一个行业的劳
动报酬虽然一般只是缓慢地上升，但毕竟是不断增加的现象，不要大惊小怪。
    我们这个时代的产业人口所处的可悲的从属地位，是一个例外现象，同他们周围的
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正因为这个理由，任何其他情况都没有这个情况严重和更
值得立法者特别注意，因为当整个社会都在变动的时候，很难有一个阶级保持不变，而
当大多数人都在不断开拓新的生财之路时，也很难让某些人安然自得地去满足他们的需
要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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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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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考察了身分的平等在民主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是怎样改变了公民之间的关
系的。
    现在，我想再进一步，深入到家庭的内部。我在这方面的目的不是寻找新的真理，
而是阐明已知的事实与我的题目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已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家庭的各个成员之间已经建立起新的关系，父子
之间昔日存在的差距已经缩小，长辈的权威即使没有消失，至少也已经减弱。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美国，但它更使人注目。
    在美国，始终就不存在罗马人和贵族就“家庭”这个词的含义所理解的那种家庭。
美国人只是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才具有家庭意识。在孩子的童年时期，父亲实行家庭专
政，子女不得抗拒。子女的年幼无知，使这种专政成为必要；而子女们的利益，以及父
亲的无可争辩的优势，又使这种专政成为合理合法。
    但是，美国人达到成年之后，子女必须服从父母的关系便日渐松弛。他们先是在思
想上自己做主，不久便在行动上自主。严格说来，美国人没有青年时期。少年时代一结
束，人便自己闯天下，开始走其自己的人生道路。
    如果认为这是一场家庭内部斗争的结果，做儿子的在这场斗争中以违反道德的办法
取得了父亲拒绝给予他的自由，那将是错误的。促使做儿子的要求自己独立的那些习惯
与原则，也在使做父亲的承认儿子享有独立是他的不可抗拒的权利。
    因此，前者绝对不会有那种人们在摆脱压制他们的权势之后还将长期怀恨在心的愤
懑感情，而后者也决不会产生那种在失去权势之后通常会随之而来的痛苦和气愤的遗憾
感觉。这就是说，做父亲的早已看到他的权威总有一天期满，这个期限一旦到来，他便
自愿放权；而做儿子的也已事先知道，他自主的日子必将到来，可以十拿九稳地获得自
由，就象一份财产必归他所有，谁也不想来抢似的。
    试述一下家庭方面发生的这种变化是如何与我们眼前即将完成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密
切相关的，也许不无用处。
    有一些重大的社会原则，或被一个国家到处推行，或不准它们在各地存在。
    在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国家，当局从不向其统治下的全体臣民直接呼吁或求援；因为
人人彼此都是受一定的关系约束的，所以只要上层人物发号施令就可以了，其余的人一
定追随。这种情况也见于家庭和由一个人领导的一切社团。在贵族制国家，社会实际上
只承认身为一家之长的父亲的存在，做子女的只是通过父亲而与社会发生关系。社会管
束做父亲的，做父亲的管束其子女。因此，做父亲的不仅有天赋的管教子女的权力，而
且被赋予对子女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他既是家庭的创造者，又是家庭生计的维持者，
而且也是家庭里的行政长官。
    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及于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以同样的法律直接地治理
每一个人，不需要有父亲那样的中间人。在法律上看来，做父亲的不过是一个比子女年
龄大和有钱的公民而已。
    当大部分人的身分极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是永久性的时候，关于首长的观念就
在人们的想象中成长起来；即使法律不给予这个首长以特权，习惯和舆论也会让他享有
之。反之，当人们彼此之间无大差别，而且不再永远有高低之分的时候，关于首长的一
般观念就将日益淡薄和模糊；即使立法者硬凭自己的意志强把一个人安排在首长的位置
上，叫他对一个下属发号施令，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民情在使这两个人彼此日益相近，
逐渐走向同一水平。
    因此，即使我从未见到一个贵族制国家的立法机构曾授予家长以独享的特权，我也
不能不确信贵族制国家的家长的权力比民主国家的更受尊重和更为广泛，因为我们知道
不管法律有无规定，首长在贵族制国家总比在民主国家地位高，而下属则与此相反，即
在前者低于在后者。
    当人们在生活中主要是缅怀过去而不是重视现在，更多的是考虑祖先的想法而不是
研究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做父亲的便成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天然的和必然的桥梁，成为
联系和连结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套环。因此，在贵族制度下，做父亲的不仅是家庭的政治
首长，而且在家庭里是传统的继承人和传代人，是习惯的解释人，是民情的仲裁人。他
说话时，家庭的成员要洗耳恭听；对待他只能毕恭毕敬，并且要爱得始终诚惶诚恐。
    当社会情况变得民主，人们以自己判断一切事物作为基本原则，并认为这样做是正
确和合理的，只把祖传的信念作为参考而不视为规范的时候，父亲的见解对于子女的影
响力，正如他的合法权力一样，便将大为降低。
    民主制度导致的分家，其最显著的后果或许是父子关系的改变。
    当一家之主的父亲财产不多时，他和儿子将长期同住在一起，共同参加同样的劳动。
习惯和需要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并且不得不时时刻刻彼此交谈。因此，在他们之间不能
不建立起一种不拘形式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使做父亲的权威减少绝对性，并且很少讲
究尊敬的表面形式。
    然而，在民主国家里，拥有这样少量财产的阶级，正是能够使思想产生力量和使民
情发生转变的阶级。这个阶级使它的意见，同时还有它的意志，到处占据统治地位；甚
至最想抗拒它的领导的人，最后也听任自己去仿效它的做法。我就看到一些激烈反对民
主的人，曾容忍他的子女用“你”而不用“您”来称呼他们。
    因此，随着贵族失去权势，父母的那种严肃的、约定俗成的、合法的权威也不见了，
而在家庭之内建立起一种平等关系。
    总的来说，我不知道社会是否由于这种变化而受到了损失，但我确信个人却由此得
到了好处。我认为，随着民情和法制日益民主，父子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和温和，而不象
以前那样讲究规矩和仰仗权威；他们之间的信任和眷爱也往往是坚定的。看来，父子的
天然联系是紧密了，但他们的社会联系却松弛了。
    在民主的家庭里，做父亲的除了表示老人对子女的爱抚和向他们传授经验之外，并
没有任何权力。他的命令可能无人遵从，但他的忠告一般会发生作用。虽然子女们对他
不是毕恭毕敬，但至少对他表示信任。子女同他交谈没有固定的礼节，而是随时可以同
他谈话，经常向他请教。在这里，家长和长官的身分不见了，但父亲的身分依然存在。
    为了判明两种社会情况在这方面的差异，只看一看贵族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家书就可
以了。书信的文体经常是端庄、死板和生硬的，而且文字冰冷得使人心里感觉不到一点
热乎气儿。
    反之，在民主国家里，儿子写给父亲的信中，字里行间总有某些随便、亲密和依恋
的表现，一看之下就知道家庭里建立了新的关系。
    这样的变革也在改革兄弟姊妹的相互关系。
    在贵族的家庭里，也象在贵族社会里一样，人人的地位是早已规定好了的。不只是
父亲在家庭里另成一级，享有广泛的特权，就是子女之间也不平等。子女的年龄和性别，
永远决定着他们每个人在家里的地位，并使其享有一定的特权。
    民主制度把这些壁垒大部分废除或减少了。
    在贵族家庭里，长子继承大部分家产和几乎全部权利，所以他将来一定成为家长，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兄弟们的主人。他尊贵有权，而兄弟们则平庸和依附于他。但是，
如果认为在贵族制国家，长子的特权只能给他自己带来好处，那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样
会引起兄弟们对他忌妒和怀恨。
    长子一般都竭力帮助他的兄弟们发财致富和获得权势，因为一个家族的显赫必然反
映在它的代表的身上。而且，做弟弟的也设法协助长兄进行一切事业，因为族长的显赫
和权势使他更能去扶掖家族的各支。
    因此，贵族家庭的成员彼此联系得极为密切，他们的利益互相关联，他们的想法也
颇为一致，但是他们的心却很少互通。
    民主制度也使弟兄间互相依靠，但依靠的方式与贵族的不同。
    根据民主的法制，一家的子女是完全平等的，从而也是自主的。没有任何东西强制
他们彼此接近，也没有任何东西迫使他们互相疏远。因为他们血统相同，在同一家庭里
成长，受到同样的关怀，没有任何特权使他们各不相同和把他们分成等级，所以他们之
间从小就容易产生亲密无间的手足情感。
    成年之后形成的关系，也不会引起他们破裂不睦，因为兄弟的情义在使他们日益接
近，而不会使他们反目。
    因此，在民主制度下，使兄弟们互相接近的并不是利害关系，而是对往日的共同回
忆，以及思想和爱好的自由共鸣。
    民主制度虽然要使他们分家析产，但能使他们的心灵融洽。
    这种民主的民情的魅力十分强大，以致拥护贵族制度的人也不再愿意遵守贵族制度
了，并在体验若干时日之后，肯于放弃贵族家庭的那种毕恭毕敬的和刻板冷漠的规矩。
只要他们能够放弃他们原来的社会情况和法制，他们随时都可以接受民主制度下的家庭
习惯。但是，这项工作还牵涉另一个问题，即不忍受民主的社会情况和法制，就享用不
了民主的家庭习惯。
    我对于父子之爱和手足情义所述的一切，从人性本身自发产生的一切情感来说，也
应当说是合情合理的。
    当一种思想和一种感情是由人所处的一种特殊情况产生出来的时候，这种情况一发
生变化，它们便不复存在。因此，法律虽然可以把两个公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当这
项法律废除后，他们便彼此分离了。再没有比封建社会把主仆联系起来的那种民情更具
有紧密的联结作用了。但在如今，这两种人已各自东西，互不相识了。往昔使他们结成
主仆关系的那些畏惧、感激、敬爱的感情，已经荡然无存，而且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但是，人类的天生感情却不能如此。即使法律要以某种方式驾驭这种感情，也很少
能够制服；法律在想加剧这种感情时，也很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种感情只是依靠
本身的力量，就能永远强大。
    民主制度使几乎所有的旧社会习惯失效或消迹，鼓励人们去接受新的社会习惯，从
而使旧社会习惯所产生的感情大部分消失。但是，民主制度对于其余的习惯只是做了改
进，而且往往是赋予它们以原来没有的活力和温和性。
    我认为，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本章和以前各章所表述的思想，并非不可能。这句话是：
民主制度松弛了社会联系，但紧密了天然联系；它在使亲族接近的同时，却使公民彼此
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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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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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自由社会没有它的民情，而且正如我在本书上卷已经说过的，社会的民情
是由女性创造的。因此，凡是影响妇女的地位、习惯和思想的一切东西，在我看来都具
有重大的政治作用。
    在几乎所有的信奉新教的国家里，年轻女性的行动自主性都比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
里大得无比。在象英国那样的保有或获得自治权利的新教国家里，这种独立自主性更大。
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便通过政治惯例和宗教信仰而进入每个家庭。
    在美国，新教的教义正和非常自由的政治体制和非常民主的社会情况互为补充，而
且没有一个地方的年轻女性能象美国的年轻女性那样完全自主。
    美国的女青年早在达到结婚年龄以前，便已开始逐步不受母亲的监护；在她们还完
全没有走出童年时期，就已经自己独立思考，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自己单独行动；人
生的宏大场面不断地展现在她们的面前，父母不但不干预她们去看这个场面，而且让她
们每天细致地去观察它，叫她们学会冷静正确地去正视它。因此，社会上的邪恶和危险
很早就呈现在她们的面前；她们能够看清这些邪恶和危险，在作判断时不抱任何幻想，
并且敢于面对它们，因为她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认为周围的人似乎也在这
样想。
    因此，几乎不可能指望在美国的女青年身上见到情窦初开时期表现出来的那种处女
的稚气，更不可能见到欧洲女青年在从童年过渡到青年时通常伴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风
韵。
    美国妇女，不管年龄大小，都很少表现出孩子气的怯懦和无知。同欧洲的女青年一
样，她们也想取悦于人，但她们却清楚地知道应当付出什么代价。即使她们没有投身于
邪恶，至少知道世间有邪恶。与其说她们有高尚的精神，不如说她们有纯洁的情操。
    当我看到美国女青年在欢欢喜喜的交谈中发生争执时能够极其巧妙地和泰然自若地
表述自己的思想和话语时，往往使我吃惊不已，几乎为之倾倒。一位哲学家在一条狭道
上可能跌倒百次，可是美国女青年却能轻易地走过去而不发生意外。
    其实，人们不难看到，美国妇女甚至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便已完全是自己的主人；
她们尽情享受一切被允许的享乐，但从不沉湎于任何一种享乐；尽管她们往往好象随随
便便，但她们的理智决不会失去其控制作用。
    在法国，我们还在自己的观点和爱好当中令人不可思议地掺有历代的残余，以致往
往对妇女施以贵族时代那样的严加管束、隐居深闺、几乎可以说是修道院式的教育，而
在民主社会建立以后，又立即把她们弃之于这个社会必然产生的混乱之中，不加指导和
支援。
    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做法是很满意的。
    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个人的独立是不可或缺的重大原则，青年人应当早
熟，趣味不必持久，习惯可以改变，舆论通常应当是不定的和无力的，父权应予削弱，
夫权应被否认。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断定，压抑妇女发自内心的最强烈感情是无济于事的，而
最稳妥的办法是教导她们以自己控制这种感情的技能。由于他们无法防止妇女的贞操常
遭破坏的危险，所以他们希望妇女自己去保卫贞操，依靠妇女的自由意志力，而不依靠
那些已经摇摇欲坠或已被推翻的限制措施。他们不是让妇女怀疑自己无能，而是不断设
法增强妇女的自信力。由于他们不可能而且也不希望女孩子长期处于完全无知状态，所
以他们便及早授予女孩子以处理各种事务的初步知识。他们不向女孩子隐瞒世间的腐败
情形，而且愿意叫女孩子一目了然，使其养成抵制腐败的能力。他们认为，与其特别重
视女孩子的贞洁，莫如培养她的操行。
    尽管美国人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但他们并不只是依靠宗教来使妇女保卫贞操，
而且也设法武装妇女的理智。他们在这方面采用的方法，与在其他许多方面采用的相同。
首先，他们积极努力，以使妇女在运用个人的独立自主时有所节制；其次，在用尽人为
的力量之后，才求助于宗教。
    我知道，这样的教育不是没有危险的；我也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教育可以发挥妇女
的判断力而抑制她们的想象力，使妇女虽有德行但感情冷淡，而不能成为男人的婚妻和
亲密伴侣。即使这样的社会比较安定和更有秩序，家庭生活也往往缺乏温暖。但是，这
些还是等而次之的缺陷，而且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不去计较。事情到了我们现在所说
的地步，使我们只能做一种选择：必须实行民主的教育，以使妇女免遭民主的制度和民
情将会给妇女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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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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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妇女结婚以后，便永远失去她的独立自主。年轻的未婚女性虽然不象在其
他国家那样受到严格管束，但是成为人妻之后，就要承担沉重的义务。年轻的未婚女性，
在出嫁前于父亲家里可以享受自由和乐趣，而出嫁后住在夫家就象进了修道院。
    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或许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矛盾。其实，美国妇女从前一
种情况过渡到后一种情况，是很自然的。
    笃信宗教的人民和重视实业的民族，对于婚姻具有一种极其严肃认真的观点。前者
认为妇女在生活户循规蹈矩是民情纯朴的最好保证和最明显标志，后者认为这是家庭安
定和繁荣的最可靠保障。
    美国人既是清教徒，又是商业民族。因此，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经商习惯，都使他们
要求妇女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使自己的乐趣永远服从于事业，而在欧洲却是很少要求妇
女这样做的。因此，在美国占有统治地位的严峻舆论，便把妇女牢牢地封闭在只顾家庭
的利益和责任的窄小圈子里，不准她们越出雷池一步。
    美国的女青年一进入社会，便发现这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看到从这些观念推衍出
来的规矩，并很快确信自己一和当时通行的习惯背道而驰，她的安宁和声名，甚至她的
社会存在，都有立即遭到破坏的危险。但是，由于她在理智上已有坚定的认识，她所受
的教育又使她养成了刚毅的习惯，所以她有顺应社会的能力。
    可以说正是由于她享有独立，她才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得以鼓起勇气去忍受牺牲，而
且毫不抵制和没有怨言。
    此外，美国妇女结婚后受到束缚，决不是由于自己单纯和无知而落入预设的陷阱。
她们婚前接受的教育，已使她们知道自己将来应当如何，而且结婚这个枷锁是她们在没
有别人干预之下自己套在脖子上的。她们勇敢地接受了新的生活条件，因为这是她们自
己选择的。
    在美国，父母的管束是不严的，而夫妇的约束则是很严的，所以一个青年女性只有
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衡量才结婚。
    在美国，决没有早婚现象。因此，美国妇女只有在她们的理智经过锻炼和达到成熟
的时候，才决定结婚；而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妇女，通常是在结婚之后才开始锻炼她们的
理智和使其成熟的。
    而且，我决不认为美国妇女结婚后在整个生活习惯方面随即发生的这个巨大变化必
定是出于舆论的压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意志力来承受这个变化
的。
    择偶的时期一到，自由的世界观所培养和加固的那个冷静而严肃的理智便告诉美国
妇女：结婚后继续轻浮和自我作主只能造成无止无休的争吵，而决不会得到乐趣；未婚
女青年的娱乐不能成为已婚妇女的消遣，已婚妇女的幸福源泉是她丈夫的家。由于她们
事先就已看清，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使其家庭得到最大幸福，所以她们一开始便沿着这条
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头而不后退。
    美国少妇表现出来的这种意志力，在适应新的情况所带来的严格义务而不诉苦时，
也在她们接受生活中的一切重大考验上反映出来。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个人命运象美国人那样动荡不定。在美国，同一个人在人生
的旅程中多次沉浮，即由富变穷，又由穷致富的现象，并不罕见。
    美国妇女总是以冷静而坚定的毅力来对待这种巨大变化的。可以说她们的欲望是随
着她们的贫富变化而能伸能缩的。
    正如我在本书上卷所说的，每年移居西部荒凉地区的冒险家，大部分是早年定居在
北部的英裔美国人。其中有许多人在故乡本已享有舒适的生活，但仍大胆地冒险前来追
逐财富。他们带着妻子同行，使她们同尝在干这种事业的初期总要遇到的无数艰险困苦。
我甚至在西部荒漠的边缘地带，也常常遇到一些在大城市的舒适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少妇，
她们几乎是结婚后刚刚离开父母的豪华住宅，就来到森林里的简陋茅屋的。疾病、孤独
和沉闷，都没有使她们丧失勇气。她们的面容显得憔悴，但她们的神色却是坚毅的。她
们既有忧郁的表情，又有果敢的气概。（B）
    我毫不怀疑，这些美国少妇在她们的初等教育中就已养成她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
出来的内在力量。
    因此，美国的妇女早在年轻时期就已习得为妻之道。她们在生活中担当的角色改变
了，日常的生活习惯也不同了，但她们的精神仍然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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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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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说过或对人当面讲过，妇女的情操是随她们的居住地离赤道
远近而变化的，即离赤道越远就越端庄，离赤道越近就越不端庄。这种说法是回避难题
的最好办法。按照这种说法的意见，只用一个地球仪和一个圆规，立刻就可解决人性方
面表现出来的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不认为这个唯物主义理论是依据事实建立起来的。
    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表现，一个时期重视贞洁，而另个时期
显得淫荡。因此，一个国家的民情是否正派或放荡无羁，取决一些可变的原因，而决不
只取决于该国的不变的地理位置。
    我并不否认，在一定的气候下，性的相互吸引力激起的情欲是特别强烈的。但是，
我认为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经常是能够激发或抑制这种天生的情欲的。
    尽管访问过北美的旅游者们在若干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全都承认那里的民
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端庄得无限。
    显然，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比他们的祖辈英国人优越得多。
    只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初浅的观察，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英国，也象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人们总是怀着恶意评论妇女的弱点。人们
经常听到哲学家和政治家叹惋民情不够正派，而文学家也每天在这样虚构他们的作品。
    在美国，所有的书刊，长篇小说也不例外，都把妇女构想为玉洁冰清，没有人在书
中讲述男女的风流韵事。
    美国的这种十分正派的民情，毫无疑问部分地来因于它的国土、种族和宗教。但是，
在其他国家也有的这一切原因，还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
要求助于某一特殊的理由。
    我认为，这个特殊的理由就是平等和由此而来的各项制度。（C）
    身分的平等，不是只依靠本身去使民情正派的，但毫无疑问它能使民情容易正派和
加速正派。
    在贵族制国家，出身和财势不同的一男一女，往往不能结婚。情欲可能使他们结合，
但是，社会情况和由此产生的观念，却阻止他们结成白头偕老的正式夫妻。因此，必然
出现许多露水夫妻和不公开夫妻。这是大自然在暗中报复法律加于它的限制。
    当身分的平等把男女间的一切想象的和实际存在的隔障推倒之后，情形就不这样了。
这时，任何一个少女都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喜欢她的男人的妻子，而婚前的伤风败俗行为
也将难于实现，因为情欲虽然容易使人冲动和轻信，但你无法使一个女性在你完全可以
自由结婚但你却不同她结婚的时候，相信你还在爱她。
    这个原因对婚后生活也发生同样作用，只不过转为间接一些而已。
    无论是在正搞不合理之爱的人看来，还是在许多想要搞这种爱的人看来，再没有比
强迫婚姻或随机结合更能使不合理之爱合理化了。
    在女性永远可以自由选偶而且教育使她们能够做出最佳选择的国家里，舆论对她们
的过错是决不宽容的。
    美国人的严肃精神，也部分地来因于此。他们认为婚姻是一种负担很重的契约，但
又必须严格执行其中的一切条款，因为他们事先就可以知道这一切条款，而且享有拒不
缔约的完全自由。
    使夫妇在婚后必须更加忠贞的约束，也在使他们更加容易忠贞。
    在贵族制国家，结婚的目的与其说是使两个人结合，不如说是使双方的财产结合。
因此，有时在订婚时男方已经上学读书，而女方还在被哺乳。以联合双方的财产为目的
的夫妇关系会使双方心生异念，也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契约的本质自然产生的结果。
    反之，当任何人都能永远自己选偶，不受外来的干涉和指使时，使男女接近的，通
常只能是爱好和思想的一致。这种一致又可以使他们相倚为命和巩固夫妇关系。
    我们的父辈对婚姻有过一种古怪的看法。
    由于他们见到当时刚刚流行的少数恋爱结婚几乎都造成了悲剧的结局，所以断言这
类事情听其当事人的心意是极为危险的。在他们看来，萍水相逢可能比精挑细选还好。
    但是，指出他们所见到的事例什么也不能证明，并不十分困难。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民主国家在赋予妇女以自由选偶的权利时，也要设法事先使妇
女的头脑具备进行这种选择的知识，使她们的意志产生能够进行这种选择所需要的力量；
而贵族制国家的少女，在不顾父母的权威而私奔，将自己委身于一个她们既无时间了解
其情况，又无能力判断其好坏的男子时，就缺乏这一切保障。因此，她们初次运用自由
意志时就失误，她们没有受过民主教育就在结婚方面仿效民主的习惯，结果犯了如此惨
痛的错误，都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还不止于此。
    当一男一女想要突破贵族的社会情况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而结合时，他们还有许多
障碍需要克服。在打破或削弱必须遵守父母之命的束缚之后，他们还要尽最后的努力去
战胜习俗的势力和舆论的专横。最后，当他们费尽九牛之力达到心愿时，还将遭到亲友
的白眼：被他们打破的偏见，使亲友同他们疏远了。这种情况不久便要挫伤他们的勇气，
使他们感到心里难受。
    因此，即使这样结婚的一对夫妻一开始就很不幸，而且后来还可能犯罪，那也不应
归咎于他们的自由选择，而应当归因于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允许他们进行这种选择的社会
里。
    还不要忘记：粗暴地阻止一个人不犯一般的错误，几乎总要同时驱使他失去理智；
合法地使一个人敢于向他的时代和国家通行的观念宣战，同时也要让他在精神上做好进
行暴力的和冒险的斗争的一定准备，而凡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都很
少能够得到幸福和很少能够有善行。顺便提一下，在一些最必要的和最神圣的革命中之
所以很少见到温和而稳健的革命家，其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在贵族制度时代，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萍水相逢，一见钟情，除了个人的意
见和爱好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不考虑，就仓促结为夫妻，而婚后不久就见异思迁而乱
搞和出现悲剧，乃是无须惊奇的。但是，如果这种结合能按事物的常规和自然秩序进行，
受到社会情况的支持，承认父母的权威，得到舆论的赞扬，则毫无疑问，家庭内部的和
睦将更加增加，夫妻间的忠贞将更好地得到遵守。
    在民主国家，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参与政治生活，从事一种职业；另一方面，由于家
庭的财产不多，做妻子的就不得不终日留在家里，以便亲自主持家政，精心管理家务的
一切细节。
    男女双方的这种性质不同的必须承担的劳动，就象一道天然的屏障妨碍着性生活，
使一方的性冲动日益稀少和不如以前兴奋，而另一方的抵制也便更加容易。
    这并不是说身分的平等一定能使男人忠贞不已，但它能使男人的伤风败俗行为减少
危险性。由于这时谁也没有余暇和机会去评论某人是否想保持贞操，所以就出现了既有
大量的娼妇，又有众多的贞节妇女的现象。
    这种情况虽然造成了个人的可悲不幸，但并不妨碍整个社会继续活跃和坚强。它既
不会破坏家庭的纽带，又不会使民情颓靡。使整个社会陷入危险的并不是某几人的严重
腐化，而是所有人的普遍堕落。在立法者看来，卖淫远远没有通奸可怕。
    平等使人所过的这种忙乱的和到处奔波的生活，不但使人无暇沉湎于谈情说爱，而
且还通过一个比较隐秘的、但是比较可靠的办法，使人避开谈情说爱。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工商阶级的思维习惯；他们的头脑比较严谨，
注重实际，爱用心计，可以随时不囿于理想而追逐某一摆在眼前的目标，把这一目标视
为自然的和必然的向往对象。因此，平等并没有破坏人们的想象力，但却限制了它的活
动，只准许它在地面上低空盘旋。
    民主国家的公民最不愿意幻想，也决不喜欢悠然耽于通常是在事前发生的并可能使
心潮起伏的孤独冥想。
    不错，他们十分重视那种可以使生活美好与安定的深厚的、认真的和恬静的情感，
但不愿意追求那些可以干扰生活并使生命缩短的强烈的并且难于控制的激情。
    我知道，以上所述只适用于美国，目前还不能普遍地推广于欧洲。
    50多年以来，法律和习惯虽以空前的努力驱使许多欧洲国家走向民主，但仍不见这
些国家的男女关系变得比较正派和纯真。在某些国家，情况还适得其反。有些阶级在这
个问题上是很严肃的，但从整个国家来说，这方面的道德是比较差的。我不怕指出这一
点，因为我的心情主要是想美化我的同时代人，而不是想非难他们。
    这个局面当然使人伤心，但也不必害怕。
    民主的社会情况对习惯的正常化可能发生的良好影响，是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
示出效果的现象之一。如果说身分的平等有利于良好的民情，那末，社会在生产这种平
等时出现的阵痛，则有害于良好的民情。
    在法国不断改变自己面貌的近50年来，我们并没有获得很多自由，但动乱却是经常
发生的。在思想发生这样的普遍混乱，舆论处于这样的摇摆不定的时候；在是非、真假、
功过混淆得如此难辩时期，社会的公德遭到了怀疑，而个人的私德则处于崩溃状态。
    但是，我国所发生的一切革命，不管其目的何在和由什么人进行的，最初都产生了
同样的后果。甚至那些以加强了道德而结束的革命，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松弛了道德的。
    我不认为我们屡见不鲜的动乱将会长期继续下去，一些奇妙的征兆已在显示这一点。
    最腐败透顶的，是失去了权力之后仍然保持着财富的贵族，因为他们享尽了庸俗的
消遣之后，仍有大量的时间去花天酒地。他们失去了曾经使他们兴旺的热烈激情和伟大
思想，而只剩下了一大堆看来很小但腐蚀性很大的恶习，象苍蝇集聚在尸体上一样，紧
紧地附着在他们身上。
    谁也不否认，上一个世纪的法国贵族是极其放荡的。但是，传统的习惯和古老的信
仰，仍能使其他阶级尊重道德。
    谁也不能不同意，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贵族的残余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原则的
严肃性，而社会的中下阶层反而日益破坏道德。结果，50年前生活上最为放纵的家庭，
今日却成了最守规矩的模范家庭，使人觉得民主好象只是通过贵族阶级才使道德向上了
的。
    法国大革命虽然分掉了贵族的财产，强其他们把精力集中于自己的私事和家庭，规
定他们必须同子女住在一起，但却使他们的头脑比以前清晰和严肃了。因此，法国大革
命使贵族在不知不觉之中学会了尊重宗教信仰、爱好秩序、爱好平凡的娱乐、爱好天伦
之乐和家庭幸福，但本来持有这些爱好的其他阶层，却乘推翻法制和政治习惯所需的努
力的余威，走上了破坏秩序的道路。
    法国的旧贵族忍受了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他们并没有由此也产生革命激情，
也萌生革命之前通常会有的无政府主义念头。不妨这样设想：他们预感这场革命将会对
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健康的影响，比从事革命的那些人还早。
    因此，尽管乍一听来有点耸人听闻，但是我们仍然要说：
    今天在民主理所当然造成的道德方面表现得最好的，反而是国内最反对民主的那些
阶级。
    我不能不认为，在我们已经享有民主革命的一切成果的时候，只要消除革命所造成
的混乱，现在只被少数人认为是真理的一些东西，就将逐渐为所有的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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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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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叙述了民主是怎样消灭或改变社会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的。然而，是否仅止
于此和民主最后能否对于至今似乎始终以人性为基础的重大的男女不平等发生影响呢？
    我认为，使父子和主仆，总的说来就是使尊卑处于平等地位的社会运动，也在提高
妇女的地位，并且必将逐渐使妇女与男人平等。
    但是，我向来没有象在这里这样感到有必要详细说明我的意见，因为没有一个题目
比这个题目更可以使当代人信口雌黄了。
    在欧洲，有些人抹杀男女的性别特点而力主男女不但是平等的人，而且是完全相同
的人。他们赋予男女以同样的职责，给予男女以同样的义务，授予男女以同样的权利，
也就是在劳动、娱乐和公务等一切方面抹杀男女的差别。我们可以不难想到：强制两性
平等，反而会损害双方；硬叫男子去做本来应当由女子去做的工作或者相反，必然出现
一些柔弱的男人和一些粗野的女人。
    因此，这不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可在男女之间建立的民主或平等。美国人认为，
既然老天爷使男女在身心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别，那它显然是要让男女各自运用他们的不
同特点。美国人确信，进步并不是使性别不同的人去做几乎相同的工作，而是让男女各
尽所能。美国人把指导当今工业的伟大政治经济学原则应用到两性方面来了，即细分男
女的职责，以使伟大的社会劳动产生最好的效果。
    美国是世界上最注意和最坚持在两性之间划清行动界线的国家。美国人希望两性同
步前进，但所走的道路永远不同。
    你决不会见到美国妇女去管家务以外的事情，去做买卖和进入政界；而且也决没人
强迫妇女下田去干粗活，或做需要强壮劳力的重活。没有一个家庭穷到破例而为的地步。
    另一方面，既然美国妇女无法走出宁静的家务活动小圈子，那也就从来没有人强把
她们从其中拉出来过。
    因此，经常表现出男子般的智力和刚强毅力的美国妇女，一般仍保持着极其娇柔的
风度，而且尽管她们的头脑和心胸不让须眉，但她们在举止上却永远是巾帼。
    美国人从来没有想到实施民主原则将导致推翻夫权和打倒家庭内部存在的权威的结
果。他们一向认为，任何团体，要想有效地活动，必须有一个首领，而夫妻这个小团体
的天然首领就是丈夫。因此，他们决不反对丈夫有权指挥自己的配偶，并且认为在夫妻
的小家庭里，犹如在广大的政治界，民主的目的在于规定必要的权利并使它们合法，而
不是破坏所有的权利。
    这是一种并非男性所独有而为女性所反对的意见。
    我从来没有见到美国妇女认为丈夫行使他的权利就是侵夺她们的权利，更没有见到
美国妇女认为这是使她们屈辱服从。恰恰相反，我好象发现她们把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
主见视为一种光荣，将她们的伟大表现在自动就范而不反抗方面。
    这至少是妇德很好的美国妇女的意见，而其他美国妇女并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
另外，在美国，你根本听不到一个淫乱的妻子在她践踏自己的最神圣义务时会大吵大闹，
主张自己的女权。
    常有人说：在欧洲，即使男人对女人极尽奉承之能事，也总带有一定的轻视之意；
尽管欧洲男人往往表现得象女人的奴隶，但你可以看出，他们从来没有真心认为女性与
他们平等。
    在美国，男人很少恭维女性，但他们的每天表现，却证明他们尊重女性。
    美国男人经常使人们看到他们完全相信配偶的智力，十分尊重配偶的自由。他们断
定配偶的头脑也能象男人那样去发现纯正的真理，配偶的心胸也坚定得足以追随这种真
理。他们从来没有想从成见出发，用妇女愚昧无知和胆小怕事来说明自己的德行比配偶
的高明。
    然而，在男人那样容易受女人支配的欧洲，男人却似乎否认妇女具有人类的某些主
要属性，认为妇女虽然迷人，但不是完全的人；尤其使人惊奇的是，妇女本人的看法也
居然如此，她们向来认为表现自己无用、软弱和怯懦是她们的特权。美国妇女决不要求
这种权利。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说，我们的民情实际上使男人获得了一种奇怪的豁免权，以
致好象有一套道德规范是专为男人规定的，而他的配偶则有另一套道德规范；而且按照
舆论，同一种行为在妇女身上是犯罪，而在男人身上则是小小的过错。
    美国男人决不会理解权利和义务的这种不公平分配，在他们看来，诱奸者和受害者
是同样不光采的。
    不错，美国男人很少象欧洲男人那样向女性百般地献殷勤，而是经常以行动表示他
们设想妇女是贞洁和贤慧的。他们对妇女的精神自由十分尊重，以致在有妇女在场时，
每个人在谈话中都很谨慎，害怕让她们听到使她们感到不快的言词。在美国，一个年轻
姑娘可以只身长途旅行而不必害怕。
    美国的立法者虽然减轻了刑法典中的几乎所有惩罚条款，但仍对强奸罪定有死刑，
而且舆论对这种罪也口诛笔伐得最为利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人认为最珍贵的
东西是妇女的贞节，最应该尊重的东西是妇女的自由，最应该严加罚处的人是强行使妇
女失去贞节和自由的人。
    在法国，对这种罪判得很轻，往往很难见到一个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这是轻视贞
节还是轻视妇女呢？这不能不使我认为，这是两者兼有。
    因此，美国人虽不认为男人和女人有同样的义务和权利去做同样的事，但对男女的
作用却做同样的估价。他们认为男女的命运虽然不同，但作为人来说价值却是相等的。
他们没有让女人的勇气也象男人那样坚毅，也没有让女人象男人那样去使用自己的勇气，
但他们决不怀疑妇女具有勇气。他们虽然认为夫妇不应当永远同样地运用各自的理解力
和理智，但至少承认女性的理智与男性的同样清晰，女性的理解力与男性的同样可靠。
    因此，让妇女在社会上处于下层的美国人，却在智力活动和道德领域中竭力把妇女
提高到与男人相同的水平，而且在这方面，他们使我觉得他们对于民主进步的真正含义
有令人钦佩的理解。
    至于我，我要毫不犹豫地声明：尽管妇女在美国还很少有人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在
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很大的从属性，但她们的地位无处不使我觉得还是很高的。现在，在
我即将写完这本讲了美国人做了那么多重大事情的时候，要是有人问我你以为这个国家
的惊人繁荣和国力蒸蒸日上主要应当归功于什么，我将回答说：应当归功于它的妇女们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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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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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可能认为，民主制度的最终结果和必然效果，是使全体公民在私人生活方面也
象在政治生活方面那样融合起来，并强制他们全都过同样的生活。
    这样，将会对民主所产生的平等作出极其粗浅和极其蛮横的解释。
    任何社会情况和任何法制，都不可能使人们相似得在教育、财产和爱好方面没有一
点差别；即使不同的人有时候可能发现齐心协力去做同一件事对他们有利，但是你也得
承认，他们决不会从其中发现乐趣。因此，他们无论如何要逃避立法者规定的限制，并
在逃脱立法者试图限制他们的活动而为他们规定的某种范围时，就建立起一些因条件、
习惯或品德相似而结成的私人小团体，与大的政治团体并存。
    在美国，凡是公民，谁也不比谁高人一等；他们既不需要彼此服从，又不需要相互
尊敬；他们共同执法，共同治国，总之，就是大家合在一起去处理对共同的命运发生影
响的事务。但是，我从来没听说有人主张大家以同样方式去消遣，或使男女混杂在同一
场所游乐。
    在政治集会和司法审判的大厅里那样经常混在一起的美国人，在私人生活方面却审
慎地将自己分成为许多很不同的小团体，以便在那里享受私人生活方面的乐趣。每个公
民都乐意承认全体同胞一律平等，但只认为其中的极少数人是他的朋友和客人。
    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公共生活的圈子越大，私人关系的范围就要缩小。我不但想
象不出新社会的公民最后会在生活上一模一样，反而觉得他们可能形成许多小圈子。
    在贵族制国家，每个阶级都象一座大城市，本阶级的成员不得出来，其他阶级的成
员不得进去。各个阶级之间不相往来，但在每个阶级内部，人们是一定要往来的。即使
他们的天性并不相同，但身分的基本一致要使他们接近。
    而当法律和习惯都没有规定在某些人之间建立频繁的和经常的关系时，则观点和思
想倾向的偶然一致，可能对建立这种关系发生作用。因此，私人组成的团体各有各的特
点。
    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永远相差无几，自然感到互相接近得随时都可能融合为一体，
所以便人为地和随意地制定出许多小圈子，而每个人则试图依靠这种小圈子拒他人而远
之，唯恐身不由己地与众人合流。
    这种情况将永远存在下去，因为人们可以改变自己创造的制度，但不能改变自己本
身。无论社会怎样竭尽全力去使公民平等和相同，个人的自傲心总要试图阻止人们走上
同一水平，希望在某一方面造成对己有利的局面。
    在贵族制度下，人们被不可逾越的高高壁垒所隔开；在民主制度下，人们被许许多
多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所隔开，人们虽然随时都可以冲断这些线，但这些线也可以不断
移动位置而重新连结起来。
    因此，无论平等发展到多么高的地步，在民主国家里总要形成大量的私人小团体，
让它们分布在大的政治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这些小团体的成员没有一个在仪表
上跟领导贵族国家的上等阶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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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yilubbs.com．[FROM: 67.165.0.0]

※ 修改:．Fenlix 于 Oct 16 17:44:54 修改本文．[FROM: 169.231.0.0]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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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一看来，似乎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的行为的外表更不重要的了，然而人们之重视
行为的外表却胜过一切东西。人们除非生活在一个不讲仪表的社会里，在待人接物时才
没有一定的举止习惯。因此，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对仪表的影响，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
    一般说来，仪表来自民情的基础本身；此外，它有时也是某些人之间的约定成俗的
结果。仪表既是天生俱有的，又是后天获得的。
    当一些人认为不费周折和不经努力自己就可出人头地，觉得自己每天都有等待他们
去完成的重大工作摆在眼前而让别人去处理一些小事，感到自己生活在非由本身创造的
财富之中也不怕失去财富的时候，你就可以设想他们对小小的利益和生活上的物质享受
持有一种高傲的轻视感，他们的思想中有一种流露于语言和仪表上的自然伟大感。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一般都不大威严，因为私人的生活没有高大之处。人们
的仪表往往是不拘小节的，因为民主国家的人只忙于家务，很少有机会去讲究仪表。
    仪表的真正尊严在于经常表现得适得其所，既不高亢又不低卑。这一点，农民和王
公都能做到。在民主国家里，所有人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人们的仪表往往是
傲慢的，很少有尊严的表现。此外，民主国家的人的仪表既没有严格的规范，又不需要
经过严格的训练。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过于好动，流动性很大，以致有些人很难养成彬彬有礼的仪
表，即使养成也不能长期遵守。于是，每个人几乎都可以任意行动，在仪表上经常有一
种互不连贯的表现，因为每个人的仪表主要是根据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形成的，而不是根
据供所有的人模仿的理想典范形成的。
    而且，这一点在贵族制度刚被推翻时，比在贵族制度已被推翻很久以后表现得明显。
    结果，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民情，便把教育程度和生活习惯还有很大差异的一些人
聚集在同一地点，并往往强其他们共同生活，从而使社会的斑驳景色随时可以看到。人
们还依稀记得以前有过严格的礼仪典范，但已经忘却它的内容和出处。人们失去了共同
的仪表准则，但还不想永远抛弃它，而是力图用旧规矩的残起来建立某种任意规定的和
可以随时改变的仪表准则。结果，仪表既不象贵族制度时期人们经常表现的那样彬彬有
礼和威严尊重，又不象民主制度下人们有时表现的那样朴素和大方。仪表显得既受拘束
又不受拘束。
    这不是正常状态。
    当平等实行得很全面和很持久，而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有相同的思想和做相同的工作，
不需要经过互相商量和模仿而使彼此在行动和语言上一致时，人们便可以不断发现他们
的仪表虽有很多细小的差别，但无重大的不同。仪表永远不会完全相同，因为它没有同
一模式。仪表也永远不会有极大的差别，因为它有同一社会条件。初到美国时，可能觉
得全体美国人的仪表完全一样。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其中的细微差别。
    英国人最爱嘲笑美国人的仪表，但很奇怪，向我们作如此可笑描述的作家本人，大
部分属于也有如此可笑举止的英国中产阶级。
    因此，这些笔下无情的挖苦者本人，通常都是他们挑剔于美国人的那些举止的身体
力行者。他们没有感到这是自己嘲弄自己，从而使他们本国的贵族觉得可笑。
    再没有比人们的举止的外表形式更有害于民主的了。许多人宁愿迁就民主的缺陷，
而不肯采取民主时代应有的仪表。
    但是，我并不认为民主国家的人的仪表一无可取。
    在贵族制国家里，凡是生活接近上层阶级的人，一般都力图装得跟上层阶级一样，
所以出现种种荒唐可笑的模仿行为。民主国家的人民既然没有可供学习的威严仪表做榜
样，所以他们至少免去了每天履行讨厌的模仿的义务。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从来
不象贵族制国家那样讲究文雅，但也永远不粗暴。既听不到下流人的那种粗野语言，又
听不到上流人的那种出口成章的高雅谈吐。民主国家的习俗往往平淡无奇但决不粗野和
低贱。
    我曾经说过，民主国家不可能制定彬彬有礼的举止准则。
    这既有不便之处，又有它的好处。在贵族制国家里，一套一套的礼节规矩强使人人
举止一致。这些规矩不顾个人的性格特点，硬把同一阶级的全体成员塑造成外表相同的
人。它们文饰每个人的个性，把它的真面目隐藏起来。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既不
象在贵族制国家那样文质彬彬，又不象在贵族制国家那样寸步离不开规矩，但往往是诚
诚恳恳的。在这里，人们的仪表象一层织造得并不太好的薄纱，通过这层薄纱可以容易
看到每个人的真正感情和个性化思想。因此，人们行动的外表和内容往往极为一致，而
它所反映的人的品质虽然不那样绚美，但却十分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认为
民主的效果并不是完全要使人们具有一定的仪表，而是阻止人们具有一定的仪表。
    有时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可以见到贵族的观点、激情、美德和恶行，但你决不会看到
贵族的仪表。当民主革命彻底完成的时候，贵族的仪表便不复存在和永远消失了。
    乍一看来，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再比贵族阶级的仪表更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因为这个
阶级在丧失它的财产和权势之后，它的仪表还能存续一个时期；然而，又似乎没有任何
东西再比贵族的仪表更为脆弱的了，因为在它消失之后便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以致很难
说它曾经存在过。社会情况的变化，创造了这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奇迹。
    贵族制度的主要特点，在贵族制度消亡之后还可以成为历史的遗迹；而贵族的高雅
的规规矩矩的举止方式，则几乎随着贵族制度的崩溃而被人们遗忘。只要人们见不到贵
族的举止方式，也就无从想其它了。它的消逝既没有被人看到，又没有被人感觉到，因
为人们只有事先在习惯上和教育上有思想准备，才能体会到从区别和选择仪表当中获得
的美好感觉，而且这种美好感觉将随着停止采用选定的仪表而容易消失。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但不会有贵族的仪表，而且不会想到和希望有贵族的仪表。
他们想象不出贵族的仪表是什么样子。对于他们来说，好象那样的仪表从来没有存在过
似的。
    对于这样的损失不应当过于重视，但是值得表示遗憾。
    我知道，往往会看到一个人举止十分高雅，但其情感却十分庸俗；在法庭上可以清
晰地看到，道貌岸然的外表往往可能隐藏着非常卑鄙的心肠。贵族的仪表虽然算不上一
种美德，但有时可以粉饰美德。一个人数众多和力量强大的阶级的通常表现并不是如此，
而是时时刻刻都以其生活上的一切外在表现来显示其感情和思想好象生来就是高尚的，
其爱好好象是高雅和合理的，其举止好象是文质彬彬的。
    贵族的仪表使人对人性产生了美丽的错觉。尽管贵族的仪表往往是虚伪的，但会使
人产生一种喜欢看它的高尚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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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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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美国人的严谨精神和这种精神为什么未能防止美国人往往做出考虑欠周的事情)
　　生活在民主国家里的人，决不喜欢贵族制度下的老百姓所热中的那些纯朴的、喧闹
的和粗俗的消遣，认为这种消遣幼稚和无聊。他们对于贵族阶级的高雅的文化娱乐也不
爱好。
    他们要在享乐当中得到某些具有生产价值和实际补益的东西，希望一举两得：既得
到享乐，又得到实益。
    在贵族制社会里，老百姓容易沉湎于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气氛之中，以暂时忘却
生活中的苦难。民主社会的居民不喜欢这样的放纵忘形，他们一旦自己失控，总是表示
后悔。
    他们不喜爱这种轻浮的狂欢，而喜爱那种同做工作相似和不会使他们把工作抛到九
霄云外的严肃而安静的享乐。
    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人们在工余之暇一般都到公共场所去跳舞娱乐，而与这样的
欧洲人职业相同的美国人却不会如此，他要把自己关在家里独酌。这个人把两种享乐结
合在一起：一面在考虑自己的生意，一面在家里微醺于醉意。
    我本以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严肃的民族，但我看到美国人以后便改变了看法。
    我并不想说气质未对美国人的性格发生重大作用，但我认为政治制度对他们的性格
的影响更大。我相信美国人的严谨精神，还有一部分来因于他们的自尊心理。在民主国
家里，一个穷人也十分重视人格的价值。他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差，而且一厢情愿地以
为别人也会这样看待他。在这种心情支配之下，他一言一行都很谨慎，决不玩物忘形，
以免暴露自己的缺点。他认为，要想使人看得起，就得自尊和严肃。
    但我觉得，美国人之所以有这种使我感到吃惊的和似乎来自本能的严谨精神，还有
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强大的原因。
    在专制制度下，一般老百姓虽然有时忘乎所以，耽于狂欢。但是，一般说来，他们
还是郁郁不乐和沉默寡言的，因为他们害怕专制制度。
    在王权受到习惯和民情节制的君主国家，一般老百姓往往心气平和，精神愉快，因
为他们享有一定的自由和极大的安全，不必为生活过于担忧。但是，凡是享有自由的人
民都是处事严谨的，因为他们始终不忘事业是不会一帆风顺而无艰险的。
    对于建立了民主制度的自由国家的人民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各
个阶级都有很多人经常参与国家大事，而那些不想管理公有财产的人，则专心致力于增
加个人的财富，因此，严谨精神在这样的国家里就不是为某些人所特有，而成为一种民
族的习性。
    人们经常谈到古代的一些小共和国，说它们的公民戴着玫瑰花环聚会于公共场所，
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消磨在跳舞和观看戏剧上了。我之不相信这样的共和国甚于不相信柏
拉图的共和国。如果事实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也敢于断言，他们所设想的共和国的
构成要素是与我们所说的共和国的构成要素大相径庭的，除了名称一样以外，两者毫无
共同之处。
    另外，我们也不要以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觉得终生辛苦和可悲。情况恰恰相反。
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能象他们那样安于自己的处境。要是没有使他们操劳的事情，他们反
而感到人生乏味了。他们乐于操劳甚于贵族乐于享受。
    我不禁寻思，如此严谨的民主国家人民为什么有时候做事那样欠周。
    几乎经常保持冷静态度和举止稳重的美国人，却往往不能自我克制，在心血来潮或
轻率判断之下越出了理性的限界，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来，而且做得很认真。
    对这种矛盾现象不应该吃惊。
    有一种无知是由于知之过多而造成的。在专制国家里，人们之所以不知如何行事，
是因为没有人对他们进行任何指教；
    而在民主国家里，人们之所以往往冒然行事，是因为有人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使
他们知道的东西过多了。前者是什么也不知道，后者是把知道的东西都忘了。双方的主
要特点，都是象一幅画似的，只有轮廓而无景物的细腻描绘。
    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自由国家，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公职人员有时出语不逊或行
为轻率，也不会危害他的地位；而在君主专制国家，公职人员只是随便说出的几句话，
就足以使他丢掉官职，而永无挽回的办法。
    以往的许多事件都在证明这一点。当你面对乱嘈嘈的一大群人讲话时，有许多话不
会被人听见，而且即使听到了，也很快被人忘掉；但当你面对一群洗耳恭听你的话的人
讲话时，那怕是讲得声音很低，也能被人听见。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从来不死守在一个地方不动，有很多机会使他们不断迁居，他
们的生活几乎总是被一种我不知道称呼的力量，或许可以称之为即兴的力量所支配。因
此，他们往往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去做他们没有学会的事情，去说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的
话，去从事他们没有经过长期学习的工作。
    在贵族制度下，每个人只有一个终生追求的目的；而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生活是
极为复杂的，同一个人往往同时怀有几个目的，而且各个目的之间经常没有联系。因为
他们不能对每个目的都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容易安于一知半解。
    民主国家的居民即使不受贫困的逼迫，至少也要受欲望的逼迫，因为他们看到周围
的一切财富或福利，没有一件不是他们伸手可及的。因此，他们急于去取得一切东西，
去干一切事情，而且干得差不多就满意了，对他们的每个行动从不用一点时间去问其所
以。
    他们的好奇心既是永无止境，又是容易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所热望的是尽快地知道
很多东西，而不是深刻地认识这些东西。
    他们没有时间，而且主要是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事物。
    总之，民主国家的人民之所以严谨持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不断地
驱使他们去从事必须认真办理的工作；而他们之所以有时行为轻率，则是因为他们只有
不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中的每一项工作。
    注意力不集中的习惯，应被视为民主精神的最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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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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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章　美国人的民族自负心为何比英国人的轻浮和喜欢沽名钓誉

　　所有的自由人民都是自豪的，但民族自豪感的表现形式并不一致。（D）
    美国人在同外国人交谈时，一小点批评都忍受不了，而对赞美之词则总嫌不够。一
句微不足道的褒语，他们都听得顺耳；无论把他们捧得怎么高，也很少能使他们满足。
他们总是纠缠你，让你赞美他们几句；要是你置之不理，他们便会自我赞美一番。有人
说过，由于他们自己都怀疑本身的优点，所以总想让别人在他们面前称赞他们几句。他
们的自负心不但贪婪，而且轻浮并有嫉妒情绪。这种自负心喜进不喜出，既想沽名又想
钓誉。
    我曾对一个美国人说他的国家很好，他立即回答说：“不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比得上它！”我又赞美美国人享有自由，他回答说：“自由是珍贵的礼品！但没有
几个国家有资格享受它。”我指出美国的民情纯朴，他接着说，“我想象得出，一个曾
在其他一切国家目睹贪污腐化现象的外国人，看到这种纯朴的民情会大吃一惊。”后来，
我让他考虑一下自己做得怎么样；但他却叫我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非得让我把方才的
话重复一遍决不罢休。这种执拗而令人讨厌的爱国精神，真是使人难于想象，连称赞这
种精神的人也感到厌烦了。
    英国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对本国确有的优点或他们认为有的优点并不宣扬，而只是
在内心里自诩。他们既不称赞别的国家，又不要求别人称赞他们的国家。听到外国人的
贬语，他们不会发火；而听到外国人的颂扬，他们也不会受宠若惊。
    他们对待全世界保持着一种既傲慢又显得无知的态度。他们的自豪感不需要别人培
养，而由自己提供养料。
    两个族源基本相同的民族，在举止和言谈上却大相径庭，实在令人惊奇。
    在贵族制国家里，达官显贵们自有其高傲感所赖以存在的莫大特权，不必依靠他们
历数本国的优点去培养这种感情。
    这些特权是他们由祖辈继承下来的，所以被他们视为本身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
或者至少是他们生而即有的天赋权利。
    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优越性有一种坦然自若的感觉，决不想在人们面前显示他们
的那些人所共知和没有人反对的特权。他们并不觉得这些特权有什么了不起，以致可以
构成话题。他们固若泰山，独享高贵，深知不必炫耀自己也会引起世人的注意，确信没
有人企图推翻他们。
    在贵族处理国务的时候，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然要采取这种自恃甚高的旁若无人的
形式，而国内的其余一切阶级也随之效仿。
    反之，当身分的差别不大时，一小点优势也具有重大意义。人人一见到周围有成千
上万的人也具有与自己完全相同或类似的优势后，他们的自豪感就会变为贪婪的和嫉妒
的；微不足道的利益，他们也要力争，而争到手之后，便抓住不放。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条件是经常变动的，所以他们拥有的优势几乎总是不断更新。
这就使他们无止无休地显示自己的优势，以便叫别人看到和使自己相信自己确实拥有优
势。
    但这种优势随时都有失去的可能，所以他们总是惶惶不安，并极力显示自己还有优
势。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爱他们的国家有如爱他们自己，并把他们个人的自负心转变
成民族自负心。
    民主国家人民的浮夸轻佻的自负心，来因于他们的身分平等和条件容易变动，以致
一些最高尚的人在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有所变动时，也准会显示出他们的爱憎。
    贵族阶级由于特权的范围大和持续时间长，而与其他阶级大不相同。至于贵族成员
之间有时出现的差异，则只是由于随时可以获得或失去的暂时小利益而造成的。
    但是，一个强大的贵族阶级的成员们，有时为了争夺主子随心所欲赐予的一小点特
权，而聚集到首都或宫廷互相争吵。这时，他们必定互相攻讦，彼此眼红得使民主制度
下的人感到可笑，为得到一小点利益而互不相让，并用各种理由证明他们也需要享有这
种利益。
    一旦阿谀奉迎的人也有了民族自豪感，我毫不怀疑，他们也会象民主国家的这号人
一样来显示这种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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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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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任何东西也不如美国的社会面貌适于激发和产生人们的不可思议感。在美国，
人们的命运和思想，国家的法律，都在不断地改变。可以说由于人力每天都在改造自然，
不动的自然本身也动起来了。
    但是，一经长期观察，这个社会的如此千变万化的景象反而显得单调一致；而且，
观察者对这个如此变动无常的景象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感到厌烦。
    在贵族制国家，每个人几乎都永久固定于自己的活动领域，但人与人之间却有极大
的差别，每个人的感情、思想、习惯和志趣均有本质的不同。看来什么都是一样，但样
样又均有不同。
    反之，在民主国家，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并做着基本上相同的工作。不错，他们
要随着社会的巨大和不断的变化而沉浮，但成功和失败是经常反复的，所以只是演员的
姓名改了，剧情并没有变化。美国的社会面貌是千变万化的，因为那里的人和物都在不
断地变化；但它又是单调一致的，因为那里的一切变化都是千篇一律的。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有充沛的热情，但大部分热情都归结于爱财或出于爱财。这不
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意境不高，而是因为金钱的作用在他们那里实在太大。
    当全体公民都是独立自主和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依靠金钱才能得到他人的合作。
这就使财富的作用无限扩大，使财富的价值增加。
    以崇古守旧为基础的权威一旦不复存在，出身、地位和职业也不再是区分人的标准，
或者说它们已经不能使人有高低之分了，而只有金钱能使人与人之间有显著的差别，能
使某些人比他人突出。建立在财富之上的差别，随着其他差别的消失和缩小而扩大。
    在贵族制国家，金钱只能把人引到庞大的欲望圈的某几个点上；而在民主国家，金
钱则好象能把人引到这个圈的所有点上。
    因此，我们到处都可见到，爱财是美国人行动的主要动机或次要动机。这使美国人
的一切热情都具有了爱财的色彩，以致在你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感到讨厌。
    同样的热情如此相继出现，就使人感到单调了；而满足这种热情的每个具体过程，
也同样是单调的。
    在象美国这样的秩序安定的立宪民主国家里，人们不能依靠战争、假公济私或通过
政治手段没收财产的办法而致富，所以爱财之心使人大都献身于工商业了。但是，由于
工商业往往会导引严重的混乱和失败，所以如无训练有素的经营方法，如不通过划一的
小型活动长期积累成功的经验，是无法使工商业繁荣的。经营工商业的热情越强，经营
方法也越能训练有素，活动也越能划一。可以说使美国人能够如此有条不紊的，正是他
们的强烈的事业心。这种事业心虽然扰乱了他们的心灵，但却安顿了他们的生活。
    我关于美国所述的一切，也适用于当代的一切人。生活的多样性正从人类社会逐渐
消失，同样的举止、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感情正在进入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不仅是各国
之间的往来日益增加和相互模仿日益准确所使然，而且是因为每个国家的人逐渐放弃了
本阶级，本行业，本家族所固有的思想和感情，一起变得更加接近到处都是一样的人的
本质。因此，他们不必相互模仿，也能变得一致。他们就象分散在一片大森林里的旅游
者，森林里的所有道路都通向同一个地点。
    如果他们一起确定了集中地点，并向这一地点走去，那末，即使他们不去互相寻找，
不互相见面，彼此不认识，也会不知不觉地逐渐接近，而在同一地点相会之后会大吃一
惊。不以特定的人而以人本身作为学习和模仿对象的一切国家，终将象汇合在林中广场
的旅游者一样，达到民情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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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公断他人的行为时，似乎采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有时，按照普及全球
的单一的是非观念去判断；有时，根据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所特有的是非观念去评价。
这两种标准往往极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抵触；但是，它们永远不会互相混用，也永远
不会互相抵消。
    荣誉，在它最受人们重视的时候，比信仰还能支配人们的意志；而且，甚至在人们
毫不迟疑和毫无怨言服从信仰的指挥时，也会基于一种虽很模糊但很强大的本能，感到
有一个更为普遍、更为古老和更为神圣的行为规范存在。有些行为，既可被断定是体面
的，又可被断定是不体面的。比如，拒绝决斗的行为，就是如此。
    我认为，人们也可以用某些个人和某些国家的任性来解释这种现象，而且大家至今
也是这样做的。
    人类永远和普遍需要制定出一套使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代都不敢违反，害怕
违反时会遭到斥责和耻笑的道德规范。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被称之为·作·恶；遵守
道德规范的·行·为，被称之为为善。
    人们还要在整个人类的大团体里建立范围比较小的团体，并把这种团体称为国家或
民族；而在这个小团体之内，又要建立一些范围更小的团体，这种团体叫做阶级或等级。
    每一个这样的团体，各自成为人类中的一个特殊种属；尽管它们与整个人类群体没
有本质的区别，但在一定范围内又是独立存在的，并各有其自身的需要。这些特殊的需
要，又以某种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对人的行为进行各自的观察，并根据这些观察进行各自
的评价。
    人类的普遍的和永恒的利益，在于不应当互相残杀。然而，某个国家或阶级又可能
有其特殊的和暂时的利益，从这个利益来说，杀人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值得原谅的，甚至
是值得表扬的。
    荣誉不外是根据一种特殊情况建立的，供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用来进行褒贬的特殊
标准。
    抽象的解释对于启迪人的思想没有多大用处，所以我要尽快求助于事实。现在，用
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看法。
    我选择一种最奇特的荣誉来作例子。这就是世界上曾经流行过的而且为我们所熟知
的封建社会主张的贵族荣誉。
    我一方面要用我上述的观点来说明这个例子，另一面又要用这个例子来阐述我的观
点。
    我在这里不准备研究中世纪的贵族是在什么时候和如何产生的，它为什么与民族的
其余部分有了如此深邃的鸿沟，是谁确立和巩固了它的权力的。我把它看成既成事实，
并试行说明它为什么要用极为特殊的眼光去看人们的大部分行为。
    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在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永远不是凭其固有的价值而受到
褒贬的，而有时完全是根据行为的主体和客体来评定其好坏的，以致评定的结果与人类
的共同良心抵触。因此，有些行为在老百姓看来是无所谓，对它们全不在乎，但会使一
个贵族感到有失体面；而另一些行为，则会因为行为的受害者是不是贵族而改变其性质。
    这种差别对待的观点一经产生，贵族阶级便成为与人民隔离的独特团体，稳坐高高
在上的地位。这个特殊的地位就是贵族阶级的力量所在。贵族阶级为了保住这个地位，
便不仅需要有政治特权，而且要按它的标准评断善恶。
    有些行为出于贵族时是善，而出于老百姓时则是恶，反之亦然。当一种行为是以一
个平民为对象时，虽然有罪也不会受到追究；而当它施于一个贵族时，即使无罪也要受
到惩治，而且往往是随意惩治。但是，根据一个人的地位来断定其行为的荣辱，乃是贵
族社会的内部组织所造成的结果。凡是有过贵族阶级的国家，实际上都曾经如此。只要
贵族制度的残余依然存在，这种怪现象还会发生。例如，诱奸一个有色人种姑娘，不致
使一个美国成年男人名誉扫地；而娶这个姑娘为妻，反而使他无脸见人。
    在某些情况下，封建主义的荣誉主张复仇，轻视委曲求全；但是，另一方面，它又
严令人们自我克制，要求人们忘我。它不要求仁慈和温存，而颂扬宽宏大量。它重视仁
政甚于重视布施。它允许人们凭赌博和战争致富，但不准许人们依靠劳动发家。它宁愿
让人犯滔天大罪，而不叫他去追求微不足道的小利。它讨厌贪婪不如讨厌吝啬。它时常
鼓励暴力，但始终鄙视奸诈和背叛。
    这些离奇古怪的思想，并非来自拥有这些思想的人的异想天开。
    一个取得领导地位，高于其他一切阶级，并竭尽全力永远保持这个地位的阶级，必
然特别敬重使它伟大和显赫，并能容易把它的高傲感与权势欲互相结合起来的德行。为
了在其他阶级面前显示这种德行，它不怕违反天理良心。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它能随意
颠倒是非，视厚颜无耻和臭名昭彰的恶行高于温和纯朴的德行。这个阶级一旦在社会上
确立其地位，就差不多总要倒行逆施。
    中世纪的贵族视武勇为最高美德，并认为它可以代替其他一切美德。
    这也是一种必然来自社会情况的独特性的独特观点。
    封建贵族是靠战争起家的，并且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它把自己的权势作为武器，
并用武起来保持权势。因此，对于它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武勇。它自然要把武勇捧得
最高，说它比什么都光荣。因此，凡是显明表现武勇的行动，甚至这种行动违反理性和
人道，都是得到它的认可的，而且往往是出于它的命令。但是，人的离奇古怪的念头，
只能作用于他的个别行动。
    一个人把挨了一记耳光视为不可容忍的奇耻大辱，并与轻轻打了他一下的那个人格
斗，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已，乃是出于他的自我判断；而一个贵族之不能忍受凌辱，并在
挨了一拳之后不去还手即会名誉扫地，则是出于军事贵族的原则本身和需要。
    因此，说荣誉具有任意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荣誉的任意性始终不能超过它
的必要限界。在我看来，被我们祖先称为荣誉的那些特别行为决不是出于自我判断，所
以我可以不难把封建社会的一些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离奇古怪的规定，同它的为数不多
的固定不变的需要联系起来。
    如果我从政治方面去考察封建社会的荣誉，我也不难解释它的各种政治措施。
    中世纪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国家政权从不直接治理公民。可以说公
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国家政权，每个人只知道他必须服从某某人，并通过这个他并未
谋面的人同其他所有的人发生联系。因此，在封建社会里，整个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属
民对他们的领主本人的忠心上的。这种局面一旦消失，整个国家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
    对政治首领的忠心，也是所有贵族成员每天使用的判断价值的标准，因为他们每个
人既是领主又是家臣，既能发号施令又得听从主人的支使。
    永远忠于领主，必要时为他牺牲，与他同甘共苦，无论他做什么都辅助他：这些就
是封建主义的荣誉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准则。舆论对臣属的背叛行为口诛笔罚得极为严厉。
人们为这种行为起了一个辱侮性极大的名字，叫做变节。
    但是，作为古代社会的生命的一种激情，即我要说的爱国心，在中世纪已经只能看
到它的痕迹了。爱国心这个名词本身，决不是我们的古老词汇。
    封建制度使人看不到祖国，认为爱祖国没有多大的必要。
    封建制度鼓励人们去爱一个人，从而使人们忘掉了国家。因此，封建主义的荣誉从
来没有把对国家的忠诚视为必要的条件。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祖先心里不爱国，但他们对国家的爱只是一种微弱的和模糊的直
觉。随着封建阶级没落，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对国家的爱才逐渐明确和加强。
    这种情况，在欧洲各国因评价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而对它们的一些史实作出截然相反
的评价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在波旁王朝时代的人看来，波旁王朝的元帅们的最可耻行
为，是他们率领军队攻打国王；而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他们的最可耻行为，是他们同
自己的国家作战。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虽然都鞭挞他们，但鞭挞的原因不同。
    我之所以选择封建时代的荣誉来说明我的思想，是因为它的特点比其他时代的荣誉
的特点明显和更能说明问题。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例证，并且用其他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的
目的。
    尽管我们对罗马人的了解不如对我们祖先的了解，但我们知道他们对于荣辱所持的
特别观念，并非来自关于善恶的一般观念。他们的许多行为，由于行为的对象不同，即
由于是公民或外国人和是自由人或奴隶，而被同时作出不同的评价。他们表扬某些恶行，
把某些德行说得高于其他一切德行。
    普卢塔克在《科里奥拉努斯传》中说过：“在那个时代，勇敢在罗马比其他一切美
德都光荣和高尚。他们把勇敢称为美德，使美德这个普通名词具有专门的含义，就在证
明这一点。于是，美德一同在拉丁文中也有勇敢的意思。”哪一个人不能从这里看出为
征服世界而组成的那个奇怪的国家的特别需要呢？
    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因为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人们一旦组成特殊的团体，
立即会产生荣誉的观念，即产生他们对于应褒或应贬的事物所持的一套看法。这些特别
的规定总是来源于他们所在的团体的特殊习惯和特殊利益。
    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点对于民主社会和其他社会都是适用的。我们现在就以美国
人为例来说明。
    在美国人的思想中，还可以零星地看到欧洲旧贵族关于荣誉的一些观念。这些传统
的观念为数不多，在美国既扎根不深又无太大力量。它们就象庙还存在，但已无人们信
仰的宗教。
    在关于具有异国情调的荣誉的这些或明或晦的观念中，出现了一些我们今天可以称
之为美国人的荣誉观的新思想。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美国人是怎样被不断地推上工商业的。他们的家庭出身，他们
的社会情况，他们的政治制度，甚至他们的居住地区，都在使他们无法抗拒地朝这个方
向走。就目前情况来说，可以认为他们正在一个广袤的新国土上建立一个几乎只搞工商
业和以开发为主要目的的社会。这是现今使美国人与其他各国人之间出现最大差别的特
点。
    因此，凡是能够使社会正常发展和有助于工商业的安然稳妥的德行，都在这个国家
受到特别尊重，忽略这些德行必将受到公众的鄙视。
    而一切慷慨激昂的德行，虽然常常使人为之目眩，但又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
所以反而被这个国家的人民视为是等而下之的。人们可以忽略这些德行而不致失去同胞
对他们的尊重，而硬要表现这些德行，反而会得不偿失。
    美国人也根据自己的判断区别对待丑行。
    有些爱好，从人类的天理良心来看似乎可以非议，但却投合美国社会的特殊的和暂
时的需要。美国人对这种爱好只是轻轻指责，有时还加以鼓励。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美国人对于爱财之心和随之而来的爱好的看法。为了开垦、耕耘和改造他们领有的这个
人烟稀少的广袤大陆，美国人必须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作为经常的支撑。这种精神只能是
爱财之心。
    因此，爱财在美国并不失体面，只要不超过国家机关为它规定的界限，还是光彩的。
美国人把我们的中世纪先人称之为卑鄙可耻的贪欲的东西叫做值得赞美的高尚的雄心，
而把经常驱使我们的中世纪先人投入新的战斗的征服热情和好战精神称为盲目的野蛮的
酷嗜。
    在美国，财产损失之后不难复得。它的国土无限辽阔，蕴藏着取之不竭和用之不尽
的资源。它的人民有每个活着的人拥有的一切需求和欲望，有一股用不完的力量，而且
周围到处都是他们还不能开发的财富。这样的人民所担心的并不是个别人的倾家荡产，
而是全体人的游手好闲。在经营工业企上表现的大胆精神，是他们迅速发展、国力强大
和国威四扬的主要原因。对于他们来说，创办工业就象买政府发行的彩票一样，少数人
总是不断输钱，而国家却永远赚钱。因此，勇敢经营工业的精神，便受到这个国家人民
的青睐和尊重。但是，所有冒险经营的企业，又会殃及热心于此道和相信它的人的财产。
把冒险经商视为一种美德的美国人，无论如何不会瞧不起冒险的人。
    因此，美国对破产倒闭的商人特别宽容，他们的荣誉不会由于这样的意外而受到损
害。在这方面，美国人不但与欧洲各国人民不同，而且与当代的一切商业国家的人民不
同，以致他们在地位和需要上也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毫无共同之处。
    在美国，对待败坏民风的纯朴性和破坏婚姻的一切劣行严于其他一切国家。乍一看
来，这与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的宽容似乎有令人不可理解的抵触。同一个民族，奉行既
放纵又严肃的道德，也使你感到吃惊。
    但是，这一切又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互无联系。在美国，舆论对于有利于工业发
展和国家繁荣的爱财之心只是轻轻地鞭挞，而对于涣散人们追求财富的精神和破坏事业
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家庭内部秩序的伤风败俗行为却大加口诛笔伐。因此，美国人不得
不服从他们的通行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可以认为他们把荣誉寄托于做一个纯洁
无瑕的人上了。
    美国人的荣誉观与欧洲的古荣誉观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勇敢是美德之首，是
做人的最必要的美德，但两者并不是从同一角度来看待勇敢。
    在美国，好战的勇气并不受到太高的表扬。美国人认为最好的和最值得称赞的勇敢，
是敢于冲破海洋的惊涛早日抵达港口，毫无怨言地忍受荒漠中的艰苦和比所有的艰苦更
难于忍受的孤寂。这种勇敢可使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在他们几乎不知不觉之中荡
然无存，然后又能使他们以新的努力去积累新的财产。这种勇敢对于维持和繁荣美国社
会是极其必要的，因而受到美国社会的特别尊重和推崇。个人一流露缺乏这种勇气，就
必然被人看不起。
    我现在来说最后一个特点，以突出本章的中心思想。
    在象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财产对生活的保证并不太大，而且不是可靠的保证。
在美国，所有的人都劳动，劳动可使人得到一切。这使荣誉观发生了转变，而新的荣誉
观则反对游手好闲。
    我在美国有时见到一些有钱的年轻人，他们虽然从心里不愿干苦活，但也不得不操
一种职业。他们的家庭出身和家产，本可以使他们清闲自在，但舆论坚决反对他们如此，
他们也不得不服从舆论。在贵族仍同冲击他们的激流进行斗争的欧洲，我却经常见到一
些日益穷困潦倒的人，为了不让与他们相同的人耻笑而游手好闲，他们宁愿清品受罪而
不肯劳动。
    哪一个人不能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劳动观中发现两种性质完全不同但均来自荣誉观
的行为规范呢？
    我们的先人所标榜的荣誉，实际上只是许多荣誉中的一种。他们使类概念具有了种
概念的内涵。因此，尽管民主社会和贵族时代都有荣誉观，但不难发现它在民主时代有
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民主时代，不仅关于荣誉的规定与以前不同，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规
定虽然为数不多和不够明确，但人们更能顺从它们。
    等级在民族中始终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全世界没有一处例外，到处都有经常是由
同一家族组成的小团体，比如中世纪的贵族。这种小团体的目的，就是把文化、财富和
权势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永远垄断和世袭下去。
    但是，一个团体的地位越高，它的特别需要也越大，适应它的需要的荣誉观点也越
增加。
    因此，关于荣誉的规定，在没有等级制度的国家总是少于其他国家。如果建成使任
何阶级都难于存在的国家，则有关荣誉的规定便将减少到为数不多的几条公约，而且这
几条公约也会逐渐接近绝大多数人所采用的道德准则。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关荣誉的规定将不会象在贵族国家那样离奇和为数众
多。
    但是，它们要比较含混，这是上述的原因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由于荣誉的标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显著，所以必然往往难于区别。
    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在中世纪的贵族制国家，人们只是一代一代地徒然相传，上一代没有给后一代留下
什么新东西；每个家族就象一个不死而又一动不动的人；条件在变，而思想却永远未变。
    在这样的国家里，每个人眼里所见到的总是老一套，头脑里所想的总是从同一个观
点出发；他们的眼光逐渐深入到最微小的细节，而他们的理解力，久而久之，也就不能
不变得清晰明确。因此，封建时代的人不仅有其判断荣辱的独特观点，而且能把每个观
点清晰准确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如此，因为那里的全体公民都在动，社会本身每天在
改变面貌的同时也在改变它的观点和需要。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只能略知有关荣誉的
规则，而很少有时间去仔细研究它。
    即使社会是静止不动的，依然难于规定荣誉一词应有的含义。
    在中世纪，由于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荣誉观，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同时为绝大多数人
所接受的荣誉观，这就使各个阶级的荣誉观得以具有稳定而明确的形式；而且由于具有
同样荣誉观的阶级的成员立场完全相同和一致排外，自然愿意接受专为他们规定的法律
的条款，所以一个阶级的荣誉观更能具有稳定而明确的形式。
    因此，有关荣誉的规定就变成一部把一切细节都事先考虑到和安排好的完备而详尽
的法典，成为衡量人的行为的固定的和条理分明的规范。在象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
由于等级的界限已经消失，全社会已经形成统一的整体，社会成员虽不完全相同但很类
似，所以不能事先明确规定哪些行为是荣誉和哪些行为是耻辱。
    不错，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内部存在着的某些全国性的需要使他们对荣誉产生了共同
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并不是同时产生的，产生的方式也从来不同，对每个公民的思想的
影响也不一样。他们也有关于荣誉的法律，但它往往没有注释。
    在象我们法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这方面的情况还要混乱得多。这首先是因为在我们
国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个阶级在还不具备混合的条件下就开始互相混合起来，彼此
每天都把自己的荣誉观带进对方的成员中间，这些荣誉观不但各不相同，而且往往彼此
抵触；其次是因为在我们国家，每个人都喜欢凭自己的所好随便丢弃祖先的一部分观点
和保存另一部分观点；最后是因为在这样多的自我任意判断下，就无法建立起关于荣誉
的共同规范。因此，要想事先规定哪些行为为荣或为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令
人痛苦的时期，但为时不会太久。
    在民主国家，荣誉是一个不够清楚的概念，其影响力也必然不强，因为对此难于准
确而坚定地实施一项可以得到公认的规范。舆论虽然是荣誉规范的当然的和最有权威的
解释者，但由于它不清楚根据什么去褒贬，所以在作判断时只有迟迟疑疑。有时舆论自
相矛盾，而更多的时候是置之不理和听之任之。
    在民主制度下荣誉的影响力之所以相对软弱，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在贵族制国家，只是某些少数人持有同样的荣誉观，而且这些人往往自成一个集团，
永远同其他人隔离。因此，他们的荣誉观容易同他们所特有的思想混合并结为一体。在
他们看来，荣誉是他们在人们面前显示身分的标志。他们积极地利用有关荣誉的各种规
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且如果允许我说的话，我说他们还要使自己的激情服从这些规
定的支配。
    当我们看到中世纪的习惯法载有关于以决斗来断定是非的条款时，会感到我所说的
这个情况更加真实。这项条款写道，贵族在他们发生纠纷时，以长矛和剑作决斗的武器；
而平民之间只能用棍棒决斗。而且习惯法补充说：“鉴于平民没有荣誉”。它的意思不
是说，象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这些人是卑贱的，而只是表示在判断贵族的行为和平民的行
为时不能使用同样的标准。
    乍一看来令人吃惊的是：荣誉的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有关荣誉的规定一般说来也最
离奇古怪，以致使人觉得这些规定越背离常理越容易被人遵守，有时甚至由此认定荣誉
的影响力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有关荣誉的规定太荒谬。
    事实上，强大和荒谬有共同的来源，而不是前者来因于后者。
    需要越特殊和越为少数人所思慕，荣誉观也越离奇古怪，而荣誉的影响力之所以强
大，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特殊的和为少数人所思慕的需要。因此，荣誉的影响力的强大
并非来因于荣誉观的离奇古怪，而是离奇古怪和强大都来自同一原因。
    我再作一点说明。
    在贵族制国家里，所有的等级各不相同，而且固定不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住在他不能离开的地区，在那里他与同他一样的人生活在
一起。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谁也不必担心或害怕生活不下去，不管地位怎么低都有
饭吃，谁也不会因为聪明或愚昧而受到褒贬。
    而在民主国家里，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混杂在一起，互相不断往来；
舆论抓不住把柄，它所谴责的对象可以立即隐藏起来，躲避它的指控。因此，荣誉在民
主国家不太使人值得自豪，也很少有人当众显示。因为荣誉只是给人看的，所以它与纯
洁的德行不同，德行是依靠本身而存在，而且满足于自我作证。
    如果读者完全了解了上述的一切，那就一定会发现身分平等和我们所说的荣誉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和必然的关系。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种关系至今还没有人明确地指出
过。因此，我要做最后的努力，使其昭然若揭。
    即使一个民族与人类的其余部分隔绝，放弃人类固有的某些一般需要，那它也会有
自己特别利益和特别需要，并且很快会在内部形成自己的关于褒贬或被它的公民称为荣
辱的一定观点。
    如果在这个民族的内部形成了一个同周围的其他一切阶级隔绝并有自己的特别利益
的阶级，那末，这些特别利益又会使它产生特别观点。这个阶级的荣誉观是由本民族的
特别观点和本阶级的更加特别的观点混合而成的，与人类的单纯的和一般的观点相差得
使人难于想象。我的论述即将结束，现在再回过头来进行总结。
    各个阶级正在互相混合，特权已被取消。民族的全体成员又恢复为彼此相似和平等
的人，所以他们的利益和观点正在融合，而被每个阶级用来评定荣辱的一切离奇古怪观
点也行将消失。荣誉观只能来自民族本身的需要，而不能有其他来源。每个民族的荣誉
观都有自己的个性。
    最后，如果可以假定所有的种族将会融合为一体，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将会达到利益
一致和需要一致，彼此之间不再在任何标志上有所区别，那就再也不用按所规定的不同
标准评价人的行为了，而是要全按同样的标准彼此相待，用天良向每个人揭示的人类一
般需要作为共同标准。这样，这个世界上就将出现自然和必然要寓有褒贬思想的简单的
共同是非观。
    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我的全部思想，那就是：人们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使人
们产生了荣誉观，而随着差异和不平等的消逝，荣誉观也将逐渐冲淡，最后同它们一并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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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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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引起你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试图改进自己的原来条件的人多得不计其数；
而引起你注意的第二件事情，则是在这个普遍的上进运动中以怀有大志而出类拔萃者甚
少。
    美国人没有自甘落后的，但壮志凌云者也极为少见。人人都想财富、名望和权势日
增，但很少有志于伟大事业。乍一看来，这使人感到奇怪，因为美国的民情和法制没有
任何地方限制人的欲望和阻止人向各方面发展。
    似乎很难将这种奇怪现象归咎于身分的平等，因为在我们法国实现这种平等之后，
它却立即使一些人产生了几乎是没有止境的野心。但是我认为，还是要到美国的民主社
会情况和民主民情中去寻找上述情况的主要成因。
    一切革命都在扩大人们的野心，而推翻贵族制度的革命尤譬如此。
    使广大群众无法成名和掌权的陈规旧制一旦被革除，大家便被裹进一场争先恐后取
得这种为他们垂涎已久的而且终于取得的名利和权势的普遍运动。在这场运动的初胜的
鼓舞下，使人觉得好象没有什么事情是人办不到的。不但欲望没有止境，而且用来满足
欲望的权力也几乎是无穷的。在习惯和法制的这场突然的大变动中，在使所有的人和所
有的制度都改变了的这场大混乱中，有的公民立即飞黄腾达，有的公民马上跌进深渊，
权力象走马灯似地由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以致人人都认为将会轮到自己掌权。
    但也不要忘记，推翻贵族制度的那些人都曾经生活在贵族制度的法制之下，亲眼看
见过它的盛况，并且不知不觉地沾染了贵族的情感和思想。因此，在贵族制度瓦解的时
候，它的幽灵还漂浮在群众的头上，而在它被完全打倒以后，它的残余还会长期保存下
去。
    因此，民主革命持续多久，人们争名夺利的野心就会持续多久；而在民主革命完成
之后，这种野心还会存在一个时期。
    人们一进行回忆，他们所目睹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立即会涌上他们的心头。革命
所激起的热情，并不会随着革命的完成而消逝。对于秩序没有一种稳定感。成功来之容
易的思想，在导致成功的动乱平息之后依然存在。欲望依然很大，但满足欲望的手段日
益减少。发大财的欲望依然存在，但能够实现的却寥寥无几。结果，各式各样的野心膨
胀得欲裂，而失败的痛苦却隐藏在怀有野心的人的心中。
    但是，斗争的最后余威慢慢地消失了，贵族制度的残余也逐渐地不见了。人们忘记
了已经自消自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平接替了战争，秩序重新建立起来，欲望符合了实
现欲望的手段，需要、思想和感情互相联系起来，人们达到了彼此平等。这样，民主社
会便被建立起来。
    我们假定有一个民主国家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并能永远和正常维持下去，那末，我
们就会看到与我方才所述的情景完全不同的状态；而且我们可以不难推断，如果人们的
奋进之心很大而他们的身分日趋平等，则在实现平等以后，奋进之心也会失去这种趋大
的性质。
    因为巨大的财产已经分散为许多人所有，科学已经普及，所以谁也不能独占知识和
财产。一些阶级享有特权和一些阶级没有资格享有特权的现象消失，人们打破了曾使他
们固定不变的约束，所以奋进的思想出现于每个人的脑际，而高升的念头也产生于人心，
以致每个人都想从原有的地位爬上去。
    奋进之心成了人人皆有的情感。
    但是，如果身分的平等只能使每个公民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那末，这又会阻止每
个公民拥有巨额的财产。这种情况必然把人们的欲望限制在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因此，
在民主国家，奋进之心是热烈而持久的，但一般没有太高的目标；人们的一生一般只是
热烈地追求可能达到的小目标。
    使民主国家的人少怀大志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的财力微薄，而是使他们每天忙于
致富的努力过于激烈。他们把精力都用到竭尽全力去做一些平凡的事情上了，这就不能
不迅速地限制他们的视野和束缚他们的能力。他们可能变穷，但奋进之心不会削减。
    民主国家的少数富裕公民，也不会是这个规律的例外。一个一步一步累积其财产和
得到权势的人，在他们的长期辛苦中会养成办事谨慎和自知节制的习惯，而且以后也不
会丢掉这个习惯。人们不能象扩建房屋似地随心所欲依次扩大自己的胸怀。
    对于这样人的儿子也可以这样说。不错，做儿子的生来时家境是富裕的，但他们的
父母也曾过过贫困的日子。他们从小在父母的思想和感情的影响下长大，而且很久以后
也难于摆脱这种影响。因此，我认为他们在继承父亲的财产的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思
想和习惯。
    反之，显赫一时的贵族的子孙贫困以后，倒可能表现出极大的雄心壮志，因为贵族
的传统观念及其阶级的共同精神只能使他们可以暂时忍受现实的处境。
    使民主时代的人难于立大志去完成宏伟事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们有能力完成这
项事业之前天年已尽。帕斯卡尔说过：“名门出身的一大好处，是使一个人在18岁或20
岁时可以达到另一个人在50岁时达到的地步，从而使他便宜了30年。”民主国家的人通
常没有这样的30年去实现他们的宏图。平等使每个人将自己的能力用于取得一切平凡的
东西，从而妨碍了他们迅速地壮大自己。
    在民主社会里也象在其他制度的社会里一样，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巨富；致富和升
官的大门是向所有的公民均衡地敞开着的，但全体公民的平均前进速度必定是缓慢的。
因为有志参加这样的竞赛的人看来都是一样的，而且难于从其中选定某些人而不违反民
主社会奉之为最高法律的平等原则，所以首先想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人同步前
进和全体通过考试。
    因此，随着人们越来越没有差别，平等的原则日益稳步地深入到整个制度和民情，
升级的办法也就规定得越来越死，而升级的速度也就越来越慢；迅速升到某一显赫地位
的难度加大了。因为大家都憎恨特权和不愿意参加竞选，所以所有的人不管能力如何，
都不得不在同一个筛子上过来过去，统统经过许许多多预备性的小小实习或训练，从而
浪费了自己的青春，使自己的想象力消失。因此，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充分享用他
们有望得到的好处了，而在他们终于有能力做一番大事业时，则已失去了兴致。
    在中国，身分是非常平等的，而且这种平等有悠久的历史；一个人经过科举的考试，
就可以由一个官职迁升到另一个官职。这样的考试是与官位的晋级息息相关的，而关于
这种考试的思想，则已深深进入中国的民情。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中国小说，其中的男
主人公虽经多次挫败，但终于因金榜题名而触动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这样的气氛中，
人们几乎是不可能怀有巨大野心。
    我就政治问题所说的这一切，也适用于其他问题。平等在各处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凡是不依法规定或管理官职晋升的国家，实行考试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因此，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民主社会里，大而快的晋升是罕见的。这样的晋升只能
是常规的例外。它的这个特点，甚至使人忘记了它是少有的现象。
    民主时代的人终于逐渐了解了这一切。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发现立法者给他们规定
了一个不受限制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可以轻易地向前跨步，但谁也不可能奢
望飞速晋升。他们看到，在他们和他们的最终的远大目标之间，有许多必须慢慢地、一
个一个地加以克服的小小障碍。这个前景使他们望而生畏，挫败了他们的志气。因此，
他们放弃这种遥远而渺茫的希望，转而寻找离他们近的虽然不太高但容易得到的享受。
法律没有限制他们的前途，而是他们自己缩小了目标。
    我曾经说过，怀有大志的，在民主时代大大少于在贵族时期。我再补充一点：在民
主时代，即使有人不顾这些障碍怀有大志，其表现亦有所不同。
    在贵族时代，志向的前程往往是远大的，但它的范围是早已规定好了的。在民主国
家，志向的范围一般比较狭小，但是可以突破，而且一经突破，可以说是不受任何限制
的。由于民主国家的人民力量薄弱、各自为政和经常变动，而且在民主国家先例的作用
不大和法律容易改变，所以对于新鲜事物的抵制是柔弱的，而社会本身既无强大的权力
又无坚强的组织。因此，当一切权力被一些野心人控制时，他们便敢于为所欲为；而在
他们失去权力的时候，他们便会想法把国家搞乱，以便重新掌权。
    因此，政治方面的雄心大志，便具有暴力和革命的性质，而在贵族社会却很少有这
种情形。
    在民主国家里，通常是一个人最初有许多非常合理的小志向，然后由此衍化出一种
强大的但欠明智的欲望。与自己的条件相适应的远大而有节制的志向，民主国家的人几
乎是没有的。
    我曾在书本的一个地方指出平等以某种隐而不见的力量使追求物质享受的激情和只
顾眼前的热情控制了人心。这种激情和热情混进了希望上进的情感，而且可以说使希望
上进的情感染上了它们的色彩。
    我认为，民主社会的怀有奋进之心的人，不如其他社会的人关心未来的利益和规划，
因为他们只顾现实，现实耗尽了他们的一切精力。他们宁愿迅速地完成数量众多的小事
情，而不愿去做少数几项能够名垂后世的宏大事业。他们爱成功甚于爱荣誉。他们向人
提出的最重要求是服从，他们最喜欢的是统治。他们的行为举止，几乎总是表现得不如
他们的社会地位应当表现出的那样高雅。这使他们在拥有巨额财富的时候往往表现出非
常低级的趣味，在握有最高权力的时候好象只是为了便于享受小小的粗鄙乐趣。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洁化引导和调节人们的奋进之心；而如污化和过分
抑制人们的奋进之心，则是极其危险的。应当努力为它预先规定出不得逾越的极限，但
也要提防过于限制它在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
    我承认，我对民主社会的担心，主要的不是人们欲望的过大，而是它的平凡。因此，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在人们不断忙于私人生活的琐碎小事当中，使奋进之心失去其推动
作用和崇高目标；人们的激情既没有昂扬又没有低落，结果使社会一天一天地走向看来
十分安宁但缺乏大志的状态。
    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的领袖们要想使公民们躺在非常单调和非常平静的幸福上睡
大觉，那将是错误的；他们应当让公民们时常做一些艰险的事业，以便激发他们的奋进
之心和为他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
    道德家们经常埋怨说，现代人的主要恶习就是骄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说是对的，因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好，
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从他的上司；但是，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这样说又是非常错误的，因
为同一个人可能既不愿意忍受从属的地位，又不愿意享受平等的地位，但他可能自卑，
以为自己只能享受通俗的乐趣。他自愿止步于平凡的欲求，不敢涉足于高大的事业，而
且连想也不想。
    因此，我不认为应当让我们的同时代人学习谦逊，而希望他们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
己和他人。谦逊对他们是无益的，我认为最缺少的是骄傲。我宁愿让出我们的若干小小
的美德，来换这个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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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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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一个公民有了一些知识和一些财源之后，便去经营工商业以求致富，或买
下一块上面有林木的荒地开垦。他有求于政府的，只是不要干扰他的辛勤劳动，保证他
由此获得成果。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里，一个人开始感到自己有能力和要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首先
想到的是找一个官当。由同一个原因产生的这两个不同结果，值得我们在这里停下片刻
加以研究。
    当公职的位数不多、待遇不高和经常变动，而经营工商业的门路很多和可以赚钱时，
则平等的思想每天都在制造的新的急欲求成的欲望，会使人全去经营工商业，而不去政
府当官。
    但是，当等级已经平等，人们的知识尚不完备或有羞臊心理，而发展已到尽头的工
商业只能向人提供困难而缓慢的生财之道时，公民们便不想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处境，
而要蜂拥到政府首长那里去求助。用国库的钱使自己的生活舒适，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是
唯一的办法，至少也是使他们摆脱很不称心的处境的最容易和最可靠的办法。于是，求
官谋禄就成了最常用的歪门邪道。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君主国家，情况必然尤譬如此，
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领取薪俸的官员人数极多，他们的生活有充分的保证，以致人人
都想找到一个官职，并要象享用父母的遗产那样安安稳稳地把官当下去。
    用不着我说，这种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
神和使行贿与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
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因为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要指出，鼓励这种倾向的政府会使自己的安定遭到危险，甚至会使自己的
生存遭到厄运。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往昔的那种爱戴和尊敬国家政权的感情正在消失，
而当权者却可能认为必须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加紧控制每个人，并且觉得最方便的办法是
利用人们的激情去使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沉默；但是这种局面不会长久，而且在一定的
时期内可能出现的力量源泉，日久天长之后肯定会变成助长动乱和衰弱的主要力量。
    在民主国家也和其他一切国家一样，公职人员的额数最终总有一个限度，但追求官
职的人数却没有止境，而是随着身分的日益平等有增无减地逐步增加。只在没有人的时
候，它才有了止境。
    因此，当公职成为希望出头露面的唯一门径时，政府最后必然遭到长期的反对，因
为政府无法用有限的手段去满足无限增加的需求。应当承认，全世界的人当中最难控制
和驾驭的人就是待业求职的人。无论官员怎样努力，也满足不了这些人的要求。因此，
必须经常留意这些人只是为了使官位出缺，最后也要弄乱政府的组织和改变国家的面貌。
    因此，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相信全神贯注于平等所激发的各种新欲望并使其得
到满足的现代统治者们，最后必然为采用这种办法而后悔。他们总有一天会发现，他们
把自己的权力用于这样的需要上实属轻率，而最稳妥可靠的办法应当是教育他们的每一
个被统治者学会自力更生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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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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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等级制度或阶级制度下的人民，只有经过一系列长期的艰
辛程度时大时小的改革，借助于暴力，在财产、观点和权力等相继出现多次急剧变位之
后，才能达到民主的社会情况。
    在这场大规模的革命完成之后，它所制造的革命习惯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而且一些
深重的动乱也将随之而来。
    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身分逐渐趋于平等的期间发生的，所以人们可以由此得出结
论：在平等本身和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潜藏的关系和一种隐秘的联系，以致其中的一者
只有依靠另一者的产生才能存在。
    关于这一点，推理看来是与经验符合的。
    在等级逐渐接近平等的国家，没有一种形诸于外的联系把人与人结合起来积使他们
固定于所在的地位。任何人都没有永享的权利，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没有受人支配的
境遇。
    但是，每个人都会发现，只要自己有些文化和财产，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同
其他一切人分开而自己单独前进。
    导致公民们各自独立的同一原因，也在每天促使他们产生新的急于实现的欲望，并
在不断鞭策他们。
    因此，人们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民主社会，思想、人和物必将永远不断地
改变其外貌和地位，民主时代就是急剧的和不停的改革时代。
    情况果真如此吗？身分的平等能够使人们习以为常地和永远不断地去进行革命吗？
身分的平等中存在的某种动乱的根源在妨碍社会安定，驱使公民们不断去改变他们的法
律、主张和民情吗？我认为不是如此。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请读者注意我的评述。
    凡是使国家改变了面貌的革命，几乎不是为了使不平等神圣化就是为了破坏不平等
而进行的。撇开造成人类社会大动乱的次要原因不谈，你几乎总能看到是不平等在这里
作祟。
    这就是说，不是穷人想夺取富人的财产，就是富人要束缚穷人。因此，如果你能使
一个社会处于人人都有某些东西保存在手，而很少到别人那里去取某些东西的状态，你
就会对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
    我并非不知道，在一个大民主国家里，总是有一些公民极其富有，而另一些公民则
十分歧困。但是，民主社会的穷人并不象在贵族社会里那样构成为民族的绝大多数，而
是人数很少，法律也没有规定他们必须祖祖辈辈永远贫困下去。
    在富人那一方面，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力量不强；他们没有使人看到眼红的特权，
连他们的财产也不再同土地结合和以土地表示，而是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甚至是看不到
的东西。如同不再有穷人家系一样，富人世家也不复存在，在芸芸众生之中每天都有富
人产生，而且也不断有富人变为芸芸众生。因此，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可以容易确认和识
别的阶级。
    另外，由于他们与自己的同胞大众有千丝万缕的隐而不现的联系，所以人民要是攻
击他们就不能不害及自己。在民主社会的这两极端之间，还有无数的几乎是各方面都相
同的人。这些人既不极穷，又不极富；他们持有的财产，只达到使人们看到之后不会造
反和嫉妒的程度。
    这些人自然反对激烈的变动。他们的保守性使高于他们的人和低于他们的人都保持
于安静状态，并保证着社会机体处于安定状态。
    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本身已经满足于现有的财产，对于使他们能够分享到好处而又不
受损失的革命也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恰恰相反，他们以无比的热情渴望发财，但使他们
为难的是，他们知道这会侵夺某些人。使他们不断产生新欲望的同一社会情况，也在把
这些欲望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它使人增加了进行改革的自由，但却减少了人对改革
的兴趣。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不仅不从心里希望革命，而且从心里害怕革命。
    任何革命都要或多或少地威胁既得的所有权。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大部分都拥有
财产；他们不但持有财产的所有权，而且生活在人人都十分尊重他们的所有权的环境中。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社会上的每一个阶级，便不难发现所有权所带来的激情在中
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坚定和执拗。
    穷人往往不关心他们手中拥有的财物，因为他觉得与其享有少量的财物，不如干脆
一点没有。富人除了爱财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需要得到满足的激情，但经过长期地和辛
勤地经营巨额的财产之后，有时反而感不到财产的魅力了。
    但是，既不豪富又不极其的小康之人，却对自己的财产甚为重视，因为他们离贫穷
并不太远，深知贫穷的痛苦，并害怕这种痛苦。使他们没有陷入贫困的，只是一小点家
产，他们把自己的担心和希望随时都寄托在这点家产上。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家产更多
一些，所以对家产给予不断的关心；他们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使家产增加，所以对家产
更加依恋。把一小部分家产让给别人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把损失全
部家产视为最大的灾难。但是，使这些热心保护家产和唯恐丧失家产的小所有者人数日
益增加的，正是身分的平等。
    因此，在民主社会，公民的大多数看不清革命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而是时时刻刻
感到革命会从四面八方给他们带来损失。
    我在本书的一个地方说过，身分的平等自然要驱使人们去经营工商业，并使地产不
断增加和地块日益化小。我也曾指出，身分的平等时时都在鼓励每个人热烈地和不断地
追求幸福。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一切事实更能抵制革命的激情了。
    革命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对工商业有利，但它的最初效果几乎总是使工商业者倾家荡
产，因为革命一开始不能不改变消费的一般状态，不能不暂时使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失常。
    另外，我不知道再有什么东西比商业道德更与革命道德对立的了。商业自然是一切
狂热的激情的敌人。商业爱温和，喜欢妥协，竭力避免激怒人。它能忍耐，有柔性，委
曲婉转，除非万不得已决不采取极端手段。商业使人各自独立和重视自己的个人价值，
使人愿意自己处理自己的工作，教导人学会成功之道。因此，商业使人倾向自由而远离
革命。
    在革命当中，动产的所有者比其余一切人都害怕得多，因为他们的财产一方面往往
易被查封，另一方面又随时有完全丧失的可能。土地所有者就不必如此担惊受怕，因为
他们即使失去了土地的收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至少有希望保住土地本身。因此，在面
临革命运动的时候，前者要比后者害怕得多。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动产数量越大及其种类越多，就越少发生革命。
    另外，不管人们操什么职业，拥有什么样财产，有一个特点是人所共有的。
    这就是没有一个人完全满足于现有的财产，人人都在不断努力以各式各样的办法增
加财富。考察一下他们当中的每个人的任何一段人生，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不断拟定以
增进自己的安乐为目的的某些新计划，对他们大讲人类的利益和权利，均是枉费工夫，
因为他们当前把全部精力都用去操劳那些琐碎的自家小事情上去了，希望你让他们另找
时间去考虑公众共同关心的事情。
    这不仅阻止他们去进行革命，而且打消了他们的革命念头。狂热的政治激情，很少
能够打动也以同样狂热追求幸福的人。他们对小事情的热心，使他们对大事情的热心变
凉了。
    不错，在民主社会里，有时也出现一些大胆敢为和怀有野心的人，他们的巨大欲望
不能满足于按照常规前进。这些人喜欢革命，并发动革命；但是，如无非常的意外事件
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是极难发动起革命的。
    谁也不能在反对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的精神的斗争中得到好处。一个人，不管他认
为自己多么强大，也难于使他的同时代人接受为他们的整体愿望和感情所厌恶的情感和
思想。因此，不要以为一旦身分的平等成了永久确立的事实，并使民情打上了它的特点
的烙印，人们就会轻易地跟着一个卤莽的领袖或一位大胆的革新家走上冒险的道路。
    但是，人们也不能通过深谋远虑的筹划，甚至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抵抗计划，去公开
反对这样的领袖或革新家。人们不会同他们进行激烈的斗争，有时甚至还会恭维他们几
句，但决不会跟着他们走。人们私下里以自己的惰性抵制他们的狂热，以自己的保守主
义态度抵制他们的革命习性，以自己的日常爱好抵制他们的冒险家热情，以自己的良知
抵制他们的灵机天才，以自己的散文抵制他们的诗篇。这样的领袖和革命家，经过千辛
万苦可能使人们一呼而起，但不久以后人们就会离开他们，而他们自己则好象身体过重
而跌倒在地。他们用尽全身解数试图唤起这些态度冷淡和漫不经心的群众，但又终于觉
得自己无能为力，这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认输，而是因为他们成了孤家寡人。
    我决不认为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天生就是不好动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这样的社
会里，有一种永恒的运动在起支配作用，人们在这种运动中从不知道休息；但我相信，
人们在其中活动时总有不可逾越的一定界限。对于次要的东西，他们每天都在予以改变、
改进或改革；而对于主要的东西，他们则谨慎小心，不加触动。他们爱改革，但怕革命。
    尽管美国人不断修改或废除他们的某些法律，但他们很少表现出革命的激情。当公
众的骚动开始构成威胁的时候，甚至在公众的激情极为高涨的时刻，他们就立即止步并
冷静下来。从他们的这种急速反应就不难发现，他们害怕革命，视革命为最大的灾难，
每个人都在心里暗自决定，准备付出重大的牺牲来防止革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美
国那样最爱所有权而又最怕所有权丢失，也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有绝大多数人反对
以任何方式威胁所有权制度并使其改变的学说。
    我曾一再指出，具有革命性质的理论，当它只有通过完全彻底的和有时是突然的改
变财产和人的现状才能实现的时候，在美国不会象在欧洲的一些大君主国那样受到无限
的欢迎。即使有人主张这个理论，群众也要以一种本能的反感抵制它。
    我敢说，被法国一贯称为民主名言的那些名言，大部分要被美国的民主所取消。这
一点很容易理解。在美国，人们具有的是民主的思想和激情；而在欧洲，我们具有的还
是革命的激情和思想。
    如果有一天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那也是由于美国的土地上住有黑人而引起的。
也就是说，造成这种革命的原因不是身分的平等，而是身分的不平等。
    在身分平等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闭关自守，把他人置于脑后。如果民主国家的立
法者们不去纠正这个有害的倾向或者助长它，认为它能使公民消除政治激情和远离革命，
那他们将会作法自毙，遭到本想避免的恶果，而且会有一天，某些人的破坏性激情，在
大多数人的愚昧的利己主义和胆怯心理的帮助下，迫使整个社会经历异常的变故。
    在民主社会，并没有希望革命的少数，但少数可能制造革命。
    我并不是说民主国家可以避免革命，而只是说这种国家的社会情况不会导致革命，
或者勿宁说可以使人们远离革命。
    民主国家的人民凡事全靠自己，他们不会轻易投身于重大的冒险行动。他们只是在
猝不及防时，才被卷入革命。他们有时也经历过革命，但这种革命不是他们制造的。我
再补充一句：这种国家的人民一旦获得知识和经验，便不会纵容革命出现。
    我深知，国家的各项制度在这方面可以发生很大的影响。
    它们对于来自社会情况的各种习性，起着促进或抑制的作用。
    因此，我再重复一遍，我并不认为一个国家只是依靠国内实行身分平等才得以避免
革命；但我确信，不管这种国家实行什么制度，它那里发生的革命所使用的暴力，总要
比想象的小得无限和少得多。于是，我不难设想，这样的政治情况一与平等结合，就会
使社会达到我们西方未曾有过的安定。
    我方才就事实所述的一切，也部分地适用于思想和观点。
    在美国，有两件事使人感到惊奇：人们的大部分活动的流动性很大；某些原则的固
定性很强。人们在不断地流动，但他们的精神却好象几乎一动未动。
    一旦某一观点在美国的土地上传播开来，并扎下了根，那就可以说这块土地上没有
任何力量可以把它根除。在美国，宗教、哲学、道德、甚至政治方面的通行学说，从来
没有变化，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只是通过隐秘的而且往往是人们发觉不了的方法改变
的。在人和事物的这种漂浮不定的环境中，连一些最粗野的偏见也只能以慢得令人难以
想象的速度去清除。
    我听说，感情和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是民主的本性和习惯。对于古代的那些可以
把全体公民集合于一个公共场所，然后由一位演说家任意鼓动的小共和国来说，情况可
能如此。
    但是，我在位于我们大洋彼岸的伟大民主共和国里，却没有见到过这种现象。在美
国，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很难使多数放弃它所认定的观点和抛弃它所选定的人。无论是
书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说，对此都没有用处。只有亲身经验才能使他们改变初衷，而且有
时要反反复复地多次亲身经验。
    乍一看来，这使人感到吃惊；但是，深入研究之后，便可以知道它的究竟。
    我认为，使一个民主国家放弃它的偏见，改变它的信念，在宗教、哲学、政治、道
德等方面用一套新原则分别取代各自原有的原则，简而言之，使这个国家在知性方面经
常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并不象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这不是说，在民主国家里人的
精神懒惰。人的精神在不断活动，但它不是在探求新的原则，而是在没有止境地改变已
知原则的成果。
    它不是迅速地、直接地努力冲向前去，而是围着自己轻盈地打转转。它以不断的和
匆忙的小动作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但决不会突然改变自己的活动范围。
    权利、教育和财产相等的人，简而言之，就是身分相等的人，必然有相差无几的需
要、习惯和爱好。由于他们从同一角度观察事物，所以他们的思想自然趋于相同的观点。
尽管每个人都可能与他们的同时代人有差距，并且可能形成自己的信仰，但到最后，他
们全体终将不知不觉地在一定数量的共同意见上重新合流。
    我越仔细考察平等对智力活动的影响，就越深信我们现今所见到的智力活动混乱现
象，并非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民主国家的自然状态。我认为，莫如把这种混乱现象
看成是民主国家的青年时期特有的偶然事态，它只出现于人们已经冲破以前把他们彼此
联系在一起的旧关系，而他们在出身、教育和习惯上仍有很大不同的过渡时期。因此，
在过渡时期，人们只要各自保留非常不同的思想、本性和爱好，就没有办法不让它们表
现出来。但随着人们的身分日趋相同，人们的主要见解将会达到一致。在我看来，这才
是普遍的和常在的事实，而其余的都是偶然的和过渡的东西。
    我认为，在民主时代，一个人能够一下子就想出一个与其同时代人所接受的思想体
系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思想体系，那是极为罕见的。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位革新家，我也
认为他最初叫人们听他的思想体系时就有极大的困难，而后来叫人们信他的思想体系时
困难更要大。
    在身分几乎相等的时候，一个人不会随便轻信他人。由于大家都很相似，在一起学
习同样的东西，过着同样的生活，所以自然不愿意从中选出一个人当领导并盲目追随他。
人们不会随便听信与自己相同或平等的人的话。
    因此，在民主国家，不仅某些个人对于知识的信任程度降低了，而且象我在本书的
另一处所说的那样，在智力上可能优越于其他所有人的某一个人的一般观念，不久也会
失去光彩。
    随着人们日趋相同，智力平等的主张便逐渐渗入人的信念。于是，不管什么样的革
新家，都将更加难于对全国人民的精神拥有和施加重大影响。在这样的社会里，突如起
来的智力革命是少见的，因为我们浏览一下世界史就可以发现，使人们的见解发生迅速
而巨大转变的，主要的不是理论的力量，而是名望的权威。
    还要注意一点，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没有任何束缚把大家捆在一起，所以要对每个
人一一进行说服。但在贵族社会里，只要对某些人的精神施加影响就足够了，其余的人
都会跟着走。如果路德生活在平等的时代，而他的听众中又没有领主和王侯，那他在改
变欧洲面貌的活动中可能要遇到更大的困难。
    这并不是说民主时代的人天生就相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并牢固地坚持自己的信
念。他们往往产生在他们看来谁也解决不了的怀疑。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精神有时也想
改变方位，但因为没有力量推动和指导，所以仍在原地徘徊，一动不动。
    在赢得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信任之后，还要做艰苦的工作使他们尊重你。如果在同
生活于民主制度下的人谈话时不谈到他们本身的问题，则很难使他们倾听你的话。他们
不注意听别人对他们讲的话，因为他们总是忙于自己所做的工作。
    事实上，在民主国家，游手好闲者极少。在那里，人们生活于忙乱而喧闹的环境之
中，工作紧张得连思考问题的时间都没有。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他们不只是忙于工作，
而且工作得十分用心。他们永远处于行动状态，而且对每一行动都贯注全神；他们用于
事业上的热忱，妨害了他们点燃思想之火。
    我认为，激发民主国家人民狂爱同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和迫切
的关系的某一理论是极其困难的。
    这样的人民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旧信念，因为能使人的精神脱离已经走熟的老路以
及完成智力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正是狂爱。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既无余暇又无兴趣去寻求新的见解。甚至在他们对原有的见
解产生怀疑的时候，也仍然要固守它们一段时间，因为他们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反反复
复的考察，才能改变原来的见解。他们之保护原来的见解，并不是因为它是可靠的，而
是因为它是早已确立的。
    民主国家人民的原有主张之所以难于发生重大的变化，还有另外几个比较强大的原
因。我在本书的绪言里已经指出过这些原因。
    在这样的国家内部，个人的影响力是薄弱的和几乎是等于零的，而群众对每个个人
的精神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其原因，我已在其他地方谈过。我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
如果认为这完全取决于政府的组织形式，以为多数一旦失去其政治影响力，它的精神影
响力也将随之消失，那将是错误的。
    在贵族制度下，人们往往拥有自己的高贵性格和力量。当他们发现自己与大多数同
胞有抵触时，他们会退避三舍，在家里自省自慰。在民主国家里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在
民主国家，受到公众的爱戴，其必要性有如呼吸空气，而与群众背道而驰，可以说等于
无法作为一个人而生活下去。群众不必用法律去制服那些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只对他
们进行谴责就可以了。孤立感和落魄感，很快会使他们感到抑郁和失望。
    只要身分趋于平等，大家的意见就会对每个个人的精神发生巨大的压力，包围、指
挥和控制每个个人的精神。这主要来因于社会的组织本身，而很少来因于政治法令。随
着人们更加彼此相似，每个人也就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大家面前是软弱的。每个人看不出
自己有什么出人头地或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在众人同他对立的时候，他立即会感到自
己不对。他不仅怀疑自己的力量，而且开始怀疑自己的权利，而当绝大多数人说他错了
的时候，他会几乎完全认错。多数不必强制他，只是对他进行说服。
    因此，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不管各项权力是怎样组织和保持平衡的，人们都很难接
受群众所反对的东西和宣扬群众所谴责的东西。
    这一点，对于安定人们的信念有很大促进作用。
    当一种见解在民主国家里扎根，并深深地印在大多数人的脑海时，它便会依靠自己
的力量存在下去，而且可以毫不费力地长久存在下去，因为没有人反对它。最初谴责它
是谬误的人，最终也会因为大家都接受而接受；而在心里坚持要同它斗争到底的人，也
不会公然站出来。他们不想进行一场危险而又无益的斗争。
    不错，当民主国家的多数改变其见解时，多数可能随意在精神世界掀起一场使人感
到离奇的突然革命。但是，多数的见解是很难改变的，而确认它已经改变了，也差不多
是同样困难的。
    有时，时间和事件，或个人的单独思考活动，会逐渐地动摇或破坏一种信念，但从
表面上却看不出来。人们无法同这种变化进行斗争，也无法为了进行斗争而集合力量。
结果，这个信念的追随者只是一个接着一个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它，但是每天都有一些人
公开表示抛弃它。最后，只有少数几个人信奉它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它还起着作用。
    它的反对者们继续保持沉默，或者只是秘密地交流思想，所以一般他们在很长时期
内还不能确信一场大革命已在进行，仍在迟疑而一动不动。他们尚在观察，仍不作声。
大多数人虽然已经不再信它了，但仍佯作信它的样子；而公众思想的这种假象，便足以
使革新者心灰意冷和保持沉默，被人敬而远之。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人们的精神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但是不久以后，人们的基本观
点也许要比我们历史的过去许多世纪存在过的基本观点稳定得多。这个时候尚未到来，
但它可能正在接近我们。
    我越深入研究民主国家人民的自然需要和本性，便越加确信：一旦平等在世界上全
面而永久地建立起来，精神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出现就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和稀少。
    由于民主国家的人看来好象总在活动，总在变化，总在忙活，时时准备改变自己的
主意和地位，所以使人觉得他们要随时废除他们的法律，立刻接受新的信仰和采用新的
习惯。
    但是，人们并没有想到，平等在使人发生变化的同时，还告诉人要想满足自己的利
益和爱好，必须有安定的环境。平等在推动人前进，同时又控制他前进；平等在激励人
奋起，同时又让他把脚踏在地上；平等在点燃人的欲望，同时又限制人的能力。
    这种情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清的，因为使民主国家的公民各自东西的激情是外现
而明显的，而使他们团结和合作的力量则是潜藏而不是一看就可以看见的。
    我对以后几代人表示的最大担心并不是革命。但在我的周围都是革命造成的废墟的
现况下我敢这样说吗？
    如果公民们继续闭关自守于越来越窄的家庭利益的小圈子里，并在其中永无休止地
追求这种利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始终不会产生那种虽然可使人民动乱，但却能使人
民前进和革新的强大的大公无私情操。当我看到财产如此容易变动，而爱财之心又如此
激烈和殷切的时候，我不能不担心人们将会视一切新的理论为灾害，视一切改革为轻举
妄动，视一切社会进步为走向革命的初步，并唯恐被卷进去而一动不动。我的心在颤抖，
而且我坦白承认是由于害怕而颤抖，因为人们现在不顾一切地追求眼前的享乐，忘却了
自己的将来利益和子孙的利益，喜欢轻松自在地走命运所安排的道路，而不肯在必要的
时候作出毅然决然的努力去改弦更张。
    人们认为新社会每天都在改变它的面貌。至于我，则害怕新社会过于固守原来的制
度、原来的偏见、原来的习俗，而终于无所作为。结果，人类停止前进了，自己束缚了
自己；人的精神逐渐萎缩，并永远自怨自艾而创造不出新思想；每个人都把精力用于一
些小而无益的独立活动之上，看来所有的人都象是在不断地活动，但整个人类却不再前
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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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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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自然希望和平而民主国家的军队自然希望战争)
　　使民主国家的人民反对革命的那些利益、恐惧心理和激情，也在使他们不愿意进行
战争。尚武精神和革命精神，是同时并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减弱的。
    爱好和平的不动产所有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可以迅即毁于炮火的动产的增多，民情
的纯朴，人心的温存，平等所激发的怜悯心情，很少被战时产生的诗意般的强烈激情所
打动的冷静理智——这一切联合起来，便足以抑制尚武精神。
    我认为，可以把在文明国家里随着身分的日益平等，好战的激情将越来越少和越来
越不强烈，视为一个普遍的常规。
    战争，是所有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或其他国家都可能卷入的不幸事件。无论它们
多么热爱和平，都必须时时做好却敌的准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支军队。
    置身于可以说没有邻国的广漠土地之上的美国的得天独厚，为它的居民提供了独有
的条件。就是说，他们只有少数士兵就够了。但是，这只是美国的特点，而不是民主的
特点。
    身分平等、民情和基于民情所建立的各项制度，并没有取消民主国家建立军队的义
务，而且它的军队还经常对它的命运起着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什么是军队的成员的
自然本质是至为要重的。
    在贵族制国家里，尤其是在全凭出身来定等级的国家里，军队中的不平等亦同民族
中的不平等一样。军官是贵族，而士兵则是农奴。前者应征是为了发号施令，而后者应
征则是为了服从指挥。因此，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士兵的奋进之心被限制在极小的
范围之内。
    军官的野心也并不是远无止境的。
    贵族不但是全国等级阶梯中的一个等级，而且在它的内部还经常有自己的等级阶梯。
阶梯上的等级一个比一个高，而且永远保持不变。根据出身，有的人应征是去指挥一个
团，而另一个人应征则是去指挥一个连。他们达到他们所希望的这个极限之后便自动停
止，而安于自己的命运。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贵族制国家的军官抑制了晋升的欲望。
    在贵族制国家里，军官除了在军队中有军阶以外，还在社会上属于上等阶层。在他
们眼里，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附属品。贵族之跻于军官之列，主要的还不是为了高升，而
是出于家庭出身加于他们的一种义务。他们之所以从戎，是为了光荣地度过他们的轻松
自在的年华，并把军中生活的一些光荣回忆带回家庭和与自己同样的人们中间，但他们
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打算由此发财、成名或掌权，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了财、名、权，不
出家门就可以享有这一切。
    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每个士兵都可能升任军官，这就使人人产生了晋升的念头，
并把军事野心的限度扩大到几乎没有止境。
    在军官方面，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或强其他们停于某一军阶而
不上进。在他们眼里，每升一个军阶都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等级差不多
总是依他们在军队中的等级为转移的。
    在民主国家里，军官除了薪金以外没有其他收入，除了军功荣誉以外不会享得其他
荣誉。他们经常改变职业，所以境遇也随之改变，以致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贵族
制国家的军队里作为充任军官的附带结果的那些东西，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变成主要的
东西，变成了决定军官的一切和决定军官本人的东西。
    在法国的旧君主时代，人们称呼军官时不用他们的军衔，而只用他们的贵族爵位名
衔。而在现代，只称他们的军衔。这个小小的语言表达形式的改变，就足以说明社会制
度和军事制度当中发生了巨大的革命。
    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晋升的欲望几乎是普遍的，而且是炽烈的、不易放弃的和永
远存在的。它随着其他一切欲望的上升而上升，一直到人死为止。但是，也不难发现，
在全世界各种国家的军队中，和平时期军阶晋升最慢的，是民主国家的军队。军职的席
位本来就少，所以竞争者几乎不可胜数。但是，平等的固定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
谁也不可能迅速晋升，而且有许多人无法晋升。因此，晋升的要求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而晋升的容易程度则大大不如其他国家。
    因此，民主国家军队中极想升官的人，都渴望发生战争，因为战争会使军官出缺，
最后还可以违反作为民主制度的专有特权的按年资晋升的规定。
    我们由此可以作出如下的使人感到奇怪的结论：在所有国家的军队中，最热烈地希
望发生战争的军队是民主国家的军队；而在所有国家的人民中，最爱和平的人民则是民
主国家的人民。这种反常现象的成因，是平等同时产生了这两个对立的效果。
    公民都是平等的时候，便每天都觉得自己有希望并发现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增
进自己的福利。这种情况使他们热爱和平，因为和平可以繁荣工商业，能使每个人平安
无事地达到其小小事业的目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平等又在使从事戎马生活的人更加重
视军事荣誉的价值，让所有的官兵都能容易得到这种荣誉，以致连士兵在做梦的时候都
是驰骋于疆场。在这两种不同作用的支配下，人心思动是相同的，爱好享受的欲壑总是
难填的，野心是相等的，而满足野心的手段则有所不同。
    人民和军队的这种背道而驰的倾向，驱使民主社会走上非常危险的道路。
    当人民丧失尚武精神的时候，充任军官便立即不再是光荣的了，而军人也将沦为最
低级的公务人员。人们不太尊敬他们，也不再了解他们。这时，便出现了同贵族时代完
全相反的情况。从军的公民不再是最主要的公民，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公民。一个人只
有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愿意去从军。这就形成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民族的精英避
而不就军职，因为这一行不光荣；而军职之所以不光荣，则是因为民族的精英不再参加
军队。
    因此，当你看到民主国家的军队尽管物质条件比其他军队一般说来好得多，纪律不
如其他军队那样严格，但往往情绪低落、牢骚满腹、对处境不满的时候，不必表示惊讶。
士兵感到自己的地位低下，他们的被挫伤的自尊心，使他们爱上缺了他们就无法进行的
战争，或喜欢其他们从中有希望凭借手中的武器获得人们原来拒绝给予他们的政治权力
和个人尊严的革命。
    民主国家军队的成分，使引发革命的危险变得更加可怕。
    在民主社会，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财产需要保护；但是，民主国家的军队通常都是
由无产者领导的。大部分无产者在国家内乱期间不会遭到重大损失。在民主时代，人民
群众自然要比在贵族时代更怕革命，但军队的首脑们却不太怕革命。
    另外，正如我方才所说的，在民主国家，最有钱、最有教养和最有才干的公民，都
决不去担任军职，所以整个军队最后会变成一个小独立王国。在这个小王国里，官兵的
知识水平低于全国，而他们的习惯却比全国粗野。但是，这个不文明的小独立王国却掌
握着武器，而且只有它会运用武器。
    军队的好战和喜欢动乱的精神给民主国家带来的危险，实际上正是因为公民的和平
情绪而加剧了。在一个不好战的国家里，再没有比军队更危险的东西了；而全体公民的
过分爱好安宁，则使他们把整个社会都交给士兵去支配。
    因此，一般而论可以这样说：如果民主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和本性而自然爱好和平，
那它就将被它的军队一步一步地拖向战争和革命。
    贵族制国家从来不担心军人发动革命，而民主国家却经常害怕这样的革命。在妨碍
民主国家前进的一切可怕的危险当中，这种危险将变得最为突出。政治家必须时时刻刻
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寻找消除这种危险的办法上去。
    当一个国家因军队的野心蠢蠢欲动而感到内部不安的时候，它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
为这个令人讨厌的野心提供发动战争的借口。
    我不想一般地诽谤战争。战争差不多总能提高一个民族的意志，开阔它的心胸。有
些时候，只有战争才能遏止平等自然造成的某些倾向的过分发展，这时我们就必须认为
战争是医治民主社会所染的某些痼疾的不可或缺的良药。
    战争虽然有一些很大的好处，但也不能把它捧得过高，说它可以根除我方才指出的
危险。战争只能暂时阻止这种危险，战争过后危险又会变本加厉，因为军队尝到战争的
甜头之后，便更加不愿意容忍和平了。战争只是永远希望光荣的民族解救困难的办法。
    我可以预言，一些民主大国里涌现出来的军事首脑们，会发现他们在率军征伐时容
易，而在胜利后和平地生活下去困难。有两件事使民主国家觉得很难办：一件事是开始
进行战争，另一件事是结束战争。
    此外，如果战争未为民主国家带来特殊的好处，那它就会使民主国家遭到昔日的贵
族制国家同样未曾放在心上的某些危险。现在，我只谈一谈其中的两种危险。
    战争虽然满足了军队的要求，但却限制了每天都在嚷嚷要使自己的和平时期的需求
得到满足的不可胜数的公民群众，而且往往使他们失望。因此，战争就有从另一方面导
致它本来应当防止的动乱的危险。
    在民主国家里，任何一场长期战争都将给自由带来巨大的危害。这并不一定是指害
怕在每次胜利之后看到获胜的将军们，会象罗马的苏拉和凯撒那样用武力夺取最高政权。
危险是另一种的。战争虽然并不总是给民主国家带来军人统治，但它不能不使民主国家
的文官政府的职权无限增加。它差不多必定要把管理万民和处理万事的大权集中到这个
政府手中。它不是以武力突然建立专制，而是依靠习惯势力慢慢地走向专制。
    凡是企图消灭民主国家的自由的人，一定知道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可靠和最简便的办
法就是战争。这是他们的第一条科学定理。
    当官兵的野心引起人们惊恐时，一个看来可以自救的办法，就是增加军队的人数，
从而扩大军官的编制。这只能缓和燃眉之急，但为未来埋伏了更大的危险。
    在贵族制社会，扩军可以产生稳定的效果，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一类人有军
事野心，而且其中每个人的这种野心可以停止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怀有野心的一
切人差不多都能得到满足。
    但是，在民主国家，扩军就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军队前人数越多，想往上爬的人也
越多。被许诺有空缺时就职的人上任以后，不久又会出现一批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人，
而已经上任的那批人也很快会牢骚满腹，因为左右民主国家公民行动的那种激动情绪也
会反映到军队中来。人们想得到的不是一定的军阶，而是一直往上晋升。他们的欲望虽
然不算太大，但却一个一个地接踵而来。民主国家扩军只能使军人的野心得到一时的满
足，但不久以后，他们的野心将会变得更为可怕，因为想往上爬的人越来越多。
    至于我，则认为不安和时刻思动的情绪，是民主国家军队的组织本身内在的而且不
愿意根除的弊端。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们不要自以为能够找到一种依靠自己的力量镇服和
控制军人情绪的军事制度，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
    能够救治军队的弊端的不是军队本身，而是国家。
    民主国家自然担心动乱和专制。只要使军队的那些本性变为审慎的、理智的和稳重
的爱好，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公民们最后学会如何和平而有益地运用自由，并领会到
自由的好处时；当他们象爱自己女朋友那样爱好秩序，自愿地服从纪律时，他们入伍从
军就会不知不觉地和似乎是违反本意地把这些习惯和气质带进军队。全民族共有的精神
一渗入军队特有的精神，就会节制军队生活所造成的观点和欲望，或者依靠舆论的强大
力量把这些观点和欲望抑制下去。有了有知识、守纪律、意志坚定和爱好自由的公民，
才会有纪律严明和服从命令的士兵。
    任何法律，只要它在镇压军队的叛乱精神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加紧压制公民的自
由精神，使法律和权利的观念黯然失色，它就必然适得其反。它不但没有消灭军人暴政，
反而大大促进了军人暴政的建立。
    不管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民主国家里存在一支庞大的军队毕竟总是一大祸根，而消
除这个祸根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裁军，但这又是所有的国家都不能采用的一项解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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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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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国家军队的特点，是按照提供兵员的人口数与兵员人数的比例来说，它是十分
庞大的。关于这一点，我准备以后再谈它的理由。
    另一方面，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选择军职的却不多。
    因此，民主国家不久就不得不放弃自愿入伍的募兵制，而采用强制入伍的征兵制。
本国条件的要求，迫使它们采用了后一种制度，而且可以不难预知，人人都要被征入伍。
    由于服役是强迫性的，所以服役的义务就由全体公民不加区别地平等分担。这也是
这些国家的条件及其思想的必然结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只要向全体人民提出呼吁，就
差不多可以进行它想要做的事。一般说来，引起反抗的是负担轻重的不平等，而不是负
担本身。
    但是，由于全体公民都要服役，所以显然要出现每个人只在军队里服役为数很少几
年的结果。
    因此，士兵只是军队的过客便成了常规。但是，在大部分贵族制国家里，当兵却是
士兵所选定或被迫接受的终生职业。
    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些差异很大的后果。在民主国家军队的士兵中，有些人很爱军人
生活，但大多数人是被迫站到军旗下的，他们时时刻刻准备返回家园，没把从军看成严
肃的任务，只想离开军队。这些人没有什么高求，也没有染上半点这种职业所产生的奢
望。他们当兵只是应付差事，心里总是惦念着公民生活里的利益和欲求。因此，他们不
仅没有尚武精神，反而把社会上的公民精神带进军队并在军队里保持这种精神。在民主
国家的军队里，这些纯朴的士兵仍然保存着公民的本色，全国的习惯对他们有最大的作
用，舆论对他们有最大的影响。士兵们可以特别自诩的，正是他们把曾使人民本身受到
鼓舞的爱自由和尊重权力的思想带进了民主国家的军队。贵族制国家的情形与此相反，
那里的士兵到了最后已与自己的同胞毫无共同之处，与同胞们往来形同外来人，而且往
往是形同敌人。
    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军官是保守分子，因为只有他们同市民社会保持紧密的联
系，而且从不放弃迟早回到市民社会恢复其原来地位的志望。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保
有这种联系和持有这种愿望的则是士兵，而且促使士兵如此的原因也完全相同。
    不过，在民主国家军队的内部，军官们往往养成与全国人民完全不同的爱好和欲求。
这种现象是不言而喻的。
    在民主国家里，一个人当了军官，便与市民生活完全断绝关系。一离开市民生活，
就等于永远离开，而且他也没有一点回去的兴趣。他的真正祖国就是军队，因为他的一
切都决定于他所占的军阶。因此，他得跟着军队的命运共进退，同沉浮，把自己今后的
希望完全寄托于军队。由于军官的需要与国家的需要不同，所以他可能在全国最希望安
定和和平的时候锐意制造战争或进行革命活动。
    但是，有些因素可以节制军官在这方面的好战和喜欢闹事的情绪。如果民主国家军
队里的这种野心是每个军官都有的和持久的，则这种野心很少是强大的。出身于民族的
下等阶级的人，经过在军队内部的几次晋升，终于升到军官的地位，便已经够扬眉吐气
的了。他已经占居比他在市民社会的地位高得多的地位，并且取得被大部分民主国家经
常认为是不可出让的权利。经过这样大的努力之后，他愿意暂时停一下，想一想如何享
用已经获得的一切。由于害怕失去已经获得的东西，所以渴望获得尚未获得的东西的心
情便不怎么强烈了。在克服妨害他晋升的第一个和最大的障碍之后，他便对以后的晋升
之慢不那么着急了。随着军阶逐步升高，发现危险越来越大，他的野心也逐渐收缩。如
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我就认为民主国家军队中最不好战和最没有革命精神的，将永远是
它的高级指挥官。
    我方才就军官和士兵所讲的一切，对于在所有的军队中都是介乎军官和士兵之间的
那批人，即我要讲的军士阶级，并不适用。
    这个在本世纪之前还未在历史上崭露头角的军士阶级，我想它今后会在历史上发生
作用。
    同军官一样，军士已在思想上同市民社会断绝关系；也同军官一样，军士亦把军职
视为终生职业；或许还超过军官，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一方面。但是，他们还没有象
军官那样取得较高的和稳固的地位，以便在爬到最高职位以前可以有机会暂时停止下来，
舒舒服服地歇一口气。
    由于军士的职务性质永远不变，所以军士们注定要过一种庸碌无名、备受限制、毫
不舒适和生死难卜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当兵只是一种危险的行当。他们只知道艰苦和
服从，而这比头顶危险更难忍受。他们之所以能够忍受眼前的痛苦，是因为他们知道社
会制度和军事制度能使他们将来解除这些痛苦。实际上，日久天长之后，他们也真能当
上军官。这时，他们便可以发号施令了，并且得到了荣誉、独立地位、权利和享受；他
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虽然大量地出现于他们的眼前，但在实际拿到手以前，他们从来不
敢确信一定能拿到手。
    他们的军阶也不是不能更动的；他们每天都得听任其长官的摆布，军队的纪律要求
他们必须这样做。犯一点小错误，或稍有越轨行为，经常能使他们立即失去费了多年心
血才得到的果实。在他们熬到他们所向往的军阶以前，可以说他们没有什么成就。只是
取得了军官的军阶以后，他们才好象进入了仕途。象他们这样不断受到他们的充沛精力、
需要、激情、时代精神、希望和恐惧心情推进的人，不可能不燃起铤而走险的野心。
    因此，军士都希望有战争，而且是永远和迫不及待地希望。如果人们反对战争，他
们就希望发生使典章制度失去权威的革命，以便在革命当中利用局势的混乱和群众的政
治激情把他们的长官撵下台，并取而代之。他们并不是办不到的，因为尽管他们的感情
和欲求与士兵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的家庭出身和习惯却与士兵一样，从而能对士兵发生
极大影响。
    如果以为军官、军士和士兵的这种各不相同的对事态度只出现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
那就错了。这种现象见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主国家。
    在所有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军士永远是国家的和平的和有秩序的风气的最坏代表，
而士兵则是这方面的最好代表。士兵会把全国民情方面的优点或缺点带进军队，将民族
的面貌忠实地反映在军队里。如果一个士兵是无知的和软弱的，那他将不知不觉地和违
反本意地被他的长官拉去搞叛乱。如果他是有知识的和坚强的，那他将会约束他的长官
遵守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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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Fenlix 于 Oct 16 17:45:03 修改本文．[FROM: 169.231.0.0]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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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主国家军队为什么在战争初期比其他国家军队软弱而在战争持续下去时则
比其他国家军队强劲）
　　凡是在长期的和平之后参加战争的军队，都有被击败的危险；而长期作战的军队则
有很大的获胜机会。这一真理特别适用于民主国家的军队。
    在贵族制国家，军职是享有特权的职业，所以在和平时期也受到尊敬。才能大、学
问大和野心大的人纷纷拥向军界。
    军队在各方面都不低于全民族的平均水平，甚至往往高于这一水平。
    我们在民主国家却看到相反的情形。在那里，民族的精英都逐渐离开军职，以便通
过其他途径去谋求荣誉和权力，而尤其是财富。在长期的和平之后，再加上在民主国家
和平时期长，军队的水平便经常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参战的军队处于这种状态，对于
国家和军队都有危险，直到战争使这种状态改变，危险始终存在。
    我曾经说过，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和在和平时期，年资是晋升的最高的和不可改动
的准则。正象我已经指出的，这不只来因于这种军队的制度，而且来因于这种国家的制
度本身。因此，这种情况将会长期存在下来。
    另外，由于这种国家军官在国内的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在军队的地位，以及由于他们
的荣华富贵全都来自这个地位，所以他们只有到死才离开或退出军界。
    这两个原因对一个民主国家带来的后果是，经过长期的和平之后，它的军职人员和
军队的全部指挥人员均已老迈。我所说的不仅有将军，而且包括一直没有晋升或一步一
步爬上去的大部分下级军官。在你考察民主国家的军队时，你会吃惊地发现，全体士兵
都是毛孩子，而所有的长官均已至垂暮之年。因此，士兵缺乏经验，而长官缺乏精力。
    这是败北的主因，因为使战争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年轻的人。如果不是近
代的一位最伟大的统帅指出过这一点，我是不敢这样说的。
    这两个因素对贵族制国家的军队就不是这样发生作用的。
    因为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中，晋升的主要依据是家庭出身而不是年资，所以在每个
军阶中都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把人的最充沛体力和精力全都带进了战争。
    另外，在贵族制国家谋求军事荣誉的人，都在市民社会里拥有不愁温饱的地位，所
以很少有人在快到年老的时候才离开军队。他们把精力最充沛的年华献给军事生涯之后
便自动退休，回乡去安享余年。
    长期的和平不仅使民主国家的军队充满了年老的军官，而且使所有的军官在身心方
面养成了不适于作战的习惯。长期生活在民主的温文尔雅习俗气氛中的人，一打仗就难
于适应战争所要求的艰苦工作和严峻义务。如果他还没有失去担任军职的兴趣，那他至
少要养成妨碍他取得战争胜利的生活方式。
    在贵族制国家，市民生活的懒散作风对军队风纪影响不大，因为在这种国家里，指
挥军队的都是贵族。应该知道，一个贵族，尽管他在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但除追求这
种幸福以外，他总是还有其他一些追求，而且为了充分满足这些追求，他可以自愿地暂
时牺牲他的幸福。（E）
    我曾经指出，在民主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军阶的晋升是极慢的。起初，军官们对这
种情况表示无法容忍。于是，他们闹事，牢骚满腹，心灰意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
后，其中的大部分人迁就下去。野心大和有办法的人离开了军队。其余的人终于使自己
的爱好和欲求适应他们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命运，以市民的眼光来看待军职。在他们
看来，军职的最可贵处，就是它能给他们带来舒适和安定。他们把未来的设想都寄托于
这一小点有保障的收入上，一生只要求能够平平安安地享受就行了。
    因此，长期的和平不仅使民主国家的军队充满了年老的军官，而且常常把老年人的
习气输送到还是年轻力壮的军官中去。
    我也曾指出，在民主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军职并没有多大荣誉，不太有人追求。
    公众的这种轻视态度，是压在军人头上的一块又重又大的石头。士气好象被它压扁
了，但在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士气又能立即恢复它的弹力和活力。
    挫败士气的这种原因，却不见于贵族制国家的军队。无论是军官还是他们的同胞，
都从来没有认为军官是低下的，因为除了他们的军队伟大以外，他们本人也是伟大的。
    即使和平对这两种军队发生相同的影响，结果还是要不同的。
    当贵族制国家军队的军官失去战斗意志和不愿意靠军职发迹的时候，他们仍会尊重
本阶级的荣誉和身先士卒的古老习惯。但是，如果民主国家军队的军官不再爱好战争和
不再希望利用军职向上爬，他们就什么好的东西也保存不下来。
    因此，我认为民主国家在长期和平之后参加战争，被打败的危险要特别大于其他国
家。但是，它不会因为败北而轻易气馁，因为战争越持久，它的军队的胜利机会越大。
    当战争拖长而使全体公民不能从事和平劳动和破坏他们的小小事业时，他们就会把
珍视和平的热情转向支持战争。战争使一切事业遭到破坏之后，它本身就成为一个唯一
无二的巨大事业。于是，平等所产生的一切热烈的和奋进的激情，便全部集中到战争方
面来。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很难发动人民奔赴战场的民主国家，一旦让人民拿起武器，有
时会在战场上取得惊人成就的原因。
    随着战争逐渐将所有人的视线吸引到军队方面来，和军队在短期内就举国闻名并创
造出巨大财富，全国的精英便纷纷从戎。这时，被军队吸引去的天生具有进取心和勇敢
而好斗的人，已经不是象在贵族制国家那样只来自贵族，而是来自全国了。
    由于竞争军事荣誉的人很多，而且战争又在迫使每个人发挥其应有的才智，所以不
断涌现出一些伟大的将领。长期的战争对民主国家军队发生的作用，犹如革命对民主国
家人民发生的作用。它打破常规，使一切出类拔萃的人脱颖而出。
    在和平时期就已年老体衰的军官离开军队，退休或死去。一批在战争中壮大起来的
青年人接替了他们的职位。这些年轻人满怀激情，坚持把战争打下去。他们不惜一切代
价力求晋升，而且实际上也在不断晋升。在他们身后，还有一批与他们怀有同样心情和
同样欲求的年轻人。而在这批人之后，还有另一批人。只要军队没有限制，这样的人将
会一批接着一批涌现。平等使每个人产生奋进之心，而死亡又在为各种奋进之心提供机
会。死亡不断使各级军官减员，制造遗缺，既为晋升开门，又为晋升关门。
    在军人的习性和民主国家人民的习性之间，还存在一种只有在战时才显露出来的隐
秘关系。
    民主国家的人，有一种渴望迅速得到所希冀的东西，然后快快活活地加以享受的本
性。其中大部分人崇拜冒险，怕死不如怕穷。他们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之下从事工商
业的。
    他们也把这种精神搬到战场，甘愿冒生命的危险，以在瞬间取得胜利。最能满足民
主国家人民幻想的伟大，就是在战场上能使他们大放异采而且只消冒生命之危险就可突
然得到的伟大。
    因此，民主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爱好是使他们离开战争，而他们的思想习惯却使他们
能打好战争；只要能够把他们从他们的事业和舒适生活的圈子里拉出来，他们便可以容
易变成好士兵。
    如果说和平对民主国家的军队特别有害，那末，战争却可以保证它得到其他任何军
队所没有得过的好处。尽管这种好处起初不太明显，但随着战争的持久，可能由此取胜。
    一个贵族制国家在同一个民主国家交战时，如不在最初的几个回合摧毁对方，就大
有被对方打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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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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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在民主国家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广泛社会平等，久而久之
将使士兵不听军官的指挥，并由此破坏纪律的约束。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尤其认为如此。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有两种纪律，切不可混淆。
    当军官是贵族，士兵是农奴时，即当前者富后者穷，前者聪明能干后者愚昧无能时，
两者之间容易建立最严格的服从关系。可以说，士兵在入伍之前就已服从军队纪律了，
或者不如说，军队纪律不过是社会奴役的臻善。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士兵很快就会
变成除了长官的命令以外对什么事都茫无所知的人。他虽在行动但无思想，打胜了仗也
不表示高兴，被打死了也无怨言。在这种状态下，他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训练
去打仗的最可怕动物。
    民主国家一旦看到它的士兵也染上贵族制国家可以轻易加于骑士兵身上的那种分毫
不差、服服帖帖、千篇一律的盲目服从的习惯，它一定感到失望。民主国家的社会情况
不会使士兵如此，而民主国家要想人为地使士兵养成这种习惯，则有丧失其固有优点的
危险。在民主国家里，军队纪律不应当试图取消精神的自由发展，而只能设法引导精神
的自由发展。
    军队纪律规定的服从并不十分周密，但很粗野和很简明。这种服从以服从者的意志
本身为基础，它不仅取决于服从者的本能，而且取决于他的理智。因此，当危险的情况
使服从成为必要的时候，服从者往往会自动严格服从。贵族制国家军队的纪律在战争中
容易松弛，因为这种纪律是以习惯为基础的，而战争可以打乱这些习惯。相反，民主国
家军队的纪律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可以自动加强，因为每个士兵这时都非常清楚，为了能
够取胜，他必须毫不反抗，严格服从。
    依靠战争来完成宏伟事业的国家，只知道我所讲的纪律。
    在古代的国家里，军队只征自由人和公民入伍，他们彼此之间无大差别，惯于平等
对待。从这一点来说，可以说古代国家的军队是民主的——虽然它的成员都来自贵族内
部。因此，在军队里，官兵之间情同手足。读完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你自会相信这
一点。士兵们经常向他们的将军们提意见，而且可以无话不说；将军们也愿意倾听他们
的士兵的意见，而且有问必答。将军们通过谈话和示范来领导士兵，要比利用管束和惩
罚好得多。可以说将军既是士兵的伙伴，又是士兵的长官。
    我不知道希腊和罗马的士兵是不是也曾象现在的俄国士兵那样一丝不苟地遵守军队
纪律，但我知道这并没有妨碍亚历山大征服亚洲和罗马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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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平等的原则不仅在一个国家发展，而且象在今天的欧洲这样，在相邻的几个国家
同时发展时，居住在这些不同国家的人，尽管语言、习惯和法制不同，但在都怕战争和
都爱和平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野心和愤怒武装各国君主也没有用处；人民普遍持有的那
种漠不关心和袖手旁观的态度，使君主们情不自愿地消下起来，丢下手中的宝剑。于是，
战争越来越少了。
    随着平等在几个国家同时发展和这些国家的居民一起涌向工商业，不仅他们的爱好
日趋一致，而且他们的利益也逐渐交融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加于他国的危害都不能
不弹回到自己身上来，从而使人认识到战争是一种对战胜国和战败国来说损害差不多相
等的灾难。
    因此，在民主时代，一方面是难以把各国都拉进战争，另一方面是几乎不可能只有
两个国家交战而不牵涉其他国家。
    各国的利益互相交织，它们的意见和需要也彼此相同，所以一个国家一有风吹草动，
其他所有国家也无法保持安宁。因此，战争越来越少，而一旦爆发战争，战场必将越来
越扩大。
    一些相邻的民主国家，不仅象我方才所说的在某些方面变得相似，而且最终达到在
几乎所有方面共同。
    而且，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似，对于战争具有重大影响。
    当我寻思为什么15世纪的瑞士联邦曾使欧洲的一些强大国家发抖，而现今瑞士的国
力则完全与它的人口数成正比时，我发现瑞士人已变得同邻国人一样，而邻国人也变得
同瑞士人一样，所以瑞士现与邻国的差别只是人口的多寡，而能多派兵的国家必然胜利。
因此，欧洲发生的民主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重视战场上的兵力优势，强迫所有小
国合并于大国，或至少参加大国的势力范围。
    由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所以每个国家都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兵员派赴战
场。
    在部队里可以有象瑞士的步兵和16世纪法国的骑兵那样的比其他兵种精锐的兵种的
时代，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征集大量的兵员；
    但是，到了每个士兵的力量都相差无几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
    新需要的产生原因，也为满足需要提供了手段，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当人人都
一样的时候，人人也就都成了弱者。在民主国家，社会权力自然大大强于其他国家。这
种国家在想要召集全体成年男子入伍时，也有能力办到。因此，在平等时代，人们的尚
武精神虽已减弱，但军队的规模却在扩大。
    在这样的时代，作战的方法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发生变化。
    马基雅维里在其《君主论》里写道：“征服以一个君主及其诸侯为首领的国家，要
比征服由一个君主及其奴隶治理的国家困难得多。”为了不侮辱人，我们不妨将“奴隶”
改为“公平”。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全可以用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上的伟大真
理。
    一个贵族制大国，征服它的邻国或被其征服，都是极其困难的。它之所以不能征服
邻国，是因为它不能集结全国的力量并在集结之后长期保持下去；它之所以不能被邻国
征服，是因为敌人会到处遇到许多小防御据点，阻止它前进。在贵族制国家里作战犹如
在山地里作战，战败者随时可以转入新的阵地固守。
    在民主国家，情况就完全相反。
    民主国家容易把可用的全部兵力投入战场，而如果它很富庶并且人多，则很容易成
为征服者。而一旦它遭到侵略，敌人深入它的国土，它的御敌办法就不多了。如果敌人
占领了它的首都，国家就灭亡了。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在民主国家，每个公民都是各自
孤立的，非常软弱，谁也无力自卫，不能支援他人。在民主国家里，只有国家的力量强
大。国家的军事力量一旦因为军队被击溃而消失，行政的力量由于首都被占领而瘫痪，
而所剩下的只是一伙没有组织和没有力量的群众，他们不能抗击有组织的入侵力量。我
知道，使地方享有自由，并由此建立地方政权，可能减少这种危险，但这种办法经常是
作用不大的。
    这时，不但人民不再可能继续进行战斗，而且恐怕他们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了。
    根据文明国家所承认的国际法，战争的目的不在于掠夺私人的财产，而只在于占有
政治权力。只是为了达到下一步目的，才偶而破坏私人财产。
    当贵族制国家因军队败北而被敌军入侵时，贵族虽然身为富人，也宁愿单独继续抵
抗而不投降，因为入侵者一旦成为他们国家的主人，就会把他们的政治权力拿走，而他
们重视政治权力甚于重视财产。因此，他们宁愿继续战斗，而不接受对他们来说是最大
不幸的征服。而且，他们容易把人民组织起来，因为人民长期以来已经惯于跟随和服从
他们，在战争中几乎没有什么可怕损失的。
    反之，在身分平等占有支配地位的国家，每个公民只有很少一点政治权力，而且往
往一点也没有；另一方面，人人都是独立的，并有财产可能受到损失。因此，他们不象
贵族制国家人民那样怕被征服甚于怕战争。当战火已经蔓延到民主国家的国土时，也很
难判断它的人民会不会拿起武器。因此，必须给予这种国家的人以政治权利和政治意识，
以使每个公民觉得自己也享有曾对贵族制国家的贵族起过鼓舞作用的某些权益。
    民主国家的君主和其他首领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注意的是：只有热爱自由的激情和
习惯才能最有效地抵制追求享受的习惯和激情。我认为，再没有比不以自由为基础的民
主国家在战败时最好投降的了。
    以前，在战场上双方的兵力都不太多，交战时也是小规模的战斗，或进行长期的围
攻。现在，一交战就是大规模的战斗，只要前进的道路无阻，就一直挺进到敌方的首都，
以期一举结束战争。
    据说，是拿破仑发明了这套新战术。只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创造不出这种发明的，
而不管他是什么人。拿破仑采用的战术，是当时的社会情况提示给他的。他使用这种战
术所以成功，是因为这种战术特别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因为他首次将这种战术应用于
战争。拿破仑是第一个率军长驱直入由这个国家首都打到另一个国家首都的人。但是，
为他打开这条道路的，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的崩溃。我们可以设想，这位非凡人物如果生
在300年前，他是不会使他的战术产生这样效果的，或者说他将采用另一种战术。
    我只想就内战问题再说几句，因为我害怕读者不耐其烦。
    我就对外战争所述的一切，大部分也有充分理由适用于内战。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
天生就没有尚武精神。他们在被迫上战场的时候，有时也有点这种精神。但是，根据自
己的意志大家一起奔赴战场，自愿忍受战争的风险，尤其是内战的风险，决不是民主国
家的人想要采取的行动。只有最喜欢冒险的人，才会同意去冒这种危险。民主国家的大
部分群众是不会采取行动的。
    甚至在人民愿意行动的时候，也不是容易行动起来的，因为他们在国内已经找不到
他们准备服从的早已确立的悠久权威，没有已被公认的领袖来团结、统帅和指挥希望起
来行动的人，没有在国家政权领导下的政治力量去有效地支持政府进行抵抗。
    在民主国家里，多数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而多数拥有的物质力量，也是为了抵制
它而首先可以联合起来的力量所无法比的。因此，坐在多数的席位上以多数的名义和利
用多数的权力发言的党派，可以毫不费力地转瞬之间打败所有的个别抵抗。这些党派甚
至不让个别抵抗出生，在孕育期间就把它掐死。
    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凡是想以武力进行革命的人，除了出其不意地占领政府的
全部机关，别无其他办法。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最好使用政变的办法，而不发动战
争，因为一旦进行正规战争，胜利者几乎准是代表政府的党派。
    只有在军队分成两派，一派举起叛旗，另一派继续效忠政府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
内战。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组织严密，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在一定的期间内自给
自足。战争可能流血，但不会进行很久，因为叛军一显示武力，或经过初战的胜利，就
能控制政府，于是战争随之结束；或者最好是因为战争一开始，没有得到政府的有组织
的力量支持的那一派军队很快就自行瓦解或被消灭。
    因此，可以把内战在平等时代将会非常稀少和非常短促视为普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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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关于民主的思想和感情对政治社会的影响

第一章　平等自然使人爱好自由制度
第二章　民主国家关于政府的观点自然有利于中央集权
第三章　民主国家人民的感情和思想一致引导他们走向中央集权
第四章　民主国家的中央集权
第五章　欧洲国家统治者最高权力的变化
第六章　民主国家害怕哪种专制
第七章　以上各章的延续
第八章　主题的总括
原著者注
附录（一）
附录（二）
拉斯基为《托克维尔全集》中之《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
（资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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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各自独立的平等，也使人养成只按自己的意志进行个人活动的习惯和爱好。人
在与自己相等的人往来当中和作为个人的生活习惯而永远享有的这样完全独立，使人对
一切权威投以不满的目光，并很快激起关于政治自由的思想和对于政治自由的爱好。因
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沿着一种引导他们走向自由制度的自然趋势前进。请你随
便找一个人问一问，如果可能，你再研究他的最主要本能，你会发现在各种各样的政府
中，他首先考虑的和给予最高评价的政府，是由他选举首脑并由他监督首脑行动的政府。
    在身分平等所产生的一切政治效果中，首先引起人们注目的和使胆怯的人最害怕的，
就是对独立的这种热爱。我们不能说这种恐惧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无政府状态出现在民
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令人害怕。由于公民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影响，所以一旦使公民们
各得其所的国家政权不复存在，混乱状态就必然立即达到顶峰，公民们各自东西，社会
组织马上化为灰烬。
    但是，我深信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民主时代应当害怕的弊端，而是最不值得害怕的弊
端。
    实际上，平等可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
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
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
    人民容易看清第一种倾向，并加以抵制；而对于第二种倾向，则由于发现不了而误
入歧途。因此，提醒人们注意勿误入歧途是特别重要的。
    至于我，决不因为平等鼓吹不服从而非难平等，而主要是因为它鼓吹不服从而称赞
它。我之所以赞美平等，是因为它使我看到它把关于政治独立的模糊观念和本能的冲动
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并由此提供了纠正它所产生的弊端的办法。正是由于这一点，
我才爱慕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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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君主和臣民之间存有次级权力的观点，自然浮现于贵族制国家人民的脑际，
因为这种权力是某些个人或家庭觉得自己的出身、文化和财产高于他人或家庭而应当拥
有的，而且这种个人和家庭似乎认为自己生来就是指挥他人的。平等时代的人的头脑里，
由于与此相反的理由而自然不存在这种观点。只能人为地将这种观点引进平等时代，而
且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其保存下去；但是，民主时代的人，可以说不用深思就会
想出关于由政府亲自直接领导全体公民的单一的中央权力的观念。
    另外，在政治方面，也同在哲学和宗教方面一样，民主国家人民的头脑喜欢接受简
明的一般观念。他们厌恶复杂的制度，认为一个大国由同一模式的公民组成和由一个权
力当局领导最好。
    在平等时代，人们的思想产生单一的中央权力的观念之后，自然又要产生关于统一
的立法的观念。由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与他人没有多大差别，所以很难理解应用于一个
人的法规为什么不能同等地应用于其他一切人。因此，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特权，他们都
从理性上感到可憎；同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上的最微小差异，也使他们感到不快；在他们
看来，立法的统一是一个好政府的首要条件。
    反之，在贵族制时代，人的思想却认为这种对全体社会成员同等地实行统一的法制
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不是拒绝接受它便是抛弃它。
    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倾向，最终都变成盲目的本能和无法克服的习惯，以致除了
个别情况外，它们至今仍在支配人们的行动。尽管中世纪各国的情况悬殊，有时各国也
有一些完全相同的个人，但这并未妨碍各国的立法者对其中的每个人规定不同的义务和
相异的权利。反之，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些国家的政府却竭尽全力将同样的习惯和
同样的法律加于还没有变得相同的全体居民身上。
    随着身分在一个国家实现平等，个人便显得日益弱小，而社会却显得日益强大。或
者说，每个公民都变得与其他一切公民相同，消失在群众之中，除了人民本身的高大宏
伟的形象以外，什么也见不到了。
    这自然要使民主时代的人产生认为社会的特权是极其高尚的，而个人的权利则是非
常低卑的见解。他们容易承认社会的利益是全体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不足挂齿。他们
也相当愿意承认，代表社会的权力比每个社会成员有知识和高明得多，它的义务和权利
就是亲自引导和领导每个公民。
    要是稍微仔细研究一下我们的同时代人，并探究他们的政治见解的根源，便会发现
他们有我方才所述的观念中的某几个观念，并为发现见解经常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竟有如
此一致而感到吃惊。
    美国人认为，在每个州里，社会的权力都应当直接来自人民；但是，这项权力一旦
依法设立，可以说谁都不会认为它是有限的，而心甘情愿承认它有权力去做一切。
    至于赋予城市、家庭或个人以个别特权的问题，他们甚至已经忘却了这种观念。他
们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想过可以不把同样的法律统一地用于国内的各地和全体居民。
    这样一些见解正在欧洲逐渐传播，甚至渗入最强烈反对人民主权学说的国家。这些
国家的权力来源与美国的不同，但对权力的特点的看法却与美国的一样。在所有国家，
中间权力的观念已经稀薄和逐渐消失。关于特定的个人生来就有权利的思想，正迅速从
人们的头脑里消失，并将被关于社会具有无上权威、即所谓唯一权威的思想所取代。后
一种思想正随身分日益平等和人们日益相同而在生根和发展。平等使这种思想产生，而
这种思想又反过来加速平等的发展。
    在法国，我所讲的革命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先进，所以这种思想已经完全深入人
们的头脑。如果我们仔细听一听我国各政党的主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政党不接受这种
思想。
    大部分政党指责政府，说它工作得不好；但所有的政党都认为政府应当继续工作下
去并参与一切活动。甚至那些激烈反对政府的人，在这一点上也是意见一致的。社会权
力的单一性、遍在性和全能性，以及法制的统一性，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各种政治
制度的显著特点。在各种千奇百怪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处，也可以发现这些特点。人
在做梦的时候都在幻想这些东西。
    如果说一般人的头脑都能自发地浮现这种思想，那末，它会更容易地出现于君主们
的想象之中。
    欧洲的旧社会情况正在变化和消失，而君主们对于他们的权能和责任也在产生新的
认识。他们初次知道，他们所代表的中央权力可以而且应当按照统一的计划亲自管理国
家的一切事务和所有的人。我敢说这种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是欧洲的国王们从来没
有过的，而现在却日益深入这些君主的脑海。其他所有的见解都摇摇欲坠，只有它固若
盘石。
    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意见分歧。他们虽在不断争论
主权应当属谁所有，但对主权的责任和权利却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所有的人都把政府想
象为一种唯一无二的、奉天承运的、具有创造力的权力。
    政治方面的所有次要思想都是变化无常的，只有上述的思想是固定不变的和本身长
存的。政论家和政治家都接受这个思想，群众也积极拥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同样地
热烈追求它。它虽然现在才出现，但却好象由来已久。
    因此，它不是人的精神任意形成的，而是人类的现实情况和自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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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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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在平等时代人们容易接受关于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思想，那末，另一方面
也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习惯和感情已经事先承认了这样的政权。现在只用几句话就可以
说明这一点，因为大部分理由已在前面讲过了。
    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没有高低之分，没有经常的和不可缺少的伙伴，所以他们愿意
自我反省，并进行独立思考。我在讨论个人主义时曾经详细地谈过这一点。
    因此，这些人从不使自己的注意力离开个人的事业而去操劳公事。他们的自然倾向，
是把公事交给集体利益的唯一的大家都可看得见的永久存在的代表去管理。这个代表就
是国家。
    他们不但天生不爱管理公事，而且往往没有时间去管理。
    在民主时代，个人生活极其忙碌，欲求很大，工作很多，以致每个人几乎没有精力
和余暇去从事政治活动。
    我决不认为这种倾向是不可克服的，因为我写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同这种倾向进行
斗争。我只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隐秘的力量在不断促使这种倾向于人心中滋
长，要不立即加以阻止，就会占据人心。
    我也曾指出，日益增强的喜欢享受之心和财产的不动产化趋势，使民主国家的人民
害怕财物遭受损失。爱好社会安宁之心，是民主国家人民现在所保存的唯一政治激情，
并随着其他激情的减弱和消失而更加积极和强大。这自然使公民们将一些新的权利赋予
或让给中央政权，认为只有中央政权才有兴趣和办法保卫自己，从而使他们免遭无政府
状态的侵害。
    在平等时代，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所以
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援的。这两种既不能分开而论又不能混为一谈的情况，使
民主国家的公民具有了十分矛盾的性格。他们的独立性，使他们在与自己平等的人们往
来时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他们的软弱无力，又有时使他们感到需要他人的支援，但
他们却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予他们以援助，因为大家都是软弱的和冷漠的。迫于这种困境，
他们自然将视线转向那个在这种普遍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唯一能够超然屹立的伟大存
在。他们的需要，尤其是他们的欲求，不断地把他们引向这个伟大存在；
    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个存在视为补救个人的弱点的唯一的和必要的靠山。
    由此可以理解民主国家经常发生的现象：人们一面抗上，一面又能忍受长官的支使，
他们既傲慢又屈从。
    随着特权逐渐减少和缩小，人们对特权的憎恶反而日益加强，所以可以说民主的激
情甚至在动因最小的时候反而更加猛烈。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这种现象的原因。当身分
极不平等的时候，最大的不平等也不刺眼；而在人人都划一的时候，一小点差异也会引
起不快；随着划一日臻完善，这种不快感将更加使人难以忍受。因此，爱平等的热情将
随着平等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加强，而在这种热情得到满足的时候又促进了平等发展，乃
是自然而然的。
    使民主国家人民反对一切特权的这种日益炽烈的永存憎恶，特别有利于一切政治权
利逐步集中于国家的唯一代表手里。地位必然和无可争议地高于全体公民的国家元首不
会引起公民们的嫉妒，因为每个公民都认为与他平等的人可以取消他们从国家元首那里
取得的任何特权。
    民主时代的人十分讨厌服从与自己平等的邻人的指点，不承认邻人在智力上高于自
己，不相信邻人正直，嫉妒邻人的权势，既害怕邻人又瞧不起邻人，喜欢让邻人时时刻
刻感到他们双方是属于同一个主人管辖的。
    顺应这些自然本性的各项中央权力，都喜欢和鼓励平等，因为平等特别便于中央行
使权力，使中央扩大和巩固权力。也可以说一切中央政府都崇拜划一，划一可使政府不
必为制定无数的细则而操劳；如果不对所有的人规定同一制度，而对不同人采用不同的
制度，则必规定这些细则。因此，政府是爱公民之所爱，并且自然是恨公民之所恨。这
种感情一致的共同体，在民主国家不断将每个公民和国家元首结合在同一思想之下，并
在两者之间建立起隐秘的和恒久的同情。由于公民和政府的爱好相同，公民原谅政府的
缺点；只有政府做得太过分或犯错误，公民才会不信任政府；但只要政府改正错误，就
可以恢复公民对它的信任。民主国家的人民虽然往往憎恨中央政权的专制，但他们对于
这个政权本身始终是爱护的。
    这样，我便从两条不同的道路达到同一目的地。我在前面指出，平等使人产生了关
于单一的、划一的和强大的政府的思想；我现在又使读者看到，平等使人们喜爱了这样
的政府，以致现今的各国都力求建立这样的政府。思想和感情的自然倾向，都在引导人
们向这个方面迈进。只要不加阻止，人们就可以达到目的地。
    我认为，在展现于眼前的民主时代，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将永远是艺术作品，而中
央集权化则是政府的自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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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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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民主国家走上中央集权或避免中央集权的若干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
　　如果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本能地趋向中央集权，那它们也要采用不同的方式。这取决
于该国的特殊条件是可以促进或阻止社会情况的自然发展。这种特殊条件为数极多，我
只想叙述其一二。
    在获得身分平等以前长期生活于自由之中的人民那里，自由所赋予的本性与平等所
造成的倾向之间有一定的冲突。
    尽管中央政权在他们当中提高了自己的特权地位，但他们作为个人却是永远不会放
弃其独立的。
    但是，当平等在一个从来不知道或长期以来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国家里（比如象在
欧洲大陆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发展起来的时候，民族的古老习惯就要突然通过某种自然
的吸引力而与社会情况造成的新习惯和新信念结合起来，以致所有的权力都好象自动趋
向中央。这些权力以惊人的速度集聚于中央，国家立刻达到其强大的极限，而个人随即
被推到其弱小的最后限界。
    二百多年前来到新大陆的荒漠建立民主社会的英国人，在他们的母国已经养成参与
公共事务的习惯。他们知道陪审制度，他们享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他们
具有权利观念和行使权利的习惯。他们把这些自由制度和刚毅的民情带到美洲，并用这
些东西抵制政府对他们的侵犯。
    因此，在美国人那里，自由是早已就存在了的，而平等则是比较挽近的。欧洲的情
形与此相反。在欧洲，平等是由专制王权引进的，而且在国王看来，在自由进入人民的
思想很久以前，平等早已深入人民的习惯。
    我已经说过，在民主国家，人们认为政府是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当然代表，他们不知
道什么是中间权力。这一点，对于借助暴力革命而使平等原则获得胜利的民主国家尤其
适用。革命的暴风骤雨把那些管理地方事务的阶级一扫而光，而剩下来的芸芸众生既无
组织，又无可以管好自己事务的习惯，所以人们认为只有国家才能负起管理一切政务工
作的重任。
    结果，中央集权成了一种必然的事实。
    对于拿破仑独揽几乎一切行政大权的行为既不必褒扬，又不必贬斥，因为贵族和大
资产阶级突然消失以后，这些权力便落到他的手里。他当时拒绝这些权力和接受这些权
力，几乎是都同样困难的。美国人就不曾感到有这样的必要，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
一开始就自己治理自己，从不需要请国家作他们的临时监护人。
    因此，中央集权在民主国家的发展，不仅以平等的进展为转移，而且要看这种平等
是以什么方式建立起来的。
    在一场民主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或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刚刚展开斗争的时候，人民都
极想把全国的行政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以把地方事务的领导权从贵族手中夺过来。
而在这样的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被打败的贵族一般都愿意把一切事务的领导权交给国
家，因为他们害怕变得已与他们平等而且往往是变成了他们的主人的人民实行小小的暴
政。
    由此可见，力图加强政府特权的往往并不是同一个公民阶级，但只要民主革命继续
进行下去，国内总要出现一个在人数上或财富上强大的阶级，它出于同民主国家一般具
有的那种经常憎恶被邻国统治的感情完全无关的特殊心理和自身利益，极欲把国家的管
理大权集于中央。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英国的下层阶级正竭力取消地方的独立而将各地
的行政权转归中央，而上层阶级则试图把地方的行政权保留在原来的主管人手里。我敢
预言，总有一天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景。
    以上所述可以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为什么社会权力在经过人民的长期而艰苦的奋斗
之后获得平等的民主国家里总要比在公民们一开始就总是平等的民主社会里强大，而个
人的权力在前者总要比在后者软弱。美国人的例子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美国的居民从未按特权分成几等，他们从来不知道主人与仆人的依赖关系。由于他
们既不彼此害怕，又不相互憎恨，所以从来不知道有必要请求最高当局来指导他们的活
动的细节。美国人的命运是特殊的：他们从英国的贵族那里取来了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
和地方自由的爱好，并能把两者保全下来，因为他们用不着同贵族进行斗争。
    如果说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有助于人们维护自己的独立，那末，在民主时代这个说法
尤其是真理。当人们全都相同的时候，便容易建立起一个单一的和全能的政府，而且只
凭本能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需要人们具备丰富的学识和技能，以便在这种环境下
组织和维持次级权力，以及在公民都是独立而个人又都是软弱无力的条件下建立既可以
反抗暴政又可以维持秩序的自由社团。
    因此，中央集权和个人服从在民主国家不仅随平等的普及而增强，而且随公民的开
化而增强。
    不错，在不太开化的时代，政府经常缺乏知识去完善其专制统治，而人民也同样缺
乏知识去摆脱专制。但是，两者的后果并不相同。
    无论民主国家的人民多么幼稚，统治他们的中央政权从来不会没有一点知识，因为
它容易从全国汲取它所发现的少量知识，而且必要时它可以到国外去寻找知识。因此，
在一个既愚昧又民主的国家里，国家首脑和每个被统治者之间的巨大智力差距，便不能
不立即暴露出来。这便容易使一切权力集中到国家首脑手里。国家的行政权力将不断扩
大，因为只有国家能够胜任行政管理工作。
    贵族制国家，不管你把它想得多么不开化，它也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贵
族制国家里除了君主以外，一些主要的公民也受过教育。
    如今统治埃及的帕夏发现他的人民至为愚昧和极为平等，于是便从欧洲学来统治其
人民的知识和经验。君主的个人学识一与臣民的愚昧和民主弱点结合，中央集权便将无
限加强，而君主也就可以把国家变成他的工厂，把臣民变成他的工人。
    我认为极端的中央集权最后会使社会失去活力，久而久之，还会使政府本身软弱无
能。但是，我并不否认集权的社会力量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场所可以容易实现巨大的事业。
对于战争来说，这一点尤其是真理，因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将全国资源迅速地投于
规定的目的的技能，其次才取决于资源的多寡。因此，主要是在战争时期人民才感到应
当而且往往是必须扩大中央政府的特权。所有的军事天才都喜欢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
权可以加强他们的势力；而所有的中央集权天才则都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将迫使国家将
全部权力集中到政府手里。因此，在经常准备发动大规模战争和生存可能经常遭到危险
的民主国家，使人们不断扩大国家的特权而限制个人权利的民主倾向，要比在其他一切
国家迅速和持久。
    我已经说过，害怕动乱和爱好安乐的心理不知不觉地使民主国家扩大中央政府的职
能，以致中央政府自以为是强大得、聪明得和巩固得足以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唯
一力量。我几乎不必补充大家就会知道，导致民主国家出现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的特殊
条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这种一般倾向，并使个人为了社会安定而牺牲越来越多的权利。
    因此，一个国家在刚刚结束一场长期的流血革命的时候决不会去扩大中央政权的职
能，何况这样的革命在把财产由其原所有者手里夺下来以后便动摇了全国的人心，使人
们产生了疯狂的仇恨心理，把国家拖入利害冲突和党派倾轧的境地。于是，爱好社会安
定的心理变成了一种盲目的激情，而公民则对秩序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热爱。
    我以上只讲了几个全是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偶然原因，而对主要的偶然原因我还没有
谈到。
    在民主国家可能导致国家元首总揽一切事务领导权的第一个主要偶然原因，就是国
家元首本人的出身及其爱好。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自然喜欢中央政权，并愿意扩大它的特权；而且，如果这个政
权忠实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确切地再现了他们的本意，他们对它的信任就几乎是无限
的，并准备将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献给它。
    同旧贵族制度仍然保持某些联系的国王实行行政集权，将不如在出身、成见、本性
和习惯等方面似乎与平等的运动有不可分割联系的自创新业的国王容易和迅速。我并不
是要说出身于贵族而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国王们不想实行中央集权。我认为他们志于中央
集权的心情与其他君主同样积极。对于他们来说，平等的好处就在于能够中央集权。但
是，他们的成功机会不大，因为公民不会自动地服从他们的意旨，而往往是只能勉强地
接受他们的要求。在民主时代，国家元首的贵族性格越少，中央集权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这是一条规律。
    当一个王朝领导贵族制国家时，君主的天生成见必然与贵族的天生成见完全一致，
而贵族社会的内在弊端将会自由发展，并且没有救治办法。当贵族世家的后裔成为民主
国家的领袖时，情况就会相反。君主由于受自己的教育、习惯和传统的影响，每天都偏
向于身分不平等所造成的情感；而人民则出于自己的社会情况，时时都在追求平等所产
生的民情。
    这时，公民们往往试图抑制中央政权，把它视为贵族的政权，甚至视为暴虐的政权。
他们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要成为自由的人，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他
们决心继续做平等的人。
    推翻旧王朝而使新人出任民主国家元首的革命，可能暂时削弱中央政权。但是，看
到革命之初出现的某些无政府状态，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预言，这个革命的最终的而且
也是必然的结果，将是扩大和保护这个政权的特权。
    使民主社会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第一个而且可以说是唯一的必要条件，就是它要喜爱
平等并叫人相信他喜爱平等。因此，原先十分复杂的专制之术，现在已经简单了，可以
说它已简化为一项单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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