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愿意坐飞机出行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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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

1956年5月，毛泽东决定坐飞机去广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第一任专机团团长胡萍说，原来考虑让毛主席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主席不同意。如果说是由于毛泽东对外国飞机不放心，也不太对。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坐的就是美国人的飞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应苏联邀请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坐的是苏联人的飞机。

再者，在那时候坐飞机也不安全。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印度飞机，逃过一劫。这个血的教训就发生在一年前，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坐飞机？为什么不坐火车？

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出了缘由：“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

刘亚楼对胡萍说：“相信你们有能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胡萍说：“我们保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

飞行员是“老革命”

胡萍是山东乳山人，1937年在老家参加革命时才14岁。胡萍全家都是革命者，他大哥、二哥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家里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少年时期的胡萍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送情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小小年纪的胡萍不得不离开家，成为职业革命者。因为工作努力，他17岁时入了党，担任区委书记。以后，他又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团级干部。解放军空军成立后，飞行干部奇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的营、团级干部到空军航校学飞行。胡萍读过高小，在那时就算“大”知识分子了。于是，他被选送到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学飞行。1952年5月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独三团）第一任团长，以后又担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

从1954年起，胡萍就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此后，他作为机长开辟了非洲航线，送周恩来出国访问。胡萍还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线。他不管是自己驾机，还是指挥专机，从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万无一失。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坐专机，驾驶任务非胡萍莫属。

机场连夜加工木板床

北京西郊机场位于颐和园以南、香山以东，是北京最老的机场，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机场。该机场1938年由日本人修建，1945年被国民党接收。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华北航空处正式接管西郊机场，成立了由国民党起义飞行员组成的华北空运大队。1952年5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三团，隶属华北军区空军。

独三团成立后，即开始担负专机飞行任务。说得简单点，专机就是专门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飞机。
例如，1953年初，为接达赖喇嘛和庞大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谒见毛主席，独三团派8架飞机来到成都新津机场，这是专机团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专机机群。那时没有机场，还不能飞到西藏，达赖喇嘛一行是坐小毛驴从西藏走到成都的。这次专机飞行责任十分重大，因为国外反华势力一直想分裂西藏，不管发生什么原因的意外，都将会授人以柄。幸好，后来

专机飞行员的职业特点，就是心理稳定、目标明确，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为准备毛泽东的专机，独三团挑选了最好的飞机。1956年的时候，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的里－2。里－2是小飞机，只能载十几位乘客。毛泽东坐的主机是8025号，机长胡萍。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就让毛泽东坐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1956年4月30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因为毛泽东喜欢睡硬床，他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安放的软垫换成大一点的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床，为毛泽东布置好了卧室。

毛泽东：“你们都很年轻啊！”

1956年的5月3日，是个晴朗少云适合飞行的好天气。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主持空中试飞，检查飞机、发动机及机上设备，确认一切良好后，专机在停机坪待命。刘亚楼早早来了，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毛主席坐专机，这是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你们要拿出最大的本事。今天的天气很好，我惟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出差错。就像我坐你们飞机一样，情绪要放松一些，相信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随后刘亚楼走进机舱，要求收起桌上的扑克和象棋，说毛主席不喜欢。

7点30分，毛泽东来了。机长胡萍代表机组敬礼：“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陪主席登机。

飞广州途中颠簸得厉害

按计划副机先升空，主机随后。这一天净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导航设备都在全力保障。胡萍让飞机保持在海拔2700米的高度。在飞行过程中，刘亚楼几次到驾驶舱查看。虽然有自动驾驶仪，但胡萍怕自动驾驶仪工作不理想，一直和副驾驶陈锦忠轮流人工操纵。副驾驶陈锦忠熟悉胡萍的飞行风格，后来他担任了飞行团团长。担任领航员的是团领航主任张振民，他是专机团的领航权威，仅靠一把尺子和航行资料，就能精确计算出正确航线。通信员是柳昆尚，他也是专机团同行中的顶尖人物。

从北京到广州2000公里，因为里－2时速仅220公里左右，最大航程短，必须中途落地加油。先飞过黄河，再飞过长江，当天中午，专机到达长江以南的武汉南湖机场，吃饭、加油，再从武汉起飞，进入山区上空。

5月正处于气象学上的“华南静止锋”，过了湖南长沙，基本上是在云中飞行。飞机上下晃动，颠簸得很厉害，但也没有办法，毕竟里－2的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左右。这是因为客舱里没有氧气，也没有增压设备，所以里－2爬不到云上边。

广州白云机场的云更低，只有海拔120米，水平能见度仅5公里，飞行员根本看不见机场跑道。尽管这样，时念堂还是凭着高超的技术，安全把副机降落到地面。胡萍更不在话下，他曾在云高100米、能见度2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落地，加上他曾多次在白云机场落地，完全根据仪表，对正了跑道，平稳落地。

飞了近8个小时，毛泽东毫无疲态，他和江青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在毛泽东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

归途险情吓到刘亚楼

6月4日，毛泽东返回北京。这次仍由时念堂飞副机开道，胡萍飞主机。

前面的航程挺顺利，但在快到北京时，让人提心吊胆的情况出现了。在河北衡水上空，前面的副机飞过去了，后面的主机却遭遇了大片的积雨云。乌云滚滚，闪电频频，飞机剧烈地颠簸起来。罗瑞卿不放心，几次到驾驶舱询问。胡萍和领航员张振民分析天气图，得出结论：“积雨云只是局部对流，不是大范围的系统，我们不进入雷雨区，完全可以避开危险。”

随后，胡萍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先绕到河北沧州，再折向北，经天津杨村返回北京。由于受到雷电干扰，专机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了半小时。这让已经先期回到北京的刘亚楼守候在机场塔台，焦急不安……

终于看到专机平安归来，刘亚楼从塔台跳下来，急冲冲奔向停机坪，对胡萍说：“刚才我真有点担心啊！”胡萍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仔细观察了天气情况，认为可以绕过去。”刘亚楼没忘记鼓励下属：“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后毛主席还要坐你们的飞机。”

毛泽东走下飞机，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接着，他还幽默地说：“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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