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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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追忆高华：他是毛泽东研究的排头兵

凤凰网历史讯 著名历史学家高华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
凤凰网连线中共党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杨奎松。杨奎松得知高华逝世
的消息，十分悲痛，并对高华的学术研究给予高度评价，称高华“是毛泽东研究的排头
兵” 。

在杨奎松眼中，高华是一位睿智、正直的学者。杨奎松与高华的学术交往很多，高华是
杨奎松所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客座教授，在高华患病期间，其学生就是由杨奎松负
责教授。

高华在患病初期仍在进行学术研究，杨奎松回忆说直到确认为癌症他才停下来，“高华
在学术上非常活跃”。

杨奎松对高华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一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深入研究，还原一些事
实，可以说，“他是毛泽东研究的排头兵”。另一方面，他对当代史亦有较深刻的研究
，形成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很遗憾没来得及完成专著。（周东旭）


刘瑜悼念高华：老师是中共党史“活字典” 太可惜

凤凰网历史讯 著名历史学家高华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
凤凰网连线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刘瑜对高华先生的去世感到很吃惊，并表示他的去世
太可惜。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曾探望病中的高华教授数次。听到他突然去世的消息，刘瑜说虽然
知道老师患病已经多年，但今天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吃惊。刘瑜称，“高华老师是中共
党史以及苏联党史的‘活字典’，他的去世太可惜了。”

刘瑜前天还向友人提起这个寒假准备再去看望高华先生，“前一段时间大家在准备筹款
给高老师去台湾看病，想不到最后还是没有去成。”（李杨）


许纪霖悼高华：没人比他更对得起历史学家的荣誉

凤凰网历史讯 著名历史学家高华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微博上追悼高华先生。

许纪霖称，这是岁末听到的最悲哀消息。高华兄是对中共政治有最深邃洞察的当代学者
，每一次听他谈中共历史，都是知性上的享受。他得病之后的坚强、乐观，让所有的人
都深受感染。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思考和勉力写作，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对得起
历史学家和思想者的荣誉了。

金冲及追忆高华：一个勤奋而头脑清晰的学者

凤凰网历史讯 著名历史学家高华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
凤凰网连线历史学家金冲及。金冲及称虽然很早得知高华先生身患癌症，但得知他病逝
，感到很意外。

金冲及告诉凤凰网，他与高华的接触主要是在研讨会期间，双方交流较多，经常探讨学
术，他评价高华“是一个很勤奋的学者”，而且头脑很清楚。

高华曾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邮寄给金冲及先生，金冲及称该书材料很丰富，
影响很大。（周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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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惜了啊。红太阳是党史研究必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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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octlin (司南), 信区: NJU
标  题: 悼三十年好友高华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Dec 27 12:15:10 2011, 美东)


这两年的岁末成了不祥的日子。去年的12月27我刚在浦东机场降落，收到北大顾忻的第
一条短信， 告知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的朋友史天健逝去。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失语。去
年暑假还和他在北京欢聚，事情发生如此突然，让我无法相信。昨日又接到高华学生的
电话， 老友已辞世。我对高华最近病情的变化知晓一二。几个星期前在意大利时，还
和朋友商量募款让他去台湾治疗之事。但噩耗传来， 仍然觉得高华走的太早， 太快。
告诉妻子时，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为好。大哀无言，唯有一幕幕回忆在脑中跳跃飞转。三
十多年的跨度，在那片刻，我只感到沉重和心痛。

我和高华1980年相识于南京大学。我读中文，他学历史，比我高两级。从小醉心历史的
我，当时还在为被中文系录取感到些许懊恼，发现有个历史系的学生跑到中文系听课，
当然很高兴。这个学生就是高华。而我呢，也时常跑去历史系听课。两个人似乎都对
对方的专业更感兴趣。一来二去，我和高华就结成了“忘年之交”，因为他长我九岁，
上学前就已工作过八年。熟悉了之后，才发现高华的兴趣其实不在文学，而在新闻。
来中文系听课的真正目的是为考新闻系研究生做准备。如今高华以治史名闻天下，知道
他当年这个爱好的人不会很多。

也许高华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毕业时他考新闻系研究生的努力没有成功。在
工作了两年后，他又考回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 和我成为同届同学， 相处的时间自然
就更多了。八十年代初中期， 国内思想学术界坚冰消融，堪称早春二月，当时青年学
子对新知识新思想可以说是饥不择食地“通吃”， 吞下之后再反刍消化。记得当时西
方的社科著作主要通过港台的渠道传入大陆， 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先通过
渠道搞到译本，整本复印， 再请一个老鞋匠装订成册， 然后大家传阅。（要知道，
当年复印机不多且所费不赀，更没有当今的装订技术手段，复印整本书是一个大工程）
。我们读后高谈阔论， 意气飞扬。 也时常各抒己见，争个面红耳赤。同时还兴致勃勃
地举办系列讲座， 推介自己的囫囵吞枣所得。现在回想起来， 当年的环境使得我们这
一代知识分子自我认同为天之骄子，大有世界之大舍我其谁的气概。记得在那激情燃烧
的年代， 高华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位稍稍超然的“智者”，他的言辞没有激昂和情绪
化的论断，而是条分缕析， 娓娓道来， 摆出各种看法，同时表明他的基本判断。读过
高华著作的人， 应该都熟悉他的这种思考风格。

1987年高华和我毕业后一同留在南大任教， 但我们作为同事的缘分被两年后的政治风
暴生生打断。当年我的单身宿舍是青年教师们的聚会之所，高华常常来我宿舍，坐在床
沿，点上香烟，然后在烟雾缭绕中款款阐述他对时局的分析。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6
月初的一天，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如何判断未来形势，高华似乎也失去了自信。我当
时的决定是尽快出国， 他也选择暂时回避，我们俩在南大的南园侧门 道别，不知此生
几时能再见， 唯有相互嘱咐保重。三年之后，我回国做论文调查，在宁重逢，回忆往
事， 唏嘘不已。历史学家只能记录和分析完成时态的人与事，高华承认，重逢的时间
比他当年的估计提前了许多。

1995年至96年间， 高华在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我曾专门从北卡罗来纳去华盛顿
去看他。他在美期间以自行车代步，我担心在闹市里骑车不安全， 特地买了一个头盔
给他送去。高华后来对我说，那个头盔他还一直保留着。当时他正在构思写作《红太阳
是怎样升起的》，一个人旅居美国，生活压力很大。也许是他已年届不惑，而我又在异
国他乡打拼， 记得那时我和他的长谈， 谈论最多的不是学术，反而是对人生起伏的感
悟，对命运无常的浩叹。没有生活阅历的积累， 想要成为史学大家 谈何容易！几年后
高华变得满头白发，和他在艰苦环境下治学不无关系，但越发显示出他人生的沧桑和学
者的睿智。

我在杜克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 受聘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高华得知， 欣喜之
情溢于言表。这么多年来， 他对我的学术研究一直是鼎力相助。2002年， 我回国收集
材料， 准备撰写《历史视野中的网络政治》一书，高华热心地介绍我访谈思想家李慎
之、 网络写手安替等人，对我的写作大有裨益。我在英文版的序言里感谢的第一人就
是他。2005 年左右高华告诉我他一度曾想去华师大任教， 最终没有成功，其中原因之
复杂， 我听 得惊愕不已。2006年在香港见到高华，他还特意主持了一场我在中文大学
的报告会。 当时他雄心勃勃，和我详谈了今后几年的学术研究计划。不料2009年我突
然听到他患病的消息。当年暑假我携妻女去看望他， 被告知是误诊，当时为他高兴，
暂时放下心来。

但后来得到的消息愈来愈不乐观。今年秋天我在意大利教书， 当年南大高华的挚友刘
广明发来邮件，告诉我高华的近况。 除了响应朋友们募款让高华去台湾治疗的行动之
外，我本想利用休假回国的机会探望高华，看看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刘广明也买好了元
旦去南京的车票， 想再见老友。25号圣诞节，我请学生们来家里吃饭， 也叫上了在威
斯康星访学的高华的一位博士生姜超。提到高华， 我们祈愿他能继续坚持下去。没想
到一天之后高华兄就驾鹤西去。上天这么薄情，不给我们再多一点点时间，看到三十年
的老友这样离开，心有不甘啊！

高华是一位当今中国难得的学者。他具备思想批判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多重侧面。批判者
的品质使得他以深刻犀利的眼光审视历史，鞭辟入里，发常人所不能言。他的心血之作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独立思考学者的风采。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使
得高华对现实更持批判态度，愤不公之世，嫉低下之俗。凭心而言，高华心目中的理想
社会似乎只能存在于不可及的将来和他的精神世界之中，这和身为史学家的他构成了无
解的悖论。我曾和高华戏言，不论他身处何时何地，以其这种秉性，他永远注定了要充
当让当权者感受不悦甚至愤怒的角色。

如今你已彻底超脱尘世， 进入另一个世界。愿你现在的世界充满爱，智慧与真诚， 因
为那是你一生的理想。安息吧， 我的三十年老友！

周永明
2011年12月27日  于麦迪逊


（＊作者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人类学教授。因没有mitbbs ID，所以代为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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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高华——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先生

南都周刊 记者_齐介仑  实习记者_宋淑美、李宁 南京报道     摄影_杨晞

连绵不绝的小雨终于停下来，乍暖还寒的南京，气温陡然下降。下午3点15分，每天极
其规律的两个小时午休结束，高华起身下床。

今年57岁的他还没有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岗位上退休，但因为重病在身，四年来他
很少出现在校园里了。平常的这个时候，偶有他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家里来听课。
当天因为采访而取消了。

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至今30余年里，高华不断有重磅文章见诸报端，而2000年完
成写作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更是奠定了他在史学
领域的学术地位。

世事难料的是，原本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高华，在2007年遭遇重大人生转折，这年春天，
他被查出重病，治病养病代替治学，成了生活的重中之重。

当天高华气色较好，虽然三个小时的访谈休息了三回。他周到谦和，但说话非常克制严
谨，对时局时事的评论，更是字斟句酌，言之有据。每当一句话一个数字拿不准时，他
便直接去书房查阅资料。

这一如他强调的治学态度：多讲事实，少评论。《红太阳》这本书便是在这样的规则下
写成的—叙述历史，而非评论历史。平静的书斋生活他过了许多年，除了治学，从不介
入任何社会运动，“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表达在他这里很难见到。

经过历史，叙述历史，却不参与历史。他像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但是，谨慎的高华说自
己更乐意做“观察者”，旁观者的姿态里疑似的“犬儒”是他不能接受的，历史学家应
当推进历史进步。

锐意治史

虽然身在病榻，但慕名前来探访者并不少。几个月前，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带着许知远
等几个媒体人专程来南京拜访高华。据同行的一位叫刘晋锋的媒体人后来发表在《南方
都市报》上的一篇文章记载，去之前刘瑜与高华并非旧识，只是因为读过他的书，非常
喜欢，并且觉得“那位教授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她想让病中的他知道，其实有很多人
理解并敬重他。”见面只有半个小时，谈论的话题围绕各自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来展开
。

聊到这点，高华流露出开心。这些来自海内外的嘘寒问暖，让他有了心气相通的温暖。
但是因为病情不稳定，现在每次这样见人后，都要休息三五天，才能安排下一轮见面。

研究近现代史的高华，价值到底有多高？好友张鸣在一篇名为《高华：一杆老烟枪》的
文章里这样说：“高华的学问，不劳我说，普天之下，居然有人为了能带他一本书回来
，跟海关打官司，弄得惊天动地，绝对天下独一份。”

自从写了《红太阳》一书后，高华常常会被问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大学体制
内的史学研究者，独立的思想以及鲜见的史料，有无特殊来源渠道？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回顾治学30余年的历程，恰恰也是高华自身思想由启蒙到升
华并最终结出果实的过程。

高华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发生在1971年。这一年，他从南京图书馆借到了一本书—孟德
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下的教育，是要降低人的心智，专制统治最核心的精神，是惩
罚和服从。这些观点，高华记了几十年，在初读时更是深受震动，让他在思想上顿时有
了豁然开朗之感。在上世纪70年代近于“暗无天日”的氛围里，他仿佛一下子觉醒了，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和别人说。”

“只要不太笨，看完这本书，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事，马上就会有感觉，噢，原来是这样
啊。”

在孟氏思想启蒙下，当“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开展时，主流宣传工具对法家思想的
大肆鼓吹，让高华对这个运动的性质立刻有了清晰的判断。此时的《商君书》、《韩非
子》已散布民间。“两书推崇弱民，这里的弱，非四肢之弱，是思想之弱，除了会劳动
，思想要简单。”

对于过去的那段历史，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高华目睹过并感同身受，“文革”中江苏
省“一打三反运动”掀起的红色恐怖风暴，尤其是大规模枪毙人，现在想来，他都心有
余悸。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右派身份，使得高华和他的弟弟妹妹饱受歧视。1963年，正是因
他的这一“黑五类子女”身份，被南京外语学校拒之门外。

“文革”后期南京出现的“向阳院”制度，让高华对“告密”的肆无忌惮有了直观感受
。随着张春桥提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高华一
家居住的院子里，小脚老太太们活动更为频繁了，她们每天在他家门口东张西望，盯着
他家来了什么人，然后去告密。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高华至今还留有一份《讨瞿战报》。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作品，高华在1968年就读过，瞿也是他非常
喜欢的作家之一，但令他纳闷的是，瞿怎么突然间就成了个大叛徒？而且一会儿说贺龙
是反革命头子，一会又说平反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疑团越滚越大，真相到底是什么。几十年后，后代到底要怎么看这段历史？带着这些疑
问，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当其他同学热衷于经济、法律等“有前途”的专业时，在第
一志愿里，高华填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在高华看来是治学必备。“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
多少理解”，高华非常认同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中国前辈学者何兆武先生也曾经说过
类似的话，“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决不是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

十年一剑

高华至今还记得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讲司马迁《报任安书》时，自己的激动心情，而范
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谆谆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以及陈寅恪
先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和“滴水观沧海”等观点，他都十分认同并奉为座右铭。

1979年，入学未久的高华，读到了周扬的一篇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
中，周扬将延安整风运动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且冠之以“
伟大”。

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运动，高华顿时有了浓厚兴致。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冒
出了跳出官学窠臼，并就此写出一本真实史书的大胆想法。

经过十余年的资料搜集和反复思考，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研究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了
起来。而真正动笔，却源自苏联解体的消息。

1991年8月19日，家中的旧收音机里，传出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紧急通告。“苏联处在
危险中”，“紧急委员会告苏联人民书”，“戈尔巴乔夫改革进入死胡同”，这样的内
容一遍遍地播放。

“当时我就觉得，时机到了，应该写了。”

在收音机里爱国歌曲的伴随下，一切准备就绪的高华，摊开大幅稿纸，郑重开始了《红
太阳》的写作。

两个家庭合住的那套房子，空间狭窄，条件很差，四面透风。 白天在房间写作；晚上
，家人要休息，因为吸烟甚烈，高华把桌子挪到了厨房。厨房的地上铺满了资料，所有
他能找到的素材，都准备在手边，每一章，每一节如何写，白天先构思好。也就是在这
个时候，高华成了张鸣笔下的那杆“大烟枪”。

“这是出于个人兴趣的一项独立写作”，对于这样一本因为将毛泽东作为研究对象而备
受关注的书，高华说，他是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写作的。为做到不受牵绊，他从没有向
校方或者其他部门申请过任何资助。而且，在写之前，他甚至并没想过要出版。他只是
觉得，人这一辈子，尤其在40岁之后，要做一两件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而这件事在当
时的他看来，意义足够大。

从准备到完成，十多年里，各种材料，除了图书馆的借阅，多数是高华从自己不多的工
资里挤出钱来购买的。书写出来后，在很长时间里，手稿压在家中，而且因为从来就没
有认为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于是也就未觉得失望。最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接手，
也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达成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着急，真的。”高华蜷缩着双腿，边喝茶边说。

关于延安整风，在整理史料时，高华发现，数十年来，意识形态解释学早已将这一运动
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他不但在大陆查阅了目前已开放的几乎所有档案资料
，在香港和美国出差期间，他也搜集了尽可能多的素材，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归拢和甄
别，反复研究体会，融会贯通。

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最重要的是秉笔直书，唐代史家刘知几的这一观点，高华
颇为同意。

一切以求真求实为依归，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少评论，多叙述，这是高华写作《
红太阳》一书时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先把事实交代清楚，至于严谨的理
论分析，虽然他也认为极其重要，但他担心书中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的判断。

1992年年底，高华完成了该书初稿的三分之二，接着他用很长时间做了补充研究，直到
1999年春夏之交，才最终定稿。2000年，该书在香港出版发行，随即迎来史学界热议。

当初的手稿因为交与香港出版方校对，现已遗失。出版一年后，在香港卖得不算多，但
内地的盗版却大量出现了。“别人说墙外开花墙内香，我倒谈不上因此痛苦，因为一开
始就没想出版。到后来能在香港出版，我觉得也可以了，我对历史有个交代了。”

读书开悟

作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在滚滚历史潮流中，如果不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口，抓住了几个
难得的阅读机会，并由此启发了智慧，高华在学术上的路不会走得这么远。

一边倒茶，一边扶着客厅沙发的靠背直起身来，几乎满头银发的高华，当天兴致上佳，
还没聊上几句，就建议带记者到各个房间转一圈儿，看看自己的藏书。

这些从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收藏至今的书籍，以文史哲居多，大陆台湾香港版本
都有，外文材料也占一小部分，有些著作是他十分推崇的，其中也包括了北岛、潘光哲
、张鸣等友人学者的赠书。此时的他热情洋溢，如数家珍，明亮的镜片后看得到他眼神
中的开心和骄傲。

上世纪70年代，对高华影响至深。虽然，他认为“那是个专制的、恐怖的10年。”说到
这里，谨慎的他又停顿下来，给这个判断加了一连串修辞定语。

高华与夫人刘韶洪是中学同学，都出生在1954年的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时，高
华24岁，在此前多年里，除了上学，也当过8年工人。

高华家附近正是南京九中，在当时是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文革”时，九中搬到郊区
的八卦洲，九中图书馆关门，大量图书集中储藏在与高华家不远的一个仓库里。看管仓
库的老先生姓姜，老先生允许高华带一个旅行包进入仓库，装满一包书出来，一周以后
换另外的一包。

九中的藏书算不得高级，却比一般中学图书馆要丰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
《在医院中》等几个名篇，都是在这里馆藏的旧书报上读到的。鲁迅、郭沫若、茅盾、
巴金、曹禺、叶圣陶、冰心、许地山的作品，在这时候有了不少接触。旧版的《鲁迅全
集》对他的启发尤大。

在这一时期，他也开始涉猎俄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文学还崇尚高大全的时代，苏
联文学虽然质量上参差不齐，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新鲜和富有人文色彩的。比如托尔
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以及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等。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高华如饥似渴地阅读到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现在回想
起来，九中图书馆藏书是高华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

1971年，南京图书馆局部开放，当时还在南京纺织品公司下属一个单位上班的高华，利
用介绍信办了一张集体借书证，这成为他另一个重要的阅读来源。《史记》、《通鉴选
》、赵翼的《二十二史剳记》、《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李慈铭的《越缦堂日
记》等一批历史学、古典文学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都
有了精读的可能。

一位在江苏省歌舞团负责资料管理的老师，进一步推动了高华在读书和思想上的进步。
这是一个省级单位，可以买到各种内部刊物，通过这个老师，高华很容易读到了班达列
夫《热的雪》、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等更多苏联文学作品。

70年代后期的南京内部书店也逐渐松动，一些销路不太好的书籍也可以卖给普通顾客了
。高华买到《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切·格瓦拉传》、《历史的见证》
等书籍，并在1972年前后，仔细阅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第
三帝国的兴亡》以及《莫斯科岁月》等作品。

高华说，正是如此大量的阅读，在夯实文字功底的同时，让自己逐渐养成了善于观察、
独立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习惯和能力，“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呢，老师、父母不可
能告诉我，就是从这里来的。”

只是，书读得越是多，他对眼下发生的事情越是无法理解。

现在，病中的高华，连外出散步都少了。刘韶洪尴尬地笑笑说，两口子的共同爱好，可
能就是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病后高华更是书不离手，即便在手术间歇，床边也常常
放着几本书，对此他无奈地说，“不看书做什么呢，我真是不知道做什么好。”

让高华深感遗憾的是，由于精力不够，病前应承下来的一项写作计划，即《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第七卷的撰写，不得不退出。

这是一个宏大而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牵头，在准备推
出10卷本的大型丛书里，作者队伍汇集了国内多位中国近代史一流专家，除了高华，还
有杨奎松、林蕴晖、沈志华、卜伟华、韩钢等人。

谈到这里，高华心情沉重，惋惜之意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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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元春律师：【天，会亮的！】 @张鸣 教授在高华教授的追悼会上只喊了一句话：“高华，天，会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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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旧友高华

字号：大 中 小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
，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
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全天候Monitor长达将近两年，
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
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
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
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
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
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
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
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
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
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 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
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
有机会，我 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
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
出了 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
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
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
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
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 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
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
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 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
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
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 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
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学
术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 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
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
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 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
，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但可能还是会很拥挤。

        那 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
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
教师 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
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
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
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 后写高
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
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 来的》，于是
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
。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
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 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
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他
是此 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高华与这本书，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
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
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
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
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
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
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此雅兴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
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Black List
。 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
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 说
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
。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 容易被“
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
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 焦急的样子，心
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 初到美国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
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
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 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
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摆脱“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
有这方面体验的人， 无法知晓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
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
自己植根于斯 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
只是在2000年7月中旬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
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
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
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 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
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
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 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
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领教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
在会议期间共 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
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
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都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人不少，高华那张
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 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高华是第
一次见到晓农（学勤以前曾在普林斯顿见过晓农）。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 边
，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
”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 到彼此的
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
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 何清涟，是你爸
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
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 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
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
夜难眠。

高 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
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 微
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
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 酷评，相
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
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 他，还有我，以
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jprp

这是谁写的：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
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
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
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攘攘，
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东师大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
助于华东师大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
。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任
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
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我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
和学校的有关部门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
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就是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
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过。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东师大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
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
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东师大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
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东师大正
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
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
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
这个消息对华东师大、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
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东
师大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
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
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
，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
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
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
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bridged

jprp 发表于 1-2-2012 22:57
这是谁写的：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

杨奎松

jprp

发信人: sampling (wutherings), 信区: History
标  题: 高华教授的挽联赏析，各种含沙射影借古讽今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Jan  3 22:51:44 2012, 美东)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前副校长董健先生的挽联“射日成高手启蒙著华章”

遗像两侧的挽联：“最忆秉烛夜纵横论史余音绕耳人犹在
                  爱读先生文发微洞见于无声处写文章”

南京大学文学院部分教师挽联：“谤书非秽史，青灯不灭，鉴古知今继司马；
                              直笔无虚言，绛帐遽空，大贤中寿等濂溪

各路反贼纷纷借机大骂天朝, 都颇有些文才,如

章立凡挽联：“斯人有斯疾一朝穹宇逍遥羁卧庙堂烦厉鬼
              青史得青烟半世阳燧磨砺炳燃社火化凶神”
杨奎松、黄娜挽联：“毕生沥血春秋笔敢为苍生问不公
                    壮志未酬身先去泰山其颓待后生”；
郭玉闪撰联、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敬挽：
    “惜乎天丧斯文麟失其时遂令春秋绝笔
      恸也国无净土凤飞之日尽教华夏泣声”

艾晓明挽联：“秉笔直书青史垂范
              高山仰止华宇同悲”
崔卫平、徐友渔同挽：“高风亮节华章永存”；
胡多佳敬献灵前，“宏文刊行秉笔直书正本清源尽显凛然正气
                  遗作传世披肝沥胆挥洒心血书写不朽人生”

惟独张鸣胸无点墨, 硬充风雅, 写挽联曰:
“神聊定交你抽烟来我喝酒奈何烟酒日月竟有期
  胡侃学问天掌灯光地为床悲哉灯床空余人无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