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前检查官李子春：我曾传“总统”陈水扁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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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1月14日14:02　东方网

据台湾前检查官李子春分析，陈水扁90%会被判罪，如果他好几个案子都被认定有罪，他的刑度最少30年，最多无期徒刑。

《新民周刊》：2004年，你曾传唤陈水扁出庭，这次二审开庭后陈水扁还提及他“总统”任内应你传召的案例，他自称“在花莲为一个案子作证，可以不去也去了”。

李子春：我们检察官体系属于“行政院”，算行政权中一部分，可当我发出传票给“总统”，其实是我代表的司法权跟“总统”代表的行政权之间的冲突，以前台湾没这个先例。

我当时传陈水扁，当然我不能去“总统府”问陈水扁，很简单，我不能让司法权低于行政权，所以那时陈水扁其实不应该到花莲出庭。

那他来了，我对他的判断就是：这个人完全不尊重法律，非常糟糕。(陈水扁)他一进来，就跟我鞠躬，我没理他。我相信他大概从没受过这样的待遇，他是有些愤怒。

李子春语录：“谁有权，我就对抗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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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贺莉丹(记者)

这个隆冬，台湾昔日“第一家庭”贪腐丑闻漫长的司法角力有望进入赛末点，台湾特侦组咬定扁案不放松，自由了17天后，陈水扁戏剧性地再度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着囚衣落寞放风。

2004年，台湾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李子春侦办花莲县长“头目津贴”贿选案，就曾传唤侦讯时任“总统”兼民进党主席的陈水扁出庭，陈水扁踏着“星光大道”如期到花莲应讯，李子春神情自若一如往常。这位唯一敢在陈水扁任职“总统”时就传唤其出庭的台湾检察官，名噪一时。

总戴着毛线帽、骑一辆过时摩托车上下班的李子春，个性耿直，秉公敢言。早在1989年，李子春就曾与高新武、彭绍瑾等检察官侦办时任“法务部长”萧天赞的关说案，使萧天赞黯然下台。

在台湾历任“法务部长”眼中，李子春“炮声最响，相当难缠”，他炮轰“部长”、“检察总长”，与谢启大、高新武等司法人士一起推动台湾司法界的“道德自新运动”，多次上台湾电视政论节目批判司法腐败，并参加红衫军反贪腐“倒扁运动”，虽遭“法务部”指责与降级，毫不在意。

“从桃园地检署到花莲地检署、从马英九时代到陈定南时代，李子春从来没红过，永远都是大黑牌……”一位台湾记者如此作评。被称为岛内检察体制内异议分子最佳代表的李子春，却20多年来考绩均为乙等，职务从未有变动。

在花莲地检署续任公诉组检察官届满25年后，2008年9月李子春决意退休，转任律师。2009年新年伊始，61岁的李子春在台湾花莲的家中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访问，3个多小时的谈话，李子春始终温煦谦和，偶尔笑意朗朗。此前李子春已皈依圣严法师，潜修佛法多年，他强调他未来依然将积极投入公益活动。

陈水扁“无罪”的机会很少

《新民周刊》：最近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陈水扁但不禁见，你怎么看？

李子春：我想，收押陈水扁几乎是一定的。在台湾“刑事诉讼法”里，这样的罪行，不收押有些奇怪。

陈水扁符合羁押的3个条件：犯的最轻判10年以上的罪，原则上要押起来，而他涉嫌犯的4个罪(侵占、诈领财务、收贿和洗钱)，其中的“侵占公有财物”罪最轻要判10年，最重判无期徒刑；第二，他有逃亡可能性，世界各地都有类似例子；第三，他有串证问题，陈水扁在任时曾用“总统”特权把涉嫌“国务机要费”的贪污犯罪证据核定为“绝对机密”，把涉嫌犯罪证据湮灭，也查到他曾要跟证人串供。

《新民周刊》：此次台北地方法院裁定书指出，陈水扁犯嫌重大，且有逃亡、湮灭证据之虞，比照半月前，台北地院却认定，陈水扁身为卸任“元首”应无逃亡之虞。前后矛盾，我们如何理解？

李子春：原先的法官周占春认为不应羁押陈水扁，后面的法官蔡守训认为应该羁押他。撇开政治色彩，单从法律角度思考，这样的情形不能说绝对不存在。因为我们每个法官根据自己对法律和证据、事实的确信作判断，决定会有不同。

不过大家受训相同、根据法律原则解释的答案大致相同，做的决定不会差太远。周占春法官这次在陈水扁案件中所做的决定，似乎跟他过去两三年内对同类型案件所做的决定不太一样。一个法官或检察官不因权势不同而不同，保持一个态度，他就不会招致太多责备。我认为，周占春法官在陈水扁案跟在处理别的案子上，标准完全不同，他似乎很难解释他的标准在陈水扁案中为何突然改变，所以难免让人认为他偏袒陈水扁，因为曾是“总统”的陈水扁，现在在台湾仍有相当影响力。

《新民周刊》：陈水扁案会如外界所说，最后“重重提起，轻轻放下”吗？

李子春：我认为以目前披露证据来看不可能。可陈水扁案想要办得没缺点，他不成为无罪的话，最重要的还是牵涉到“二次金改”这些大弊案必须要努力调查。

我记得半个月前陈水扁被起诉、送给周占春审理时，记者曾访问我，我说大概九成九陈水扁会被押。次日白天，陈水扁居然无保释放！我、我的同行都很惊讶，我们认识周占春。审理到最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法官？没有绝对把握。但依照现在披露的证据，我认为陈水扁不太有(被无罪释放的)机会。

《新民周刊》：你认为陈水扁最终结局如何？

李子春：我认为他最后大概逃不过入监服刑。陈水扁90%会被判罪，如果他好几个案子都被认定有罪，他的刑度最少30年，最多无期徒刑。

现在被起诉的4个案子里有3个案子检察官认为陈水扁是犯罪者；另一个南港展览馆弊案，检察官认为陈水扁太太吴淑珍是犯罪者。如果他这3个案子判起来：洗钱案算最轻，好像判到5年；龙潭购地案是7年以上，“国务机要费案”里两个部分都是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我个人观点：如果构成犯罪，没得选择，他只能被判无期徒刑。还有什么人比“总统”犯罪还更可恶？没有！因为他的职务，他对台湾及其人民忠诚的违背最严重！我的理想是求公平，最重要的是，所有有权力的人，包括“总统”在内，应该跟人民一样，当人民犯罪判10年的话，“总统”就要判最重的无期徒刑，才公平。

《新民周刊》：那吴淑珍呢？

李子春：吴淑珍虽利用“总统”的影响力，但有斟酌余地，她的刑度低于陈水扁。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如被认定为帮助犯，我们法律规定可以减刑到二分之一，吴淑珍大概没办法减到二分之一。

特侦组要依靠媒体

《新民周刊》：特侦组检察官轰轰烈烈起诉、法官却裁定释放被告陈水扁，如此两极化，法官可以不管特侦组的意见么？

李子春：台湾的诉讼制度主要原则是法官不主动去调查证据，在当事人主义观点下，法官是中立裁判者。陈水扁案子一样，法官不能主动找证据。检察官如果提的证据不够，很可能法官在审理终结后认为他无罪。

陈水扁曾任“总统”，整个政府组织有很多人跟他同一阵线，这些人难免政治倾向不一样，也许会影响部分检察官。作为政府体系一员，检察官会考量办完这个案子后，譬如，我得罪了很多人，未来发展是否受影响等。另外，体系里总有人倾向过去或现在的执政者，侦办过程中，检察官要依靠很多资源，譬如检察官可能借助专业人才查“洗钱案”，但这很可能会被政府体系里某些倾向旧政权的人阻挡……种种因素使得特侦组在开始侦办时缚手缚脚，主要是人为因素。任何政治或司法制度都无法完美，要靠人的因素让制度减少缺陷。

《新民周刊》：台湾特侦组起诉书曾请求法院对陈水扁“依最严厉之刑量刑”，但未谈及对陈水扁的具体刑期，你如何看待类似模糊处理？

李子春：我们所有学法的专业人士都知道，写“最严厉之刑”就等于“无期徒刑”的意思；在法律上他可以假释，可就一般人来讲，写无期徒刑是很严重的情感冲击，意思是“关到死为止”。我认为特侦组会考量到，毕竟有人极端支持民进党、陈水扁，直接写无期徒刑对他们的情感是严重冲击。最后写“最严厉之刑”是特侦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各退一步。

《新民周刊》：你如何看待在扁案调查过程中特侦组承受的压力？

李子春：由于“检察总长”陈聪明是陈水扁提名的，陈聪明在我们的检察体系里的评价并不好，比如，他在春节时跟陈水扁重要心腹(台湾新光医院副院长)黄芳彦一起喝酒等，曾被媒体揭露，对他有很大责难，不过他也不肯辞职。

特侦组有腹背受敌的感觉，因此检方在侦办陈水扁时先天不足，必须小心翼翼提防自己人，会害怕调查的证据泄露出去。同时特侦组成员由“检察总长”陈聪明决定，因此特侦组成员之间会不会绝对信任？当你不能信任同伴时，办起案子来常有掣肘之感。内有疑虑的情况下，特侦组还能办到现在这个程度，很难得了。

《新民周刊》：对所谓特侦组“泄密”，你如何理解？

李子春：第一，某部分可能是被告聘请的律师泄露的；有部分很可能是特侦组人员有意泄露，台湾有规定侦察是秘密的，但没有明确规定侦查秘密的范围，特侦组在侦办过程中有疑虑，有个方法是让媒体知道，会产生压力，让想阻挡他们办案的人不敢阻挡，这是我们的检察官在侦办某些有权力的人时被逼不得不采取的手法，检察官变成借力使力，“不是我要查，媒体天天骂我，我不能不查”——我们有些检察官在这二三十年里不停地使用这个策略，这是我们能对抗有权力的人的重要方法。

《新民周刊》：此次陈水扁再度被押，是否可以算是一种扭转？

李子春：不过这使得特侦组浪费了许多力量，特侦组使用媒体，带来许多压力，媒体希望他们赶快办出来，因此他们犯了一个策略错误：太早正式向外宣布2008年年底会办出一个结果，逼得他们要提早起诉。

台湾(地区)法律规定，被告从收押到被起诉的过程，在检察官这边最长可押4个月，但他们只押了1个月就把陈水扁起诉了。他们以为干脆送到院方羁押，照样可以提来问，因此在(陈水扁)其他犯罪包括“二次金改”等还未厘清的情况下，检方就先以那4个罪起诉，结果没想到，周占春会放人。因此逼得他们必须把后面的资料先拿来用，这会打乱原来的侦查步骤，下面的资料很有可能被湮灭。

司法落后于媒体和人民

《新民周刊》：台湾特侦组到目前的表现，你如何评断？

李子春：特侦组刚开始办陈水扁案时过分小心翼翼，不敢大幅度查，怕万一查不出什么，将要面对的攻击非常强大。台湾法律规定，由检察官体系掌握制裁犯罪力量。如果被政治力量一再削弱，检察官会忧虑制裁犯罪的力量越来越软弱。

《新民周刊》：你指司法由于行政力量介入而丧失独立性？

李子春：司法始终担心会不独立，任何社会，司法都有这种忧虑。中国的历史上，司法独立始终是目标。在台湾，至少我们认为，曾有一批人努力做这件事。某些台湾司法改革力量认为，要跟政治力量稍微妥协，“我不犯人，人不犯我”，但如果对所有大官都一网打尽，将来人家就会害怕检察官，很可能把你的权力全部剥夺。这个改革观念在许多改革者心目中存在。我不同意。

我认为，在特侦组办案时，这个想法存在，所以刚开始时他们缚手缚脚，后来因为国外的证据尤其洗钱案爆发，他们才敢有比较大的行动。可还不够。如果不是因为台湾媒体尤其政论节目对陈水扁贪污案不停挖掘、知情人提供资料，恐怕特侦组还无法办到这么深入。现在已办到跟“二次金改”有关了，最初特侦组并不太想办“二次金改”。

《新民周刊》：对台湾的司法独立，你失望过吗？

李子春：没有特别失望。在我来看，司法独立在人类社会里，不可能绝对存在，只是相对存在。我觉得要看人，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不太培养人的勇气、骨气，都靠运气：刚好来个有骨气的人，刚好在某个位置，刚好侦办某个案子……靠运气非常糟糕！我们如果努力培养出一批人，这个社会的进步就大一点。

《新民周刊》：有评论称陈水扁被押是台湾司法史上的里程碑，你怎么看？

李子春：把卸任“总统”陈水扁押起来，不只是司法力量在促成，有媒体长期的努力，前年红衫军曾花了许多时间，台湾人民站出来抗议(陈水扁贪腐)，是环境的长期累积。

司法人没资格讲(羁押陈水扁)是司法里程碑，因为司法人比较软弱，这个风潮不是司法人引领的，人民走在司法人前面，对贪腐、不公正、道德沦丧的事痛恨地站出来，司法反而晚了两年才出来。

但司法要很强烈地记住：为什么在一个“总统”卸任之后，司法才敢做这件事？

台湾司法规定，“总统”在任时我们不能起诉他，他有暂时延搁权力，但司法可以侦办他，还是可以调查证据。如果我们在两年前陈水扁还是“总统”时就开始侦办他，那时(SOGO礼券案、台开案)好几个案子已查出奇怪的账户，但都并未追查，如果那时检察官就去调查他除“国务机要费”以外的案子，纵使遭到掌权者阻挡，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司法的里程碑。事实上，如果权势太大，多数检察官跟法官恐怕会退让。

《新民周刊》：是因为台湾司法制度并未对“总统”过大的权力予以监督吗？

李子春：不是制度问题，任何制度都有缺点，都没法阻止人滥权、腐败；最大的因素在于人。如果一个人怕死，贪图权力、名位、钱财，不管什么制度，都会退让。而只要法官、检察官不怕死，不想当官、发财，再烂的司法制度都能让有权势、有钱的人不敢犯太多罪，让他们有敬畏之心。

传陈水扁到庭

《新民周刊》：2004年，你曾传唤陈水扁出庭，那时你对他有怎样的印象？这次二审开庭后陈水扁还提及他“总统”任内应你传召的案例，他自称“在花莲为一个案子作证，可以不去也去了”。

李子春：(大笑)这个人还真是完全视法律为无物，而他却是律师出身！

我们检察官体系属于“行政院”，算行政权中一部分，可当我发出传票给“总统”，其实是我代表的司法权跟“总统”代表的行政权之间的冲突，以前台湾没这个先例。

后来办“国务机要费”案、起诉吴淑珍的检察官陈瑞仁到“总统府”讯问陈水扁，我批评这不对，等于让司法权低于行政权。我当时传陈水扁，当然我不能去“总统府”问陈水扁，很简单，我不能让司法权低于行政权，所以那时陈水扁其实不应该到花莲出庭。

那他来了，我对他的判断就是：这个人完全不尊重法律，非常糟糕，他居然可以为了自己的政治决定破坏法律，为了自己而毁掉所有制度！我认为台湾大概没人会比我给他的评价还要低了。

《新民周刊》：你讯问的过程中，陈水扁配合吗？

李子春：(陈水扁)他一进来，就跟我鞠躬，我没理他。我相信他大概从没受过这样的待遇，他是有些愤怒。

某些地方他不配合，譬如他讲想讲的。蔡守训、周占春审理时，他滔滔不绝，跟当前审理情况无关的，法官、检察官也让他讲，我认为这是法官跟检察官的失职。当初他在我的法庭里，也同样。我那时办的是花莲县长游盈隆贿选案，他跟我讲包括连战、宋楚瑜等等，我直接打断他：对不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有什么意见，最后讲！法律规定要给被讯问的人一个机会讲话，程序上在最后。他很不高兴，但也只好停下来。

我对他跟对任何人一样。只是在他的感觉上，就变成非常地不客气。(大笑)

《新民周刊》：陈水扁后来讲，你让他“罚站两个半小时，只是为了爽”。

李子春：陈水扁觉得我“罚站”他，我没这个意思。

我们当时的法律有规定，在检察官讯问时，当事人站着，除非当事人身体不适合站。可我的习惯不一样，我从刚当检察官开始就很不习惯我坐着、别人站着，这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所以在我主持的法庭里，所有人都坐着。

他来了，站着。我跟他讲：请你坐，这不是因为你是“总统”才给你特别的待遇，就算你是杀人放火、强奸、江洋大盗，也都一样坐在这个椅子上……他大概听我说他跟江洋大盗一样，有点火大。

他穿着西装、硬皮鞋，站两三个钟头也不舒服。我记得中间有两三次跟他讲：请坐。他虽然为了他的政治打算来了，可他那个态度表现出他内心对我的愤怒，所以他坚持要站着。我越讲，他越不想坐。我觉得他有点反社会人格。(大笑)

《新民周刊》：这个案子最后不成立。

李子春：因为那时政治力占了很大因素，我一起诉，他们就不让我再继续办后面的在法院的诉讼了。后面的程序不是一个真正的诉讼程序，没有真正的相互辩论过程。

《新民周刊》：如果继续让你办下去，你会怎样？

李子春：我认为那个案子是台湾一个很好的可以公开讨论的案子。学法的人常讲，结果不重要，程序很重要，尤其法院的程序。如果那个案子后面都是我处理，我会召唤非常多的学者、专家、人民做证人，它有社会教育功能。不过很可惜，法官也不太敢处理那个案子。也难怪，当时环境如此，毕竟陈水扁还是“总统”。

《新民周刊》：这之后你马上被降级。

李子春：那是当然的，没关系，只是少些薪水而已。

《新民周刊》：像你这样的人不可能升官。

李子春：我跟我们同侪，其他年轻检察官、法官讲：如果你想当检察官、法官，如果你认为你还有点理想，你必须确定自己不想升官，才有资格谈为人民伸张正义。放弃升官，是基本条件。(笑)

《新民周刊》：现在陈水扁被押，你心情如何？

李子春：(短暂思索)我不喜欢押人，也不喜欢把人关到监狱去。可是该押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手软。

我有儿子、孙子，我每次押人、每次把人关到监狱，回家后都会不由自主地难过和感叹：今天又有一个被你关进去的人，他的小孩开门再也看不到他了，再也没办法扑到他怀里，跟他玩了……可我不会手软，他犯了罪，在法律上我就是应该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就不公平。但在人性上，我又觉得，如果这个人不犯罪，多好！我常跟很多犯罪的人讲：不要以为脑袋砍了大不了碗大一个疤、18年后老子又是好汉，不光是你付代价，你的孩子、家人怎么办？

这就是哀矜勿喜。

关任何人都不是可以高兴的、却是要被严肃看待的事。他犯了罪，一定造成伤害，他的小孩受到内心创痛：我爸爸是个坏人……我们社会要怎么帮助？

陈水扁代表了社会人性低下的那部分，我们要严肃看待的是：看到陈水扁就是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的幽暗层面，陈水扁把这个幽暗层面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慢慢转变，也许某个机缘下，我们突然当上“总统”，人性中恶的部分说不定就出来了，我们说不定就跟陈水扁一样。

《新民周刊》：陈水扁、马英九都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律人士掌权台湾，利弊何在？

李子春：很大好处是，如果一个不错的人受过法律训练，原则上他会遵守法律，社会容易被带领在一个固定轨道。可缺点是，因为受法规约束成习惯，他常视野不够；另一个缺点陈水扁表现得最强烈，就是钻法律漏洞。

陈水扁完全不遵守法律。马英九有个缺点是，试图避免陈水扁所犯的错误，他要完全遵守法律。马英九采用文字解释的严格态度遵守法律，某个程度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反而使他做许多事无法明快，这也是他主政后被批判得蛮多的部分。

《新民周刊》：你如何看待现在检察官在台湾民众心中的形象？

李子春：我们人民现在对于检察官有万般期望，但极端害怕：第一，害怕他们不能符合大家的希望去打击大权力的人；另一个是，他们这么有权力，总有人觉得他们也很危险。

我记得我那时传陈水扁到法庭，后来好多法庭就这样说：你为什么不来？“总统”都到法庭来，你敢不来？！法院、检察官一传，很多人赶快去，连“总统”都不敢不去啊！(笑)

“我像个钉子”

《新民周刊》：20年前，你和台湾前新党“立委”谢启大、彭绍瑾、高新武等检察官推动台湾司法界的“道德自新运动”，目前成效如何？

李子春：从办案能办到卸任“总统”这个角度来看，有相当大的进步；在20年前不能想象。但这点改变跟社会民意包括舆论媒体自由有关，司法改革跟整个环境进步有关。

在制度上，我们台湾的司法从20年前到现在有非常大的改变，我认为不算很好，司法制度更资本化，越来越趋向有钱、有权的人，他们能享受司法带来的好处，这是资本自由市场下很难避免的变化；我们的法律越来越专业化，无钱无势的人得到的好处更少。

我着重的是人的角度。我认为台湾现在的法官、检察官比起20年前的，大多数都更干净了，他们的能力也相当不错；贪污，有钱判生、无钱判死的法官、检察官，比20年前要少很多。可现在不怕死的法官、检察官比20年前少了，我想，这跟整个社会有关，整个社会富裕了，富裕的人通常欲望比较强。

《新民周刊》：有人说你是“孤鸟”，你自认呢？

李子春：我这样的人有，不多。我不是唯一孤鸟，否则这样对不起一起奋斗的很少数几个伙伴。我大概是异议分子，说我是“钉子户”，很有趣，我就像个钉子，不会变！(大笑)

之前有许多人都劝我离开这个体系，因为我没什么工作可以做。我不离开的原因很简单，我就是一个象征，摆在那，虽然我做不了什么大事，但象征了一种不同的想法、力量。当一个社会完全是一种想法时，这个社会是一潭死水，想要进步不容易。我不见得代表是对的或进步的，但我至少会刺激主流思想做不同考量。

《新民周刊》：你办案的准绳是什么？

李子春：我的准绳是对所有人都一样公平。我们都知道是非、黑白没那么容易达成，但至少大概的公平、是非、黑白要存在。我对任何人都一样，对“总统”跟一般人都一样。

《新民周刊》：追求公平很难，法官、检察官必须挑战权威。

李子春：没错。有人讲我是某种程度的标杆，我们主张公平必须挑战权力，你会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让大家看到，我的结果是什么？我还是一个人哪，我还是在做我的事哪！

我大概将近20年没办过案子。你不让我办案，我可以做其他很多工作，我私底下参与社会运动、社会弱势团体、立法事务，我对社会从未停止我该有的贡献；我过得相当快乐，也还活得下去。我的同学后来都慢慢升官、待遇好了，我的待遇还一样，可我还是活下来了，并没有因为待遇比我的同学差、官位比他们低就很难过。我告诉年轻人的就是：你可以像我一样，不做主流，要坚持你的理想也没那么困难，你最大的牺牲不过就是被冰冻起来而已，但你还可以活下去，还可以做些事！

《新民周刊》：外界评价你“积案如山”。

李子春：我坚持我办案的方式，我们这里是案件太多、办案的人太少，资源不多，为把案件办完，很多案子会比较草率、简单地处理，譬如，资源有限，我们大多数人就只查八个证据，赶快把案子结掉。我的做法不一样，我认为，不对！我们该查十个证据时，绝对不能少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不太容易被冤枉，被冤枉多的大部分是一般人民。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会耗费非常多的人力跟时间查，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这样查下来，我会累积很多案子结不掉。

我是“积案如山”，我不怕，但我的首长害怕，这关系到他们的前途，所有首长都不愿让我办案。

我像“钉子”一样，决定了就做，没有一个首长挡得住我。首长到最后只有一个办法：调我到不办案件的部门，让我不要对他们造成威胁，就好了。(大笑)

后来很多首长让我专门负责到机关、学校、民间社团去宣导法律，几乎所有检察官、法官都不喜欢这个工作，我就变成专业演讲者。(笑)

“谁有权，我就对抗谁”

《新民周刊》：你的这种叛逆性是天生的吗？我看过你年轻时的照片，那时你的发型是好玩的黑人爆炸头。

李子春：哈哈！我在韩国出生，韩战之后到台湾，小时候我们家人常叫我“高丽棒子”，就是像韩国人很倔很硬的味道。我从小学开始就跟老师、训导主任等常有重大冲突，被留校察看，罚站算小事……我大概真的是有反骨。(笑)

《新民周刊》：你年轻时有特别崇拜的人吗？

李子春：孔子、孟子。尤其孟子讲，“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还有像苏轼这些帝制时代有骨气的学者跟官员。

《新民周刊》：后来你怎么决定做检察官的？

李子春：我一开始倒没想要做检察官，我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系，我们的制度是法官跟检察官的考试在一起，考试完了我们要受一年半的训练，将其间大小考试成绩合在一起排名，那时法官跟检察官的需要比例大概是2个法官：1个检察官，把排名除以3，有余数的当法官、除尽的当检察官，我的名次刚好除尽，我就当了检察官。呵呵，我们叫“天定”。

我后来倒蛮喜欢做检察官，台湾侦查犯罪的权力是检察官独占的，检察官有强大主动权力，符合我的理想。我从开始就认为，我们永远要站在权力者的对面。这是困难的却是必然的。

《新民周刊》：20年前你查办你的顶头上司萧天赞时，遭到过报复吗？

李子春：他们跟踪我，辗转暗示我危险性，说要让我进监狱，利用栽赃手法抹黑我……不过他们没有成功。我靠自己保护。

发生这样的事很正常。你要把他很大的利益跟权力剥夺掉，他当然要跟你殊死挣扎，这是血淋淋的战争！

我逼萧天赞辞职那年，我差点被解职，考绩也是丙。反正我就是不怕，也不在意被解职，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事。我不在乎他们对我做的“严重积案，考绩不佳”的评价，不要怕别人给你污名，你就能放开去追求理想。

《新民周刊》：你认为检察官、法官如何做到心中以法律为准绳而无党派色彩？这很难，特别在台湾，司法人易被贴标签。

李子春：因为蓝绿强烈冲突，作为检察官、法官，一个很大欲望是希望别人觉得他公正，所以怕被贴标签。如果你没什么欲望，连不被贴标签的欲望都不存在，那就OK了，反而能放开手脚做事。

我记得我传召陈水扁，后来又去参加红衫军街头抗议，很多人都把我贴上蓝的标签。我有我的观点，我跟国民党对抗的时间比跟民进党对抗的时间还长，我对抗的是有权力的人，谁执政，我对抗谁、批判谁。就是被贴蓝或绿的标签，我还是照样做我该做的。

我跟很多法官、检察官讲：如果你介意别人给你贴标签、说你不公正，那你真的会变成不公正的人，因为那个顾虑会影响你的判断。比如，轮到你收押陈水扁，你怕别人贴你蓝的标签，你放掉他，就不对，你应该根据法律、你平常的标准做，没什么好顾忌。

《新民周刊》：现在离开台湾检察体系，你有遗憾么？

李子春：没什么遗憾。台湾法官、检察官都是终身制，可以做到死，我可以不退休。我是某种想法、做法的标志，但我认为这个标志的功能性已不存在，因为许多年轻人在这20年来社会富裕环境下成长，越来越丧失理想性，我留在这里已不容易再有标杆作用。我存在的意义不在了，我应该离开了。

《新民周刊》：你的长官通常怎么评价你？

李子春：曾有位“检察总长”讲：私底下我承认你讲的对，不过在台面上你讲的，我们都没法接受。因为我讲了真话，真话会伤人，官场还是有官场的虚假文化。但如果不讲出来，我怎么能面对我的良知？！

我跟有些检察长讲：我的眼里没有你，你的官太小，我都没兴趣跟你斗，我要斗的人是“部长”、“行政院长”、“总统”！哈哈……对方都恨得牙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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