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云楼：四批韩寒的素质论及其他素质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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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应该诚实一些

南云楼





韩寒是一个我一直以来非常推崇的青年才俊。他不仅具备优秀的学习与总结能力，更能够通过独具特色的“韩式”幽默将他所理解的观点重新演绎出来、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而这正是中国“前启蒙时代”思想家所不具备的、只有文学家所独有的天赋。



然而，2011年圣诞之期，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一出街，引起极大争议，在我看来，除了《要自由》一篇收官之作外，前两篇博文完全可以归为“中国人素质不配享受民主”的文化素质论。这让我大掉眼镜。



在《谈革命》一文中，韩寒提出了这些观点：自由公正在中国没有市场、大部分中国人眼中的自由是道德上的自由、中国的革命将导致新的独裁、票选不过是有钱人的游戏、当中国人素质提高了才可以放心革命。在《说民主》一文中，韩寒的基本观点有：民众素质低是中国不会有天鹅绒革命的原因之一、国民素质低将导致卢旺达式的民主、民众的利益诉求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诉求、党几乎就是民。



此处不谈韩寒博文具体论证的苍白错谬之处，只说这两篇博文有诸多重复之处，其大意无非是：1、中国人素质低；2、因为素质低所以只懂得暴力革命；3、素质低的群体中的暴力革命只会带来新的独裁。所有观点的立论基础都是中国人素质低。如此，将韩寒判定为持文化素质论观点何错之有？



然而，当人们批判韩寒的文化素质论时，韩寒却不肯承认。他在博文中通过回答“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虚拟提问时，这样说：“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年近而立的韩寒在这里显然开始有些卖“老资历”了，他用这个方式不仅嘲讽回击了虚拟者没有阅读能力，还很自然地为自己的表达能力狠狠地自傲了一把。



如果说一两个人读错了韩寒的文章，这种情况的确可能会出现；但如果说如此众多的批评者都不能正确阅读理解韩寒的文字所表达的意思、并引起当前舆论极大争议，韩寒就得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了。



不独韩寒本人，在这场争论中，看见不少韩寒的“粉丝”也在说着“误读了韩寒”、“不能理解韩寒”类似的话。让这场争论失去了准头，也开始失去讨论的意义了。



批评者究竟有没有误读韩寒？其实，就看韩寒自己的原话就可以知道答案。就在回答上述问题的时候，韩寒接着说：“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在这里，韩寒一方面否定提问者的质询，一方面却又强调国民素质低将带来“卢旺达式的民主”——这与“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有何区别？而这个提问者正是韩寒自己所虚拟设计出来的，为此，倒要对韩寒的表达能力担忧了。



关于文化素质论的争论、关于文化素质论的陈词滥调，既然韩寒本人表面上也在极力回避，我想就没必要在此继续揭批了。我想说的是，韩寒应该诚实一些，如果本就坚持文化素质论，不妨大胆一点不加否认，让讨论得以继续深入；如果觉得文化素质论见不得人，那就依据逻辑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的政治观点——一个聪明人不难发现其中的诸多悖谬。



我并没有任何要求韩寒支持中国人是否配享受民主与素质无关的意思，更没有任何要求韩寒支持革命观点的意图。即是说，我不喜欢对包括韩寒在内的所有意见领袖或公共知识分子进行道德胁迫。我想说的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一个就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网民，在表达见解时，有两个东西必得遵守：事实与逻辑。



韩寒所看到的中国人素质低的事实，是否是有关中国人的事实全部？进而，韩寒所认定的中国人素质低的事实，是否是中国人独有的事实？同时，用部分事实及极端例子来论证某个观点，是否在逻辑上有效？这些都是严肃的学术讨论必须尊重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些原则，就只能用不诚实的方式打马虎眼了——正如韩寒在自己的文章中回答自己所虚设的提问者的问题一样。



韩寒还很年轻，以他的“个人高素质”完全能够接受超越“前启蒙时代”的人类知识大厦中的更多可靠认识——如果诚实一些的话。



韩寒的“自由”很龌龊





“韩三篇”掀起持续不衰的舆论风暴，足以证明韩寒的影响力。“革命”、“民主”、“自由”天天有人在谈，可就是没有哪个能造成这么大的轰动，让你不能不佩服这个小伙子。



之所以掀起舆论风暴，不光是这三个词本来一直就是近年来的热门词，还因为韩寒所表达的观点引起支持与反对者的死掐。



支持韩寒者众。有爱屋及乌的，没理由，反正就是喜欢韩寒，韩寒说什么都是对的；有感同身受的，本就长期抱着“文化素质论”做怨妇态，终于有了韩寒这样一个影响力巨大的青年才俊同道，焉能不虎躯一震，长啸而起。他们先擎言论自由大旗震慑批评者、欲令批评韩寒者收声，复以韩寒“另有目的”为由试图为韩寒的白纸黑字开脱，更有二愣子们赤膊上阵叫喊着“你们没有资格批评韩寒”。



韩寒的收官之作是《要自由》。他说：“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他还说：“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韩寒不仅在要求自己的自由，还很哥们，顺便为他的朋友也提了一些自由要求——估计这要让他的媒体行业粉丝当场落泪了。



自由，当然是一个美好的词汇。韩寒要求——对不起，算追求吧——追求他的自由，不仅其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更能让少有自由的人们深深共鸣。但是，我的文章标题是“韩寒的‘自由’很龌龊”，一个美好的事物怎么就龌龊起来了呢？且听我道来。



帕累托效率追求共赢下的福利增进，中国人也说不要损人利己。追求自己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否则就是缺德。韩寒在“韩三篇”中反复强调中国人素质不高，并以“开车不关远光灯”这种具体事例做论证，他显然是非常痛心、痛恨这种低素质行为的。



可是，韩寒是怎么来追求自己的权利、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呢？在他的《谈革命》、《说民主》中，韩寒反复强调中国人不懂得、不需要公正和自由，说中国人只要胡作非为的自由；以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人这种“开车不关远光灯”的素质，甚至连天鹅绒革命也整不出来，只会导致暴力革命、自相残杀、出现新的独裁。总而言之，这群低素质中国人现阶段就是不配享有民主文明。



这种文化素质论的陈词滥调，常见于为专制者吮痈舔痔的奴才笔下，也常见于网络上一些脑筋短路的知识分子的文字中。为抗拒文明、因恐惧民主，还要恶毒地将中国人这个群体狠狠的唾骂一通，变态不？有人为了领五毛、有人因为脑袋不好使，说这样的话倒情有可原。可你韩寒为了要求自己的自由，也学着那些奴才和笨蛋对被迫趴在地下没有自由的国人狠狠地踹上一脚、吐上一口浓痰，那就相当的不厚道、不恰当了，用“韩三篇”中话说，是说话的时机不当。



这就好比一个奴隶庄园中，其中一个有点小聪明的奴隶看上了庄主的千金，他去恳求庄主：主人啊！那帮奴才个个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蠢货，您一定得继续用鞭子抽他们，小的可以帮主人您呵斥他们，只求您允许小的上小姐的床。”这个想上庄主千金床的奴隶不是不太龌龊了点？



韩寒要求——哦，不，是追求——追求自己的自由，用的却是损人利己的方式，这就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低素质了。韩寒这个追求自由的方式很拉风，但却很龌龊。



南云楼2011-12-13




对中国的素质论者们进行民主启蒙

南云楼





很沮丧地看到，不少原先致力于民主启蒙的知识分子到今天沦为反民主的素质论者。所谓素质论，就是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仅不能走向民主文明，即便实行了民主也会导致新的专制独裁等糟糕的后果，并以中国人六十几年前选择了老毛为证，动辄以“革命党”、“民主后杀你全家”等话语来讥讽当前追求民主的言论的一种思潮。



这些素质论者，自命清醒、独立、理性。实则并无理性可言，甚至，这些自称致力于民主启蒙的知识分子在此问题上表现出对民主机制的异常陌生和曲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中国的民主启蒙者大多是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大多喜欢用单纯地采用举例论证的方法来观察社会、分析问题，但我们知道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你很难穷尽所有社会现象，反对者随时能够找到反例来进行有效反驳。所以，举例论证方法最后大多沦为低级的口水战——这也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的宿命。



而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法，那就是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以符号来进行精密论证的方法，它显然比人文知识分子的“举例论证法”可靠得多。



关于民主，是否与素质有关、是否会选出希特勒、是否存在中国的素质论者们担心的问题，在严谨的学术领域早有答案。其答案就是：能否实践民主与该群体自身的素质高低无关；群体的素质会影响民主的质量，但这种影响并不会导致民主本身的崩溃、也不会“选出希特勒”——除非停止民主。



素质论者们所纠结的群体素质导致民主质量下降甚至出现希特勒等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8世纪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孔多赛就提出了“投票悖论”，以简单的数学模型直观的展示出民主票选的困难所在。他假设有甲、乙、丙三个偏好各自不同的人面对A、B、C三个不同选项。甲认为A>B>C，乙认为B>C>A，丙C>A>B。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甲乙两人认为B>C，乙丙两人认为C>A，可甲丙两人却认为A>B。依据民主多数原则，这三个人互相矛盾，就像一条咬自己尾巴的蛇，永远无法获得一个票选结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在上世纪50年代据此精确论证了“阿罗不可能定理”，认定了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既能完全满足个人偏好、又能表达群体意志的投票方案——除非限制投票偏好。为解决这个难题，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玛蒂尔·森进一步分析了限制投票偏好的具体条件，即每个人都同意其中一个选项并非最佳、或并非次佳、或并非最差方案（在上述数学模型中，改变任何一个人的偏好即可）。由此，票选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得到保证。



——这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民主并不保证选择做好，但能保证不选择最坏”的话的由来。



而事实上，民主实践的多次博弈过程即能让参与者获得这种“自我限制”能力。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中，就可发现解决之道——也是一个心智正常的理性人在实践中必然采取的行动选择：在多次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宽容、善意以及针锋相对的能力会得到强化。



这里面，很清楚地表明，没有投票经验的群体初始时当然容易出错，但民主是个不断选择、多次博弈的过程。在这个不断选择、多次博弈的过程中，人们将自愿放弃某些个人偏好——即为“民主的妥协”，使得票选制度成为可能。



所以说，民主制度的实践与群体自身素质无关，只是在民主制度实践的初期由于对抗与博弈经验的欠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主的质量，但这种影响并不足以导致民主本身的溃败，相反，提高民主质量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通过民主实践获得博弈经验——这也是关于民主的“在游泳中学习有游泳”一话的来源。



希特勒自然是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但此后希特勒却粗暴地停止了民主，这才是纳粹得以肆虐的缘由。所以，“希特勒现象”并非民主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反民主的产物。用希特勒做例子来“举例论证”民主之恶，是完全不懂民主的幼稚行为。假设当初美国总统不是限制每四年选一次，也一次选择拉倒，照样出希特勒、老毛，一点都不稀奇。



既然这些持素质论的知识分子自称是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则应该多了解些民主机制背后的原理，不要老用一些感性的方式来观察社会，也不要人云亦云顺便捡些“流行话语”囫囵吞枣式地来盲目使用，否则笑话将闹大了。



2012年1月10日


素质论者缘何翻脸？

南云楼



批评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国民素质，古今中外皆有之。这种泛文化批评或批判自然有其价值所在，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成与重新塑造的过程。个人需要自律，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也需要自我反省，则知识分子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对文化传统及群体素质的批判就理所当然的了。



然而，在做这种包含有道德伦理在内的泛文化批判时却得十分当心。我们知道，当公众对制度或公权力进行批判及提出要求时，不仅享有更完全的言论自由权，还不需要自证自身是否能做到；而在进行道德批判时，却至少自己先得践行自己所主张的道德标准。因为，道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像我们手中握着的一张钞票那样具有实在性，它只有在实践中才更能体现出价值，所以有人取名叫“行之”，所以有“印证价值”一说——如果自己做不到却去忽悠他人，我们通常称其为“伪善人”、“伪道德家”。



于是，就我个人而言，极少在道德领域对他人指手画脚——实在是不敢肯定自己拥有充足的道德资源啊。即便在有八九成把握的情况下要表达对不同道德行为的异见，最多也只是以不屑、鄙视的态度待之，轻易不敢以正统道德家自居义正言辞对他人劈头盖脸来个狗血淋头。



如此，当我们对文化传统及国民性进行批判时，是否同样需要考虑自己是否能做得到？我想这是肯定的。比方说当我打算批评国民自私自利不团结时，我就会想想自己是否也自私——我当然觉得自己自私，而且我这一辈子也绝对不打算做圣人——于是我就不在这方面去批评他人；比方说当我打算批评国人懦弱没反抗勇气时，我就会想想自己是否足够勇敢——我自己当然不够勇敢，否则我早就和人拼了，哪能活到现在——于是我也不轻易去批评国人懦弱；……



或许恰好我既高尚又勇敢，是不是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来批评他人了呢？再想想还是不应该。我不是崇尚自由么？既然这样，则应对别人的不高尚不勇敢保持起码的礼貌吧！己所欲而强施于人，那太霸道了不是？所以，即便我很高尚很勇敢，对不高尚不勇敢的人，顶多也是轻微的责备就算了。如果炸着一张老脸去训斥、痛骂人家，我想很容易激起人家的反感，适得其反。



也许有人会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会说：就是要用激烈的语言去刺激他，才有效。说老实话，我是不太同意这个说法的。也许有个别人经你这样的“刺激”而转变了（我想那可能是你的晚辈，或者你有能力规划他的人生），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意领这种“情”。



若是不信，请看以下这个例子。前段时间“韩三篇”引起极大争议，“韩三篇”痛批国人素质，甚至据此推导出低素质的国民不适合民主。我就在想，批批国人素质倒没什么，你看鲁迅、柏杨们不是做了好多年么！但将素质与民主联系起来反对中国实践民主，这个就有点欺负人了。素质高低与是否能实践民主当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其中的道理这里就再不啰嗦了。我就想试试支持“韩三篇”的素质论者们是否能接受他人对他的“刺激”——你不是喜欢“刺激”别人么？那你自己来试试这个“刺激”。



于是，我写了下《韩寒应该诚实一些》、《韩寒的自由很“龌龊”》、《对中国的素质论者进行民主启蒙》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当然都是有理有据，只是外加了“刺激”。结果是，韩粉们及素质论者们不干了，他们不从道理上来辩论，而是对“不诚实”、“龌龊”、“启蒙”等这些词汇恼羞成怒，说你不该对韩寒用“不诚实”、“龌龊”这样的词汇、你不该对知识分子用“启蒙”一词；更有甚者，直接朝本人身上招呼。素质论者在这样的“刺激”下翻脸了。



可见，这些勇于用“刺激”方式批判国民素质的素质论朋友显然接受不了别人对他的“刺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你自己不能接受，怎么确定别人一定能够接受呢？难道别人不是和你一样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按道理，如果你觉得别人素质不高、自己素质高，则你应该更能接收这种“刺激”啊！可结果却并非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啊，是因为这些素质论者朋友无意中将自己抽离于群体之外，不能用平常心温和地对待国民性。事情就怕极端，一旦认定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就不能接受和别人同样的待遇，这是不是素质论者朋友所批评的低素质的国民性的一种呢？



2012年1月12日



附：

《韩寒应该诚实一些》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e=1&1=1#8010522

《韩寒的自由很“龌龊”》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e=1&1=1#8019620

《对中国的素质论者进行民主启蒙》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e=1&1=1#8037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