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闹剧：总要收场——我看方韩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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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



    文学批评是对创作得失的分析和判断，你说他《求医》写得如何？分析《求医》的创作得失，判断其优劣，给出你的个人观点，你是评论，但是，你说《求医》是别人代笔的，这就是一个事实陈述，不关于你对《求医》创作得失的个人判断。

    有记者问我，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是不是文艺批评。我作为一个资深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用我的经验判断，方舟子不属于文艺批评。一、方舟子说的是一个对事实的陈述“韩寒由其父代笔”（这个事实的真伪，他应该负责证明），而不是任何针对韩寒作品的艺术评论——对韩寒作品好坏的审美判断与评价。二、方舟子可能不了解文艺创作的基本原理，也不了解批评的基本方法。《韩寒的就诊记录否证了韩寒<求医>》通篇没有任何关于《求医》创作的分析，通篇只在将作为“生活真实”的“求医”和作为“艺术真实”的《求医》进行机械比对，这种机械比对让他得出一个判断：韩寒的《求医》不符合当时“求医”的真实情况——这个判断对不对呢？对的。但是，他用这个判断进而去推断“这篇文章不是韩寒所写”，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文艺理论批评界看来，就完全是匪夷所思了。在文艺理论批评界，用专业的眼光来看，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有差别是文艺创作的基本现象，也是基本规律，理论批评家正是要研究这种“区别”，进而分析作家的创作个性及成败，而绝不会用这种区别去论证——作者是不是找人代笔了，或者是谁代笔了，当然，理论批评也会研究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借鉴及抄袭情况，但是，这种对“借鉴”的研究主要来自对作者创作方法、创作风格的界定，而不会是因为——“艺术真实”、“生活真实”之间有区别——这个事实本身。事实上，这个区别，如论如何，按照文艺理论批评的业内看法，也不可能得出“它不是韩寒创作的”之结论。方舟子缺乏文艺理论训练，他不知道《求医》是文学创作，《求医》的真实是“艺术真实”，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加工后“超越”了生活真实的文艺作品。比如方舟子列出的疑点：“一、1999年的大医院挂号处虽然仍然是鼠洞，但都是栏杆玻璃结构的，能够看清里面的人，而不是像《求医》所述，看不清里面在干什么。这种封闭式的挂号窗口是七、八十年代县医院的情况。”方舟子显然不知道艺术真实的“夸张法”，我们一般人都有对医院“高高在上”、“冷漠”的印象，一个中学生，带着病去求医，对此的印象可能更加深刻，作者夸张这种受冷漠的感受，用夸张法超越现实，让“生活真实”扭曲，转向一种“艺术真实”，这是完全合乎艺术真实之创作规律的，这不仅不能证明这不是韩寒的创作，相反，恰恰证明，这是作者艺术创作的结果。方舟子不知道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这种复杂的关系，用生活真实来要求艺术真实，可能是出于对文学创作理论的陌生。

    方舟子可能没有创作经验，因而对文学创作也缺乏真切体会。他关于作家创作必然“苦苦吟哦”、“反复修改”才能成篇的想象可能来自某些作家的“自述”（这种自述中，常常充满了夸张，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艺术真实吧），其实，按照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小说是可以一稿写成的，而且稿面可以非常干净。我创作《未来战士三部曲》的时候，用的就是钢笔手写，我在方格稿纸上一稿写成，写完，稿面非常整洁，不用誊抄，就可以交给出版社。我这套手稿，大概有500多页，后来，捐赠给上海图书馆，该馆也曾经展出过，这是有据可查的。由此，韩寒手稿干净利落，有些页面几乎没有修改，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鲁迅当年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而且还是“丧家的”，这个是评论，原因是谁都知道，梁实秋不是狗，谁都知道这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一个“评论”，鲁迅要是说梁实秋是“孔祥熙的儿子或者老子，或者代笔人”，那就超越了言论自由的底线了。所以，当年梁实秋也没有告鲁迅，因为鲁迅的评论是有底线的评论。但是，方舟子的质疑不是文艺评论，因此，不适用文艺评论的“批评与反批评”的方法来对待，“代笔”这事儿，很容易让人疑惑：韩寒是火星人还是地球人？。韩寒向法院起诉，应该是针对类似质疑的唯一手段——用艺术批评手段进行反批评是不可能的，方舟子本身就不是在做艺术批评么，我也从来没见过用文艺批评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抄袭”、“代笔”类质疑的，从当年王干与韩少功之间的“韩少功仿写案”到前几年的郭敬明与庄羽之间的“郭敬明抄袭案”，再到最近的范曾和郭庆祥之间的“范曾流水创作案”，无不如此。至于找几个打手暴打方舟子一顿，方舟子已经挨过一次打了，事有车前之鉴，证明了那是绝对行不通的，再说，韩寒好像也不是那种人吧？

    有些人不赞成韩寒起诉。我看主要是因为那些人有看客心理，想看娱乐。他们煽风点火，然后热烈围观，有的时候为了给围观增加一点儿调料，他们还不惜故意混淆一下视听，浇点儿浑水，本来有些人就是想看韩寒的倒掉或者笑话，现在终于制造了一个噱头，他们希望让这个噱头发酵、燃烧，一路演绎下去，要这样做，就要让要真相不清不楚，事实不明不白，而一到打官司，什么话，都要讲证据，浑水是搅不成了，好戏也没得看了，所以，他们不赞成韩寒打官司的，都是想看乐子，怕乐子看不成的心态在作怪。当年，韩东他们搞“断裂”行动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严肃和真诚讨论问题的能力，每个人都在做犬儒，缩着头，自己不说真话，没有说真话的勇气好和能力，将心比心，自然，也不相信别人敢说真话，能说真话了，于是，就玩世不恭起来，用“调笑”、“娱乐”来消解所有“声音”，把真声音也说成假声音，把假声音当成真声音，弄一团混战，得一团大笑，这是他们唯一想要的。他们是要笑得更大声，让那些真的声音反而不被听见。对于这样的心态，鲁迅当年做的最好：让他们无可看。

    还有一种说法：韩寒是社会名人，公共知识分子，所以，他应该承受更多的质疑，这方面我的看法是：韩寒接受公众质疑的限度是个人权利（包括隐私权、人格权等）不受侵犯，公共知识分子也是人，他的人权也需要保护，公众质疑的限度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始于个人观点的自由表达，但应该终止于善意和最基本事实的尊重，捏造事实、恶意诽谤，这是法治社会绝不能容忍的——这让我想起朱学勤教授当初蒙受不白之冤，被恶意构陷的时候，给我的信中说过的一句话——他们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朱学勤教授先请辞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职务，之后将论文和证明材料递交给复旦学位委员会，请求复旦学位委员会重新再审他的博士论文，最后终于洗清不白之冤。韩寒的受质疑和朱学勤当年的受质疑，性质相似，其手法、目的让人感觉非常雷同，只是当初朱学勤受质疑的时候，质疑者是匿名，朱学勤只能跟风车作战，现在，质疑者终于用真名了，当然韩寒要用真名和他对质一下，大家把话说说清楚么。当年，新生代搞断裂行动的时候，许多人都拿看客和调笑的心态来旁观，我就想，这个时代是不是缺乏说真话和讨论真事儿的能力了？要真是这样，韩寒更应该提告，让这看客的调笑终结吧。老实说，到底是否代笔，并不关乎韩寒的影响力，美国总统的演讲还都是别人代笔的呢，影响美国总统的影响力了吗？网络时代早就如此了：关键是你说了什么，而不是你这个人是谁；“没谁知道你是一只狗”么。

    韩寒当年出道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也是青涩的可以，好在，他是兼职做文学家，所以没被“纯文学”，也没被“理论”，至今，感觉他还有把子既不文学也不理论的摩罗蛮力。我看，主要是他赛车手的身份可以让他开车周游列国，能走出铁屋子呼吸一下，用人的脚思考比用猪的脑子思考总归要好些，身上文青哈巴狗的骚情味、理论痴呆儿的口臭味少。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想代替法院，为韩寒是否有代笔人或者代笔团队做判决。韩寒是否有代笔人和代笔团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必须站出来说话，尤其是在此刻。韩寒当年挺着腰杆儿说过一些话，比如某地执法机构越轨，弱势者断指明志，而冤情依然得不到伸张的时候，韩寒曾经说过话，今天，我们也要说话——在韩寒，坐在铺开稿纸中间，傻孩子一样证明自己的时候。我们要说的话只有：要相信法院。当年，我因“二战纪念宣仇说”受数十万网友围攻，有人在网上贴出我家地址、电话、小区照片，声称要杀死我的时候，有人天天往我家和单位打骚扰电话的时候，当某人向闸北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告我的时候，我选择相信法律。法律，是法制时代唯一的避难所。好事会变坏事儿，坏事儿也会变好事儿，方韩之争，我唯一希望的：它不应该是不好不坏的娱乐和笑话。

    最近重读鲁迅的《肥皂》，里面的主人公四铭路见讨饭孝女，每次想说一点儿严肃的话的时候，总是被别人的色情笑谑打断，最后终于他的严肃申辩没有说得出口……四铭自然是个反面人物，但是，就是反面人物，也应该有个严肃申辩的地方吧？韩寒和方舟子，恐怕都不是什么反面人物，自然，他们的话更应该有个严肃说出和相互严肃申辩的地方，不应该只是成了看客的笑料。而我此刻，似乎只是听到：“道统的响亮的笑声突然发作了，震得人耳朵[口皇][口皇]的叫。”各种各样的四铭们，倒是“很有些悲伤，似乎也像孝女一样，成了“无告之民”，孤苦零丁了。”

    把韩寒变成笑料容易，但是，扳倒韩寒难，扳倒韩寒容易，但是，扳倒民意难。——最好是，我们都认真地看这场戏如何收场，那个扳不倒的民意，最后总会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