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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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1-03 10:03 作者:萧功秦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42427次
本文为作者在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共识网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

　　发言之一：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发言之三：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首先我认为从现在来看，各个省都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中国社会已经摆脱了那种原来铁板一块的局面，各省可以利用本省的资源，根据自身条件与可能性来尝试自己的发展方式。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共和国历史六十年来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充分肯定重庆模式，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它走的道路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它也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要走出一条正确的路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地方有它的试错的自主性，这对于中国的成功改革,对于走向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的进步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在很多场合都把中国和日本做一个比较，一直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清末改革的失败，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结构性的原因，那就是日本是由256个小的共同体构成的一个国家，类似于西周中国的封建盟邦体制，清代中国则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中国的试错选择只决定于最高当政者，决定于道光皇帝，接下来是咸丰皇帝，之后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摄政王这五个人，如果说近代中国是一元试错，那么日本则是多元试错，这就意味着日本成功的概率比中国要多256倍，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日本的近代的成功和它的多元试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和很多知识分子、学者，包括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重庆模式确实曾经有过很多担忧，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由于重庆模式的座谈会。那个会上面我大概是唯一对重庆模式作出系统质疑的人，我大概提出了五点，第一，重庆模式的唱红的问题，在没有和左的东西划清以前的那种唱红，会不会为一些反改革的左的势力提供某种打击改革的机会。我提到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提到了完全由政府进行一整套的所谓工程设计的改革有它的局限性,也谈到了强人政治的局限性等等。对重庆模式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一定忧虑的人数相当之多，我想我很大程度上大概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

　　这次正好有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到重庆参加了学术研讨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童年就在重庆，这次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回到重庆去，三天时间，第一天是理论讨论，第二天是进行参观，第三天是我拜访了四十年没见的老朋友，他是一人普通的重庆市民。我有了一天的时间和他和他的朋友进行交流，我比很多参观者多了一个机会了解底层的老百姓怎么考虑重庆问题的。

　　对重庆的三点感性印象

　　下面，我要先谈谈我参观重庆以后的直接印象，首先我要谈的第一点就是重庆给我的印象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重庆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左。我先谈三点具体的印象。

　　一、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公租屋，公租屋非常值得看，重庆计划在若干年里建设20个片区的公租屋，每个片区有十几万人，20个片区加起来就要解决几百万中低层的住房问题，能够有几百万的公租屋来供中低层收入者来租赁公租屋，地点选择不是选择城乡结合带的边远地区，而是选择在比较好的成熟地段，和其他商品房混建在一块，这就避免了贫民窟区现象。申请条件很宽，打工者、毕业的大学生、低收入家庭，只要符合相当条件都可以申请。而申请以后，以摇号的方式公开选号，一开始可能是像中头彩一样，成功的机率未必很主，当公租屋建筑量真正达到两百万人可以入住的时候，申请成功的机会就非常大了，而且租金也不贵，一个平方大概十块钱，五十平方左右就是五百块钱，一家收入是三千块钱的话，相当个于1/6的收入就可以把房子租下来，房子里面的装修完全由政府来装修的，装修标准也相当体面。而且你也可以防止所谓的有些人钻空子，有联网，通过联网已经查出哪些已经有房子的不符合条件的，马上清除出去。由于是政府建房，成本每平方大概三千元左右，这三千元包括地价，迁移费、建房费、装修与设备费在内，基本就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整个运作、融资手段也是用政府的方式进行融资，公租屋经费来源，一部分是社保基金，还有商业贷款、还有房租的租金，还有底层的商家店铺按商品房的价钱卖掉积累下来的资金，所有这些钱作为可持续滚动的资金。

　　当时我看到展示厅里有阿拉伯酋长国领导人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要人参观公租屋的相片，基辛格等等都来参观过，我就问负责人，那些外国参观者有什么感想，他们说，阿拉伯酋长国领导人觉得这个很好，但是他们根本没办法做到。事实上这种大型建设，牵涉到统筹诸多方面的因素，这只有中国现在这样的强势国家功能才能做到，其他国家的政府缺乏这种强大的整合的能力。对此我的感触非常深。

　　我要谈的第二个印象是打黑的问题，首先要谈的是打黑除恶确实受到社会各阶层最广泛最积极的支持。我在重庆街头与先后问了大概三十几个不同阶层的人，在街上、在朝天门码头、从普通民工、小商贩、擦鞋匠、小老板到我的重庆老朋友，他们都一致对打黑予以肯定，再加上重庆街头设立的交警平台24小时值班，重庆的安全也达到了很高的安全标准。最近几天，我的一个学生也告诉我，重庆的打黑产生的效果已经超出了重庆本身，他是湖北人，湖北一些搞监理的同学都说，自从重庆打黑以后，湖北的黑社会有所收敛。重庆打黑确实意外地在其他各省也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我曾经听到一些朋友曾经说过，当一个农民原来是每亩地花三十块钱可以请人机耕，黑社会来了，硬要收每亩八十块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农民一点办法没有，打黑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一般说来,后发展国家只要进入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就很难避免那种所谓的“苏丹化”，所谓的苏丹化就是退化了的威权政治，治理者用朋党的方式、用恩威并用、世袭家长制与钱权勾结的手段来进行统治，黑社会、利益集团和政府彼此勾结，很多国家很难避免这个现象，某种意义上重庆的打黑除恶，也是避免中国走向“苏丹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另外我对重庆的警察沙龙也确实有一个新的看法，重庆公安局里有许多长廊，长廊里放有很多藤椅，警察和他的家属在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凭着他的警官证和家属证来这里享受像沙龙一样的，沙龙里有很多介绍文字与展品，从福尔摩斯到普京以及历史上一些警察出身的重要的政治家，以及各个国家警察文化都予以介绍。在警察沙龙长廊里，还陈列有贡献的警官的铜手印。重庆的警察沙龙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创新，长期以来，我们建国以后的警察，历来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专政镇压工具，重庆的警察沙龙和警察文化就是要把警察这个事业，从专制工具的功能转变为维护现代国家的文明秩序的功能，在文明建设中力求增强警察的荣誉感与责任感。我觉得他们有一种理想追求的。

　　我特别注意到警署内部接待我们参观团的警官都是穿西装，不穿警服，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我们就希望给大众一种亲和的印象。

　　我对重庆的第三点印象，那就是重庆也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左。他们不搞国进民退，用他们的话来说，重庆要做的是“国进民也进”，重庆要做到凡是有二十个人以下的每家小型私有企业，政府要无偿地补助五万元作为发展基金，希望通过私人企业发展，增加社会就业。如果五十万的企业，每一户企业能够雇佣五个人的话，就解决了两百五十万人的就业问题。

　　重庆强政府模式的政治学分析

　　谈了我对重庆的基本印象以后，下面，我想把重庆模式从政治学角度做一个分析，我的大体感觉是，重庆模式从政治学角度来分析，它实际是一种强政府下的强人政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是借助于政府的整合资源的能力，来致力于民生事业，重庆提出“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大体上能体现他们的民生导向。

　　换一种说法，如果说是完全按照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实现民生的目标，结果会形成不利于中低层民众的分配格局，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让市场经济自发起作用，不能解决中国民生的深层次问题。自由竞争再如何强调，中下阶层就是没有钱购房。更具体地说，放任的市场竞争往往最先受益的总是有权者、有资本者、有知识者、有人脉者的。在缺乏政府有效整合的情况下的单纯的、自然的自由放任，只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化，民生目标更难以实现。因此，重庆实际上是想通过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组合来实现这么一个转型。某种意义上来说，重庆具有强人政治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薄熙来本人是革干子弟、红色贵族，有特别的政治优势，其次，他本人的能力确实也相当强，第三，他在北京高层具有的丰富的人脉资源和政治资源，他还有一个黄市长作为助手，这个市长又是很少见的具有经济与金融头脑的奇才与技术专家，这种黄金搭档对于各省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千载难逢的，强人组合使重庆在动员资源方面有着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优势。

　　如何看待这种重庆式的强人政治？我可以引用美国一位新政治经济学家科里在《政府引导的发展》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后发展国家的威权政治，在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新世袭主义，相当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苏丹化的朋党政治。这是最落后的一种发展模式。拉美与非洲许多国家不幸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就是分散型的多元政治，印度就是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国家的特点是社会还没有现代化以前就推行了西方的民主竞争政治，多党体制下，国家根本无法有足够的能力去推进经济转型与资源动员，多元体制反而还会阻挠社会利益分配的合理化。科利认为，比较成功的就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被他定义为是“凝聚型资本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政治权力的集中运作与市场经济导向的有机结合。政治是凝聚性的，经济是市场导向的，集权政治加上市场竞争经济。科利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凝聚型的资本主义，凝聚性的政府能有效地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对金融的有效利用与控制，政府与企业家的积极合作，共同谋求经济发展与资源整合。凝聚性资本主义有着其他类型国家所没有的独特的资源整合与体制动员的优势。

　　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即从经济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重庆模式似乎是一种比凝聚型资本主义更强势的“政府动员—市场经济“模式。完全可以认为，与其说重庆是通过强政府模式来谋求向极左经济方针的回归，不如说，它是要克服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弊端，而采取的凝聚性市场导向。可以概括地说，重庆模式就其实质而言，是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是一种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模式。

　　其实，近年来，全国各省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方面采取的都是不同程度的强政府—强人政治路径。几年前我去广西讲学，感觉到广西搞的也是这一套东西。广东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仇和现象”，更是作为“强人政治”的一种典型。

　　重庆与其他地区所不同的在于，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相对于其他地区采取的强政府模式具有更全面的社会规划的蓝图，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工程设计和重组，并深入到与民生有关的更广泛的领域，其施政方向是以解决民生为本位的。对官员的督责程度更高。用重庆人的话说，“变民不聊生为官不聊生”，重庆的“督责政治”色彩非常强，除了运用现成的强势国家政治资源以外，还进一步动用了革命文化当中吸取某种资源，强化它的那种社会动员能力。

　　重庆强政府模式如果发展得当，对于中国民主建设未必不是好事，某种意义上，从积极方面来说，重庆现在所做的事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民主创造了一些必要的社会条件。

　　未来的民主需要哪些条件呢？首先民气要顺，充满焦虑感的老百姓是不能搞民主的，老百姓的民气如果不顺的情况下，民主失败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一个后发展的国家尤其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要走向现代化的话，单纯的从市场经济完成以后，接下来就再走向民主政治这条道路，这是书本上所说的理想的道路。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后发展国家通过威权政治推行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陷入一个陷阱状态，即出现了退化性的朋党政治，出现了很多黑社会现象，出现了很多对贫富的两极分化。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经济发展了，另一方面陷入了市场经济以后形成了两极分化，形成了不满，造成社会的一种井喷性的政治参与，就出现了民粹政治。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的那些国家，埃及、突尼斯这些国家，都在民主化过程中了陷入了井喷性的民粹主义。

　　民气不顺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不公正，民主需要一种社会共识，这个社会共识必须以公正为保证，专制国家、极权国家、威权主义国家之所以在民主化过程中陷入了民粹主义陷阱，原因是社会不公正，在一个社会完全缺乏公正的情况下搞民主，那就肯定是民粹主义的参与爆炸，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其结果一定是社会的灾难。就以现在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为例子，当推翻腐败威权政治的民主革命的“欣快症”过去以后，无政府化的灾难正在一步一步逼近这些国家。这种灾难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还刚刚开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现在所做的的事情，在市场经济过程当中，通过强化国家力量解决民生问题，也可能会民主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比如公租屋，彻底解决了底层最基本的需要，缩小贫富差距，应该说有利于底层在社会上产生一种平和的心态，不但这个社会的民主需要中产阶级发展，而且需要中低下阶层平和的心态参与到政治当中。即使上中产阶级的愿望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而中底阶层与底层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其结果还是民粹主义泛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包括公租屋的建设对于中低层民众安居乐业，对于他们积极的建设性政治参与，对于养成平和理性的心态，对于开发民智，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庆强人政治现在所做的事情客观上是一种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强政府型的新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主义在目前阶段确实有它的积极成果。

　　重庆的宣传值得反思

　　说了那么多好话，下面我谈点我今天要讲的重点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重庆实际做的事情和人们感受到的有非常大的差距？迄今为止，我在上海与南方不少地方，大家谈到重庆的时候没有人对它有正面评价的，无不对它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要搞的那套东西最后要搞文革复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者，公开对我说如果薄熙来上台，中国就是一个文革式的大灾难。我在上海接触的人不可谓不多，从公务员、普通知识分子、学者、企业家、白领阶层各个阶层，大家普遍都对重庆基本抱负面评价。

　　一方面，我在重庆看到的正面现象确实很多，另一方面，为什么外界的人对重庆却不看好，为什么出现这样么大反差呢？我认为重庆的宣传方面是有问题的，重庆本身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某种意义上，重庆这个地区的唱红打黑过程中，唱红过程使得一些左派（新左派和老左派）过度误读了重庆，甚至把重庆看作是自己信仰的化身，其实重庆没有那么多左的色彩，但一些毛左派与文革左派却把重庆看作是搞毛左事业的大本营，一些毛左的人士把重庆所没有的东西附丽到、投射到重庆模式上去了， 他们对重庆的误读与片面宣传反过来，就使得很多中间派、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企业家，官员，以及对文革深恶痛绝的普通老百姓，产生了对重庆模式的一种逆反心理，冷漠、疑虑，甚至产生强烈的反感。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我想举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重庆公安局以官方名义隆重接待《乌有之乡》，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作为官方重要机构，这样的做法当然会向社会上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重庆就是文革左派的大本营与政治后台。

　　第二个例子，今年上半年上海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张宏良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在后来发的博客中进一步强调自己在会上的重要性，让我引用其中的一段：

　　“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后来我因故没有上去，安排我靠前发言，另外让另一个左派XXX做总结性的发言。……在这个会上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前排就座。”

　　他所指的毛主席生前名动天下的著名学者是什么人呢，就是四人帮时代的红人戚本禹和朱永嘉。人们不知道采取大幅度的左的符号效应，重庆方面想向社会传递什么信息。

　　第三个例子，我亲身经历的，这次我在重庆模式讨论会的最后大会发言的时候，我刚刚开始提到，重庆唱红应该与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极左错误划清界线，才能避免在社会上造成误解，才能避免有人利用唱红来反对改革开放。我说，笼统地唱红，可能会造成很多严重的问题。话音刚落，会场上第二排大概五六个人就当场就闹会场，打断我的话，要我“滚下去”，就有人大声喊“你攻击文化大革命!”，会场上的主持人好不容易就把他们请出会场。我接下来继续发言时，引了一句马克思说过的话“人们不能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香”，还说这些朋友不管怎么样他是有信仰的人，对有信仰的人我是尊敬的。”然后我对重庆提出了一些新建议。

　　后来，大会执行主席苏伟教授代表了会议主持方表了态，他表示了歉意，说怪不得人家误以为重庆在搞左，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个事情，误会越来越强，这些闹会场的人是在给我们重庆抹黑，他还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就说，萧教授说的这些话，其实是符合我们的党的政治决议精神的，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党中央在历史决议中早就对毛的晚年错误作为历史性的总结。

　　我担心的是出现这样一种恶性循环，重庆在社会上越是受到司法界与学界对其打黑的质疑，就本能地有一种越是要在文革左派中找到知音的愿望，而文革左派一旦在重庆宣传中占据了话语中心并取得优势话权霸权，就会把重庆全面解读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大本营。于是进一步引起全国温和派与沉默大多数的更深度的误解，于是形成重庆本地老百姓说重庆好，外省少数毛左派也唱红重庆，而全国多数知识分子、一般官员与沉默的大多数则质疑与疏离重庆的不正常局面。

　　对重庆发展的三点建议

　　基于我对重庆的观察与思考，下面，我对重庆的发展提出的几个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建议用“新文明”来取代”唱红”。

　　我们应该对重庆的唱红运动做出一点反思。这是因为红色传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维持现有秩序的一个制度上的合法性的资源来源，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是和毛的晚年的错误分不开，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这个条件下，红色文化和文化革命当中极左思潮、和中国革命的红色传统同时分享了“红”这个符号。文革中的红海洋、一月革命的红色风暴、红卫兵、所谓红色恐怖万岁等等，都是在所谓的极左的红的下面搞的。如果说红的话，毛比刘少奇还要红，要唱红的话，就要落实到毛那里去。红色文化资源客观上是具有两重性的，这就是由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的。

　　其次，而且红色革命意识形态与文化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代表红的众多的概念当中，有着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定向的暗示性。要强调红色革命，肯定要强调阶级观念，而强调了阶级，就势必强调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一旦成为话语的中心，那么就自然引伸要“反对修正主义” 的问题，而“反对修正主义”就要反对“党内走资派”，就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于是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反修防修的应有之义。等等。如果我们党对红色文化不能做一个切割的话，笼统唱红，就等于在没有进行拨乱反正之前大谈“毛泽东思想一样”，尤其是让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不满的极左派趁势而起，社会上因改革中产生的两极分化现象而不满的群众与党内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里应外合，处于假死状态的极左的东西被激活、被唤醒。西化的民主颜色革命倒没有发生，反对改革开放的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却趁势而起了，这种前景并不是不可能的。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1-3 | 责任编辑：王科力



　　另外还有一点，唱红还会连带激活形式主义的东西，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的许多重庆本地人对我说，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层层加码，单位里动员，层层动员，搞形式主义，上班的也不上班，上班的时候唱歌，然后比赛。

　　如果没有划清红色传统与极左的“红色革命”的界线，有可能使得被时代否定的文革错误思潮在政治上获得合法化的机会。那就无异于为反对改革开放、力求复辟文革的人们提供了合法舞台，“唱红”就会变成了“唱左打改（革）”，文革思维与极左思潮与观念，将会借“唱红”而沉碴泛起。众所周知，现在有些鼓吹文革的网站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借力发力”的。如果我们不对“唱红”作科学切割的话，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左魔”就可能放出来。

　　因此，我想是不是可以用“健康的新文明”来代替红色文化，作为重庆文化建设的基本的主调，新文明要比红色文化具有更强的包容性，红不能代表新文明的全部特点，而新文明却能包含红色文化积极的精神遗产。

　　我认为新文明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和谐的精神，包容的精神，这是新文明所具有的特点，二是公民的责任精神，三是自由创新的精神。因此从和谐和包容精神角度来看，我觉得儒家文化当中有很多东西能够作为新文明的组成部分，责任精神，老一辈的共产党人为了打江山表现的那种时代的责任感，应该是重庆强调的红色文化中的重之中重。自由创新精神，我觉得在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化当中有大量的这方面的东西。让新文明这个更广阔的概念来包含红色文化中的优秀元素，比单纯唱红要全面一起，也更合理一些，逻辑上也顺畅一些。

　　二．通过发展公民社会来实现重庆模式的可持续性

　　这是我的第二点建议，我觉得重庆模式当中，政府强势介入了社会领域，固然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优势，但是这种功能替代可能抑制了本来就不发达的公民社会的发育，甚至使已经发展起来的公民文化也会退化，用全面渗透社会的强势政府来代替原先由公民社会来承担的一些社会功能，自主的公民社会与公民社团会越来越弱，久而久之，社会这个领域会完全退化于无形。打个比方说，一个小孩二三岁时，本来应该是学讲话、学走路的最佳时期，这时候的家长仍然是一切都包办代替，这样的后果是，孩子可能永远不会说话走路。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民社会，也正如同对待这个孩子一样，要鼓励他走路，鼓励他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思。

　　而且，单纯的强人政治是不可能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只有发展公民社会，才能保持重庆模式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公民社会的发展应该是重庆模式未来发展的目的，没有公民社会对国家的制衡，没有公民社会进行利益表达，没有公民社会作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进行沟通的一个桥梁，应该说是很难令一个社会摆脱目前的这种困境。

　　关于公民社会发展的方针方向，我曾经提出合作主义的方式，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展开。

　　三，要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总结重庆模式的经验

　　迄今为止，重庆基本上是用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用发展社会学、新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自己的经验，在我看来，要概括重庆模式这样的新生事物，我们现有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是不够的，当人们运用陈旧的官方话语与过时的概念来表达重庆新的东西时，就会被左的那一套话语弄得不伦不类。许多领导人是经济技术专家出身，社会上能提供的理论就是左那一套务虚的理论，他们也只能按这种理论提供的思路来表达自己所做出的东西。比如说有一种观点说，资本主义又意味着两极分化，这就简单化了，我们用事实来说明问题，事实上，属于东亚模式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它们固然是资本主义，但他们的贫富差异程度，恰恰比我们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低，东亚资本主义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在世界各个国家是比较低的，社会财富的分配，相对比较平均。什么原因呢？东亚发展模式，就是凝聚型资本主义类型，此类国家的政府比较强势，土地改革搞得比较好，在现代化起步的初始阶段就有一个较好的起点，政府能有效参与产业政策的制定，国家可以运用它的转移支付能力，来维持社会的财富分配平均度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并避免了所谓的“苏丹化”和权力高度集中形成的腐败政权，这方面力度都非常之大。拉美模式等其他的各种模式确实有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两极分化的问题，但是这一点经验在党的意识形态语言中没有包括进去，所以自然就拿这个来说了，这个判断肯定是不全面的、意识形态化的。对于复杂的发展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意识形态理论来作简单的概括。

　　换一种说法，重庆模式的成功，并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是强政治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凝聚性市场竞争机制”的成功。这样的新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更能解释重庆的新经验。

　　我们在理论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在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语言解释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用一种陈旧的理论来表述一些合理的东西，就会有捉襟见肘的问题。弄不好，还会误导自己的思维。会在意识形态的定向暗示作用下，用左的思维来指导我们解决矛盾的方向。那才是更糟的事。当重庆在宣传自己经济时借重于鼓吹“文革有理论“的毛左派理论家，让全国人误以为重庆在搞左，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重庆模式有很多经验，包括公租屋和打黑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新政治经济学、用社会科学的理论，通过对中国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非常平和地、客观地表达清楚。用左的理论言说来解释重庆，宣传重庆，实际上就在获得了极左派的支持的同时，却失去了改革开放中广大的受益者的信任，会引起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的人们普遍疑虑，疏离甚至反感。少数极左派说好，多数中产者与温和的改革派却产生疏离感，这样的政治成本未免太高了。没有与左划清界线的唱红运动，很有可能会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一小部分人鼓吹它，大部分人疏离它甚至怀疑它，这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国外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丰富我们对重庆模式的解释能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这个理论创新的担子应该落在我们许多学者与理论工作者的身上。这些天我接触了不少重庆学者，包括那些党校的学者，他们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人，思想并不保守，但是，如果没有新的语言来表述重庆的新事物，也会出现思维上的两难困境，更具体地说，一方面要保留唱红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红色革命传统远不能概括重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全部需要，于是不得不把并非是属于红色文化的东西也说成是红的，把红的外延加以展伸，把民俗与古典也算作红色的了，杜甫李白总不能硬说成是红吧。

　　对重庆模式未来走向的希望

　　重庆模式确实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道路上都可能会有暗礁与陷阱，要全面认识重庆发展，我在重庆三天的观察是远远不够的，我的所见所闻毕竟是相当有限的。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与历史学者，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识与经验，提出以后可能会出现倾向与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三点希望，供重庆各方面进一步参考。

　　第一个希望是，强人政治不要被滥用，强人政治会不会出现专权主义的灾难？众所周知，威权性的强人政治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当政者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贯彻能力，提高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加速经济发展进程，但权力不受约束是强人政治得以实施的前提，而权力不受约束则很难保证权力的合理使用，也很难避免某些当权者在权力不受到有效制衡的情况下受人性的幽暗面的支配而滥用权力。

　　第二个希望是，政府理性不要有被滥用的危险。政府理性同样是有局限性的，政府的理性与个人的理性一样，有发生“理性僭妄症”的可能性，例如土地换户口，让大批农民成为城市工人，这本是重庆实现大规模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政府可以自认为想得很周全，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全球经济大环境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出现萧条，重庆向外型工厂（例如生产惠普笔记本电脑的工厂）没有了定单，作为新重庆人的原农民工，既无法再回到农村去，在城市又没有工作，这会不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人类历史上看，过于相信政府的理性工程，很容易把大计划变成乌托邦工程，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而这种理性工程灾难是政府原先理性思维中难以估算到的。

　　第三个希望是，重庆模式不要走向形式主义，重庆模式的最鲜明特点是以的强人政治与强政府为基础的“督责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就是运用政府权威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由于自治的多元公民社会与公民政治文化的先天缺乏，由于“大三线”建设的历史传统与思维方式的历史积淀，重庆这些历史文化与社会因素，具有极强的动员性政治文化的特质。所有这些因素迭加起来，很容易激活一种特殊的“路径依赖”现象，那就是动员式的、层层加码的形式主义与攀比之风，从“唱红”、“唱读讲传”、“打黑”，都出现过这种现象。这一点是不容讳言的。一旦形成前浪逐后浪的攀比追逐风气，弱小的社会根本缺乏制衡之力来应对白热化的运动狂热。共和国历史上的合作化运动，大跃进、文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灾难的深渊的。我们理所当然应该从共和国的历史教训中学到教训。如君不信，那就看看重庆当下各网站上确实有同质化的、舆论一律的、八股式的对“读唱讲传”的宣传，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值得重庆方面认真考虑的问题。

　　总结：从新权威主义阶段观看中国发展的路径

　　后发展的大型国家权力集中的政府的国家干预，如果和务实理性相结合，用一位国外政治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可以形成一种“服务于美好事业的强大力量”，但是国家一旦变成“主义”，带有很大的危险，要防止国家变成主义，变成国家主义，我想更需要的是强政府以外的一个强社会，强政府和强社会的结合我认为才能为中国未来提供一个美好的前景。

　　从我多年来对新权威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理解来说，我认为，中国当代的新权威主义从旧体制向现代文明与民主体制的转型，从功能上大体上可以归纳五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权力转向改革开放派手中，实现政治稳定下的经济起步，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与经济发展，第三阶段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民生建设与发展公民社会，第四阶段主要目标，则是实现宪政民主。

　　如果以此为尺度，我们大体上可以说，邓小平拨乱反正，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目标，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到了江泽民时代，中国大体上实现了第二阶段的目标，到了在胡锦涛时代，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主要是是搞民生建设，重庆模式在民生方面的努力，在民生建设方面起到示范作用，作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我认为，到了习近平时代，我希望在公民社会的建设方面，在民生建设方面能迈出更大的步伐，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要说的一句话是，祝愿重庆走得更为稳健、取得更大的成功，尤其在探索民主法制新路方面，能领全国风气之先。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1-3 | 责任编辑：王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