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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作弊"是我们对于校园内腐败的一种称呼。一个天真孩童,穿过长达十余年的教育隧道,通往社会,留下一生当中的伤痕。那是长大成人的代价。 我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也是我高中时的任课老师。家、国不曾相通,师、父确是并举的。喝酒到六七分,他的话题偏偏就要落在从事终生的教育上。他对中学教育的总体评价是不及格。以下是他的原话:好成绩(的人)往往太听话,受害最深,丧失灵性。那些调皮的、捣蛋的,从小学到中学,紧箍咒箍上十来年,差不多也一个个唯唯诺诺、充满奴性。只有少数人意志坚强,有反叛精神,加上被老师忽略,反而有空间生长,结果捱了过去,还能成器。最后还要补上一句:毁人无数,你大表哥就是活生生被毁掉的例子。
父亲的话也许偏激,但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周围,很多。我小学最好的一个朋友,五年级时写一篇作文居然就写了11张作业纸,升中学考试全县第一。聪颖无比,前途无量。不过到初中二年级时,就在家长和学校的双重压力下精神失常而中途辍学。他的悲剧在于,在此之前,因为他的功课太好,因为他一直是教育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还没来得及怀疑和作第一次弊,就被毁去了。
在大多数时候,如果你不想完全任人摆布,“作弊"竟然成为是一种自我保护。
在小学四五年级,我们几乎每学期都要参加县里的各种大会典礼。我最好的朋友雷宏,就是每一回都走在队列最前面的那个孩子,或者站在舞台中央向领导们高声朗诵的少先队大队长。由于单纯和虚荣心,雷宏每一回情绪饱满地朗诵着那些每一句后面都有一个“啊”字的颂词时,我埋没在后面的行列里,已经开始学会了“作弊"o当我发现站在队列里的好处是可以只张嘴不开腔,我就不再羡慕雷宏了。我从一个三好学生开始变成一个校园中的“作弊"者。
其实更早的时候,在少先队的宣誓仪式上跟着大队辅导员龙老师一字一句地念“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作弊"就已经拉开了序幕。但是真正的“作弊"者不是我。因为在我被领着进行一生中的第一次庄严宣誓时,我还无法理解这句誓
言。在那之后,漫长的一生,已经不再有真正的誓言。
相比之下,考试时的“作弊"反而是次要的。对以后的人生更显重要的“作弊”,始终是在考场以外。初中二年级,一个语文老师的一场规模宏大的公开课选在了我们班上。上课之前一周,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包括我被挑选出来。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要我作答。答了之后他不满意。经过几番近乎全裸的提示,老师最后将标准的答案说了出来。老师深谋远虑,对我说: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开始的理解回答,经过老师提示和同学讨论之后,你再按照我刚才说的来答。果然效果极佳。这一场“作弊",同时满足了老师和我的虚荣心。
这一段经历后来想起,觉得屈辱无比。同时发现,成绩不要太好,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不敢反抗教育者,不敢在老师面前说真话,是一个学生最大的悲哀。在我看来,尽管由每一个有着“作弊”前科的学生所构成的社会,会是一个充斥着“作弊”者和腐败者的社会,但我宁愿把这样一个社会看作是对于权威的藐视和消解。一个“作弊”者的社会,似乎比起一个奴隶的社会已经好上许多倍。
不能说真话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选择不说假话。可是,有时在教育者的命令下,往往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被迫说假话,使说话者在教育者面前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我读初中三年级,整整一年,没有写过一篇作文。当时的语文老师姓郭,她每周布置一篇作文。那些题目已经让我开始倒胃口了,接连五次没有交作业。第六次的题目叫作《记劳动节的一件好事》,我交了一篇《我为什么不写作文》上去,批评了郭老师的命题。我这么做是有本钱的,因为父亲在本校教高中,是语文权威。由于有人际关系的牵扯,一般的老师都轻易不会得罪其他老师的子女。加上我自己语文成绩好,初一时的作文就在绵阳市得过中学生作文比赛初中组的第一名。郭老师又是快退休的。从那以后郭老师就对我不再理会,上课也不提我的问,更不去我父亲那里告状。但是到了初中毕业会试,我终于尝到了苦果。一年不写不练,我已经失去了方向感。中考的作文题目和郭老师的命题差不多,我最后决定在这样一个重要关头放弃自我。按照父亲教导的灵丹妙药,所谓“总——分——总"的万能模式,编排了一个蹩脚故事。结果作文得分极低,一塌糊涂。到现在,编故事写记叙文都是我文字上最大的弱项。
我在历史考试中第一次“作弊"。历史是我喜欢的科目,但历史课的问答题和政治课一样缺乏真诚。我不愿意将那些句子花时间背下,我宁愿选择“作弊",如果是照本宣科的抄,感觉上要快乐得多。不经过大脑,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有些话说着说着,就要毒发身亡,就要搞不清是自己的想法还是教育者的想法……其实这种影响看一看由精英们组成的所谓大专辩论赛就知道了,我们的大学生们除了口齿伶俐以外,能够拿出支持论辩的理论和精神背景,永远逃不脱中学政治课提及的概念。对比其他的一些大学生选手,精神与思想视野,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准备高考,对于在教育者面前“作弊"已经习以为常的我而言,是一个凤凰涅檠的过程。接受高考,一个文科学生一遍遍背进大脑里去的东西,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垃圾。如果你不能在政治、历史和语文课上考到平均8O分,基本上是不可能读大学的,而如果你真的在这三课上考到了平均80分,你还有多少的机会可以清空回收站,可以对自己进行碎片整理。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再不能将那些精神深处的垃圾打整干净了。
所以大学对于我和许多同龄人的重要性,首先意味着一场大扫除的可能。我在大一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记不清谁写的一部《中国文化史》基本上剔除了中学历史课的糟粕。高考时我听父亲的话,打死也不填报师范院校。没想到最后还是充当了教育者。五年来,我自知育人不够,但始终记得父亲的话,以不毁人为宗旨。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希望帮助每一位杀出重围的中学生进行碎片整理,告诉他们那些曾经被毁掉或者从未在心中生根的价值。
我始终充满信心。从一个“作弊"者到一个教育者,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生在大粪中,你依然可以开出鲜花。
一朵学会思想的花。(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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