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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25 17:20:32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网友评论 60 条 点击查看
三聚氰胺之谜远未解开,到底会否给娃娃们留下后遗症?谁也不敢打保票。这个春节,结石宝宝的家长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对于孩子未来的健康,他们希望有关方面早日给出一个严谨科学的答复
本刊记者/严冬雪 文/李赫然
廖明波家的鼠年春节过得混混沌沌的。女儿廖思瑶因为肾结石、膀胱结石,已经开刀动过两次手术了。但第二次手术3个月后,复查却发现孩子体内仍有大量结石——谁也说不清石头是怎么来的。而廖家已经为这些凭空出现的石头,搭进去了8万元债务。
鼠年春节后又过去了大半年——2008年9月,廖明波才知道了“三鹿”的事情。看着家里一只只喝光的三鹿奶粉包装袋,他终于知道这石头不是平白冒出的。
隐忧
2008年11月,4岁的廖思瑶第三次开刀取结石。明晃晃的手术刀轻轻划破孩子的幼嫩肌肤,探向肾脏深处……父亲廖明波撩起小思瑶的上衣,女儿左腰上那道长达20厘米的伤疤仍旧横在那里。
但这并不是结束,一个月后,小思瑶又一次接受了手术。由于反复开刀会影响孩子肾脏发育,医院不得不采取微创手术。这台手术具有局限性——取出的石头装满了一次性纸杯的底部——这仍只是孩子体内的80%的石头。剩下的石头,无法取出。
医生说,孩子肾脏内的结石为多发性肾结石,目前已无法治愈。只能保守治疗,定期复查,用药疗与食疗缓解石头的增长速度,等到孩子发育成熟,才能取出剩下的石头。
而廖思瑶今年才4岁,将要伴随她的是肾脏里的十几颗定时炸弹,和十几年漫长的等待。
“能借的都借了。”孩子父亲说。廖明波是湖北监利县农村人,一名退伍兵,曾在广东的一家公司打工,当保安。从2005年7月开始,为女儿治病的几年间,他借完了亲朋好友的钱,变卖了家当,贷了农村小额贷款,欠了一屁股债。
年关将至,廖明波不怎么出门,“欠人家的钱还不了,人家问起孩子的情况我都不好意思说。”但他在家里并不闲着,外面的世界里,奶粉赔偿的事情议论得正热,有的家庭已经拿到2000块的补偿,也有传闻,说像廖思瑶这样的重症患儿,可以得到3万块的赔偿金。
但无论是2000元还是3万,对于用掉了十余万的廖明波,都是杯水车薪,更何况,他还没接到领取赔偿的通知。廖明波于是天天坐在家里打电话。
“找过县卫生局、工商局,他们都推来推去的。”2008年9月,三鹿事件曝光,廖明波终于知道困扰孩子三年之久的病痛是由奶粉而起,不巧的是,这时候廖思瑶刚满4岁。面对“只限于三岁以下的儿童”的免费方案,廖明波悲从中来。他开始频繁地向监利县的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但情况往往是“我们会向上面反映反映”后就没了下文。难道孩子的结石还要遭遇“年龄结石”的又一次阻拦吗?2009年1月2日,和全国各地的几十位家长一起,廖明波去了北京,他们要去参加“结石宝宝之家”网站的发布会。
从北京回来后,廖明波接到了县长打来的电话,“小廖呀,你跑到北京去干什么呢?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挨了批评,电话那头,廖明波有点不好意思了。
但问题真的解决了一些。廖明波发现,再往卫生局、工商部门打电话时,电话那端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弯。
2009年1月12日,在县长办公室里,廖明波见到了县委书记、县长、卫生局、工商局、农村合作医疗部门、民政局等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县长当场表态:等上面的企业赔款拨付下来,马上给廖家赔偿,县里的农村合作医疗也会想办法报销之前的一部分医疗费用。
不只如此,会面当天,县民政局就派人到了廖家,送去了2000元的慰问金。这一天,长年为孩子的病奔走得心力交瘁的廖明波得到些许的宽慰,“县长发话了,我还是很相信这个承诺的,最起码已经见到现钱了。”
但这并非问题关键。廖思瑶是家中的独女,那十几颗未能取出的结石折磨着孩子的身体,也一刻未停地折磨着全家人的心。廖明波说,他现在一想到曾划开孩子身体的手术刀,就觉得仿佛刀悬在了自家房梁上,不知道石头什么时候还会再长,不知道已经长出的石头什么时候能出来。
守望说法
“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不是赔钱的问题。”周雄语气急促,“真的,钱的问题都是之后(再讨论的)。”湖北省赤壁市的周雄,凌晨一点仍辗转无眠,自儿子周一哲生病以来,他每晚到夜里两三点才能入睡。
与小思瑶一样,一岁的周一哲身上也划了三刀,体内的“结石炸弹”也还未能排出。2008年6月,命悬一线的周一哲被赤壁市人民医院拒收,紧急送往武汉市儿童医院抢救。三天内,孩子动了两次手术。
彼时,三鹿事件尚未曝光,周雄为此背上了两万余元的债务。无奈,爱子如命的他只能抛下孩子,交由老人看管,自己和爱人外出打工还钱。
三个月后,三鹿事发。想起当初孩子出院后自己仍给他买了大量三鹿奶粉,周雄泪如雨下。这三个月来,周一哲不时出现小便断续的症状,医院的答复是孩子体内泥沙性结石不能完全排空,需要继续观察。尽管孩子才九个月大,周雄却赶紧给他办了周岁生日,冲喜。
周雄和爱人在苏州打工,每个月能挣一千多,正好糊口,但还钱却遥遥无期。
得知奶粉事件的赔偿要开始了,周雄开始去找市卫生局,却被告知他应该在孩子就诊的武汉市儿童医院登记,赤壁市当地不予登记。对此,周雄愤慨难平,“卫生局说,我们市没有重症患者,你们家的重症孩子应登记入武汉。”
1月2日在北京的结石宝宝家庭发布会,周雄也去了。回乡后不到一周,赤壁市民政局给周家送来一万块特困救助金。
这一万块钱没能压下周雄心中的恐惧。尽管孩子体内的结石尚未排净,周雄却已四个月没有送孩子去查体了。“胆被吓破了。”周雄说,儿子正在感冒,他担心做B超时要掀衣服会让儿子感冒加重。
“每到凌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有种非常大的恐惧,生怕孩子出点什么问题。”周雄说,他现在每做一件事之前,都要反复思量会不会给儿子造成很大伤害。想要给孩子来次全面的体检,却又听说一些体检项目会给肾脏造成伤害,于是作罢。他甚至不敢送感冒的儿子去看病。“不敢去打针吃药,盐水、药品对肾都是负担,怕我们小地方用药不规范。”
这一天,周雄弟弟给他打电话,听到周雄声音有点低沉,就立即紧张地问道:是不是孩子又出了什么问题?周雄大骂弟弟,嫌他说话不吉利。一边骂,一边难过:跟他一样,全家人已经都有些神经兮兮了。
到底三聚氰胺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是否能保证它不会对孩子今后的生活造成影响?政府为什么不能给出一份明确的病理学报告?周雄说,相比起钱,他格外需要的是一份心安。他说他宁愿不要传言中的3万块赔偿,但是却一定要得到来自权威声音的保障。
现在,周一哲的每一次便溺,对于周家都是一次考验。
遥望赔偿
与廖思瑶和周一哲相比,河北省石家庄的杨(化名)似乎幸运了很多。她喝了五袋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就曝光了。由于杨的结石大小没有达到收治住院的标准,于是开始了保守治疗。所谓的保守治疗,就是在家多喝水、仔细观察,然而至今也仍没有将那枚结石排出体外。
快到年关了,看着孩子的病情一直还是老样子,杨的妈妈武女士感受到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孩子这么小,而且这个东西对人体的危害还是没有权威的发布。”杨经常生病,感冒发烧,肠胃消化功能也不太好,虽然并没有结石直接引发的肾积水、肾衰等症状,但是和其他结石宝宝家长一样,武女士也会疑神疑鬼,不自觉地将病情和结石联系起来。
这一心情引起了绝大多数结石宝宝家长们的共鸣。“结石宝宝之家”网站的创办者赵连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月2日,本应在大兴区某酒店举行的发布会被迫中止,他和周雄等几位家长被带去与大兴区区长见了面。
这次会面的结果是,区长承诺,若家长们对现有的赔偿方案不满,将在1月15日之后启动沟通对话谈判机制或诉讼方式解决。而赵连海则需要保证在15日之前,就毒奶粉赔偿方案不公开发表反对意见。
当时也在场的周雄因此很高兴。“那个区长的态度很好。”和很多家长一样,周雄认为,政府在赔偿方面都已划好了明确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三聚氰胺的权威研究应该也不远了。
因为15日的承诺,周雄和廖明波都在家等着,等着结果,也等着过年。去年春节的时候,周一哲刚满周岁,周雄抱着怀里的大胖儿子满村转悠,羡煞了乡邻。每到一户人家前,都有人给周雄怀里的大胖儿子放几只烟花,28岁的周雄也格外得意。
回忆起那个春节,他的目光充满柔情,“我特别爱小孩,平时抱起别人的小孩都能玩好久。到了28岁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实在太高兴了。孩子诞生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对爱人说‘我太爱你了’!”周雄说,28年来,那是他过得最幸福的一次春节。
而今年春节眼看着就在跟前了,周雄却还没开始过年的打算。因为要挣钱还债,周雄的爱人还留在苏州打工,暂未回家,只留了周雄在家里,等待15日的结果。还没开始办年货的周雄说,今年过不过节已经不重要了,比起春节,儿子更重要。
廖明波则乐观得多,因为县长、县委书记的承诺,还有民政局“2000块的现钱”,他对这个春节充满期待。
而武女士则决定不再像往年一样到处去拜亲戚、旅游了,“就在家专心带孩子吧,希望年前能把结石排出去。”
像天下的每一位母亲一样,武女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带着好运走入新的一年,把疾病和痛苦留给过去。
“要搞清楚被污染奶粉对人体的危害性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国家聚集最尖端的人才,跨学科进行研究。不论从资金和时间上来说,都将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目前已做的关于三聚氰胺的动物实验,在中山大学毒理学教授陈雯看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三聚氰胺之谜远未解开,到底会否给娃娃们留下后遗症?谁也不敢打保票。这个春节,结石宝宝的家长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对于孩子未来的健康,他们希望有关方面早日给出一个严谨科学的答复。 ★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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