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用肉体换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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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用肉体换回城？
“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七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在微博和论坛里被疯狂转播；同时，其真实性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一些质疑看起来也很有道理，譬如：“1、大学体检竟有妇检且做数字统计？2、全国知青总数约1600万，安徽哪个县能分得数万知青？……
这些质疑站得住脚吗？这则故事，是真的吗？

2012-04-20 第02期云南知青：失却在橡胶林里的青春
网络上的各种流传，在交待史料来源时大错特错
微博、论坛以及纸媒网站，在转载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并交待史料原始来源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说是来自邓鹏教授编著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甚至有纸媒网站刊文，直接注明文章的作者就是邓鹏先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是一篇1991年发布的报告文学，与2009年才出版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毫无关系。
微博传播，全都注明史料来源是邓鹏《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
邓鹏先生是一位60年代的老知青,现为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编著有知青回忆录系列《无声的群落》。微博在流传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时，将原始史料来源，全都归在邓鹏先生名下。如图所示：

网站在转载相关文章时，错得更离谱，直接注明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是“邓鹏”
这则故事被广泛传播，与一篇名叫《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 女知青失身惊动党中央》的文章有直接的关系，许多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将文章的作者错认为是知青学者邓鹏教授。如图所示：

文章中有一段很离奇的“注”(黑体部分)：“我(本文作者邓鹏)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我们乡的党委书记以谁满足他的要求，谁就可回城为诱，和乡里的多个女知青发生了关系，事情败露后，尽管他有一定的后台，但死罪免了，活罪难逃，去监狱关了好几年。” [详细]编辑遍查《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篇署名为“邓鹏”的文章。
真相：这则故事与邓鹏教授毫无关系，而是出自一篇1991年的报告文学
《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 女知青失身惊动党中央》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邓鹏先生编著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中的内容，至于那个将文章作者定为“邓鹏”的离奇的“注”是谁给加上去的，以及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是谁，是件很难考证的事情。不过，邓鹏先生此书出版时间是2009年10月，而编辑在查索源头的时候发现，早在2008年天涯论坛上就出现了相同的内容[详细]。有意思的是，该帖子中这一句——“我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并没有那个离奇的“注”。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与邓鹏先生及其著作毫无关系，是完全可以确认的。
那么，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究竟是什么呢？编辑力所能及，所能查找到的最早的来源，其实是一篇报告文学。该报告文学名为《被亵渎的青春》，作者“丁雨雨”，收录在一本名为《拥抱战神的孩子们》的知青报告文学集里，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文描写道：
“有些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大夫惊讶地发现，二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旧性裂痕，再准确点说，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除了女知青的数目存在差异以外，其余描述与微博及网文完全一致。在没有找到更早的来源之前，可以暂时认为，这份报告文学，就是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的原始来源。
来源虽然是报告文学，但故事并不见得就是假的
知名媒体人黄章晋先生在微博上对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提出了四点质疑：1、大学体检竟有妇检且做数字统计？2、全国知青总数约1600万，安徽哪个县能分得数万知青？3、据统计，75%的工农兵学员是特权家庭或有背景家庭；4、下乡知青依然是高等人，每个公社都有知青办，当时对诱奸、调戏女知青的处罚通常极重。
就编辑所获得的资料来看，上述几点质疑，其实都站不住脚。
女知青返城上大学被要求检查“处女膜”是实有其事的
当年女知青返城上大学到底要不要被检查“处女膜”？有没有数据统计？答案是：在许多地区，要检查，有统计。编辑查到一份知青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各公社推荐出来参加高考的知青都到县里集中，先是在县医院进行体检。我们先测了身高、体重、视力，再是量血压、听心肺，又过了五官科，现在另一个科室门口的长凳上等候。我见凳上坐的全是女知青，没有男的，检查完毕出来的人又是一个个脸通红的，不晓得这科室里检查个什么名堂。……我慢吞吞地爬到检查台上，直直地躺下。‘脱下裤子，快!’那穿白大褂的女的走过来，带橡皮手套的手上拿了个亮闪闪的器具及一把手电筒。我难为情地脱下裤子。‘屈起膝盖，叉开腿。’她话讲得飞快，动作也飞快，把手中那个器具往我两腿中间冰冷地插了进来。我的天，她这是干吗呀？……后来与其他女知青‘咬耳朵’，才知道所有的女知青，必需通过这道‘处女膜’检查，才能参加文化考试。检查有问题的个别人，暴露了隐私，丢了脸面，罪人似地回生产队去了。”（康雪培，《常家庄插队生活纪实》，收录于《三色土·旅美知青的故事》，休斯敦知青联谊会主编）
编辑还查到一份1979年3月17日《湖南省劳动局、湖南省卫生局、湖南省高等教育局、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的文件，该文件称：
“近来，各地反映，有的单位在招工、招生、征兵，吸收国家干部体检时，要检查未婚女青年的处女膜；有的在审查两性关系案件时，要检查女方处女膜，还有的甚至在逼死人命后还要检查尸体的处女膜。把处女膜松弛和破裂作为不能录取女生，女兵，女职工、女干部的条件和乱搞两性关系的定案依据。这样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有的女青年未被录取，本人和亲属都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蒙受冤屈，甚至含冤自尽。为了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杜绝这类事件再度发生，特作如下通知……”（《检察手册（1978—1981）》，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粗体为编辑所加。）
湖南如此，全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转发了湖南省上述《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通知说道：“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现将湖南省劳动局、湖南省卫生局、湖南省高等教育局，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你们通知所有医疗单位，‘凡是在招工、招生、征兵、吸收国家干部或处理两性关系案件时，一律不准检查未婚女青年处女膜’，违反这一规定的，视其情节，严肃处理。”（《检察手册（1978—1981）》，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粗体为编辑所加）可见，招生、征兵检查处女膜，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
安徽某县有数万知青并非不可能
至于安徽某县是否可能存在数万知青，编辑手头没有安徽各县的县志，故未能查到各县具体安置的知青数量，只能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为什么呢？据金大陆、金光耀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所提供的数据，安徽全省共安置了72.55万知青，安徽现在是56个县，当年区划可能略有出入，但差距不会太大，平均每县万余名知青，并不奇怪，某些县多一些，有个两万多乃至三万，也是有可能的（某县两、三万知青是很常见的，譬如据《丛化县志》记载，广东的丛化县就安置了2.43万知青）；况且知青也并不是平均分配到各县的，条件好的县乡知青云集，穷山恶水则比较寥落，是很常见的现象。安徽某县有数万知青，并不奇怪。
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是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黄章晋先生的第三、四条理由，意思似乎是说女知青相对于下乡所在地的民众乃至干部，仍然是存在身份优势的，是相对强势群体，故而，这类“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事情虽然存在，但并不具备普遍性（编辑的理解，如有误，欢迎纠正）。
但从各种官方披露的资料来看，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的“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占据着最大的份额。譬如，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上海审判志》记载：“197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文件，要求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强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上海县上山下乡办公室1名工作人员，1968年以来利用职权，威逼利诱，强奸女知识青年3名，奸污、猥亵16名。”[详细]
另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可见女知青当年遭受性侵犯，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具体到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当中，对女知青的性侵犯占了一半以上
具体到安徽女知青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据刘小平《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原载《安徽史学》）一文记载：“上山下乡过程中，给知青的生活带来的不幸是不能否认的，其中残害下乡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其中以逼害女知青为最。据怀远县1969年到1973年统计，共发案94起，案由基本是：利用职权，以帮助招工、升学为诱饵对女知青进行奸污，或趁人之危进行强奸，或以物质引诱，以关心生活为幌子。”“据1975年统计，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中，强奸、奸污的有319起，逼婚、诱婚的有61起，殴打、捆绑的有118起，杀害的有5起，非正常死亡的有82人。”如此，可以说，专题开篇所引述的安徽某县“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这一故事，绝非空穴来风。
结语
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女知青的遭遇则是悲剧中的悲剧。如何面对和反思这样的悲剧？这其实涉及到整个文革的历史真相，并不是一、两期策划所能讲清楚的。这里只强调一点：在女知青的肉体上狂欢的，在农村不是农民，在厂矿不是工人，在部队不是战士……是谁呢，是那些基层权力的实际拥有者；那十年里，谁是权力的实际拥者呢？是从上而下的各级“革委会”。所以不难想见，当这些案件被送入基层革委会后，其结局会如何；也不难想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女知青们其实没有选择；更不难想见，何以大量的强奸案，会被办成“通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