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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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
发布时间:2012-04-24 10:19 作者:秦晖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加载中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
　　1951年，青海民和县，分得土地的农民高举土地证，欢呼土改胜利完成

　　文史大讲堂·第13讲

　　主题：从俄国到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时间：2012年3月14日　19：00

　　地点：北京大学

　　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战争”，但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因素吗？国共两党分野是土地改革者和反土地改革者的分野吗？内战期间国民党失人心，共产党得人心是因为分了土地吗？这场内战以共产党胜利告终，这与土改之间是什么关系？

　　国共双方都不太重视“土地问题”

　　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显然有非常大的差异，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要比国民党激进得多。但如果依土地问题分析当时中国各支力量的话，国民党绝不是最保守的。国民党当然是反对暴力土改，但是它的意识形态中还是有所谓“平均地权”的内容。尽管很多人指出，因为国民党基层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因此贯彻这个意识形态有很多阻力，但是不管怎么说，国民党的理论中有这个意识形态。当时认为连和平土改都不必要的保守势力是第三方，所谓的第三方，就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势力，比如民盟。民盟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自由主义者，一部分是传统文化本位派。资本主义经济学强调维护产权，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没收土地这种做法肯定反对；传统文化本位派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认为传统乡村非常美好、和谐，有德高望重乡绅，按照儒家的伦理把这个乡村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乡绅用共产党的话叫做土豪劣绅，而土豪劣绅这个词在国民党的语汇中也同样在使用。所以在土地问题上，共产党最激进，国民党次之，第三方最保守。

　　从1943年到1947年，国共两党为了解决他们的纠纷，进行了非常复杂的谈判，他们谈了许多问题，核心问题就两个，“一个是政权，一个是军队”，无非是共产党可以有多少军队，共产党可以占几把交椅。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当时国共两党都认同，区别在于共产党认为先搞政治民主化再搞军队国家化，就是国民党要先放弃一党专政我才能考虑我的军队怎么处理的问题；而国民党的理论是先搞军队国家化再搞政治民主化，共产党要先把军队交出来，然后我才开始搞民主选举。双方就在这个问题上争得不亦乐乎。除此之外还争了很多问题，甚至国共两党之间花了很长时间探讨怎么治理黄河。1943年到1947年国共谈判的文件有几百万字之多，一个字都没有谈土地问题。

　　中共土改学的不是马克思经典

　　中国的“土改”是学习列宁经验，而非马克思主义。1861年，俄国搞了一次私有化。这次私有化是典型的权贵私有化。用国家权力将农村公社最好的一部分土地割出来交给了权贵。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搞了一次MBO（管理者收购）。当然，1861年的改革从方向上讲是进步的，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给农民自由、把土地解脱出来。但是过程很不公平，这当然就会遗留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典马克思主义假设资本主义会消灭小农，待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以后，小农变成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在这种基础上搞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专制的国家搞土地国有化就是恢复“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非常反动的行为。普列汉诺夫曾经讲：“如果按照民粹派的做法搞人民专制，然后由国家把土地控制起来，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犹如古代中华帝国和秘鲁帝国。”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强调“一定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阶段，”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呼吁资本主义热烈的程度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要高。

　　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更是所谓的“警察式私有化”，就是把1861年以后剩下来这一部分农村公社也解体掉，这就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这种不满被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就此马克思主义者就展开了一场讨论：如何看待农民的不满。农民反对斯托雷平私有化，从本质上看是“开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马克思的理论是“农村公社应该解体”。但是农民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解体方式是剥夺农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列宁便看准了农民的情绪是可以利用的，因此他主张摆脱教条“跟民粹派抢潮头”。

　　俄国土改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功劳

　　1917年，布尔什维克并不控制农村，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城市党，甚至不是一个工人党，而是一个士兵党。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农村没有多少力量。革命在农村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现在的材料显示：“87%的土地分配是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前由农民自发完成，所谓农民自发就是基本上是由农村公社来搞的。”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建立政权时，土地已经分完了。农民不懂什么地主、贫农的阶级划分，更没有搞你死我活，只是把土地拿回来就是了。通过这样一场土改，俄国形成了传统农村公社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讲得简单点，俄国农村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斯托雷平改革以前的状态，绝大部分土地是属于农村公社所有，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发生什么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直到1927年，俄国农村还有95%的土地属于农村公社，私有土地很少，农民集体主义非常发达，这种农民的集体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国家对农民的要求对立，布尔什维克要搞的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就是国家把农村控制起来，农村中的粮食可以随意调走，他要做到的是这一点，他为此就要搞集体农庄。1929年的集体化搞得非常血腥，俄国农民对集体化的抵抗是非常之惨烈的，有人称之为“斯大林的农民战争”，俄国把一百多万富农给流放了。有人说这是极左，从今天看起来也不能简单那么讲，当时之所以搞得那么惨烈，的确和农民的反抗很强烈有关系。为了摧毁这种传统集体主义，要建立官方集体主义，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在农村展开阶级斗争。在俄国阶级斗争不是土改时搞的，而是集体化的时候搞的。

　　1929年的农村革命，实际就是一次在农村中展开阶级斗争，瓦解乡村传统认同，清除民间组织资源，建立高度科层化官方控制体系。这套农村改造模式在俄国不是和土改同时进行，而是和集体化同时进行。但是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了。中国地主绝大多数是2000年私有制下形成的老百姓，只不过是比较富。普通农村和平民地主之间本来怨恨并不大。这与俄国的情况不一样。当时俄国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阶级斗争舆论已经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传到了中国，然后由中国去发动中国的农民对农民进行流血斗争，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的革命史。

　　国民党为“抗战”把农民得罪光了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不喜欢国民党，同情共产党，是抗战期间非常突出的现象。在抗战之前，农民在国共之间的倾向性并不是非常明显，这也是土地革命没有成功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农民的矛盾的确变得很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横征暴敛急剧增加。抗战期间国民党财政状况有了很大变化，抗战以前国民党的财政基本上是靠东南沿海通商城市，那个时候田赋属于地方财政，中央财政是不拿的，但是抗战就不一样了，东南沿海国民党原来一些财政基础都没有了，国民党把它的全部负担移到农村。而且为了解决战时财政问题，抗战刚一开始就实行所谓“田赋收入归中央”，而且为了田赋增收，开始扩张乡村组织，搞了很多基层干部。那时候国民党的基层干部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和共产党搞的农民运动一样，搞“痞子运动”，搞一些很横的人管农村，可以想像这些农村干部做了什么事，主要就是要钱、要粮、要命。当时乡村中有头有脸的人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干这种事，因此国民党基层干部跟农民关系的确很坏。

　　曾经有人统计了民国时期三千多起农民骚乱，绝大部分跟地主地租没有多大关系，都是跟国家的行为有关系，都是跟基层干部的腐败、敲诈勒索、贪污公款有关，一直到土改的时候还是这样。我们党发动“土改”让农民诉苦，看农民诉苦的材料就会发现，绝大部分诉苦诉的并不是周扒皮收了我的地租，基本上诉的都是官府的苦，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所谓的政治压迫，所谓政治压迫就是国家的横征暴敛，而地主经济剥削这种诉苦案件是很少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打仗会增加农民负担，共产党也要打仗，而且共产党打仗负担也是来自于农民，为什么农民同情共产党而反对国民党？农民对共产党最初的好印象就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清廉，统治成本要低。

　　就全国而言，内战期间共产党统治区农民负担平均比国民党统治区更重，因为共产党统治区毕竟比较小，而且穷的地方比较多，国统区地面比较大，还包括江南那些富裕的地方。但是，中国国家财政统一调配能力是很差的，很难从一个地方征收资源用于另外一个地方，而当时国共内战主要涉及地区，比如华北、山东、苏北、陕西、山西，国共两党农村基础都差不多，大家都就地征粮，老百姓还是欢迎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比较腐败，统治成本比共产党要高。

　　暴力土改叫农民纳“投名状”

　　通过打仗来夺取天下，仅仅讲民心向背很重要吗？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讲讲可以，真的要落实在什么条件下才真正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呢？只有民主选举。比如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选举时我就会投共产党一票。但如果是国共两党打仗，即使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我愿不愿意为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战胜者一方与其说要赢得民心，不如说要尽量动员资源。战争胜负归根到底是动员力，不取决于哪一方得到的好感更多，而是取决于哪一方能够为你玩命的人更多。我愿意投你一票，未见得愿为你“抛头颅洒热血”，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虽然老百姓同情共产党，厌恶国民党，这一点不需要土改就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要做到高强度的动员，这个同情是不够的。为了动员资源，就必须要“土改”，这时候的土改含义就不是平分土地了。

　　有人做过统计，整个土改运动中70%的流血是发生在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没有平分土地功能的。什么叫老区？所谓老区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经统治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抗战时期共产党没有搞土改，但是仍然搞的是减租减息，公平负担。总而言之，还是要把地主基本上剥夺了，只不过不搞暴力阶级斗争。到了1946、1947年的时候，土地已经是非常之分散，老区是没有什么土地可分的，但是恰恰是老区土改，几乎是村村流血，没有哪个村是不死人的。

　　很多材料显示，晋绥边区土改流血比较厉害，说那里是康生主持的，所以极左。康生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坏人，因此他搞的土改就比较好说。可是我们要知道，晋绥边区绝不是最左的，绝不是流血最多的。晋冀鲁豫地区土改也是村村死人。说晋绥边区的土改是康生搞的，毛主席不知道，这怎么能服人呢？晋绥边区跟陕甘宁边区只有一河之隔，晋绥边区的两个人就是毛主席派出去的，一个是毛主席的大秘书，一个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当时，《人民日报》在土改动员时曾经登有一个案例，说的是辉县二区南平乐村。这个地方已经搞过好几轮了，都认为搞得差不多了，但是还不够，有几家地主没有斗。最有意思的是说：“如经地（经营地主）张自如，人三口种地产量二一石，每人平均七石，比全村平均数多百分之五。”就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经地丁国平，人九口，地五十一亩四，其实经地丁国平人均收入连平均都达不到，因为通过张自如的例子可以算出平均值，“但是他家的生活不错，因为他有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师，儿子当教员，每月有一笔工资，儿媳妇戴着首饰，穿戴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就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断地查、不断地斗，一定要斗死人。每个村都建立了各项数字统计表，统计显示了群众打死人的数量和斗争果实分配表。斗争果实中土地是很少的。如河南这个土改点，全村两千多亩土地中只有161亩是胜利果实，也就是说有7.2%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可就在这个113户的小村庄就有七个人被群众打死。吴村6000多亩土地，只有500多亩是斗争果实，但是这个村被打死20个人，其中地主14个，还有5个是特务，1个是恶霸，在这个斗争当中有18%的人逃亡了。

　　老区土改出现的逃亡是非常严重的，国共双方都有统计数字，我在台湾看过国民党方面的统计数字，数字差不多，大约是20%。这场土改运动的结果是斗死了2%的人，斗跑了20%的人，这20%的人逃到国民党那里，大家想想会造成什么样后果？这些人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还乡团”。在国民党称他们为匪区难民，怎么对待他们是非常头疼的事。国民党有人主张是武装这批人，支持他们打回去，他们可以成为国军的群众基础，可以提供各种情报等等。后来经过讨论，这个计划被否决了。国民党觉得如果这样做就得罪了80%的人，反而很糟糕。后来的结果证明国民党很失策，不支持这20%的人，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但是如果支持这20%的人，你就和80%的人站在对立面。国民党最后没有组织他们还乡，让他们自谋出路，结果这些人很多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流离失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变成了国民党的反对势力。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流血土改搞到什么地步呢？一个4075人的村子，斗争中打死了25人，其中只有两个人是地主，四个人是富农，其中有10个叫做恶霸中农，有9个叫恶霸贫农，全村被斗争的户达到332户，被斗争1201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862人，其中真积极分子271人。在打死5条人命后，这些半积极、假积极的人都交了投名状，最后不得不变得真积极起来了。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发动不起来了。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一定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动员才可以实现。


　　在土改中分的是谁的土地呢？一部分是地主土地，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分掉农村中的族庙公产，把传统农村中作为传统认同象征的社区公有土地彻底消灭，实现百分之百的土地私有化。这样土改以后的中国农村就变成百分之百的小农私有制。

　　1929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搞集体农庄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要流血成河，付出惨重代价才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小二私”，完全没有集体主义的背景下，却很容易从“一小二私”变成了“一大二公”。俄国1929年集体化的时候爆发了很多农民暴乱，仅仅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就有70万人，苏联出动了大量正规军，出动了飞机、坦克，还出现了红军哗变。但是，中国在集体化过程当中却要平静得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土改中的你死我活，一个方面提供了高强度动员机制，把组织资源高度的一元化；另一方面，把传统的乡村认同一扫而空，使得乡村社会彻底丧失了自主治理能力，以至于到了1960年出现饿死几千万人还基本维持平静。

来源: 《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4月下）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