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理性和反抗性之三 个案的具体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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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偏离主题很远，但是又不得不写。
比如某人上街，维权，被宣传机器说成是自利的，利用机会成名，拿绿卡的小人。那么究竟如何判定他是自利还是为民请命。
这个判定的难点在于反抗收益的量化和风险评估。

某人不反抗的损失是一般是可以计算的，一年多纳了多少税，反抗的收益却很难计算。
反抗有很多结局，反抗失败的情况下有死亡，流亡，成功的情况下，也有死亡，无功名，有功名甚至当皇帝，几乎有无数种结局，难道可以把每种情况的概率都推算出来，一起计算后得出反抗的收益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
即使把反抗的收益计算出来，由于各人对风险阈值的接受程度不同，这种计算也没有意义。
从人的主观角度上判断动机很难，没有操作性。   

这种风险评估的困难也告诉我们，理性和奴性，理性和反抗性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我们只知道2个极端的存在，而理性的范围无法精确定义。

那么究竟有没有客观判断标准？

虽然每个人的风险接受阈值不一样，但保险行业的保金是有市场价格的。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市价，2w的财产未来一年中火灾概率0.00001，而保险金为200元，理性的人会在企图在200以下买，非理性的人则在200以上买。 这说明对于某种可以计量的风险，社会上存在一个
公认的正常风险阈值。   
打个比方，某个人傻不傻，不在于他自己是否认为自己傻，而是看他有没有做社会客观标准的傻事。
1927年国共闹翻，国民党口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个时候加入共产党，那是社会公认的极高风险，主观上动机随便怎么解释，客观上就是个不怕死的革命者。社会名流杨度，早年支持袁世凯称帝，却在1928年入党，这是相当让人钦佩的地方。内战中国民党
军队倒戈，就有投诚和起义的界定，究竟是因大势已去不得不倒戈还是主动向共产党靠拢，存在和战场形势相关的整套客观判断方法，自我标榜的觉悟高低绝不是标准。

这些年来给汪精卫翻案的文章，一般是基于主观动机的：汪精卫忍辱负重，背负汉奸骂名，其实还是为了中国前途考虑，如果不幸日本战胜了，则南京代表中国，中国是战胜国；盟国战胜则重庆代表中国，中国还是战胜国。但汉奸是个事实判断，发自内心的曲线救国动
机无法动摇卖国事实，汪精卫成为汉奸是因为日本败了，如果日本成功吞并了中国，汪则更可能成为洪承畴式的争议人物。
汪精卫的案子则引出了一个问题， 奴性是不是也有适应生存的积极意义？ 如果只在生存底线上比较，奴性和反抗性都是同样的求生本能，奴性绝迹也是放弃了一部分生存机遇。 南京伪政府和重庆政府是中华民族的求生本能的体现，一个是奴性生存，一个是反抗生存。
如果只为生存，反抗性未必比奴性优越，但是人不是牛马，活得有尊严，这样的追求才是理想主义反抗的积极意义。
如果史上日本胜利了，南京伪政府成了代表的中国的合法政府，反抗理想就死了吗？也不是，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通过奴性获得了生存，但是摆脱奴役的斗争立刻会开始，不一定会是战争的形式，更可能是和平斗争。

当代的客观判断标准用在具体的人身上，比如胡佳高智晟滕彪等等维权人士，动机是爱国救国，维权不惜被绑架坐牢，这是一种公认得不偿失的非理性自利的行为，所以我们确定这些人是真爱国，真理想。再比如施一公回国，他标榜动机是爱国救国，却被当局宣传成榜样，名利双收，这种情况下客观标准失灵，主观动机就带来了争议，谁知道他的爱国是真的还是假的？ 同样，杨振宁的爱国也是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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