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理性和反抗性之四 共产党是怎么取胜，克服奴性

jp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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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某一种社会制度比现有的好，只是解决了未来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从现有的到另外一种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动力学问题，通过怎么样的路径才能达成，路径有很多种，哪种最节约能量。
这个比方类似于化学上的合成方法，首先某种分子结构能量低，能够稳定存在，确定合成的目的，然后则是研究合成的路径，解决现有材料合成目标物质的动力学过程。石墨是碳元素，软而黑，钻石也是碳元素，最坚硬的美丽宝石，人类已经探索了一百多年，怎么从把
石墨转变成钻石，要用高温高压，耗费巨大能量作为手段，现在虽然可以合成小颗粒工业钻石，离宝石级别的钻石尚有距离。

探索社会改良也是类似的科学探索，只是这种实验的代价是流血，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代表了乌托邦主义的失败，也是暴力手段的失败，但是共产党社会动员的方法，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在前文里面提到，当奴性不反抗已经成为奴隶群体自保的手段时，共产党如何破局？
人大都理性自利，社会改良则是类似于公共产品的东西，你不掏钱不冒险也能享受成果，如果人人都只想搭车，革命不就散伙了？

共产党的先天优势，是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方兴未衰，这是灵魂，实际则是一场宗教运动，共产主义就是先验的上帝，真理，领袖是先知，人间天国就是人类的救赎，武装斗争则是圣战当年的仁人志士相信这个东西能救国救民，才毅然投身共产革命，理想主义者过去为忠诚，宗教，真理赴汤蹈火，入共产圣教就可以盲从先知，不择手段，粉身碎骨只为共产主义成功。

共产主义是入世到极致的宗教，它对未来的乌托邦社会有一整套说法，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按需分配等等。老百姓是奴性不错，对“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已经有了充分的抵抗力，共产主义运动却给了从来都没有的美好许诺，奴性并不代表完全甘愿被奴役，如果看到希
望，共产党和过去的造反头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的人造反只为自己富贵，而共产党真的为老百姓打天下。  奴性的破局，关键在共产党那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  
如果要破今天的奴性的局，则必须重新组织一套意识形态，一套新的革命许诺，和历史上所有造反派不一样，和最近的共产党尤其要不一样，共产党给奴隶们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了，所以极左派是没有前途的。

怎么对付搭车心理？
人人搭车，革命就只剩下几个理想主义骨干，这种小规模的骨干未必就没有作为--历史上这样的精英骨干组织搞了不少极端手段，绑架暗杀爆破，确实有时候也起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共产党的目标不是这种小规模恐怖团体，共产党必须搞一场社会动员，少数理想主义
者是领导，种子，革命生根发芽，必须带动广大的旁观者加入，这样雪球越滚越大，党组织根据地才能遍地开花。
社会中公共产品的悖论要靠政府来解决，革命中如何让搭车的上车，则要依靠革命组织方法。

中共是苏共的徒弟，党组织怎么建立，发展成员，运行，怎么传递情报，绑票暗杀都由苏共或者说共产国际手把手教。城市活动的地下党即是宗教组织，也是公司，不过这个公司运行的目的不是利润。党组织的活动一方面是寻找经费，合法或者非法的经营活动敲诈勒索
，1930年之前城市活动的主要经费则来源于共产国际，顺便说一下，中共老师布尔什维克不仅不忌惮接受德国马克，也善于打劫银行，斯大林本来就是个劫匪。
党组织的另一方面的活动就是怎么把这笔钱花出去，地下党也是一种谋生手段，收入不低于产业工人，高层还可以包养情妇，天天下馆子。党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活动，有时候这种活动是看似无聊的，高风险的接头，聚集开会，发传单，但是无论压力多大，这种活动不
能停止，这是共产圣教的祈祷和教会聚会，保持宗教凝聚力的诀窍。地下党就像蘑菇，蘑菇的"根“的菌丝遍布地下是看不见的，一旦条件合适，比如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产党武装工人组织城市暴动是地下菌丝体上长出来的蘑菇，如果条件不合适，广州起义，南昌起
义失败以后，菌丝就继续蛰伏地下，虽然不长地上蘑菇，地下菌丝的生长也不能停止。革命组织就像蘑菇这样的生命体，壮大时是新生的菌丝多于老死的，缩减时则是新生少于老死的，革命组织的生命就在于不停的活动，一旦停止，就意味整个生命体的死亡。  
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中央仍然坚持在上海活动，第一原因是租界银行可以兑现共产国际的支票，第二则是城市斗争是当时中共观念中的唯一正当的活动方式，当时农村虽然有菌丝生长，中共中央却不认为农村这种培养基能孵育出共产大蘑菇。

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共的创举，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农村是经济上，政治上几乎隔离于城市的，共产主义菌丝找到了合适的培养基。共产党的上山只是权宜之计，断了共产国际的经费，必须找到新的生存方法。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但穷山恶水不养人，所以没待多长时间
就到瑞金去了。江西南部的农村没有经过大的革命和战乱，民间财富没有被消耗，这就是江西苏区的生存基础。首先把地主老财家里的元宝大洋挖出来，武装壮大队伍，然后控制稳定的地盘征税，吃完了财富存量再吃增量。土改的目的或许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耕者有其
田，实践中则是农村动员的方法。先培训少量积极分子--常常是农村里游手好闲的赤贫户，二流子，用阶级斗争武装起来，破除宗族，邻里观念，一个村里里哪家富，哪家有余财是瞒不住本村人的，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红军的军费就有了着落。红军路过的地方也常常用
直接勒索的方法要钱，留下白条一张，三反五反时就有地主拿出徐向前亲笔的收据以证明曾资助革命以免一死。如果在红军能稳定控制的地方，则可以土改，江西苏区的土改是激进的，富农分坏地，地主不分地，所以富农地主都跑到城里去组织还乡团了。土改通常不提
高农业产量（经济学问题，这里不详述），但是可以起到土地重新丈量，核实税基的作用，同乡宗族隐瞒田产是普遍的事情，但是少量本村的积极分子可以把这些田产都挖出来，历朝历代丈量土地的难题，被共产党轻易攻克了。到这里解释了红军是怎么挖财富存量，而
且为什么挖得比其他的割据武装要多。国民政府的统治从来没有倾彻到自然村以下，而共产党通过土改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同样大小的地盘，一个普通的军阀只能动员5万兵，而红军可以动员10万20万兵。这是组织的技巧，意识形态的伟大之处，国民党式的动员类似于燃
烧，化学反应，只涉及原子以上的结构，而共产党式的动员则是原子裂变。 共产党的赢，国民党的输，关键不在人心，而在能不能动员人力，物力。

  江西苏区是依靠农村财富存量生存的，当国民党集中力量围剿，苏区无法继续扩张的时候，培养基的养分被共产菌丝吸干了，怎么办？ 苏区有没有能够依靠征税来形成连续的现金流？ 瑞金苏区失败了，土改激进到一年分几次地，彻底破坏了农业生产，第五次反围剿
期间，苏区的土地已经大量抛荒，土地产权如果不稳定，谁能安心种地。第五次反围剿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经济源头的失败，即使换毛主席领导，也无回天之力。到陕北之后的共产党不像瑞金苏区时那么激进了，除了继续进行农村动员，也不放弃一切财源，包括与日
占区交易鸦片。  

  前面解释了共产党的生存壮大取胜的基础---宗教圣战组织和原子裂变式的农村动员方式，这告诉我们共产党的经费，革命者的薪金是怎么来的，但是仍然没有解释旁观者为什么要上革命的车？ 赚钱生存的路子很多，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八路红军几乎是不发饷的，为
什么滚雪球般越滚越多？
  打个有趣的比方，共产主义革命是辆车停在路边，车上车下都有人在招呼，加入我们吧，救国，抗日。路人甲看车很漂亮，人也很热情，停下来加入“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突然车上的人一喊，大家看脚下，白线内和踩到白线的都算上车了，路人甲路人乙低头一看，
正踩在模模糊糊的白线上，这时候警察来了，路人甲乙慌忙中上车逃走。
  共产党有很多边缘组织，主题可以是抗日的，搞学术的，文学的，或者讨论风花雪月的，工人识字班，当然包括工会，不接触不知道底细，出于感兴趣接触或者亲朋好友介绍，不小心在家里放了几份进步报刊，或者写了几篇文章印了铅字，或者有意无意被国民政府的暴力机关找了麻烦，这时候就有人告诉你，你已经入伙，没有退路了，然后就是培训洗脑，正式加入共产圣教。虔诚到一定标准的人则会继续拉亲朋好友好友入教，发展下线。如果是刚刚加入共产党边缘组织的人被军统中统查获，悔过书中一定会写：误交匪人，误读匪书，一时失足，终身悔悟，这样的话。

   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青年加入救国，或者抗日的任何组织，都有一定几率上共产党的车。台湾大特务古正文，当年的北大爱国学生，为了抗日救国，一开始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被俘才投入军统，更多的人一开始入了共产党的组织，就再没有出来。电视剧《潜伏》
里的爱国青年余则成，一开始偶然加入了军统的学习班，按照共产党的观点，这是有抱负的失足青年，当然是要挽救的。争取余则成有几条路线，一个是他的上司，师傅吕某，地下党军统双料谍，这条线还没有启用吕就被日伪特工杀害了，另一条线则是他的女友左蓝，
新华社记者，地下党员，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会不知道余几乎半公开的军统特工身份？爱国青年余则成对左蓝感情可能有十分的真实，但是左蓝女士心中是几分爱情几分革命事业？利用感情发展新信徒，这种事情共产党做得，今天的基督教会也屡见不鲜。余则成
被女友拉下了水，如果他没有--还有第三条第四条线出来争取他。余刚下水时还是觉悟不高的没有退路的小白，革命为爱情；后来则发展成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为共产主义。
  
   共产党在农村也是类似的手段，甚至更简单些，积极分子带头打了土豪，银元充军费，细软归积极分子，钉耙锄头被子衣服一些余粮分给农民，有条件则分土地。共产党员召集农民开会：“农民兄弟们，你们已经没有退路啦，地也分了，浮财大家都拿了，地主挨了你们每个人的鞭子，还乡团不会放过你们的，加入红军吧，保卫苏维埃，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 除非跟着地主逃走，农民没有不参与的选择。

   集中营劳改营中的一种常用反抗手段就是，一个两个积极反抗分子制服一个看守，然后让旁观的囚徒每人都来打一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反抗团体。 这就是共产党的手段，用尽一切办法让旁观者上车。

  共产党有绝妙的拉人入伙的手段，又怎么样保持党员的忠诚？

  完全理想主义革命者的忠诚是可以信任的，但革命队伍壮大必须有多数理性人的参与。国民党显然有更多的荣华富贵可以许诺，怎么才能防止党员的理性出卖？共产党作为宗教组织，有能力培养远高于正常比例的死士；共产党同时又是世俗的政治组织，当然不会放弃世俗的手段。 共产党对叛徒的惩治手段类似于黑手党。黑手党的忠诚要靠微观上的超级暴力来维系，就是远远超过政府专政机关的暴力。某意大利黑手党成员对警察招了供，当天晚上全家死绝，女性全被奸杀。这种事情警察做不出来，只有法西斯的超超级暴力才打压住了黑手党。
  顾顺章案可谓惩治叛徒的典范。这是博讯上的海棠村掘尸案：
  『周恩来于获悉顾顺章遭捕自新后，立即指挥原任顾之助手红队科长王世德（化名王竹友），将其全家八口岳父母、 妻子、内弟等全部勒毙，埋尸于法租界爱棠村十一号屋内灭迹。不料于顾案发生四个月后，即一九三一年八月，该王世德亦为调查科捕获，经供述上项
情 事，当由调查科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会同按址发掘尸体，租界当局初不置信，经过确切保证之后，始获同意进行发掘，因此事为新闻界所悉，消息传布出去，致发掘工作进行之时，市民挤满墙头，树上围观，在充满惊骇与怀疑气氛之下，一尺复 一尺的挖下去，
于种植花草毫无痕迹之院内，深掘至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顾之全家大小八具尸体 ，全市为之震惊。以后据王世德所供，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功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继续从事发掘，结果又掘得三十九具尸体，大多数是共党所谓动摇或叛变份子，由周
恩来命王世德等所杀害的。』

   全家灭口，就地埋尸，这种事当时的中统大概也做不出来，周恩来放过了顾顺章家的一个十二岁小孩，结果这个小孩子几个月后在大街上认出了王世德，导致王世德被捕，埋尸案才得轰动全国。一个小孩子坏了事，究竟是谁在报复谁，就像巴以冲突一样难解难分。前
面提到的电视剧《潜伏》里面也有追杀叛徒情节，”绝不能让顾顺章的教训重演。” 主角余则成的红颜知己晚秋知道了主角身份，余的地下党联络员第一反应就是灭口，这时候余自己担保，以威胁到整个地下交通线的代价送晚秋去延安，真实世界中的晚秋10个有8个都得
无辜送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忠诚的代价是一条命，不忠诚的代价则是是全家老小。

  共产党曾经不择手段的解决了革命的动力学问题。这篇文章主要集中于解读共产党如何动员，如何破奴性这个僵局。社会改良如果仅限于少数积极分子，很难成功，如何让理性的搭车者，旁观者参与，动员社会潜力，发展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运动，共产党是今天的改
良者的老师。共产党的某些手段是今天所无法接受的，我反对这些暴力手段，写出来只是为了把问题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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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i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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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的保甲连坐，补充一个想法。国共战争时期，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国军成建制投诚的案例远远大于共军成建制投诚的案例（如果有的话）；相反的，双方个别投诚的案例相差不是很大，级别上甚至中共投诚的还要高（张国焘），就算党国没落到了台湾，叛逃台湾的也比叛逃大陆的为多。

给定中共严酷的保甲连坐，以上两种叛逃的结构性差别也就不难解释了。集体叛逃，条件是集体中的所有个体都敢于放弃家眷，这个概率很小；个体叛逃，这个国共双方概率相当。因此，所谓共军官兵的忠诚度普遍的高于国军官兵，因此才没有成建制叛逃，这个基本是扯淡了。

【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论证某一种社会制度比现有的好，只是解决了未来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从现有的到另外一种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动力学问题，通过怎么样的路径才能达成，路径有很多种，哪种最节约能量。
: 这个比方类似于化学上的合成方法，首先某种分子结构能量低，能够稳定存在，确定合成的目的，然后则是研究合成的路径，解决现有材料合成目标物质的动力学过程。石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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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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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给你一个解释，

国军和共军的组织结构是不一样的，国军不是严格的现代军队，而是有严重封建残余的军队。国军军官往往把军队视为私产，而军队内部的忠诚则指向每个级别的长官，而不是国家或者意识形态，所以国军的有嫡系杂牌之分，中央军的待遇远高于地方杂牌。 国军不同体系的部队之间几乎无法调换指挥官，作战的时候又会各自保存实力，以至于各个击破。

共军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是宗教圣战军，一方面则是现代军队，共军的士兵军官忠诚对象不是长官，而是意识形态。所以共军的山头主义远低于国军，没有保存实力，牺牲友军这样的混帐事。

  国军要投诚容易，师长是军长带出来的小弟，团长是师长带出来的小弟，按级别递推，最后把兵都带走， 共军的高级军官投诚，甚至连警卫员都带不走。这就是封建军队和现代军队的区别。战斗力差别可想而知。

  
【 在 posteriori (post) 的大作中提到: 】
: 关于中共的保甲连坐，补充一个想法。国共战争时期，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国军成建制投诚的案例远远大于共军成建制投诚的案例（如果有的话）；相反的，双方个别投诚的案例相差不是很大，级别上甚至中共投诚的还要高（张国焘），就算党国没落到了台湾，叛逃台湾的也比叛逃大陆的为多。
: 给定中共严酷的保甲连坐，以上两种叛逃的结构性差别也就不难解释了。集体叛逃，条件是集体中的所有个体都敢于放弃家眷，这个概率很小；个体叛逃，这个国共双方概率相当。因此，所谓共军官兵的忠诚度普遍的高于国军官兵，因此才没有成建制叛逃，这个基本是扯淡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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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i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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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也是一个说法了。不过国军兵将之间的哥们义气，未必就大得过他们对家小的顾忌吧？他们敢于投诚，我看主要的原因还是党国那边，连坐不够严厉了。

共军那边，如果仅仅是对意识形态的忠诚，那么很难解释个别投诚国军的为数并不少，级别并不低。对连坐的恐惧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是因为就个体来讲，花时间法门在投诚之前安顿家眷，这比整个建制内的将士都“同时”安顿好了家眷，操作起来难度要小得多，概率要高得多。

【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个我给你一个解释，
:  国军和共军的组织结构是不一样的，国军不是严格的现代军队，而是有严重封建残余的军队。国军军官往往把军队视为私产，而军队内部的忠诚则指向每个级别的长官，而不是国家或者意识形态，所以国军的有嫡系杂牌之分，中央军的待遇远高于地方杂牌。 国军不同体系的部队之间几乎无法调换指挥官，作战的时候又会各自保存实力，以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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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134.225.0.0]

※ 修改:．posteriori 于 Jan 27 23:51:46 修改本文．[FROM: 134.225.0.0]

Blue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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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

动员的方式：
1， 经济刺激；主要是指土改。
2，为核心成员提供人生目标和实现的方式，就是乌托邦的实现；解放妇女，废除旧式包办婚姻等等，并为他们提供社交活动场所和机会，满足核心成员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和爱的需要。对核心成员，经济动力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出自富裕和知识分子家庭。
3，利用人的从众心理，和心理压力，就是身边的人变红了，自己也就红了，并不是很情愿和主动的。
4，威胁，恐吓，谋杀等一系列强制手段，拉人入党，和防止人退出党。

我的那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一个假设，就是Wilson 提出的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社会运动动员的问题如何被共产党克服的。
是利用看到的当时共产党土改时候的历史的文章和书籍。在第一点和第三点上和讲述的历史有相似之处。第二点我当时没有提，是因为觉得核心人物就不需要动员了。不过现在觉得，还是重要的。当时几乎可以说有一个宣传机制源源不断地制造跟随者。但是，这一点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舆论环境较为宽松的缘故：国民革命成功，新文化运动，国共合作等等，都给传播革命和改良思想提供了土壤和空间。
第四点，我忽略了，因为当时我只专注于土改去了。其实延安整风等等，都是清除异己的运动，在共产党新生期，列宁主义就是指导思想，强调组织纪律，定期清党，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内部也搞恐怖主义，其实就是维护一种独裁专制有等级的体制文化。

总的来说，共产主义的动员方式和德国等地的法西斯的动员几乎完全相同。

【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论证某一种社会制度比现有的好，只是解决了未来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从现有的到另外一种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动力学问题，通过怎么样的路径才能达成，路径有很多种，哪种最节约能量。
: 这个比方类似于化学上的合成方法，首先某种分子结构能量低，能够稳定存在，确定合成的目的，然后则是研究合成的路径，解决现有材料合成目标物质的动力学过程。石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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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j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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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土共产生的初期，其模式像极了一个神秘宗教和严密黑社会的结合体
到了今天，共产圣教教义破产，就以合法化的黑社会模式，以及赋予金钱利益的辅助手段，维系其继续的生存
黑社会也会与时并进嘛

【 在 BlueOrange 的大作中提到: 】
: 很不错。
: 动员的方式：
: 1， 经济刺激；主要是指土改。
: 2，为核心成员提供人生目标和实现的方式，就是乌托邦的实现；解放妇女，废除旧式包办婚姻等等，并为他们提供社交活动场所和机会，满足核心成员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和爱的需要。对核心成员，经济动力不是主要原因，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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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h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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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篇相关的文章作参考。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browse_thread/thread/7ed69140b1c1c9ad
原作者 penzer 发表于 lqqm

小组 >> 学术  / 文学  >> 文学和历史爱好者 –> 谈谈共军是怎样抓壮丁的
作者名:pkuxz 发表日期:2007-6-9 0:10:58

http://www.zker.cn/Group/Article/7281

　　有些革命同志口口声声控诉万恶的蒋匪军以多么多么不人道的方法抓壮丁，好像共军抓壮丁就是文明的人道的，其实不然，蒋匪军抓壮丁总还算是照章办事，大批壮丁死亡，考虑到当时恶劣的条件，多少还情由可愿，而共军抓壮丁就不然了，坑蒙拐骗，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　　

在共军建立初期，共军除了从国军拉来的人以外，主要就是吸收各地地痞氓兵痞，黑社会分子，直到上了井岗山，共军的成分主要还是农民加流氓，老毛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说：“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当时的共军和黑社会组织哥老会走的很近，有段时间还喊出了那里有红军那里就有哥老会的口号，基本上就是同气连枝了（见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

　　后来共军有了地盘，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原来的地痞流氓的军纪太坏，以至于“ 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见《井冈山的斗争》），二方面，共军需要扩编，所以就大搞扩红，那么怎么扩红呢？

　　一是鼓动。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兴国县大地乡曾一次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对于经过屡次动员而无动于衷的农民则组织“儿童团，耻笑队，宣传三四次不去便耻笑他”（《长冈乡调查》）。

　　二是利诱。一九二八年湘赣边区《土地法》中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雇人代种的标准是：农忙时每家帮二十五个工，平时平均每家帮十个工。红属帮助红属，每天需付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能得两毛，群众帮助红属则不付钱。而遍布苏区各乡的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只有红属才给赊帐。货缺时，红属先卖，减价百分之五，社员后卖，不减价，非社员再后卖。其粮食调济局，卖出时先卖红属，再卖给困难群众。卖给群众要扣除损耗。红属无钱可以借粮，秋后归还，不取利息。无疑，这样的优惠条件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农民有著极大的诱力。

　　三是征兵。苏维埃《宪法大纲》就规定了“实行征兵制度”，苏区的征兵就是通过强行摊派兵额，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关于扩大红军一节中就有生动记载：在“扩红”会议上，“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这至少说明有一部份农民参加红军并非是出于自愿。

　　四是收编俘虏。通过宣传鼓动、利诱和胁迫，一些农村甚至出现了男子都当兵吃粮的局面，如兴国县长冈乡十六至四十五岁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做工作三百二十人。才溪乡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男人五百五十五人，当红军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岁七百六十五人，当红军四百四十二人。未参加红军的在乡男子也编入赤卫队、儿童团，如长冈乡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岁男子编赤卫军一排，全乡六十六人，除重病残废二十人外，全部编入。同龄女子编赤卫军一连，全乡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残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十六至二十三岁青年编少队一大队，男女合编，全乡一百零一人，除病残十五人外，一律编入。所以就必须再收编俘虏了。

被参加红军的部分彝族人在陕北
　　

那么这些淳朴的农民在加入了共军以后，是否能够享受到革命同志宣称的同志般的关爱呢？不然！当时的共军，军官对士兵动不动就打骂体罚，甚至于上私刑，士兵生活极其悲惨，不断有士兵因为无法忍受而逃跑。

　　老毛在《废止肉刑问题》一文中披露：“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子，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体罚虐待，使下级兵士不无法忍受，纷纷出逃。如长冈乡一次逃兵七人，下才溪一次逃兵就有二十五人。迫使各乡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成立以苏维埃干部、红属妇女和儿童团组成为宣传队、突击队，在各乡开展逃兵归队活动。”

　　共军抓壮丁，有一个秘诀，后来成了共军得天下的法宝之一，那就是土改，不过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分地，而是斗地主斗富农，反正就是要人斗人，斗得鸡飞狗跳，鲜血横流。实际上就是用各种方法制造矛盾，让一部分农民和另外一部分农民结下血仇，然后这部分农民为了活命，就只好死心塌地跟共军跑了，替共军打天下卖命，这其实就是逼上梁山的现代版。但是这种手法的残忍性和反动性也是举世罕见，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说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暴行，毫不为过。

　　关于土改，这里就谈谈内战时期，共军是如何利用血腥土改达到逼人上梁山的目的的。以及土改中的种种暴行。

　　实际上在华北的很多地方，因为经过共军的长期管制，所以这里的土地矛盾和两极分化已经很小了，很多地方的地主几乎都没有了，连富农也没几个，就只有些中农，这些中农的生存状态不过就是有几亩地，不雇工，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去，生活水平和现在下岗工人差不多。结果呢，在胶东等很多地方，这些人就要全家被杀，还要斩草除根，不但家中子女全部杀光，孕妇肚子里婴儿也要切开肚子摔死。烟台的共军老兵孙佑杰写了一本书，详细的描写了胶东土改，包括种种血腥内幕，可惜没有一个出版社敢于出版，不过有兴趣的人可以和他联系，先睹为快。

　　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残暴的手法，而不是像日后陈诚在台湾的那种和平土改（事实上台湾的和平土改代价低的多，效果也更好），那完全是因为土改是为抓壮丁服务的，如果抓不到壮丁，共军的土改就毫无意义，而只有暴力土改才能起到拖人下水的作用，这招只能用“阴毒”二字来形容。

　　 1946年，内战爆发之时，共军的抓壮丁并不顺利，大家都渴望和平，不希望内战，所以在共产区，并没有多少人甘心加入共军，替共军打天下，很多地方要靠抽签强行摊派抓壮丁（见《任河 正党支部工作中的思想领导和群众路线》），在这种情形下，不扭转人们的情绪，激起根据地老百姓对蒋匪军的敌忾心，仗就难以打赢。按一般军事学的常识，战争动员是需要仇恨的，国内战争不同于民族战争，为了能与国民党一决雄雌，原有的组织动员体制显然不能适应现实战争的需要，如果不形成两大极端阶层的对立和敌视，是不足以使处于明显弱势的己方取得胜利，这两极，一极是底层劳苦大众，一极是地主阶级，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样，离农民相当远的蒋介石就通过地主阶级这个中介，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敌人。“使农民认识到老蒋小蒋的联系，自觉地参军参战，打垮大老蒋的进攻。”（见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 30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地主给你斗的，甚至有些地方，别说地主，富农都没两个，那也没关系，没有富农有中农，不行的话什么小商小贩也可以抓来斗，反正对象总是有的。渤海区惠民市，在渤海土地会议期间，会内会外结合。王力的土改工作团在惠民城里搞了一个斗争会，把李震等受批判的干部弄到现场去受教育，眼看着一个靠炸鱼炸虾挣钱的小商贩在现场给活活打死了。这就是康生、王力在土改中树的样板。据档案馆所存《关于惠民市土改复查中乱打乱杀典型事例调查》报告称，惠民市共打死 150余人，其中有一般的农民，甚至还有中共的干部。沾化县8个区4739个被斗户中，有1648户是中农，占三分之一还多。在这种恐怖气氛下，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区逃往敌占区者达万余人，在这种红色恐怖下，人人自危，百姓争相逃命，逃离共产区，其中不少是纯粹的劳动人民。

　　通过这种手法，原本是和睦相处的乡亲邻里，转眼间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俗话说 “杀人尝命，血债血尝”，那些因为红色恐怖而家破人亡，被迫被井离乡的人，当然对斗他们的人充满了仇恨，这时候，党妈的干部就不失时机的告诉那些糊里糊涂结了仇家的农民，他们只有跟着党妈干革命才有出路，陈伯达，曾经将土地改革运动所有的过程，总结为 11个步骤：

第一步，调查研究，确定斗争纲领。第二步，派工作团（队）下农村。第三步，下乡的工作团要将已定之斗争口号公开宣传（演讲、打铜锣、写标语）。第四步，分头串联，找“真正”的贫雇农谈话做工作。第五步，纠合积极分子组织核心小组（贫雇农小组），让小组成员再分头串联。第六步，将串联来的人们组织起来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斗争分配土地以及浮财的问题，成立事实上的贫农团。第七步，以贫农团或者小组为领导核心，召开大会成立农会，建立新的、或者说运动时的基层权力架构。第八步，正式开展土改斗争。第九步，在斗争中考察积极分子，将最有斗争性和有办法的吸收入党，为进入巩固阶段（即后运动时期）恢复基层政权做准备。第十步，将有工作队的村庄土改运动，推行扩展到周围村庄去，形成联庄斗争。第十一步，开庆祝会和总结会，同时，土改的积极分子变成了“干部”。（见陈伯达：《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的一般过程与步骤》）

　　这十一步最关键的就是工作队发动边缘群体，建立运动核心组织，成立或者改组农会，开斗争大会。其中“诉苦”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往往土改工作队一下去，就找那些衣衫最褴褛的人和钻最破烂的房子（后来“四清”和“社教”运动中，工作队依然沿袭这种运动模式，结果找到最褴褛的人往往是当年的地主），千方百计想办法激起他们对自身苦情的感觉，对新老精英的愤恨。然后就是一连串的诉苦：个别诉，小会诉，大会诉，小会诉苦往往是大会的预演，演习得熟练了，就到大会面对地主当面诉，这时往往免不了要伴随一点暴力。诉苦是为了控诉，是制造“空气”（当时的用语，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氛围），形成运动剧场的必要的手段和构件。

用土改高潮时冀中区的土改总结报告的话来说，就是 “诉苦过程由小而大，小组诉、大会诉、到处串通，反复的诉，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头越大，大家宣誓结成巩固的阵营，浩浩荡荡游行示威，燃烧着遏止不住的斗争怒火，理直气壮的去找地主斗争，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见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群众路线研究》）真正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还要靠斗争大会的最后一击，凡是开得成功的大会无一例外地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布置，工作队（团）和骨干成员分布于群众中间，什么人先发言什么人跟上（见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群众路线研究》）“谁打头炮谁打二炮”），什么人负责喊口号，在什么时候喊都要预先布置好。如果有人开斗争会时不来，就可能被指为地主的“ 狗腿子”，因而遭到斗争。（在斗争中被斗对象被戴高帽、挂牌子甚至像开明绅士牛友兰一样被穿上鼻子拉着游街，遭受种种人格侮辱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运动的组织者而言，必须尽可能多地打掉这些旧精英的 “威风”（像牛这样在根据地有身份地位的乡绅，就更是要采取非常手段），不让这些人颜面扫地，群众就难以发动起来，不敢面对面地开展斗争。

在斗争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肉刑和乱杀现象实际上也是群众运动的必然产物，在“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头越大，”的当口，动手开打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事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运动的组织者所希望的事情，有的时候不仅鼓励人们开打，而且当场杀人，甚至开膛破肚也不罕见。（见《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46），第80—81页）在竞相诉苦，哭声一片，怒吼连连，群情激愤的时候，人们情绪相互感染，不断升温，再有一些“勇敢分子”大胆出手，还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这时的人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定的剧场，主演们的表演感染着所有的人，人人（除了被斗者）都投入到剧情中，互相感染着，激励着，仇恨开始叠加，愤怒自然升级，群体一致的行动，高昂的情绪赋予了人们表演的“正当性”，驱使着人们做出平时根本无法想象的恐怖之举，剧场效应使得参与者不知不觉中步入了带有血型味的狂欢。

更可怕的场景往往发生在联村斗争的时候，实际的操作中，联村斗争往往变成了村与村之间互相斗，最后发展为以区和县为单位相互“扫堂子”，甚至用上了当年日本人对付根据地的用语，搞上万、数万人的“联合扫荡”。由于没了地缘和血缘的顾忌，往往火药味和血腥味更足，群众运动这时就已经变成了“运动群众”，往往经过联村斗争，群众就真的被运动起来了（晋察冀阜平县，搞联村斗争，仅1947年5月的半个月，就杀掉 130多人。见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第115页），但是后果是造成村际的矛盾，经年难以消除，不过为了造成合适的“空气”，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当然，光诉苦情开大会而不给物质上的实惠依然不足以动员起人们参加斗争，所以，必须满足边缘群体的需求，成为土改运动的一条基本原则，比起这条原则来，其他的政策（包括不能侵犯中农利益的政策原则）要显得苍白得多。晋冀鲁豫的武安九区的土改经验总结倒是说了句实话：“中农平均产量超过贫雇农平均产量的一倍以上，不动中农就很难填补起来，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很难不再犯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见《土改与整党文献》，第二集）事实上，太多的过火行为的发生，与尽量满足边缘群体（贫雇农）需求的运动原则有直接的关系。在实际的运动中，那些被发动起来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其中有过劣迹的“勇敢分子”（不是运动组织者对流氓和二流子情有独钟，而是那些真正的贫雇农往往很懦弱，甚至是一些老弱呆痴，根本满足不了运动的需要），往往对浮财比对土地更感兴趣，在河北饶阳的五公村，工作队要求“穷人中最穷的人”在斗争对象（包括可能的对象）家门口布上警戒线，规定凡肯前往监视的人有权拥有这些人家的浮财。（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译本，第139—140页）事实上，土改中更多的肉刑都发生在逼索“藏匿的”浮财上，如果在一个斗争对象身上起出了一副银镯子，那么大家就幻想着在其他的斗争对象身上都能起副银镯子。

到了旧精英已经被斗倒，没有油水可榨的时候，对中农的侵犯也就不可避免了，“斗了地主斗富农，斗了富农斗中农”，“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当时流行的谣谚，其实并不只是谣谚。后来的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们认为，土改运动最大的过火和偏向就是触犯了中农的利益（普遍的乱打乱杀似乎倒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多一笔带过）。事实上，对中农（即自耕农）的侵犯，往往是由于成分的错划。划成分的来源显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放在中国农村这样的环境里，阶级概念原来的社会和经济内涵已然走了味，即使按运动稳定期的阶级划分，所谓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富裕中农与一般中农之间的区分也是不甚清晰的（实际上，土改后期的成分的确定（纠错以后），主要还是凭借农民的感官认识——对穷与富的基本判别），更何况在“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运动高潮，为了满足“群众”（实际上贫雇农积极分子）的要求，划成分就无一例外地成为催化运动的一剂良方（实际上，从运动一开始，根据地的阶级划分就是脱离实际的，在1946年居然会以1936年的土地财富状况来划，所定的地主其实只是十年前的地主，与强调贫雇农路线一样，根据地的地主阶级也有了建构的因素）。

　　阶级成分划分尺度的混乱，某种意义上是主导者有意为之，在实际的操作中，人的财富、土地、祖先、历史，以及态度、行为等等都成了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晋绥兴县后木栏杆村是土改的典型，该村划分成分的标准就有“三代历史”、“生活状况”、“有无剥削”、“政治态度”等多种（直到1948年2月，战争动员的压力减小之后，中共中央才出台了早在苏维埃时期就定好的阶级划分标准）。划谁不划谁，怎么划，完全由贫农团一手包办，上级的工作队不仅听之任之，甚至加以鼓励。成分的划分，既成了制造恐慌，驱使人们投身运动的大棒和胡罗卜，又是满足积极分子主要杠杆。在运动高潮中，普遍存在着多划“封建”（地主富农）的偏向，光一个地主成分就有恶霸地主、特务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下坡地主、化形地主等等各种名目，有的地方，划出的斗争对象全叫地主（虽然政策上地主富农对待有区别，但在实际运动中，都是挨斗被剥夺）。晋绥解放区兴县后木栏杆村是晋绥土改复查运动的典型，全村53户人家，划出了21户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 38.84%。（《关于兴县后木栏杆自然村成分的研究》，中共晋绥分局编：《土改通讯》第2期）在这种“典型经验”的带动下，晋绥区定成分普遍偏高，有的地方像左权狮岩村全村180多户，只有8户不是“封建”。有很多村子地富比例达到60%以上，其他地方也基本达到20—30%以上，大批的中农甚至贫雇农被错划。（见董志凯书）其他的老区像晋察冀，山东情况也差不多，地富占到40—50%的也不在少数，而且原因就出在指导土改的纲领性文件《土地法大纲》上。

在运动高潮的1947年底，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五公村，连一直被中共肯定和提倡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耿长锁的合作社，也被定为“富农组织”，社产以及成员的财产遭到没收。（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第141—142页）多划地富，实际上只是为了少数人多分浮财，（见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但在满足贫雇农需求的背后，有着制造“空气”，运动群众的动机在，即使真正的贫雇农，如果对运动态度消极，同样可能被划成“下坡地主”，划成分，实际上起到了驱动运动的杠杆的作用。

　　因此，所谓运动过火的偏向，其实正是运动的主导者们有意导向的结果。署着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党政军要人大名，作为土改运动指导性文件的《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这个文件与土地法大纲都是土改高潮中首先要对农民宣讲的），上面竟然写着这样的字句：地主、富农和农民当中敌伪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西北局宣传部编：《土地问题指南》，第54—55页）给“勇敢分子”摘了二流子的帽子，再放开他们的手脚，那么普遍的恐怖和混乱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了。

事实上，不仅是晋绥一地如此，从五四指示发布到《土地法大纲》公布的一段时间里，负责指导土改工作的中共负责人们，所有言论的倾向都是鼓励和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刘少奇语），并得到了毛泽东充分的肯定。（见《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第61—70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工作队干部在斗争大会上直接跳到台上大叫：“给我打”的现象俯拾即是。（《群众路线研究》，第16页）在这里，并非运动的主导者对赤贫者有所偏爱，对其他人特别厌恶，也不是他们对暴力有特别爱好，主要是建构社会两极结构需要优待和看重赤贫者，不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运动就缺乏基本的动力，没有暴力的场景，就形成不了动员必须的“空气”。划成分划得如此荒唐离谱，不是说运动的主导者失去了理智，没有了基本常识（按道理，像后木栏杆这样的穷困山村，很可能连一个够格的地主富农都没有），为了制造“空气”，形成运动态势的需要，冤枉一些人，在他们看来是必要的代价，划成分的标准越是多元而荒唐，就越能刺激人们为了规避风险而更加疯狂地投身运动，只要社会上两极对立，你死我活的 “阶级对抗”局面在农村中形成（运动中农会打杀被斗者，而逃亡的地主组成还乡团则以更凶残的手段报复），战争动员的目标就实现了大半。到这个时候，再纠偏也不晚。

事实上，即使不纠偏，总来说，被斗的和斗人的相比，还是参与斗别人的人多，即使平时胆小怕事，在运动剧场的情景中也难免从众（即使不被气氛感染，也会因自我保护而参与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划出的斗争对象越多，剩下的人参与运动的态度就越是积极，因为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只要被卷进了运动斗争旋涡里，即使不是积极分子，也就有了“政治立场”，关键是在国共角逐中选择了一方，而只能选择一方。国共战争和土改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农村的政治态势就是，只要国民党一来，多数人不仅失去了“胜利果实”，而且很可能成为报复的牺牲品。如此一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参军、支前），才成为人们的一种合理选择，或者说剩下的唯一选择，这样，动员的目的也就实现了，彭真当时有段话明白的坦白了这一切：“农民一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见彭真：《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通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那些农民就一步一步的走入了中共预埋好的陷阱里，想下贼船都没有可能了，所以就只好死心踏地的为共军卖命，至于那些冤死的鬼魂，那就不在党妈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这种靠制造矛盾，然后从中获利的手法以后也成为了中共统治术的绝招之一，后来的反右，文革其实无一不是如此，这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论证某一种社会制度比现有的好，只是解决了未来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从现有的到另外一种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动力学问题，通过怎么样的路径才能达成，路径有很多种，哪种最节约能量。
: 这个比方类似于化学上的合成方法，首先某种分子结构能量低，能够稳定存在，确定合成的目的，然后则是研究合成的路径，解决现有材料合成目标物质的动力学过程。石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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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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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
这个人难道是研究历史的？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啊。。。

不过这样一来，我们能够从党当时的动员机制里学习的东西就几乎没有了。。。太血腥暴力了。。
只有第二点和第三点可以学习。。

【 在 lihlii 的大作中提到: 】
: 提供一篇相关的文章作参考。
: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browse_thread/thread/7ed69140b1c1c9ad
: 原作者 penzer 发表于 lqqm
: 小组 >> 学术  / 文学  >> 文学和历史爱好者 –> 谈谈共军是怎样抓壮丁的
: 作者名:pkuxz 发表日期:2007-6-9 0:10:58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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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h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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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博士。:)

【 在 BlueOrange 的大作中提到: 】
: 很不错。
: 这个人难道是研究历史的？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啊。。。
: 不过这样一来，我们能够从党当时的动员机制里学习的东西就几乎没有了。。。太血腥暴力了。。
: 只有第二点和第三点可以学习。。
: 【 在 lihlii 的大作中提到: 】
: : 提供一篇相关的文章作参考。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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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y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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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一样。。。

【 在 lihlii 的大作中提到: 】
: 数学博士。:)
: 【 在 BlueOrange 的大作中提到: 】
: : 很不错。
: : 这个人难道是研究历史的？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啊。。。
: : 不过这样一来，我们能够从党当时的动员机制里学习的东西就几乎没有了。。。太血腥暴力了。。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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