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santu：民粹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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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cd22cb010136dz.html）


三、民粹主义：现象、条件、性质、特征



（3.1）前面提到，比起其它许多“主义”所指涉的现象，民粹主义有其特别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短短数十年的民粹主义研究史，可以说正是逐渐认识到这种特殊的复杂多变、并在此基础上调整研究范式的过程。

以对民粹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研究为例。整个60-70年代，社会科学笼罩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之下，学者普遍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政治这个“上层建筑”。相应地，民粹主义研究界流行的看法是：民粹主义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民粹思潮需要一定的社会阶层作为载体，因此研究者的一大任务，就是从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民粹现象中，分离鉴定出共通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以及阶级基础。



这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现代化理论和依赖理论两大学派。前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这一历史阶段的阵痛，是受到现代化最强烈冲击的那些社会阶层对现代化的自发的集体回应。当然，不同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遭受冲击的阶层也会有所不同。他们既有可能像19世纪晚期美国的“人民党”那样，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利益受损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Hofstadter, 1955），也可能是虽然已经不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但仍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怀旧的“农耕神话”，对由“城里人”与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满怀疑虑和敌意的村镇居民——后一种情况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粹主义谱系中尤其显著，从三K党的死灰复燃（20年代中期成员数量约达四百万众，并控制了多数南方州的地方政府机构），到20-40年代形形色色的（准）法西斯主义，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Huey Long）独裁式领导之下的“分享财富”运动、考格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风靡一时的反犹主义电台节目、杰拉德·史密斯（Gerald Smith）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十字军”等等（Ferkiss, 1957），再到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大行其道（Shils, 1956; Lipset, 1960），无不与远离现代化大都市的村镇居民的狂热支持密切相关。

相反，假如某个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动力不是内生于这个社会之中，而是源于同外来（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则最先被民粹主义裹挟的阶层将是经过西式教育、或受到西方观念直接冲击的知识分子，而非农民或村镇居民（Shils, 1960）。沙俄时期的“民粹派”（Walicki, 1969），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转向（Gu, 2001），以及亚、非殖民地国家的诸多案例（Shils, 1960; Saul, 1969），都属于这种情况。

至于拉美则又有所不同，以瓦尔加斯时代的巴西、庇隆时代的阿根廷为代表的『经典民粹主义（classical populism）』，其阶级基础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或不限于）被边缘化的农民，而是伴随急遽的工业化、城市化而产生的大量新兴劳工阶层、城市贫民、城市中产阶级（di Tella, 1965; Hennessy, 1969; Germani, 1978）。这些新兴阶层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的愿望，但社会经济的急遽发展所引发的仓促的群众参与，却又使得新政体的建立难以平缓有效地进行，于是形成依靠财政挥霍与过度再分配的办法讨好城市中下层选民的『经典民粹主义』统治模式（Cardoso & Helwege, 1991）。



一般而言，现代化理论家对政治发展的前景是持乐观态度的：毕竟现代化只是社会发展的其中一个阶段，如果说民粹主义是伴随这一历史阶段而来的阵痛，那么随着现代化的完成、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民粹主义现象大约也会渐渐淡出政治舞台吧？比如有人认为，民粹主义“运动”与社会民主“政党”挤占的是同一个政治生态位，一旦后者发育成熟，前者便失去了用武之地（di Tella, 1965）。

当然，持悲观态度的也不乏其人。比如于1960年第一个提出『民主社会可根据其中法治的强弱程度分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与民粹民主（populist democracy）两类』这个命题的柯恩豪瑟（William Kornhauser），就认为一个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民主化转型究竟通往何处，取决于民主化转型的前夜及其过程中，既有的权威究竟遭遇了多大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越剧烈，民粹主义大众运动爆发的危险便越高；而转型时段的民粹运动反过来又会阻碍法治的发展，使得未来民粹主义发作的势头无法得到遏制。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民粹主义运动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构成（半）制度意义上的“民粹民主”（Kornhauser, 1960）。



与现代化理论基调乐观的“历史发展阶段论”针锋相对，另一大学派依赖理论并不认为任何社会都有望由落后欠发达步入先进发达的行列。在覆盖全球的、牢不可破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体系中心的只能是少数国家，其它国家则渐次分布于从接近中心到体系边缘的位置不等，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隐性）资源剥削是这一体系的必然后果（Frank, 1966; Wallerstein, 1979）。

为了实现产业升级、摆脱世界体系中较边缘与依赖的地位，拉美国家在30-80年代间普遍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的经济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前期的“进口替代”阶段，从中产阶级到劳工组织到农业出口部门等各种社会力量，极有可能在政治上结合起来，以民粹主义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政策的落实（O’Donnell, 1973; Cardoso & Faletto, 1979）。70年代末民粹主义浪潮在拉美这个重灾区的一度消退，以及与此同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型的基本完成，看似验证了民粹主义与国民经济依赖密切相关的假说，也使得有学者（Drake, 1982）在80年代初郑重其事地宣布：『拉美民粹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让我们为民粹主义奏响安魂曲吧！』

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体系”这个内在悲观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拉美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升级，其实不过是因为边缘的角色转由新独立的亚非前殖民地国家承担了而已。后者不但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而且由于基本上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尚未出现剧烈的阶级分化，因此鼓吹一种同质化的人民观的民粹主义很可能就是它们未来唯一可以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Worsley, 1964）。



（3.2）无论现代化理论还是依赖理论，都潜在地把民粹主义视为“落后阶段”或“欠发达社会”才有的一种现象，要么发生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要么发生于美国这种“例外”国家——尽管属于发达国家之列，但其现代化大都市与乡村地区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心理上都存在遥远的距离——内部的“偏远”地带。

80年代以前欧洲民粹主义运动的相对稀少——被公认为民粹现象的只有50年代法国的普加德主义（Poujadism）等寥寥几例——看似验证了这种把民粹主义与社会经济结构落后相联系的倾向的正确性。然而事实上，正如科学哲学家汉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在其1958年的名著《发现的模式》（Patterns of Discovery）中所指出的，观察结果中总是已经渗透着理论，民粹主义研究中这种理论倾向的存在本身就影响了对案例的认知与接受。比如60年代末欧美风起云涌的左派学生运动，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民粹元素（Mudde, 2004），但当时几乎没有人想到要将其与民粹主义联系起来。

更让学者们大跌眼镜的是，80年代初拉美研究者们“民粹已死，有事烧纸”的话音刚落，它却又以形形色色的新面貌，迅速地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以拉美各国为例，阿根廷的梅内姆（任期1989-1999）、基什内尔（2003-2007）、巴西的科洛尔（1990-1992）、秘鲁的藤森（1990-2000）、加西亚（1985-1990、2006-2011）、委内瑞拉的查韦斯（1999迄今）、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2006迄今）等等政治人物，尽管在具体上台方式、选民基础、执政联盟搭建模式、意识形态归属、实际政策内容、行事风格等方面千差万别，但学者一般承认，这些人背后无一不涌动着民粹主义的暗潮，而他们的执政也都对民主制度造成了轻重不一的破坏（Weyland, 2002; Roberts et al., 2007）。

如果说拉美民粹主义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复兴尚能勉强以传统的结构主义思路来解释，将其视为现代化转型不完全的产物，或者此前数十年“进口替代工业化”经济政策的后遗症，那么对于几乎与此同时在欧美日等发达民主国家涌现出来的种种民粹现象，试图以社会经济结构解释民粹主义发生的现代化理论与依赖理论，便完全束手无策了。比如近几年的美国，乡村民粹传统的延续或许可以用来解释右翼的“茶党”运动，却无法解释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至于欧洲，尽管近年来左翼民粹主义运动也不少见，但声势更为浩大、威胁也更迫切的，要数以右翼政党（或者非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面目出现的“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包括法国的国民阵线（其前身即名为“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保障联盟”的普加德主义组织），奥地利的自由党，意大利的国民同盟、北方同盟、意大利力量党、自由人民党，瑞士的提契诺同盟、瑞士人民党、联邦民主同盟，以及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其它国家不那么知名的各种小党（Betz & Immerfall, 1998; Müller, 2002; Surel, 2002; Tarchi, 2002; Rydgren, 2004; Albertazzi, 2006; McDonnell, 2006; Berezin, 2009）。



单单列举这些政党的名称，或许难以令人体会事情的严重程度。兹举两例：

【奥地利自由党】在以纳粹继承人自诩的海德尔（Jörg Haider）于1986年出任党主席后，原本温和的奥地利自由党（FPÖ）迅速民粹化，主张排犹、反外来移民、反建制，并在经济政策上提出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口号，既主张小政府、减税、减少干预市场，又主张提高福利、加大再分配力度。2000年，出乎观察家的意料，该党居然一举在大选中获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并参与组阁，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欧盟各国，以及美国等其它国家，先后对奥地利施加了外交制裁，以迫使其解散政府，重新选举。

【瑞士“清真寺尖塔之争”】比起举世瞩目的法国“头巾法案”，同样针对穆斯林的瑞士“清真寺尖塔之争”受到的国际关注要少得多，却（因为不像头巾法案那样尚能找到“保护女性平等权益”、“维护国家安全”之类借口）更加毫无争议地反映出欧洲新民粹主义对民主自由的破坏力。从2005年开始，以瑞士人民党、联邦民主同盟为首的民粹主义者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游说，力图通过修宪的方式禁止在瑞士境内修建任何清真寺尖塔式建筑。尽管从瑞士政府到议会到各级法院均对该动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宗教自由与平等，但是仍然无法阻止民粹主义者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于2009年将『禁止修建任何清真寺尖塔式建筑』堂而皇之地写进了瑞士宪法。如果说“头巾法案”、“爱国者法案”之类由议会通过的立法，还可以被狡辩成“议员的暴政”而非“多数人的暴政”的话，那么瑞士的这次公投修宪，就（与层出不穷的其它类似案例一道）无可辩驳地打破了不少人“（当代民主社会中）多数暴政只是一个迷思”的迷思。



（3.3）80年代以来民粹现象的频繁化与多样化，首先表明其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历史发展阶段、阶级基础没有必然联系。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别不会影响到民粹主义爆发的概率和强度。问题在于，民粹主义并没有单一的诱因，现代化转型可能诱发民粹主义，全球化体系可能诱发民粹主义，削减福利可能诱发民粹主义，扩张福利可能诱发民粹主义，贫富分化可能诱发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可能诱发民粹主义，政治腐败可能诱发民粹主义，外来移民可能诱发民粹主义……基本上，任何社会变动与冲突，任何群体性的不满，都有可能在民主时代的社会——既包括民主社会，也包括业已受到民主观念深远影响的非民主社会——中诱发民粹主义。正因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注意力投向了民粹主义与民主精神的内生关系，试图从民主时代的内在逻辑及其悖论出发，理解民粹现象的阴魂不散（见本文最后一节）。

新民粹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还意味着，前引《民主百科全书》之把民粹主义仅仅视为一种政治『运动』，是过于狭隘的理解。诚然，几乎所有民粹主义者都会打出反建制、反政党体系的口号，而且大多数民粹主义现象在组织形式上也确实是“运动”式的短时间爆发，比如通过集会、游行、公投等方式，绕开既有的政治运作体系（特别是政党结构与选举制度）之外动员大众情绪、表达大众意愿；此外，一些民粹组织虽有政党之名，实际上只是某个“政治强人”的工具，并不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但是近三十年来，不少民粹主义现象都表现出在运动过后政党化、建制化的趋势。欧洲各国形形色色的新民粹主义政党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中虽然也有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之类围绕某个政治强人存在和运作的政党，但更多的民粹党派已经脱离了这种传统模式，成为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Surel, 2002; Rydgren, 2004; Albertazzi, 2006; McDonnell, 2006）。类似地，尽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仍然停留在通过游行集会表达诉求的运动模式上，但茶党运动却从一开始就明确地以打进建制内部、通过选举攻占议会与政府、进而贯彻其民粹式的政治统治为目标，并且（至少一度）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另外，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本身并没有内在于其思想的政策主张，或者完整的、实质性的意识形态内容。在80年代以前，人们倾向于认为，民粹主义者上台后，必然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财政挥霍、收入再分配等经济政策，因为非如此则不足以讨好作为其执政基础的中下层选民，正如美国的休伊·朗主义与拉美的经典民粹主义所显示的那样。然而8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新一拨民粹主义者中，尽管也还有不少经济左翼分子，但是更多人（比如梅内姆、藤森等等）借助民粹政治手段推行的，却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政策（Roberts et al., 2007）。在当代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都发展出了各自的民粹主义变种，从极右的茶党到极左的占领华尔街，其政策诉求在各个方面都针锋相对。至于欧洲新民粹主义，几乎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排斥外来移民与非西方文化上，经济政策多数时候只占附属的地位。



（3.4）事实上，社会学家沃斯利（Peter Worsley）早在1969年的<民粹主义的概念>（“The Concept of Populism”）一文中就已经暗示，但凡试图从社会阶级基础、组织模式、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等角度理解民粹主义的做法都是徒劳无功的。在沃斯利看来，民粹主义并非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文化维度，这种维度可以在不同意识形态的运动（以及其它政治现象）中呈现。或者如果我们采取对“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定义，也可以说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绿色政治运动等社会政治潮流一样，是一种『中心稀薄型（thin-centered）』的意识形态，只有在依附于某个『完整型』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自由放任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时，才有实质性的内容可言（Freeden, 1998; Canovan, 2002; Mudde, 2004; Abts & Rummens, 2007）。理解民粹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厘清这种跨意识形态、跨社会阶层的政治文化维度——或者说这种“中心稀薄型”意识形态——的心理特征，从而诊断其在具体情境中体现出的社会症候、扮演的角色、以及政治上的后果。

民粹主义的政治心理学，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A. 民粹主义与民主一样，都主张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主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平等（Shils, 1954），但民粹主义者对“人民”的认知，是以一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法进行的（Mudde, 2004）。在民粹主义的话语模式中，社会往往被以“我们人民”和“他们××”（这里的“××”根据需要可以填上“精英”、“统治者”、“华盛顿圈内人”、“1%”、“犹太银行家”、“异教徒”、“外来移民”等等，而“人民”的范围也相应地有所变化）的方式表述为两个相互之间截然有别、内部又高度同质化的群体，而社会身份与政治利益的多元性（Dahl, 1956）则有意无意地受到忽略。



B. 精英主义（elitism）同样是以简单粗暴的二分法来认知社会，把“精英”和“大众”表述为截然有别的同质化群体。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我们”到底是“人民”还是“精英”，“他们”到底是“××（精英、统治者……）”还是“大众”（不少自觉并不属于精英阶层的人同样认同精英主义，觉得国家还是留给“他们那些专业人士”来管理比较好；反过来，当俄国“民粹派”主张“到人民中去”时，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自己并不是，或者至少尚未成为，“人民”的一分子），而在于对两者之间高下优劣的不同想象（Mudde, 2004）。

在精英主义者眼中，“精英”是高尚正直专业有远见的代名词，而“大众”则愚昧短视易受蛊惑；与此相反，用希尔斯（Shils, 1954）的话说，民粹主义者『不但认为人民与其统治者是平等的，而且认为他们事实上比其统治者更为优秀』。这是因为，一方面，与腐化堕落的“统治者”或“精英”相比，“人民”还保留着纯朴、诚实、无私的品质，所以更有道德和良知——正如有研究表明的，一个社会中民粹情绪的泛滥程度，与社会对高层官员道德腐化的主观感受度具有极大的正相关性（Hawkins, 2010）；另一方面，“人民”的直觉与判断力尚未被权势、金钱、知识等等所蒙蔽，所以也比“精英”们更有智慧——未经专业化“规训”的“简单智慧”。



C. 民粹主义心理往往包含一种关于“人民”的“正宗性”的怀旧式想象（之所以说“往往”，是因为如前所述，民粹主义是一类“家族相似”的现象，很难保证其每一种典型的心理特征在任何一次实际爆发中都有机会得到呈现）。这种想象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常表现为缅怀前现代田园生活、赞美乡村居民的纯朴与美德的『农耕神话（agrarian myth）』（Hofstadter, 1955; Hennessy, 1969）。前面提到的新英格兰小镇居民对麦卡锡主义的狂热支持，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他们对“城里人”尤其是都市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怀疑与恐惧，认为这些“不正宗”的人和事正在一点点侵蚀村镇旧有的生活方式、信仰与美德（Lipset, 1960）。另一些时候，这种怀旧情绪的根源并不在于现代化引发的反动，而来自对“外来者”的敌意，认为“正宗本国人民”在空间和文化上的『腹地（heartland）』（Taggart, 2000）正遭受着这些外来者的大举入侵和腐蚀。



D. 在民粹式的政治想象中，“我们人民”和“他们××”这两个截然有别的同质化群体之间，是一种从根本上对抗的关系，这种对抗性来源于那一小撮“××”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所施加的（广义上的）政治迫害（Ionescu & Gellner, 1969a; Laclau, 2005）。在比较典型的话语模式里，民粹主义认为社会上已经分化出一个垄断了权力、财富、名望与文化的统治阶级，并对（民粹主义者眼中）由这个统治阶级强加给“人民”的当前社会秩序感到憎恨。这个统治阶级是由跨越政、商、媒体、学术等等各界的精英共同构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些人默契地联手欺压人民，不但从人民手中篡夺了财富，而且把持了政策与话语权（Shils, 1956）。还有些时候，“施加迫害”的指控落到了那些看起来不太可能这么做的群体——比如外来移民——头上，这时“迫害”的意思是，这些“不正宗”的外来者在与制定过分宽松的移民政策的“精英”们勾结下，大肆抢占“我们”这些久居“腹地”的“人民”的工作机会，并且破坏“我们人民”的社区关系、生活方式与文化，总之，破坏“我们人民”的正宗性。

对政治对抗与政治迫害的想象，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可能导致其它一些特别的大众心理现象，比如美国的反智主义传统（Hofstadter, 1964），或者诸如『近百年来的国际政治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等犹太财团一手操纵』之类的阴谋论世界观的流行（Ferkiss, 1957）。不过最重要的是，这种政治想象使得民粹主义总是以“反××”的否定性话语模式呈现：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反城里人、反犹、反外来移民、反加税、反削减福利……诸如此类（Ionescu & Gellner, 1969a）。这种内在的否定性也是民粹主义本身无法提出实质性的政策主张、最终必须被某个更完整的意识形态收编的原因之一。



E. 由于当前的政治已经完全被建制内的精英所把持，因此诉诸常规渠道是徒劳无功的，唯一的办法是发动人民的力量，通过程序外的集体行动，或者通过频繁地启动紧急程序比如公投（Barr, 2009），来对抗精英的威胁。——需要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对建制、对程序的敌意并不必然意味着要以暴力方式推翻民主程序，特别是代议选举制度和政党体系；相反，前面已经提到，当代民粹主义者越来越善于采取通过选举打入议会和政府内部的策略来对建制进行洗牌，并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

事实上，正如希尔斯（Shils, 1954）从一开始便指出的，就自由民主制的延续而言，民粹主义的危险之处，并不在于其对选举与代议制度的影响（尽管竞选与议会讨论的质量可能因此大打折扣），而在于其对法治的威胁。这种威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民粹主义对程序的敌意强化了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的倾向，加上“法律精英”本身也在民粹主义者反感甚至敌视的范围之内，最终使得司法独立性遭到“民意”的疑忌、阻挠与破坏。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对社会身份和政治利益多元性的忽视，及其对“腐化的精英”以及“不正宗的外来者”的心理抗拒，不少时候会导致对少数人正当权益的肆意侵犯，亦即通常所说的多数暴政。



四、民粹主义与民主，以及中国的民主化



（4.1）自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民粹现象的产生并不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只有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内生于民主时代的政治文化维度或政治心理，才能理解其普遍的、周期性的发作。

借用一个常见的比喻，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大厦是由两条顶梁柱共同支撑起来的，其中“自由主义宪政之柱”强调法治与个人权利，而“人民民主之柱”强调人民主权与公共参与；缺少两根柱子中的任何一条，自由民主大厦都将轰然倒塌。

然而这两根顶梁柱之间，无论在规范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中，都存在着悖论式的紧张关系。规范理论中对自由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分析和争论远远超出了本文主题所覆盖的范围，故不拟在此讨论。就实践层面而言，维护人民民主之柱，需要公民对政治满怀热情，乐于参与公共生活、竞逐权力，并相信自己有能力运用权力，认为民主在根本上是全体公民公共意愿的表达；而维护自由主义宪政之柱，则意味着人们保持对权力和政治热情的怀疑，和对政府作用的较低期望，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民主，认为其不过是受到宪政结构以及法治限制的寡头政治或利益集团政治而已。

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有赖于两种心态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是那么容易保持的。过分现实地看待民主，容易导致公民的政治冷漠，并为精英主义创造滋生的空间，而这种情况的持续，反过来又刺激了草根阶层政治救赎的热情，从而诱发民粹主义的社会浪潮（Canovan, 2002; Mény & Surel, 2002; Arditi, 2004; Laclau, 2005; Mouffe, 2005; Abts & Rummens, 2007）。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是民主时代的政治逻辑中内在悖论的必然产物。民主时代的人们只能尽其所能地维持两根支柱之间的平衡，或者通过种种手段缓解民粹主义发作时的症状，却无法一劳永逸地将其病灶连根拔除。



（4.2）有人或许会迅速地得出结论，认为民粹主义的存在，正说明了“庸众”在政治上的不可靠，甚至说明了民主制度的不可取。然而这种论调不但错误，而且极其危险。且不提对民主的其它种种辩护理由（比如民主制度的内在正当性，又比如民主制度带来的种种好处足以补偿民粹主义的风险，等等），单就民粹主义问题本身而言，这种论调本身又掉入了精英主义的窠臼。而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实则不过硬币的两面：两者同属对自由民主政治秩序平衡的偏离，并且前者的泛滥正是后者爆发的催化剂。

试图用民粹主义现象来证明民主制不可取的人，很可能在民粹主义发生学问题上犯了一个重要的混淆：民粹主义并不是『民主制度』或者『民主社会』的内在产物，而是『民主时代』或者『民主精神』的内在产物。换言之，民粹主义生长的土壤，不但包括民主社会，也包括在现代民主观念产生并向全世界逐渐传播之后，所有正受到、或已经受到这种观念冲击与渗透的非民主社会（但不包括民主观念产生之前、传播范围之外的前现代传统社会）。

尽管非民主社会因为民意表达渠道与表达空间的限制，使得民粹主义情绪一般而言不太容易被带入政治决策过程，但也正因为这种情绪得不到政治上的抒发，使得它在社会心理中不断积蓄。积蓄得越久，一旦爆发时，破坏力便越大。前引柯恩豪瑟关于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既有权威遭遇的信任危机程度与民粹主义运动爆发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Kornhauser, 1960），就是这种情况的印证。如今有些人主张，为了规避民主化后（以及民主化过程中）民粹主义的风险，应当在中国的国民素质达到一定程度的合格之前，放缓民主化的步伐。然而以上分析表明，无论国民素质的不足（假如这种不足确是事实的话），还是民粹主义的风险，都不但不能用来为政治转型的迟滞不前辩护，相反恰恰意味着民主化的刻不容缓。民主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和民粹主义的灾难性爆发抢时间的过程。



（4.3）行文至此，已经解释了开篇提出的看似悖论的境况：我们既不能因为要替民主（化）辩护，就掩耳盗铃，无视民主制度中切实存在的民粹主义风险，又不能因为看到了这种风险的存在，就心生胆怯，转而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上层温和渐近的改良（当然，假如上层确实能够主动、坚决地推行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改良，自然皆大欢喜，善莫大焉）。

但这远非问题的终结。如果确如本文所说，民粹主义某种意义上是民主政治的宿命，是永远徘徊于民主时代的幽灵，那么，我们该拿它怎么办？诚然，推动民主化的尽早完成，本身有助于避免这一过程中民粹主义的灾难性爆发，但除此之外，我们在推动民主化的过程中——甚至实现民主之后——还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有效地预防和疏导民粹情绪的积累，或者减轻其发作时的破坏？

有人或许会对这样的问题嗤之以鼻。毕竟像促进公民教育、践行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公共责任（Mazzoleni et al., 2003）、提高民间的自组织程度（Panebianco, 1988; Weyland, 2001）之类方案，恐怕都已经成为对民粹主义有所警惕者的老生常谈。至于现在就提出『实现民主之后』如何应对民粹主义的问题，更有好高骛远之嫌，毕竟连眼前的权益都尚未争取到手，又何暇顾及将来。

然而经验与理论都表明，民主（或者革命）的发生往往不期而至（Granovetter, 1978; Kuran, 1991），并不总是能够为民主化后宪法的设计留出充分的讨论时间；而宪政结构，特别是议会、选举、公投等制度的细节，很可能对不同情境中民粹主义的具体呈现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欧洲各国的新民粹主义党派之间，以及它们与美国的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间，在政治策略、动员手段、目标设定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单选区还是复选区、议会制还是总统制、一元制还是联邦制、议会投票简单多数制还是绝对多数制、以及司法审查的地位、修宪的渠道等等，或许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如前所述，民粹主义并没有实质性的意识形态内容，其政策主张来自对具体情境中社会问题的反应。倘若不同的宪政结构会影响到民粹主义的表达，那么对于中国存在的、可能在未来引发民粹主义浪潮的社会问题而言，采取什么样的宪政结构能够最有效地缓解民粹主义症候，恐怕就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了。对于关心中国未来、积极在网络上参与政治讨论的人而言，与其陷入相互指责“维稳帮凶”与“民粹推手”的口水仗，不如在这些可能对未来民主中国影响深远的问题上，思考并且分享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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