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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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文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居住在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谎言国度里，每天早上穿越过静卧的河流和贴满领袖肖像的墙，上学去。他坐在教室，打开课本，抬起头，定下心准备聆听一番胡言乱语。
    很多年之后，这个小男孩被这个国家驱逐，在异乡写作，用笔写下对祖国的爱与憎恶，审判喂养自己长大的所有谎言。
    这个小男孩可能是很多作家，他也是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
    苏联作家德鲁日尼科夫从小就是一个叛逆者，在高中毕业的历史考试中，他因为“在说明斯大林同志内战期间的作用方面犯了错误”，因此被莫斯科所有大学所拒绝，辗转多年才走上写作的道路。
    德鲁日尼科夫的成名作是《告密者001号：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神话》。帕夫利克是苏联家喻户晓的小英雄，地位大概比中国的赖宁还要高，无数少先队员为他流下泪水，无数作家为他颂歌，成千上万的纪念碑刻上他的名字，邮票和明信片上都印着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主要功绩是举报了他的父亲——某村的苏维埃主席，他父亲帮助富农，抵抗农业集体化运动。帕夫利克的举报让父亲被定罪，被逮捕和被判流放十年。而帕夫利克也为“义举”付出了代价：他和其他四个亲戚一起，被“反革命分子”谋杀在森林里。
   随着帕夫利克被树为道德楷模，告密成为政权提倡的光荣，随即演化成了浩浩汤汤的大清洗运动。
   作家德鲁日尼科夫从1980年代开始调查这个小英雄的故事，用十几年的时间发现了他的真相：帕夫利克的父亲离开了他的母亲，而另结新欢，嫉妒和愤怒的母亲一直向帕夫利克灌输对丈夫仇恨，派他告发，报复了自己的父亲。而帕夫利克则是一个智力迟钝的孩子。
   作家还发现了最惊人的真相：杀害帕夫利克的，并不是官方宣传的“反革命”，而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帕夫利克被一群无情的大人操纵着出生和死亡，直到成为了冰冷的塑像都没有抵抗的权利。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他的塑像——和其他所有伟人与罪人的塑像一起，被一根细钢丝穿过单薄肩膀，拖入苏维埃博物馆。
    在写完《告密者001》号之后，德鲁日尼科夫又写了小说《针尖上的天使》，这部小说已出版中文版。
    《针尖上的天使》讲述的是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一个报纸编辑部的故事。主人公《劳动真理报》的总编马卡尔采夫的桌子上被人放了一本禁书，他看了之后患上心肌梗塞。小说讲的就是他从住院到死亡的短短六十七天的故事。
    故事写法很有意思，它是由层出不穷的人物推进，从司机、打字员、摄影记者、克格勃到最高领袖。其中最有趣的泌尿科专家，他专门治疗最高领袖的阳痿和花柳病，掌握了这个国家最高层面的机密。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人事档案、证件、表格和自述，以及小传等等。所有人都有一个默契，那就是说谎和聆听谎言的默契。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是刷在墙上的标语，没有几个人真正信奉，大多数人都是被动接受。
    小说所写的《劳动真理报》只有一条原则：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订报人应当读到的是：我们的国家一切正常。
    老记者拉伯波尔特向年轻的摄影记者炫耀自己按照上级指示杜撰出各种假英雄，想象出各种全民的狂欢。他说：“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年轻人问他：“你不惋惜自己的才华吗？”
   拉伯波尔说：“不，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
    放在当时的现实背景下，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拉伯波尔这一套堪称辉煌的自欺欺人。他的行为或许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依据中国学者徐元宫在《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一文中的考据：全面恐怖时期的苏联，书报一共要经过五道程序的检查：1、自我审查，2、政治编辑的思想政治审查，3，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书刊检查。4、秘密警察机构的惩罚检查 5、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小说《针尖上的天使》中所虚构的《劳动真理报》，所有关于铁路事故、空难和生产过程中的不幸事件，都被当做秘密，不允许报道。甚至连关于天气的消息也是秘密，民众只能知道未来3天以内的天气，而且获知的永远是令人愉快的晴朗。
   那么真相呢？人们关心真相么？虽然人们经历过长久的蒙蔽和自我欺骗，已经不再追问真相，甚至当公正的太阳终于照耀着它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再感兴趣。
   可贯穿《针尖上的天使》一书的，却是一部关于真相的手稿。
   引发主人公心肌梗塞，最后死亡的禁书是库斯汀公爵写的一本《1839年的俄国》，书里描述了几百年前的俄国人：“俄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刚刚来得及告别，已经在忘记你，只顾眼前并且忘了昨天想的事情。他们活着死去。他们创造不是为了取得对其他人有益的结果，而仅仅是为了奖赏。他们不知道创造性激情，他们不知道创造一切伟大事物的热情。气候消灭体质弱的人，政府消灭道德软弱的人。生存下来的是野兽的人以及无论行善还是作恶中的强者。”
   就是这本书，让阅读它的人惊骇万分；让正在表演的人惊醒。
    中世纪的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在《愚人颂》当中假设了一个经典的境况：人生如戏，人人都在扮演着一定角色。有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演戏，把戏演完。另一种人，发现生活原来是一出戏，就努力离开舞台。第二种人错了，因为剧院以外，什么也没有，没有另一类生活在等着你。这场戏是唯一的演出。
    《针尖上的天使》却并未赞同伊拉斯谟。即使努力离开舞台很难，但是并非不可能。在德鲁日尼科笔下，赫鲁晓夫时期仍有呼唤社会改革的人，虽然艰难，虽然根本不被任何人所看见，虽然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但他们正是“针尖上的天使”。
                  
                        此文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