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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更需要民主辩论与重新启蒙
http://zgdgg.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28.html
秦晖
亚洲周刊2009年第9期
秦晖认为,当下中国民间社会共识破裂并深刻分化,改革的一些得利者迷恋弄权致富,不希望民主;而改革的一些受损者出现反改革情绪,希望文革式民主。今天的中国需要一场关于民主的思想论战与启蒙,更胜于签名呼吁民主。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清华大学有关方面几次给我打电话说,「保卫部门」要找我谈话。到今年一月九日,人文学院的书记、副书记与我约定后来到寒舍,对我说:上面知道我签署了「08xz」,因此让他们来调查情况。
我对他们说:我并未签署「08xz」。说我签了那是误传。但是「宪章」的主要精神和诉求我是赞同的。签署者中也有我的很多朋友。很久以来只要有机会,议论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应当如何启动就是常有的话题,也包括讨论各种各样的文本。在人们思想交流如此活跃、交流手段也如此多样的信息社会,郑重其事地查问谁在什么时间同你第几次讨论某个文章,这不是很无聊吗?既不涉及国家机密,也不涉及刑事案件,调查这些是要干什么呢?
我表示:由于对文本内容等方面有些看法,我没有签署这个文件。但我不能承诺以后也不会签署类似文件。要求公民只能表政府喜欢的态,这在文明发达的今天是很丢脸的事儿。不要说我对「宪章」的主要精神是赞成的,就是不赞成,我也持「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的立场,反对因「宪章」之事抓人。我没有在08xz上签名,但如果有人发动签名要求释放因「宪章」被捕的刘晓波先生,我很可能签名。因为如果今天因言论可以抓刘晓波,明天也可能因言论而抓我。捍卫刘晓波的言论自由,也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包括那些不赞成刘观点的人的言论自由。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签署「08xz」?我想「08xz」意在仿效当年捷克的「七七宪章」,其意向很好。但两者面临的局势有很大不同,两者的文本性质也大有区别。以不同性质的文本在迥异的背景下发动类似的签名运动,效果未必好。原因在于:
第一,民主化在捷克本来就比在中国有更深厚的土壤:捷克在二战前已是中东欧最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中国自晚清以来宪政民主却迄未成功。捷克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在自由民主诉求下又加上因苏军侵占引起的民族情感,其全民参与的深度广度也是我国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无法比的。而我国却没有任何一个守旧派因八九年运动而失势,倒是赵紫阳系统全军覆没,镇压者甚至用不着在其中寻找叛徒。
第二,一九六八年后的捷克回到铁幕状态,到七七宪章时并无任何改革,经济、政治体制同样僵化。人民的普遍不满和思变就如文革结束时的中国,因此当时妨碍人们支持七七宪章的基本上就只是对镇压的恐惧。而中国在八九年后虽然政治上停止了改革,经济上却出现了明显转轨,市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奇迹造成的社会不公早已使民间社会「共识破裂」,并形成深刻的分化。经济改革中的一些得利者尝到了弄权致富的甜头,他们并不希望民主,而改革中的一些受损者却出现了反改革的原教旨主义情绪,他们希望的「民主」是文革式的,与08xz的自由取向南辕北辙。因此可以说,今天妨碍中国人支持08xz的已经不止是恐惧,对不少人来说甚至可能主要不是恐惧。今天在中国提出宪政民主的主张是需要论证的,并不是一批勇敢者的表态就可以激励起民主运动的士气。可以说,今天中国之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论战,远过于需要一场签名。
第三,七七年时捷克和整个苏东阵营处于「停滞时期」,计划经济名声扫地。而西方已经走出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危机的阴影,处在经济繁荣期的起点,并且由于此前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受挫,经济自由主义势头渐兴,七七年后不久就进入了「撒切尔—列根繁荣」。在西方这与民主发展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是要民主的),但在东欧,由于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立,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大潮也利于他们政治上民主潮的推进。
但是二零零八年恰恰相反,世界陷入了华尔街引爆的严重经济危机,形势有如一九二九年后的大萧条时代。尽管今天危机的发生机制与一九二九年完全不同,但「一九二九年心态」仍有严重影响,这种心态往往倾向于呼唤铁腕救世,导致民主自由退潮、极左极右两种专制得势。大萧条时代欧洲不但一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民主国家,除了捷克全部都「重返专制」,就连一战前宪政已有长足进步的德意两国也法西斯化、纳粹化了。
警惕一九二九心态
我并不认为二零零八等于一九二九,但今天除了国家干预成为时髦、经济自由饱受非议外,为危机所困扰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也主要是反危机政策的配合,而不是民主化。因此近期中国的民主力量实际处于守势,当务之急是应对危机挑战,以民主人权思想来解释危机现象并指出正确的反危机方向,防止出现法西斯化。此时照搬捷克七七年的经验,重复常态下的民主口号并以此摆出攻势姿态,效果将不会好。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危机时期人们的认识混乱,已经民主了的国家都会选出希特勒,何况在不民主的国家开创民主?
因此,我觉得,在现在的中国发动类似于捷克七七宪章那样的行动未必适宜。当然从另一方面讲,越是不利民主进程的形势下,越应有人出来大声疾呼,抵制犬儒主义,振奋民主精神。应该说「08xz」公布后的确在这方面显示出作用,刘晓波先生等人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与担当精神也令人钦佩。
但是从这方面来考虑,宪章的文本就特别重要。宪章公布后很多人称赞它体现了温和、理性和改良的精神,这没错,这是它与捷克七七宪章的共同优点。但中国的民主运动有自己的特点,即便在共同底线方面也是这样。
例如,捷克七七宪章以实行联合国人权公约为诉求,但实际文本中大量提及的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在捷克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捷克作为老牌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把计划经济用作原始积累的手段,她在旧体制下已经有比较高的全民福利水平。而如果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高福利状态反而会成为引起争议的话题。
但中国则不然,毛泽东时代的命令经济主要是一种剥夺农民的原始积累机制,它既非高福利也非低福利、而是「负福利」体制,即福利与特权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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