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我的西藏——为我的父母而作 zz

SunnyS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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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有些人选择离开了西藏。我不认识他们，因而我就不知道其离开的缘由。尤其是那些从主人的身份转而变成了流亡者身份的抉择是如何做出的，我想知道。我猜度那一定是个悲愤的转身。但我找不到真相——我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样祥林嫂般地唠叨当然不是为了稿费（谁拿我跟现代作家比我跟谁急），为了安全起见。事实上，59年，我还是一颗待生成、待游走的精子。

我在国外呆过几年，算不算流亡者我不知道。但一个在异国他乡住久的人多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你脚下的大地是自由的，但那是大地主人赐予你的；而你头顶的天空却真切地失去了！一切都和你不太相干： 语言、饮食、习俗，甚至表情、动作、性......你跟你的周遭格格不入。你在自己国家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作祟使你觉得像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边缘人。你很难受，于是到了西方。此时你才知道，你这是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人了！你被吊在半空，上无一物可抓，下接不到地气——一个气如游丝的活死人。

后来，读到茨威格的《和平的垂死挣扎》里的一段：“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己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认，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份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谨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时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现在一定要对每一口被我这个外国人吸走的空气特别感恩戴德似的。我心里自然很明白，我知道这种奇怪的想法是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能战胜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于事。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58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读完后我老泪纵横。

我对茨威格选择的自我了结方式有一种彻骨的理解。

对所有流亡者（无论是被逼或是自我放逐）的咒骂，都是一种无法宽恕的刻毒！



这一年，有些人选择进入西藏。空空荡荡的西藏接纳了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我认识。其中的一对在拉萨的建筑工地安了家。他们应是最早的中国“农民工”。那是我的双亲。

我父母都无一例外地不愿谈论那段生活，仿佛是一篇文章的败笔。他们都在“编辑”栏里不约而同地选择点击了“剪切”。之所以说“不约而同”是因为在我还在我母亲子宫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天各一方了。有人说苦难才使人活得像个真正的人。我没有从我的父母那里得到印证。相反，我从他们的眼里读出的是“悲愤与屈服”。

为什么会在59年进藏而不是其它年份？当然也跟达赖喇嘛无关。“三年自然灾害”。现在我们知道那是一场人为的灾难。父母在家乡江苏一个村庄饿得不行，吃“观音土”（一种不太碜牙的土）。吃完后感觉好一些。但那东西毫无营养价值，自己骗自己而已。吃下去容易，拉出来就痛苦万分了。眼看自己也会像其他的一样死去，更何况还有一个两岁大的孩子要养。与其等死不如找死，兴许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将我哥哥交由我舅舅当儿子，他们上了西藏。



61年的三月，我还在长胳膊长腿的当口，我父亲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关进了西郊的堆龙德庆监狱。他从上海背了自行车的零件到拉萨，安装完毕后卖给了一个军官。这个天杀的无赖拿了车后，非但不付钱，还告了状。这一堆在上海还什么都不是的零件，被我父亲从陇海线背到一片萧杀的格尔木，再背到拉萨。一路费时近半月，几乎半条命都搭上了。聪明的父亲用他精巧的手把零件变成了一辆能奔驰在西藏的自行车的同时，也被“聪明的”军官缜密地、无情地把我父亲“编进了”牢笼。此时，我的在江苏的哥哥已经饿得奄奄一息，正等着西藏的汇款；而我还是我妈孱弱的子宫里的一堆长着的“零件”....

在这里，我向那个军官说，如果你还活着——我相信恶人活千年的说法——你就是形同枯槁我也会亲手撕了你，只要我能找到你。我不在乎他妈的后果，我只想把你拆成“零件”！



九月我落在拉萨人民医院。十一月我离开拉萨。下唐古拉山口后，我脸色乌紫，进出气全无。司机跟我妈说，扔了吧。我妈说，到工棚吧。在筑路工棚，我妈把我放在废汽油桶做的火炉边，观察了一会。司机不耐烦，别看了，到伙房买饭吧。于是我妈到另一个棚里打饭去了。

我现在还活着，还有强烈的复仇心，得感谢那只汽油桶。我的小腿肚贴在桶壁，烧红的桶壁引着了我的棉裤，棉花的暗火一寸一寸移向我的肌肤。终于，神一般的剧痛把我炸活——一声划破昆仑的啼哭，把我带回了这个万恶的世界。

我的腿肚上的两块像拓片的烫伤疤痕，一直在书写记录着什么。上帝知道。

我母亲的不放弃，一直是我生活的精神宗教。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不放弃！



有人说，回忆是美好的。那是有的人。也有人说，回忆是一种老态的自然反应。也许。我，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们的回忆则肯定是“奥斯维辛”。也许我的父母因为文化程度的原因而无法厘清一些苦难的根源，但他们的心是枯的冷的。他们在一种他们自己无法理解的绝望中活着。我能理解，令人痛苦的是，我的理解根本无助于缓释他们的枯冷的心。

“对这个世界，我无话可说！”这是我父亲在激愤中说的。我非常吃惊，不，简直是惊呆了！这是沈从文的遗言。而我父亲根本就没听过这个名字。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我在拉萨听到，从父亲的口中——我无话可说。



59年，注定是一个流亡的年份。

没有我父母的流亡，我可能会以另一个身份出世。可命运选择了我是一个西藏人。生在西藏的土地上，你就注定是一个游牧民，一个流亡者，一个受迫害被边缘化的人。

不错，我是一个没有藏族血统的人，但我的很多亲人，我的下一辈，他们是藏族。我经常跟我的西藏亲朋说，我自认我是一个老藏民。

只有在西藏，在拉萨河边，在风马旗下，我才觉得我像个人。





儿子的学校今天开家长会，为了小高考。我走进教室，忽然想起布罗茨基这样说：

“教室很大，排着三排课桌。教员座椅后面的墙上悬挂着那张领袖像，还有一幅两个半球的世界地图，其中只有一半是合法的。这孩子坐上他的位置，打开书包，将钢笔和笔记本摆在书桌上，抬起头，定下心准备聆听一番胡言乱语。”《大于一》



写于2009年3月10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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