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谁葬送了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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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谁葬送了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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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26 10:43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金雁 ：谁葬送了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其人其事
　　2006年3月11日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宣布，目前正在受审的原南联盟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当天在荷兰海牙附近的联合国监狱里去世。此事立即引起很大反响。盖棺定论，米洛舍维奇的政治生命成了议论的焦点。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国舆论对前南问题与米氏也议论纷纷。人们对米氏的评价明显两极化：有人说他是推行恐怖专制的独裁暴君，“巴尔干屠夫”，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有人却称赞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我国一本流传颇广的米氏传记称他“对南共表现出少有的忠诚与坚定”。而他与西方的矛盾则是因为米洛舍维奇作为“欧洲最后一个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成为西方的眼中钉。几天来我国的网上甚至有些帖子表示“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米洛舍维奇。”

　　显然，前一类判断流行于西欧和塞尔维亚本部以外的前南地区。前南境内的非塞族人把米氏斥为屠夫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就塞尔维亚内部而言，按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欧洲标准，米洛舍维奇对塞尔维亚本部的统治固然可以说是专制，但在世界范围内与真正的独裁暴君如萨达姆者流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平心而论，就是在塞尔维亚的历史上，米洛舍维奇时代虽然有压制、有政治舞弊、乃至有“红色贝雷帽”（政治警察）的暗杀，但是在90年代的大潮流下，不管米洛舍维奇自己愿意与否，塞尔维亚毕竟还一直存在多党制，比一党专政的铁托时代还是民主一些，套用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句名言：政治自由在米氏时代是多少的问题，在铁托时代是有无的问题。何况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应该说本来就比苏联集团国家还要开明些。所以把米氏看成斯大林式的人物是很不准确的。尽管有某种区别，但从总体上讲，米洛舍维奇与上世纪90年代的许多东欧国家领导人一样，属于推动“剧变”搞垮了旧体制的人物。说他“坚定地忠诚于南共”简直是笑话。今天在其祖国，米氏的支持者会称赞他忠于塞尔维亚，但要说他忠于南斯拉夫（指铁托的南斯拉夫，而非“前南”解体后的小“南联盟”），那就与说叶利钦忠于前苏联一样滑稽，更不用说忠于南共了。把他描绘成“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大概只是我国一些沉溺于意识形态的人在闭目塞听之下所作的文学遐想。

　　“铁托传统”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对立

　　尽管按欧洲标准米氏在塞族人中也可以算是专制者，但他当然不是因此被关押在海牙的。他被指控为搞了“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而另一些人则赞扬他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可见无论褒贬，他的强烈民族主义都是人们评论的主要对象。

　　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光谱。在当代中国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许使人产生“左”的联想。但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由于剧变前的体制基本上是“二战”后苏联军事占领状态下从俄国人那里移植的，因此都打“国际主义”旗号。于是那里的民族主义一般都具有反苏联霸权、反苏式体制的诉求，通常都属于“右派 ”，是推动“剧变”的力量之一。

　　南斯拉夫的情况稍有不同，虽然南共也曾是“共产国际支部”，但后来被斯大林革除教门；二战时苏军也曾入南，铁托时代说南共完全是自己打天下，未免言过其实，但比起完全由苏军“解放”的一些东欧国家，南共还是有自己的本钱；在战后初期的东欧，铁托原来是移植苏式体制最积极的，但与斯大林闹翻后，逐步摸索了自己独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在所有这些与苏联抗衡的问题上，铁托是高举独立、主权这类民族主义大旗的。

　　但是，问题在于铁托的民族主义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而不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这两者不仅有区别，而且在铁托时代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立的。虽然作为“老大民族”，塞尔维亚在前南斯拉夫与俄罗斯在前苏联的地位有点类似，两个联邦也曾长期由非“老大”出身的领袖（克罗地亚人铁托与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当家。但不同的是：首先塞尔维亚族（占解体前南总人口三分之一强）不像俄罗斯族（占前苏联人口一半多）那样在联邦中占有人口优势和经济文化优势。其次，与前苏联继承的是俄罗斯本身历史上长期扩张形成的沙皇帝国不同，塞尔维亚民族虽然勇敢好战，毕竟太过弱小，它的地位更多地是靠国际政治下的列强博弈来确定。 19世纪塞尔维亚本身的立国都是列强瓜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柏林会议上确定的，以塞尔维亚王室为首的多民族南斯拉夫国家又是凡尔赛会议所造就，而众所周知，这次会议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瓜分战败的奥匈帝国。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南斯拉夫内部的塞族霸权，其基础更为脆弱，更易为其他民族所不服。

　　而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传统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传统在历史上的冲突远比苏联共产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冲突严重。在苏俄历史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传统与革命者中比重很大的犹太成分也曾经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矛盾，一战时期列宁主张的“使本国政府战败”当时更被其政敌斥为俄奸；但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很快转向“革命护国主义”，苏俄事业的主体基本上还是俄罗斯人，东正教的“第三罗马”传统与“第三国际”意识形态也有更多的同构性，于是早期犹太革命家群体在苏联前期很快就被清洗，二战前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早已融入苏共的意识形态主旋律。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在支持大俄罗斯思想和镇压非俄民族主义、包括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方面比俄罗斯人还极端。因此苏共意识形态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后来基本上融合了。苏联末期推动变革的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非俄罗斯各族的民族主义，基本上看不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作用，像日里诺夫斯基那样的俄罗斯非共民族主义也成不了大气候。

　　南斯拉夫则大不一样。战前塞尔维亚人与以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主要是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其他民族矛盾极其尖锐，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南共则是坚决反民族主义、尤其是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其领袖铁托在“一战”时作为奥属克罗地亚人还曾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对塞尔维亚作过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发生极端惨烈的民族仇杀，当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亲德，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第二普里兹伦同盟”亲意，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代表则是“切特尼克”（塞语“义勇军”），后者支持流亡英国的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王室，属于反法西斯盟国阵营，但它与克族、阿族和南共武装都誓不两立，结下血仇。而南共战士虽以塞尔维亚（当时南各族中传统上最反德的民族）人居多，其最高领导层却绝大部分是非塞族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其中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在战争期间南共武装虽然与上述所有各族民族主义组织都敌对，但亲德意的克族阿族组织随德意垮台而自然解决，与切特尼克的冲突却因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争夺“正统”而持续最久、流血最多，最后以切特尼克首领米哈伊洛维奇1946年被南共政权处决而告终。而“切特尼克分子”在铁托时代之被视为十恶不赦，也有甚于非塞族民族主义分子。

　　可想而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战后南共政权根本不同于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战后南斯拉夫联邦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保留非共反法西斯政党并实行多党合作统一战线，而是立即实行南共的一党制，主要原因就是为的彻底消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当时其他民族的主要组织都因亲德意而已经消失。后来铁托与斯大林闹翻，南苏矛盾一直大于南与西方的矛盾，“情报局分子”成为那时首要的“内奸”，传统上亲俄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因此也更受猜忌。

　　由于所有这一切原因，整个铁托时代南斯拉夫虽然既打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打击其他各族的民族主义，但总的来讲是重在前者。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中，后来倒了台的恰恰是来自塞尔维亚与黑山的两位。其中德热拉斯是因为“自由化”，而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尤其是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

　　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退回到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的塞国独立时版图内了。

　　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人们不能设想苏联会设立俄罗斯族以外的“苏联族”，中国会设立汉族以外的“中国族”，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

　　铁托时代的这些做法，对于压抑战前南斯拉夫严重的塞族强权、维护民族平等和联邦稳定起了作用。但是在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塞尔维亚人中却积累了很大不满。1980年铁托去世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出现反弹。1981年5月间塞政府在清洗科索沃党政领导层时开始大反“联邦主义”，即攻击阿族人自以为是联邦成员而不把塞尔维亚放在眼里。显然，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非塞族拿联邦的大旗作虎皮来“压”塞族积怨已久。米洛舍维奇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虎儿得道反咬猫：米洛舍维奇与斯坦鲍利奇

　　不少事实表明，米洛舍维奇对铁托时代的做法久已不满。出生于1941年的米氏，父母都是铁托时代的牺牲品：他的父亲斯维托查. 米洛舍维奇是一位东正教神职人员，1945年南共在贝尔格莱德掌权不久，他便离开自己在首都郊区的家庭而独自隐居到黑山，1962年在那里自杀身亡。米氏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共产党人，于1974年也自杀身死。没有资料解释她的自杀原因，但该年正是南共清洗塞尔维亚干部的潮头。一些塞族人说是铁托的政策使他们家破人亡，米洛舍维奇自己倒没这样说，但他多次提到：家庭的不幸对他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虽然如此，父母的不幸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从铁托时代开始从政。在讲究人事背景的党国政治中，米洛舍维奇本来并没有“出身”优势。但他的妻子米拉?马尔科维奇却出身名门并与党内高层很熟。通过她的介绍，米洛舍维奇得到了伊万?斯坦鲍利奇的赏识。

　　斯坦鲍利奇只比米洛舍维奇长5岁，但政治上绝对是后者的教父。他的叔父皮塔. 斯坦鲍利奇是铁托的老战友、战时任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司令员，铁托死后曾继任南联邦主席团主席，属于最有权势者之列。小斯坦鲍利奇作为“太子党”也是“铁托身边的人”。但他与当时许多塞尔维亚干部一样，对铁托过分约束塞尔维亚的政策颇有意见，因此与米洛舍维奇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此后在长达20多年间，米洛舍维奇一直追随斯坦鲍利奇。两人关系铁到这种程度：米氏几乎每次升迁，都有斯坦鲍利奇力排众议的引荐，而斯坦鲍利奇则多次把自己升迁后留下的位置交由米洛舍维奇接任。斯坦鲍利奇担任察尔石油化工公司党委书记，他把米洛舍维奇召到该公司。斯坦鲍利奇升任塞尔维亚共和国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主席时，米洛舍维奇便接掌察尔公司。斯坦鲍利奇调任南斯拉夫最大的国家银行行长时，米洛舍维奇再次来到他身边。斯坦鲍利奇当了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便推荐米洛舍维奇当贝尔格莱德银行联合会主席。1984年斯坦鲍利奇再升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他又荐举米洛舍维奇接替他那首都市委书记的大位。 1986年5月，斯坦鲍利奇改任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即共和国总统）——他一生最后一个高位时，又把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交椅交给了米洛舍维奇。最后，他的塞尔维亚总统位置也由米洛舍维奇接任了。——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不再是他引荐米洛舍维奇，而是米洛舍维奇借助街头的“大民主”把他赶下了台。

　　事实上，米洛舍维奇虽然富有演说才能与政治魅力，但因作风粗暴也得罪不少人，更由于他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出格的言论屡屡使铁托传统下的党机器大惊失色，因此他的最后几次体制内升迁，阻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1986年米洛舍维奇当选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大会上，米氏开始时曾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是斯坦鲍利奇以前任主席身份“连续三天作了筋疲力尽的说服工作”，才使米洛舍维奇在这次据说是“塞尔维亚共产党历史上最紧绷的选举”中以微弱多数勉强过关。

　　然而，这是米洛舍维奇最后一次求助于斯坦鲍利奇了。仅仅两年后，斯坦鲍利奇就领教了米洛舍维奇“用‘内情外泄’、发动场外示威的手法在许多高层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的厉害。他与党国体制下“挑选接班人”游戏的许多失败者一样，尝到了“猫儿对虎把道教，虎儿得道反咬猫”的苦果。

　　原来，斯坦鲍利奇作为塞尔维亚领导人虽然对铁托时代“自治省”权利过大不满，但作为米氏后来抨击的铁托时代“机关权势分子中的遗老”，他基本上还是希望在铁托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不打算搞他斥之为“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的大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在实际政策上，早在铁托去世不久的1982年，他就提出要保护科索沃塞族与黑山族居民的合法权利，并表示不害怕为此被对手扣上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帽子。此后他又在1986年南共联盟13大上率先提出修宪建议，按照他的想法，“科索沃自治权过大”的问题可以在协商的基础上先在塞尔维亚议会形成决议，提请联邦议会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款，即通过合乎法理的渐进改革方式来解决。但他反对抛开联邦、由塞尔维亚擅自取消科索沃自治，尤其反对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民主化潮流引向极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歇斯底里，以免导致铁托遗产的彻底丧失。

　　而米洛舍维奇呢，他想的却是借助塞族人对铁托民族政策的不满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不但彻底压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伏伊伏丁纳的）匈牙利人，还可以顺势把共和国高层那些“因循守旧的老官僚”和“软弱的机关权势分子”一锅端了，来个政治大换血。进而发动塞族“改造”联邦，清除“袒护”非塞族的领导层，从而使塞尔维亚人不但对下可以摆平科索沃，对上可以控制联邦，在全南斯拉夫“当家作主”，彻底出出铁托时代所受的鸟气。而且凭借如此功劳，他也可以赢得塞族人的喝彩，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化大潮中顶住自由派的压力而占据主动。

　　这种实质上是颠覆铁托体制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革命”当然是斯坦鲍利奇无法容忍的。于是这对20多年师徒与朋友的反目成仇便不可避免了。

　　1987年冬，科索沃再次发生塞阿两族冲突，斯坦鲍利奇向联邦建议让米洛舍维奇前去做安抚和调停工作。没想到米洛舍维奇到了科索沃，却在塞族大会上发表了震惊全国的“科索沃波列演说”。他批评过去联邦压制塞族偏袒阿族，并表示将发动全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来声援科索沃塞族的反自治斗争，“塞尔维亚人再也不会被别人打败，他们将打败别人！”

　　米洛舍维奇的如此作为使许多高层人士怒不可遏。于是在塞尔维亚共盟八中全会上，以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德拉吉萨. 帕夫洛维奇为代表的不少人指责米洛舍维奇“轻率许诺激进的解决办法”。米洛舍维奇则骂帕夫洛维奇软弱，要求撤帕的职。斯坦鲍利奇这时破天荒地第一次没有支持米洛舍维奇，而是对两人进行调解。但是自认为羽翼已丰的米洛舍维奇这次不依不饶，在连续30个小时的会议上没有占到便宜后，米洛舍维奇竟然让人在电视台上广播了会议发生分歧的消息，号召塞尔维亚人起来抗议把他们的利益“出卖给阿尔巴尼亚人”的官僚们。结果在示威群众包围下，会议被迫罢免了帕夫洛维奇和所谓保守派的一批领导人，几天后斯坦鲍利奇本人也被迫辞职。

　　这场近似政变的“逼宫”闹剧后，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的关系彻底破裂。眼看米洛舍维奇的政策把国家拖入深渊，斯坦鲍利奇逐渐由沉默变为米氏的坚决反对派。十多年前声称不怕被对手说成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他，现在公开宣布自己是“反民族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组织反战团体，谴责塞族武装的暴行。更为轰动的是在波黑战争期间，斯坦鲍利奇不顾风险，出现在塞族武装包围与轰击中的危城萨拉热窝，对波斯尼亚人民表示声援。他被暗杀后，著名学者康斯坦丁诺维奇著文悼念：“感谢这位塞尔维亚贤人，伊万的血与斯雷布雷尼察（按：惨遭塞军屠城的波黑城市）儿童的血流在了一起，与武科瓦尔和萨拉热窝被狙击手打死的孩子们的血流在了一起，伊万在这些孩子们中，伊万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都是民族的孩子！”

　　1995年，斯坦鲍利奇出版《走向绝境》一书，他不但严厉抨击米洛舍维奇的几乎一切作为，也谴责米氏的反对派阵营中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斯坦鲍利奇说他的使命是要告诉塞尔维亚人民：“在米洛舍维奇之前，有一个完全别样的塞尔维亚”，那就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联邦中和平和繁荣的塞尔维亚。这些话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米洛舍维奇断送“铁托遗产”的痛惜。但他也谈到，正是因为旧体制缺少合理的政治结构，才使铁托的一些错误无法纠正；人治式的推荐干部（例如他自己对米洛舍维奇的推荐）之弊，导致不负责任的野心家上台；正常的代议制和宪政程序欠缺，使得公众在被迫沉默和被利用的歇斯底里之间陷入怪圈。

　　2000年大选前，对米洛舍维奇和“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都极为不满的斯坦鲍利奇一度计划出山参选。他胜出的机会虽不大，但作为左派候选人会有效地分掉一部分社会党的选票，对米洛舍维奇很不利。于是就在后来导致米洛舍维奇下台的这次大选前一个月，斯坦鲍利奇神秘失踪。有人看到他被“红色贝雷帽”绑架。3年后他的遗体被发现，绑架、杀害他的秘密警察供出米洛舍维奇夫妇。这时米洛舍维奇已经下台并被海牙国际刑庭关押，塞尔维亚法院遂传讯米氏夫人米拉. 马尔科维奇，后者逃亡莫斯科至今，以至无法参加此次在塞尔维亚举行的米氏葬礼。我国一些同情米氏的网民对此十分不平。不能参加丈夫的葬礼当然很不幸，不过塞尔维亚舆论更多的却是另一种批评，即塞尔维亚现当局实际上无心追究此案，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前共产党人”司空见惯的内部残杀，他们关心的只是米氏对非共人士的暗杀。如此看来，斯坦鲍利奇才真是冤透了。

　　无论如何，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这两位由友而仇的冤家，在前南解体后的政治风雨中都以悲剧告别了人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会时将如何了结那些恩怨呢？

　　“米洛舍维奇狂飚”与南联邦的解体

　　“谁是米洛舍维奇?”——1985年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全会会场外许多人问道。在这次塞共和国与两自治省领导人发生争论的会上，因斯坦鲍利奇举荐而新任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的米洛舍维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讲博得热烈掌声，一颗政坛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米洛舍维奇在全联邦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转折出现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说，掀起了一场全南范围内塞族、黑山族人声援科索沃塞族、声讨“联邦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种动员数万塞族群众在各城市、各共和国间进行大串联、大“进军”的运动方式。就在这次风潮中，过于“温和”的斯坦鲍利奇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众运动手段一举推翻，同时倒台的还有帕夫洛维奇等一大批中委。

　　此后的一年内，群众性大示威、大串联与逼迫罢官之风在塞尔维亚全境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领导人由于批评米洛舍维奇，反对煽动、组织数万名外地塞族、黑山群众“进军”伏省首府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被米氏动员的群众所推翻，自治省共盟主席团集体辞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伏省成员克鲁尼奇也被罢官。紧接着此风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贝尔格莱德。在导致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议会几套班子全部大换班之后，米氏又把矛头指向了全南党政领导层，包括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联邦政府总理马尔科维奇、联邦主席团主席德尔诺夫舍克等。

　　在使联邦党政机构瘫痪、从塞共和国、自治省直至市、区各级执行铁托时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领导几乎全部换成塞族强硬派之后，米洛舍维奇又想对各共和国下手。他组织了10万塞族与黑山人发动“向卢布尔雅那进军”，宣称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亚人控诉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举震惊全南！读者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亚分处南联邦南北两端，这次横贯全南的“大进军”显然不仅要冲击斯洛文尼亚，途经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也会受影响。斯洛文尼亚当局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阻止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维奇狂飚”。而塞尔维亚当局则抗议斯洛文尼亚的措施“破坏人权与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经济组织与机构和塞人控制的联邦企业对斯实行经济封锁……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当局在米氏的主持下，公然撕毁1974年联邦宪法，不与联邦机构打招呼便废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权，强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议会，尽管这届政府和议会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新更换的。这样对待一个联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为联邦成员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的抗议，引起了马尔科维奇总理等联邦领导人的反对。后来斯、克等共和国走向独立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国“科索沃化”。

　　的确，如果一个共和国能够单方撕毁联邦宪法而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那谁还敢与它联合?

　　于是短短两年内，铁托等老一代南共领导建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土崩瓦解了。客观地讲，导致联邦瓦解的原因很多，仅就民族主义而论，也是几乎每个共和国都有，每个共和国都做过有损于联邦的事。但直接导致联邦大厦倒塌的，无疑是米洛舍维奇煽起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群众运动，是米氏对科索沃自治权的剥夺。平心而论，在东欧当时的大气候下，南联邦很难避免解体的命运，就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也未能避免这种命运一样。但它解体得那么快，那么残酷而血腥，则无疑与“米洛舍维奇狂飚”有关。

　　米洛舍维奇是个“运动群众”的高手。应当说他实际上并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但如果说到对原来“主义”的态度，则米洛舍维奇与叶利钦一样都是“主义”的背叛者，只不过他们的背叛朝着两个方向：叶利钦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维奇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而且两人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走向权力峰巅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说，“已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领袖的米洛舍维奇”提出了“复兴塞尔维亚国家的思想”。米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他把铁托时代“多年来塞尔维亚民族的冷漠变成了高涨的塞尔维亚热情”。而铁托传统的维护者则对他的行为气愤万分。1989年2月南《信使报》刊登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苏? 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滥用了科索沃塞族人与黑山人的悲惨命运，你抓到政权后就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险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关系，……已把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别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当然，“米洛舍维奇狂飚”能够掀起决不能仅归之于米氏的个人魅力。铁托时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维系了40多年的各族团结的同时，也在塞尔维亚人中积淀了强烈的不满。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凸显了旧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权力就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能在两个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当时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德鲁日奇曾形象地把南共联盟中央比做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火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米洛舍维奇。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斯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米洛舍维奇用“群众运动”一连搞垮了科索沃的两届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联邦议会前议长科索沃代表库尔特希，逮捕了科索沃共盟省委领导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泽伊努拉呼。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三人可以说都是十分“传统”的。米洛舍维奇搞掉他们，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国”，并选举作家鲁戈瓦为总统。“巴尔干的甘地”鲁戈瓦坚决主张独立，但同样坚决反对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它。但“巴尔干的甘地”却没有遇到“巴尔干的蒙巴顿”，在长达8年期间鲁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维奇对话，却一直被置之不理，还数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锢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马齐为首的“科索沃解放军”便应运而生，他们想用武装斗争来逼迫米洛舍维奇成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这时候米氏纵使愿为“蒙巴顿”也难了。

　　“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

　　至今还有许多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厌恶米洛舍维奇，是因为他是东欧唯一未垮的“前共产党人”政权的代表。其实，如果就出身而论，剧变后东欧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前共产党人”，甚至执政党也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党。仅就前南地区而论，斯洛文尼亚的库昌、马其顿的格利戈罗夫与黑山的久卡诺维奇也同米氏一样，不仅是“前共产党人”，而且后两人也是作为前共产党的后继党(社会党)候选人当选的。

　　今天我国一些传媒说米洛舍维奇是“铁托第二”。而塞尔维亚公认的第一号“铁托分子”斯坦鲍利奇却认为米洛舍维奇是“切特尼克第二”。我们看到，米洛舍维奇镇压敢于违抗他的铁托分子，即便是像斯坦鲍利奇这样有大恩于他的人，也毫不手软，至少不比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手软。但由于米洛舍维奇领导的社会党是南共组成中的塞尔维亚共盟的后继党，同时也是个年龄结构偏高的“老人党”，为继续获得怀旧老人的支持、维持他日渐减少的组织资源，米洛舍维奇对历史基本保持低调，并未公开指名骂铁托或者赞扬切特尼克。这两个传统的一些共性（例如它们都排斥宪政民主）也为他提供了模棱两可的空间。然而在今天的塞尔维亚，他其实无法回避在这两个传统中作出选择。不久人们就看到了他是如何选择的：

　　2002年８月，米洛舍维奇下台后首次塞尔维亚总统竞选活动开始。已在海牙身陷囹圄的米氏开始想东山再起，指令社会党再推他为候选人。但选举委员会宣布，鉴于米洛舍维奇此前已经两次当选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根据宪法他无权第三次参加竞选。社会党于是改提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瓦尔特的老演员、社会党人日沃伊诺维奇为候选人。谁都知道，“瓦尔特”形象就是以铁托为原型的，社会党显然是想打“铁托牌”。不料海牙狱中的米洛舍维奇听说后大发雷霆，指令社会党如果不推他，那就不要推本党任何人参选，而必须支持塞尔维亚激进党主席舍舍利作为在野党的唯一候选人。

　　舍舍利何许人也？他是当今既极端反共、又反“西方自由民主”的极右翼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袖。他认为南共时期是塞尔维亚的耻辱，发动过要求平毁铁托墓的运动。他也是高调赞扬切特尼克、誉米哈伊洛维奇（被南共处决的切特尼克首领）为塞尔维亚民族英雄、自命为其继承人的角色。他的“塞尔维亚激进党”原来就叫塞尔维亚切特尼克运动。其民兵武装的军服、军衔与军徽都仿效二战时的切特尼克军队制式，而其对非塞族人的清洗和屠杀更与当年的切特尼克一脉相承。在米洛舍维奇与西方恶斗时他支持米氏，被米氏委任为副总理，形成反西方、镇压前南非塞族的“统一战线”。对此，一般社会党人是作为米氏的统战策略来理解的。

　　可是现在不是舍舍利加入社会党的统一战线，而是要社会党为舍舍利抬轿子。这自然为一般社会党人无法接受，如果这样，已经不太像样的“铁托党”岂不完全变成“切特尼克党”了吗？于是塞尔维亚社会党最高执委会进行表决，以多数票否决了米洛舍维奇的主张，仍决定该党将从本党成员中提名总统候选人。社会党最高委员会随即批准了执委会的决定。

　　这下可不得了！米洛舍维奇龙心大怒，他立即从狱中发出指令：解除该党代主席马里亚诺维奇的职务，任命贝利察取而代之。并“以党主席身份”指定了33人组成“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以取代党章规定的领导机构最高委员会。一向屈从于米氏家长淫威的社会党人忍无可忍，当天日沃伊诺维奇就向媒体发表声明说：“米洛舍维奇不准提名本党成员作为塞尔维亚总统候选人，而是让本党支持激进党主席舍舍利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使他同塞尔维亚社会党产生了距离。”这样下去米洛舍维奇迟早会与党分手。8月27日，社会党最高委员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一致拒绝米洛舍维奇作出的违反党章的决定。会议指出，最高委员会执委会根据党章规定尊重米洛舍维奇作出的更换党的代主席的决定。但是，他擅自组建“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违反了党章，“这种在政治和道义上无视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会议呼吁全体党员在即将举行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选举中坚决支持本党唯一候选人日沃伊诺维奇。随即，社会党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委员会也以多数票表决结果，否决了米洛舍维奇对该委员会主席的任命，拒绝米氏指定的泽切维奇，而民主选举米尼奇为“六大”筹委会主席。

　　至此，尽管出于对狱中的米洛舍维奇的同情，社会党尽量给米氏留面子，承认他指派的代主席，但他是“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已经勿庸置疑了。

　　政治上米氏以大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搞垮了铁托体制，经济上米洛舍维奇上台后搞私有化也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前南国家更积极。早在1992年底，塞尔维亚的3700家公有制企业已有2500家，即2/3，开始了所有制改造，其中的一半已完成改造进程。到1993年，塞尔维亚已有私人企业95881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4.8%。人们很少提到塞尔维亚搞“休克疗法”，那是因为战争与制裁带来的困难掩盖了转轨的“激进”。实际上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至少在全面战争之前，塞尔维亚的私有化进程一直遥遥领先于据说是“亲西方”的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国。

　　邀宠不获的“反美斗士”

　　米洛舍维奇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正如合理的个人利益不是靠鼓吹自私自利，而是靠维护“群己权界”的制度规范来保证一样，民族、国家（国民）的真正利益并也不是靠什么“主义”、而是靠维护国民权益的民主制度来保证的。不管米洛舍维奇的民族主义主观上是否真诚，客观上他的统治不仅伤害了前南的非塞族人民，而且也伤害了塞族。今天塞尔维亚执政的是米洛舍维奇的反对派，他们正如斯坦鲍利奇所说，是“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 ‘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但是由于后米洛舍维奇时代塞尔维亚宪政民主进程的推进，“民族主义造成民族灾难”的危险降低，而民族主义与国民利益的契合度增加了。

　　然而在米洛舍维奇时代，非塞族的人权和利益受践踏自不待言，即便是塞族的“民族利益”事实上也必须服从米氏的个人权势欲，并没有真正的“神圣”可言。

　　与所谓米氏是“反美斗士”的宣传相反，上台之初的米洛舍维奇不仅没有表现出一点反美反西方的样子，而且还指望美国能为他搞独裁撑腰，因此一度成为整个东欧最亲美、亲西方的领导人。当南联邦解体、米洛舍维奇成立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时，他不仅推举著名的亲美政治家乔西奇为首任总统，甚至还专门从美国请回了美籍塞尔维亚富豪米兰. 帕尼奇来担任总理。尽管实权仍在米洛舍维奇手中，但是让一位美国公民当本国总理仍然堪称奇观。当时在东欧，外籍人士参加竞选的还有加拿大籍波兰人蒂明斯基竞选波兰总统但并未成功，只有在米氏专权的塞尔维亚真能办成这种事。

　　当然，米洛舍维奇这样做只是为了向美国和西方示好，他不会把自己的权势真的交给别人，不管这个别人是美国公民还是塞尔维亚公民。后来米氏发现讨好美国不成，也就把帕尼奇搞掉了。然而把国家“公器”向外人私相授受的事却并未终止。科索沃危机爆发后，面临西方军事干预的强大压力，米洛舍维奇转向俄罗斯一面倒，不仅提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南联盟三国结盟，最后甚至建议三国争取合并为“俄白南联邦”。尽管当时俄罗斯基于传统联系和现实地缘政治利益需要而坚决反对西方干预，但俄舆论对米氏的人权与民族政策、乃至对米氏的为人也批评颇多，不愿被米氏拉下水去和西方对抗。因此任凭米氏投怀送抱，俄罗斯始终坐怀不乱。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俄罗斯接受了这种建议，塞尔维亚乃至“南联盟”还有独立、主权可言吗？“俄白南联邦”不会把首都设在贝尔格莱德、让塞尔维亚人当总统吧？对于这样一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欲，今天可以请美国人来当总理，明天可以把整个国家都送给自己的庇护者的人，哪怕他的“民族主义信仰”再虔诚（我们姑且相信米洛舍维奇真的认为他与塞尔维亚二位一体，保住他就是保住塞尔维亚），能相信他的无限权力真的有助于民族利益的增进吗？

　　米洛舍维奇不是铁托分子，不反私有化，至少在西方反对他之前也完全谈不上反美反西方。至于说他是民族主义者，那么亲西方、也受西方支持的“民族主义者 ”多了，例如至少在“铁托分子”斯坦鲍利奇看来，米氏的反对派和取而代之者科什图尼察等不也是民族主义者吗？还有人说塞尔维亚作为东正教民族与西方有“文化冲突”，这更是不经之谈。在前南争端中受到西方保护（塞族人认为是“袒护”）的波黑穆斯林和伊斯兰阿尔巴尼亚人与“西方”的文化差别，难道不比同为基督徒的塞尔维亚与“西方”的差别更大吗？还有更为奇怪的说法：有人注意到“斯拉夫”一词在古代西语中有“奴隶”词义，于是说西方反塞尔维亚就是因为他们对斯拉夫人有种族歧视，企图把后者当奴隶役使。其实拉丁语slave一词有奴隶之义固然是常识，也的确与古罗马人以斯拉夫俘虏为奴有关，但罗马人抓异族为奴的多了，不但有斯拉夫人，也有日耳曼人、高卢人等，用这个概念来套今天的国际关系，等于说今天的意大利人要把英法德美俄当然也包括塞尔维亚人都当奴隶来役使，能有比这更荒唐的吗？前南问题上与“西方”站住一边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穆斯林、马其顿乃至前南以外的保加利亚等国不都是斯拉夫人国家吗？西方为什么就不去“奴役”他们——或者他们为什么就不反抗“奴役”？

　　可见用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来图解国际政治是要患上“色盲”的。那么为什么米洛舍维奇会与“国际社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这说来话长，应该是我们另一篇文章的内容。这里要说的只是：今天的国际政治当然不是什么“理想”政治，但也已经不是“炮舰政策”、“蛮族征服”和“春秋无义战”的时代。道义与利益，强权与公理，都是国际政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因素。也许“双重标准”这一概念比较近于现实：它意味着国际政治不是毫无道德标准的“战国”游戏，但是大国实力与利益的因素也使得这些标准在实践中还无法“一碗水端平”。米洛舍维奇的所作所为、乃至比米洛舍维奇更恶劣的所作所为如果发生在非洲也许就会被忽视和姑息（正如在卢旺达、刚果和苏丹等地发生的事一样），但在欧洲人们就难以容忍。这种“双重标准”当然令人遗憾。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是努力使非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欧洲那样得到制止，还是努力使欧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非洲那样得到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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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26 18:18

金　雁：当代民粹主义的内涵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里，“民粹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名词，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社会党国际的声明说“社会党人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已经和其它几种主义并列为欧洲左派的巨大威胁。的确，民粹主义的复兴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它的崛起启示我们要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去重新思考历史上的民粹主义。

　　有人认为，民粹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狭义的曾经在俄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现象，不能把它泛化。其实就其内涵和外延来说，并不是俄国独有的景观，而是一种与现代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转型过程密切相连的大众化运动。因为在上层主导的追赶战略中，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这样一来原来的束缚—保护功能被打破，罩在个人头上的传统法规消失，独立无助的人群又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改革的抵触和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的追念之情。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社会公正缺位、贫富分化严重、中下层上升的道路受阻，以及民族的外部条件受到刺激，在民众中孕育的强烈不满便会爆发出来。不管它以什么面目出现，有几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1、农民国家在不公正改革中刺激起的平等情怀，打出在崇尚人民口号下的整体主义的旗帜。2、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把外部世界妖魔化，以此而衬托出一种前体制的“内部和谐化”气氛。3、反感西方、厌恶资本主义，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对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对立、共同体的内部和谐与阶级社会对立。在人类历史上三次大的私有化高潮（原始公社解体、中世纪的农村公社解体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解体）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民粹主义或类似的浪潮。

　　苏东剧变以后，许多前共产党人从左面、新法西斯主义从右面充实了它的队伍。冷战后盛行于欧洲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而其共性也是以民粹主义为共同内核的。民粹主义的崛起打乱了以前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在诸如私有化与欧洲统一进程这类重要问题上，往往是传统的左右翼都表示支持，而极左与极右两翼则都鼓动民族—民粹主义情绪来加以反对。民粹主义的崛起也打乱了原有的“传统的”、“现代的”与“后现代的”这类时代阵营，不仅“传统的”民粹主义以其强烈的整体主义倾向对市民社会构成威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理性文化的“消解”也在文学、艺术以至形而上领域刮起了一阵POP式的“新”民粹主义旋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美学以至政治学都由于其强烈的反精英、亲大众色彩而被评论家称为新一代的“民粹美学”、“民粹文学”等等。最后，民粹主义的崛起也是通常所谓的“保守”与“激进”之类的概念失去了意义。当前复兴的民粹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既比欧洲冷战时代一般的保守主义更为保守，也比一般的激进主义更为激进。从西方的保守党人到社会党人，从东欧剧变前的正统共产党到剧变后的自由派政府，乃至黑社会势力，都受到它的强烈冲击。总之，民粹主义的幽灵对冷战后的“新秩序”、对前苏东国家的转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都构成了新的挑战，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也并非福音。

　　和19世纪不同，在当代，民粹主义变成了许多国家左右派斗争中相互指责对方的有力武器。与历史上俄国民意党和美国的人民党这类过去的民粹主义组织不同，也与当代的共产党、社会党、自由党、保守党等明确揭示其“主义”并借以命名自己的组织情况有异，当代的民粹主义势力大都并不自称为民粹派，如此一来现在广义民粹主义的内涵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如此说来，民粹主义究竟在当代有什么样的内涵？难道它仅仅是一个不同党派吵架双方对骂用的贬损名词吗？当然不是，仔细观察当代各国的社会变革现实就会发现，那种为保守党、自由党、社会党等传统上的左右各派一致视为威胁的倾向，其实是有其明确的内在逻辑的：

它是一种与个人本位倾向对抗的整体主义，要求以整体（人民、社会、国家、民族、政党等等）的名义压抑个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

　　它是一种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倾向对抗的国家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以对付外来威胁为理由抑制国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价值与普世性的人文价值相对立，并以弘扬前者为旗号来抵制后者，过去的反犹主义与沙文主义倾向，对“大国光荣”的回忆与民族、国家间关系上的历史旧账重提，都成为它凝聚“民众”的手段。

　　它是一种与市民社会的理性主义相对抗的非理性倾向，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崇卡里斯马型政治。

　　它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对抗的反现代化力量，但与冷战时代的反资本主义阵营相比，它更少理论成分而更多一些原教旨的色彩，更多的“向后看”（即回归本民族传统）而不是“向前看”（即标榜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同时他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非理性反对派（如民主主义反对派等）也有继承关系。

　　因此可以说，当今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有破无立的思潮，它促进了苏东旧体制的瓦解，却无助于或有害于新体制的转轨。它冲击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却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复兴。它在目前的盛行基本上可以视为对现存制度不满，却又苦于传统理想主义破灭后的无奈、浮躁与盲目情绪。但毋庸置疑，它的存在与盛行本身也从反面说明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为内容的全球化浪潮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改革过程中忽略公正问题，加剧贫富分化都会导致民粹主义情绪的上升。从整体上说，当今的民粹主义复兴是一种消极现象，但它所包含的一些因素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的反全球化思潮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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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局金雁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与行政学院演讲
时间：2005年10月26日（星期三）晚7：00
地点：乐育楼C108
主题：《东欧政治经济转轨的比较分析》

方心田：听金雁女士的讲座
     金雁女士是秦晖先生的夫人，现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苏联与东欧问题专家。今天上午她在南昌大学学术报告厅的演讲题目是《俄罗斯传统文化与俄国知识分子》。
      金教授的演讲很有趣味性，她不时地把话题绕开一点点，说些时下与现实的东西。她对俄罗斯与东欧的历史、现状都很熟悉，她本人就在波兰留学过。
      她说，俄罗斯有着几千年的村社传统，村社非常推崇集体精神，强调平均主义，轻视自由个性，这与俄罗斯的地理生存位置、东正教传统都有密切关系。这种小共同体的生产方式与后来斯大林强行推行大集体化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俄罗斯农民为此付出了死亡800万人、死亡过半牲畜的代价。
      俄罗斯民族有着轻商抑商、崇拜权威的传统，他们很信奉好的沙皇，有浓烈的救世情结。所以他们至今希望普京是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希望他把俄罗斯带向一个强大的国家。
      金教授在说到俄罗斯知识分子时，很动情地讲述着他们的特殊品格，如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体验苦难的自觉意念、对理想坚定的信念、重视内在精神等，所以俄罗斯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但也因这个民族比较缺乏理性精神，酗酒文化浓厚，所以鲜有哲学家。她列举了如萨哈罗夫、索尔伦尼琴、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契诃夫、肖洛霍夫等富有忏悔和批判精神的作家，也说到了如高尔基这样附和斯大林政权的深合时宜的文人。
      听众提问时，在场的研究生、大学生们提了不少尖锐的时政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大学生里也是有不少独立思考、不甘受蒙蔽的。金教授有的避而不答，说是不给胡平先生添麻烦，有的透露一言半句，有的只谈些不会惹事的历史文化。由此也可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窘境及当下中国的言论环境。
      我提了一个问题：昨天上网看到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在海牙监狱意外死亡的消息，对此人，东西方有不同的评价，请问您是怎样评价他的？金教授说：她赞成国际法庭对米的逮捕和审判，因为米犯了大罪，让很多人丧失了性命，但没想到米会意外死亡，提前结束了生命。她说1999年我驻南大使馆被美轰炸期间，她曾向中央提议，要我们不要太靠近米洛舍维奇，靠近他对我们不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金教授的正确。
      感觉金教授秀外而惠中，温婉而谦恭，是个非常有气质和学识、亲和力特强的知识女性。最后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向她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她有机会再来讲讲我们所不知道的苏联“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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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诚:  读金雁『新饿乡纪程』札记                                                
    苏东转轨已逾９年，但国内少有客观真实，较全面地描述苏联东欧转轨情况的书籍，新华出版社推出的“学人文库”丛书中金雁女士的『新饿乡纪程』，不但有对转轨前后的苏东近距离的描述，而且有理性的思考，既反应了作者在苏东问题上的专业素质，也表现了作者对人类进步的终极关怀，也算是填补了中国学界的一个空白。
    十月革命是２０世纪对人类社会具有最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他的影响直接所及关系到十几亿欧洲和亚洲国家人民的命运，“其兴也，悖焉，”曾引起中国知识界重要精英的认真关切，极力宣扬，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代青年中的众多精英选择了苏俄式的救国道路，为之流血牺牲。而在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１年东欧苏联相继抛弃了列宁式的共产主义道路，这又是２０世纪影响人类的重大事件之一，特别是在苏联解体时，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其亡也，忽焉”！对此不可避免地对世界和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中国学界则长期回避，任凭一些跳梁小丑妖言惑众。金雁女士的『新饿乡纪程』为中国学界打破了这一沉默。
     
           一、走向民主－－多重变奏曲中的主旋律  
                                            
    从１９８９年春波兰的团结工会和统一工人党政府在圆桌会议上，达成“历史性的妥协”，允许团结工会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参加波兰的议会选举后，正式开启了苏东巨变的历程。此后，一个个东欧国家在１９８９年相继抛弃了列宁主义式的共产主义模式，除罗马尼亚外，大部分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历史巨变中，都避免了流血，政治转轨的过程多则数月，少则几日，令人目不暇接。这一进程，可以说没有任何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对此进行过认真的抵抗，抛弃旧模式，几乎成了东欧各国全社会公认的必由选择。到１９９１年８．１９政变后，苏联也正式解体，为整个苏东的政治巨变划了句号。在８．１９事件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偌大的一个苏共，竟无一个支部为之游行抗议，平时苏共有多少专司党务久食党禄的衮衮诸公，在此亡党之际却无一人为之抗争，真可谓“呼喇喇，大厦顷 ”。面对这样的一个涉及十几个国家几亿人自主地重新选择生活巨大的历史过程，难道仅用出了一个放弃了旧原则的领导人，可以解释得通吗？
    金雁女士在１９９０年巨变之后到了波兰，并利用假日考察了不少东欧和原苏联的国家，用许多生动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给读者勾勒出了这一历史走势的底蕴。这就是人民抛弃了旧的制度，人民选择了新的生活。
    首先从波兰说起，波兰人民和其它东欧国家的人民一样，在原体制下，许多日常消费品甚至食品经常性地处在匮乏状态，长年实行一般社会在紧急状态下才实行的配给制，而人民在对政治或经济生活不满而走上街头时，几乎每一次都遭到镇压付出血的代价。在波兰从５６年的波兹南到７０年底的格旦斯克，波兰工人的每一次抗议都遇到了政府的真枪实弹，在５６年的匈牙利和６８年的捷克针对旧体制的改革也都被苏联坦克的履带碾碎。８０年代初为了取缔合法的团结工会运动，波兰实行了军管，但是剌刀并不能遏制人民对新生活的渴望。在人民要求新生活的大潮流下，波兰当局率先与人民达成了“历史性的妥协”，避免了流血的变革。但在 “１９８９年大选，波党（统一工人党）在自由竟选举议席中一席未得，创下世界议会民主制历史上执政党竟选惨败的‘零的记录’，甚至在照顾性的分配议席中，波党人士也绝大多数在首轮投票中落马，只是在第二轮投票中，在团结工会方面也力劝选民给个台阶下的情况下才凑够了分配给的议席。如此落魄，是连最右倾的人士也料想不到的”（１）。无疑，失尽人心的波兰执政党在人民抛弃他之前，它一定早已抛弃了人民，否则怎能落到如此悲哀的下场。
    而在金雁笔下的写出巨变后的巴尔干小国保加利亚新领导人“平民总统热列夫”在普通住宅小区租住一套５０多平米两居室朴素的生活时，也画出了腐化出名的前保加利亚统治者日夫科夫“除豪华的领袖官邸外，全国各地都有他的离宫别馆、高级专用别墅、专用休养地，更不用说特供的商店，医疗、娱乐设施等，单为打猎就在国内设了六处政治局委员专用猎场。此外，保加利亚还投巨资以社会福利为名建了一座豪华的‘和平旗帜’活动中心，先后由日夫科夫的儿女亲任主管，实际上是又一处‘皇宫’。”日夫科夫不但生活腐化，而且“盛行家庭政治，任人唯亲，裙带之风令人厌恶。日夫科夫的女儿柳德米拉是政治局委员，外甥马列耶夫是把持重要部门的长官和中央委员，就连智力低下、生活放荡的小儿子弗．日夫科夫，这位索非亚城有名的花花太岁，也委以文化部部长、中央委员之重任。１９８７年，因小日夫科夫劣迹昭彰和近乎弱智的表现太出格，党内一批著名学者教授‘上书’要求撤消其职务，被老日夫科夫打成反党集团。”而朴实的平民总统“热列夫一家的状况与日夫科夫时代相比，真令人感慨！”（２）受人尊敬的热列夫总统和遭人痛恨的日夫科夫的个人品质固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权力不受制约的制度，才是日夫科夫这样的人为所欲为的原因。所以在时机到来时，保加利亚人民抛弃这样的领导人和这样的制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总的来看，在初历剧变后的东欧，原执政党中还能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而东欧各党的队伍在失去政权后几乎是土崩瓦解般萎缩的事实，也给人以一个教训：在人们不习惯讲真话的环境中，真正具有信念的人是多么稀少！”（３）
    苏联是按照列宁主义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建立伊始就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式的以革命和多数人的名义伤及无辜，金雁在“苏联记行之二”中为之惊愕的苏联青年团员唱的关于列宁爷爷的那支歌，和后来俄罗斯当局为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重新的安葬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苏联人民对那一段历史在道义层面上的反思。在斯大林时代，轮翻的政治清洗和残酷的政治迫害，使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为之丧生。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在使苏联的内外政策都带有明显的帝俄政治痕迹，危机四伏的民族矛盾只是在长期军事高压下才得以暂不爆发。勃列日涅夫时代，社会生活停滞，日用品匮乏，官僚主义严重，贪污裙带之风盛行，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的经济在计划体制和粗放方式的运行下，已经失去了增长的势头，逐年下滑。金雁在“消费品变奏曲”中指出，苏联自十月革命后，７３年的时间里，“几乎一直处于商品短缺、市场匮乏的状态”“我在苏联走了一遭以后，有个感受：现在对一般苏联老百姓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什么主义，只要你能解决消费品供应，就不愁一呼百应，举国拥戴。”（４）８０年代后期，中国学界评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是苏的对外战略使其经济难以承受，这种对外战略造成了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所以才进行改革。苏联人过去也归咎于军事包袱太重，领导人片面重视重工业的策略思想。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军事包袱明显变小，“戈尔巴乔夫就经济思想而言决不能说是个‘片面重视重工业’的人，可是他上台这几年不仅回春乏术，反而治丝益棼”。最终苏联人也认识到“根本问题出在体制上 ”。（５）在这种形势下，戈尔巴乔夫积极想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旧体制进行改革，而且也迈出了重要的几步，但其在政治上进行艰难的危机重重的改革之时，对经济改革的实质性步骤始终议而不决，问题并不是不知道如何改，实际上各种方案都有，其中一些方案比一步到位的成功的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方案并不保守，但在经济运作方式上从计划到市场必须经历一个物价放开、财政紧缩的痛苦的社会阵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受转轨痛苦的人民承受力与对做出这个转轨决定的政府是否认同关系重大，问题恰恰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已经认识政府的民意基础脆弱，无力承担风险。金雁写道：“雷日科夫政府的一位发言人兼经济学家在解释苏联为什么不能实行‘休克疗法’时就说：波兰人经过十年的奋斗，终于有了一个他们信赖的政府，在这个政府实行‘休克疗法’时，尽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３０％，但他们一声不吭地挺过来了。而雷日科夫政府要这么干，那还不炸了锅？他因此慨叹政府目前得到的社会信任度太低，要求人们谅解政府的苦衷。”（６）就是在这种社会要求进一步改革，而政府缺乏勇气前进之际，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企图开历史倒车，因此，他们的政变一开始就注定是短命的，他们的命运必定是悲哀的。他们的这一作法，使人民对苏共自我改革努力完全失望，人民最终彻底抛弃了苏共。８．１９政变后，“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建议’下黯然解散，全国从中央到基层没有发生一次
有组织的抗议。当时作为人民代表第一个起来抨击叶利钦‘禁共令’的并不是哪些久食党禄的衮衮高官，而是曾因持不同政见被开除出党，此时恢复党籍不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麦德维杰夫。他后来沉痛地提到：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然而他们不是去捍卫党，而是去争着向离开大厦的苏共大员吐唾沫的。若不是当局组织了警察线拦住群众，保护他们撤离，他们就可能受到人身伤害’。麦德维杰夫叹道：党已被人民抛弃了！”（７）其实，这正是一个政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寄生在一个用强制力量维持的政权下必然产生的结果。
    从『新饿乡纪程』一书中看，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其一，基本上都是和平变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抛弃了旧制度。而旧体制下的领导人，也大都明智地放弃了对这一毫无希望，不得人心的旧体制的维护。只有罗马尼亚领导企图用暴力抗拒变革，其下场是众所周知的。其二，并不存在对原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问题，他们在新体制下享有自由表达的空间，问题是他们自己是否持有原来的立场。其三，原共产党人重组的左派政党不但合法存在，而且除捷克（左翼社会党无法赢得选民）外，大都在议会里成为主要党派之一，其中不少重新执政，或现在正执政。如波、匈、罗、保、南，波罗的海国家也基本如此，独联体国家基本上是前共产党人执政，新组建的俄罗斯共产党在议会中已成为最大的党派。就是叶利钦也是前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其四，巨变后的东欧国家左右两翼政党都遵守了民主政体的“游戏规则”，政坛形成了在左右两方轮流执政的“钟摆”效应。原苏联的大多数国家，也都在快慢不等地适应新的民主政体的“游戏规则”。总之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情况虽各有特色，但政治变革的主旋律则是走向民主政体。
    ９０年代初，中国国内一些人别有用心地说，转轨后的苏东共产党人受到了迫害等，看来只是用套用传统政治模式思维，妄加演绎的胡说，金雁这本书问世后，这些妖言可尘埃落地了。至于当时有人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威胁听众说，原东欧国家的部长在变革后去看大门，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演变云云则只能是令人无限地感慨！当年积弱积贫的中国在寻求现代化道路时，陈独秀、李大钊，在中播下得是共产主义救中国的龙种，瞿秋白、方志敏、江竹筠等为之献身的理想是共产主义救国的事业，退一步说，也许他们的救国模式今天并不象当初那样吸引人，但是他们真诚的救国追求和为救国理想而献身的气贯长虹的精神，无论什么时候都使后来者肃然起敬。而这些不肖的后人亮出共产主义的旗号时，却在旗帜上写着是自己的官位和特权，这样公开宣扬小集团特殊利益居然不以为耻，九泉之下哪些为理想而献身的共产党人们能躺得安稳吗？。我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是否想到过他们也需面对为了中国的进步在这面理想主义的旗帜下死去的亡灵。
      
                二、走向市场－－艰难的脱胎换骨
                                          
    计划经济的失败，一方面体现在它无法对千差万别、日新月异的人们生活的需要做出反映灵敏的计划，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公有产权实际上无人负责的产权所有者虚置，管理者、经营者，不受“预算硬约束”，生产者在大锅饭里混日子。粗放、低效、浪费是它的显著特征。从根本上说它不能有效地充分发展人的潜力。计划经济模式实践的失败，这已是包括曾经遵奉它的绝大多数世人的共识。但是改造这个按着一个超越现实的理念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使经济重新回到市场的历程，却是想不到的艰难。“笔者在东欧时，曾多次听人讲过‘两个‘没想到’’：‘共产党政权垮得这么容易，连反对派都没想到；而私有化改造搞得那么艰难，连共产党人都没想到。’”（８）从作者对东欧前苏联国家的考察看到，经济的转轨确实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作者在宏观上分析了从东欧到前苏联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休克治疗”和产权的改革“私有化”过程中，各种具体情况和措施的得失，在微观上，通过对波兰特大国企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在体制上和生产方式上彻底现实“两个转变”，成功经验的“案例分析”，不但描绘出了经济转轨的生动画卷，而且让读者感受到理性的清晰分析。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首先要调整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宏观经济结构，这就要重新建立各种商品的市场（包括开放外贸和货币市场），通过市场调整被人为扭曲的商品价格（包括劳动、资本的价格、），放弃在价格扭曲基础上形成的政府财政补贴并建立新的税收体系，在无效的经济活动中，这种补贴几乎成了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入不敷出的财政的沉重负担。同时还要让市场调整在商品匮乏下人们花不出去的大量过剩货币的价格。在这个震荡调整中由于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很多企业的产品也许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可改造的企业也许在金融市场上无法找到足够的资金，必然会出现工厂开工不足，甚至工厂发不出工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同时还伴随着物价飞涨（货币价格调整），领取退休金的人领到的退休金赶不上物价上涨。这个一次到位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被人们称之为“休克疗法”，在这个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人们付出的艰难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其次，经济的转轨，还必须对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无人负责公有制产权进行有人负责的所有权改造。这是建立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过程被人们称之为“私有化”。实际上公有产权结构也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在宏观和微观经济结构上的重要特征。在计划体制下，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如何进行产权改造，这既涉及到十分敏感公平的问题，又涉及到私有化后的企业有无效率的问题。
    金雁女士在书中对经济转轨中前苏东国家的描述是非常生动和深刻的，其中包括左右两翼的一些著名政坛人物。从捷克的“休克”和“私有化”同步进行，一次痛苦，一步到位，既公平地分配了原公有财产，又兼顾到了经济效率的成功范例，到波兰、俄罗斯、前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的分两步走经济转轨，中间先经历“休克” 痛苦，之后迎来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后的财政盈余、通货坚挺，甚到有了出口顺差的“舒适期”，之后由于产权改革没有到位，资本市场未建成，企业产权虚置，企业不能真正成为市场中的行为主体，整个经济无法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运作，宏观经济再次陷入“二次阵痛”，上述国家不得不在“二次阵痛”中，继续沿用政府“财政拉动”的计划式经济运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艰难的产权改造。走得较快的波兰已结束了“二次阵痛”，沉疴甚深的俄罗斯，在独联体中也走在前列，比没有进行“休克疗法”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状况好得多，而且已接近“隧道的尽头”。捷克经济一次痛苦的激进转轨，迅速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到９２年时经济回升，９５年时已完全复苏，经济增长是“出口拉动”，也就是说与世界大市场已溶为一体。到９５年时转轨中的东欧国家经济呈全面复苏之势。当然，即使是东欧最成功的转轨国家也不是所有经济转轨中的问题都彻底解决了。在这场大转轨中，各种趣事也是层出不穷。匈牙利由于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经济条件比其它东欧国家略好，因此一开始没有采用“休克疗法”，只是进行产权改革。但几年后匈的经济走到了捷、波的后面，社会党执政后不得不进行“休克疗法”的补课。波兰的受“团结工会”支持的政府，由于“团结工会”在产权改革上有“工联主义”的倾向，在“休克疗法”同时，政府无法迅速地进行“大众私有化”的变革，不得不在“二次阵痛”后成为大众的出气筒被赶下台，而继任的左派社会党政府，则推行了右派政府无法完成的“大众私有化”方案。俄罗斯的盖达尔虽因“休克疗法”不得人心被迫下台，但继任者仍不得不执行其政策。捷克总理克劳斯一方面因其彻底的“休克”，遭国人痛骂，一方面国人还越来越多地把选票投给他。这位给捷克经济做手术的主刀大夫，“反对权贵私有化”主张“大众私有化”，他改造产权的思路是“在起点平等状态下找到最初的私有者，在规则平等状态下找到最终的私有者”。在他的主持下，捷克是除东德外第一个迅速有序地完成产权改造的东欧国家。他的“人不能分两步跃过豪沟”的名言，不得不使人对他的超人胆识拍案叫绝。他是全世界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轨中真正的大英雄。
    总之，作者用令人信服的大量事例证明了脱胎换骨的经济转轨，如同经历“炼
狱之门”，不论是剧变还是渐变都必须经历这样的痛苦。彻底的剧变不但可缩短阵痛时间，而且可防止不公正的权贵“自发的私有化过程”。多年来，我们国内有那么一批人，对东欧和俄罗斯经济转轨中遇到的困难总爱妄加评论，先是说捷克波兰“休克疗法”如何一团糟，之后又说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如何“错误”，其影响所及，至今新闻中还说盖达尔的继任人纠正了前任“休克疗法”的错误。其中一些人对东欧国家“私有化”中的一些现象，恶意歪曲，说什么“反攻倒算”，『新饿乡纪程』对这些说法都有澄清。
    有些人对人家转轨时困难和痛苦幸灾乐祸地乱加点评时，对中国的渐进式转轨沾沾自喜。其实人家通过几年完成的转轨，我们中国搞了２０年还在进行“攻艰战”。其间经过三次财政金融紧缩，失败的价格闯关，直到９０年代中后期才基本开放了商品价格，甩掉了大量的财政补贴。２０年来经济虽然连年高速增长，但经济效益不高，生产率没有提高，工业的资金利税率９０年以来逐年下滑，税收逐年增加，但整个财政依然是入不敷出，赤字不减，国债日增。至今经济增长还不能说摆脱了靠“财政拉动”型的粗放经济，多数企业效益低下，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中央向地方放权后，一方面中央投资上项目，一方面各地方大量投资上项目，实际上都是政府行为，造成大量重复建设项目和泡沫经济行业，这种对稀缺资源－－资金的浪费，是一个不“瞎指挥”的中央计划投资体制所不及的。在财政无力投资后，各级政府又指令银行融资，在投资膨胀带来通货膨胀，经济秩序失衡时，中央就紧缩银根，这时重复建设造成的的新老无效企业无法在市场上完成产品的销售，因此无力支付原料费用和投资贷款，从而造成一大串企业债务链，并把银行也拖入困境。整个经济多年来跳不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最近一次的金融紧缩后，宏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虽然避免了迫在眉睫的金融灾难，但又出现了市场萎缩即“二度痛苦”的前兆。１９９８年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在带头减轻日益膨胀的财政负担，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和投资方向调整的同时，不得不对困难重重的金融业和国企进行仍不能彻底到位的金融体制和企业产权的改革。在这样艰难的经济局面中，在投资结构上还得靠政府行为来拉动经济。说到底，中国现在既没有形成真正的资本市场，也没有进行国有企业产权的彻底改革，银行和企业都缺乏“预算硬约束”，没有成为市场中的行为主体，甚至新出现的乡镇企业也存在着产权不清。政府依然不得不在各层面的经济领域中进行具体干预，其中包括为国有企业选一个好领导，配一个协调的“党政工团”班子。从中央、地方政府到企业，都没有摆脱计划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症，政府在财力不济、金融紧缩时就在税外加费，企业在正常渠道无法得到资金时就违规拆借、集资。这里且不说还存在着大量的寻租和企业经营者自发的私有化现象。我们这种旷日持久的渐进式转轨是否肯定比东欧俄罗斯的激进式转轨优越？此外，各国还有不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看还是少对人家的转轨措施说三道四，多进行深入研究为好。
                                                              
            三、透过历史的迷雾看左派复兴
                                            
    『新饿乡纪程』中作者通过“左派复兴以后”、“明日俄罗斯：又一个魏玛共和国？”、“否则就永远不能讲了”等文章，对转轨中的东欧和俄罗斯的整个政治思潮进行了长镜头大范围扫描，对各种主要思潮还有聚焦分析，对俄罗斯的分析尤其发人深省，具有警世之义！
    作者首先分析了剧变后东欧国家的原反对派大都选择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右派。实际上自由派组成的右翼在西方政坛上是中右力量，不是西方国家具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极右力量。而原共产党人新组建的社会党左派阵营全都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或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并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政坛上属于中左政治力量，不是极左政治力量。从近２０年西方国家自由派右翼和民社派左翼的施政纲领发展趋势看，中左和中右存在着明显的趋同的倾向，在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和维护多党民主政体上原本就目标一致，在国家退出竟争性经济领域和施实社会保障即福利社会方面，两派已无根本分岐，政争只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轻重缓急不同的处理方式上。因此，剧变后的东欧国家在政坛上形成的左右两支政治力量，都是建设性的稳定政治力量。而不是具有潜在破坏性因素的极端主义（如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治力量。东欧国家的左派复兴之后，并不意味着列宁式的共产主义得到了复活，到是体现了当年被列宁大加贬斥的修正主义－－第二国际的主流派，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另一支社会主义流派被发扬光大。
    恩格斯去世后，代表世界工人运动的第二国际出现了分裂，一派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伯恩斯坦为代表，该派以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为指导方向，修正马克思主义中的暴力革命、多数人专政、布朗基主义，主张跳出用辩证法演绎社会发展的陷井，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止境，也不可预料，不能人为地规定发展阶段和终极目的，提出“运动就是一切”，主张通过议会民主道路谋求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派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为代表，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考茨基为中间派。后流亡中四分五裂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中列宁支持卢森堡的主张，参与了第二国际内的论战。１９０３年列宁提出了新的建党原则，主张组织严密，指挥集中，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列宁承袭马克思用辩证法推导的无产阶级是代表消灭资本统治的、向未来新社会革命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先进阶级的结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认为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是无产阶级中的先锋队的学说，认为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中不能容忍不同派别的活动，列宁认为这个先锋队应由其中的精英分子组成职业革命家集团领导，在其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利用政权的革命暴力性质改造社会。当时，伯恩斯坦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新社会是用辩证法演绎的社会发展规律，以一个阶级为名的多数人的专政必然剥夺少数人的合法权利，认为列宁的通过夺取政权改造社会的思想是布朗基主义，不是马克思的主流思想。十月革命后，按列宁主义建造了一个新社会，但它的政治生活方式甚至没有得到列宁在第二国际中最忠实的盟友卢森堡的承认。她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应该是整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少数领导人利用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专政，专政意味着实行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专政必须服从全民的控制。而没有出版和集会的完全自由，没有言论自由，那么各个公共机构的生活就会是虚伪的，官僚风气必然盛行，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客的专政。”（９）因此，“她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民主的专制倾向。”（１０）列宁死后，卢森堡这位为其事业殉难的先贤，也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打到了机会主义者的行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战争的性质、帝国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上，列宁与原第二国际的中派考茨基观点严重对立，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向世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农业地区扩张具有进步意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垂死，而是有着无限发展的可能，这些国家之间也不必然导致战争，他们之间不是你死我活，而可能走向资本融合在一起，和平地发展成国家联盟，最终发展成前途远大世界联盟。劳动群众在这阶段上夺取政权才是一条牺牲最小、痛苦最少的道路。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已经没落腐朽垂死，它在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地区扩张已没有进步意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必然导致战争，因此，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发动革命。在论战中，列宁斥考茨基为机会主义，并认为他已彻底滚到了伯恩斯坦的一边。
    十月革命后，列宁为了和第二国际主流派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斗争，以苏共为首联合其它社会主义运动的左派政党，组织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后于二战中解散。二战后在第三国际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因中苏分裂而解体，苏东巨变后，这一系脉走入历史低谷。而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１９２３年改组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１９４０年于二战中瓦解。１９４４年英国工党着手恢复该组织，１９５１年在原“国际”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社会党国际。社会党国际主张走有别于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今天，列宁式的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已成昨日黄花，而第二国际的余脉则演变成社会党国际，在欧洲和澳洲、日本的政坛上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社会党国际也是一支重要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当年，论战双方的观点，被后来的历史怎样验证，在经历了苏东巨变之后，任何真正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不应该回避，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
    从当年第二国际内的论战到苏联东欧列宁式共产主义的失败，至少证明了三点，一、按照先锋队－－精英集团理论组建的政治经济运作体制，在实际运行中缺乏修错机制，因为在理论上没有认为先锋队中的精英集团有犯错误的可能，所以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对领导犯错误时的纠错机制，只有保证贯彻领导决策的机制，任何下级机关和个人的自发修错行为，在机制上都设计成为反对精英正确领导的逆历史进程的错误行为，而实践证明这个精英集团的领袖并不是永不犯错的上帝，而是也常可能犯错误的普通人，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各种现实利益的诱惑和权力的腐蚀；二、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已垂死腐朽和必然导致战争之说失之武断，二战后的历史到是向了国际资本的融合和国家联盟的世界一体化方向，而按这一理论设置的适应战争和革命的政治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及对外政策不适应和平时期社会的全面发展；三、认为在资本主义下两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必然导致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的推理与实际发展不符。西方国家并没有在两大阶级斗争中走向革命，而是通过议会斗争劳动人民的生活大有改善，同时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稳定多数的中产阶级，在这种形势下，该理论中对西方国家人民通过合法斗争取得的重大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彻底否定，很不利于正确对待和学习西方国家在后来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对人类社会有进步意义的重大成果。在这种沉痛的历史教训前，所有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对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选择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其次，苏联解体后，处于困难的经济转轨中的俄罗斯，在国力和外交都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不少俄罗斯社会成员心理失衡，思想混乱，导致极端主义思潮泛滥，出现了向一战后魏玛德国方向演变的可能性，作者对此进行了有远见的审视。当然作者也从世界的不同历史时代和俄罗斯国内本身存在的建设性力量这些新因素中，指出抑制魏玛化可能还是很大的，同时还指出经济能否尽快复苏，对俄罗斯社会能否克服极端主义思潮的蔓延关系重大。从巨变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厢情愿地和平分家，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可以看出在大帝国中生活的主体民族背着多么沉重的历史遗产。
    再次作者对俄罗斯的左派复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俄国左派复兴之初，民主社会主义曾占主导，包括新俄共重建之初也有很重的社会党色彩，后左派中俄共一党独大，但俄共褪去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演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共产党。现俄共在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上和对东正教的态度上与极右翼已无差异，甚至与极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政党在政治上结盟，在政治上共同反对自由民主派，出现了“列宁与尼古拉一世联手收拾米留可夫”的怪现象。当然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过度时期的特殊现象，可理解为在群雄逐鹿的俄国政坛上，急于求成的一些政党政治上“现实主义”的策略，也可能眼下俄共为了壮大力量迁就各种不健康的社会思潮，一但俄罗斯转轨成功，彻底杜绝了“魏玛化”的可能，俄共也可能重新回到稳建型左派的立场上来。
    如果说现实的眼光是独到生动，那么历史的眼光则是深邃理性。作者最后对斯托雷平时代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策略失当和尬尴处境，以及不公正的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后果，做出了深刻的，具有警世之义的剖析。的确，革命不是知识分子喊一声“欢迎！”它就来了，也不是知识分子喊一声“告别！”它就去了。同样革命也不是在剌刀下不公正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就可以避免了的。一个社会的稳定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它的平衡点。对于２０世纪初的俄国应该如何改革，当时俄国的贵族政治家维特伯爵曾指出：“如果不先在上层进行政治改革，下层是决不可能搞成经济改革的。”（１１) 但１９０５年沙皇用用子弹和剌刀回答了人民的改革要求后，用斯托雷平的“一切为了强者，而不是为了弱者”（１２）的不公正经济改革来回避政治改革，其结果对于俄国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是始料不及。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对于今天的改革者真可谓“殷鉴未远”！
    总之金雁女士的『新饿乡纪程』是中国学界对苏东转轨公开进行的分析和探讨，关心时代的人值得一读。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草原发于《开放时代》1998年10月）

  注释:
  （１）『新饿乡纪程』第２２３页
  （２）同上第２１３、２１５页  
  （３）同上第４６页
  （４）同上第３７页
  （５）同上第３７页
  （６）同上第４２页
  （７）同上第１８２－－１８３页
  （８）同上第１２６页
  （９）『社会主义大辞典』  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２页
  （１０）同上
  （１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  1983年版第386页
  （１２）同上

金雁教授，1954年出生，山东定陶人，1981年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员、中央编译局俄罗斯中心副主任、中国苏东史学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东欧、俄罗斯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主要著作： 1、《农村公社、改革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道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2、《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再认识》（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3、《新饿乡纪程》新华出版社1998年。 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5、《猫头鹰与火凤凰》三联书店1999年。 6、《解读俄罗斯》大象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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