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民主墙”三十周年（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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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民主墙”三十周年

吴玉琴     

1978年的10月11日，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贵州省贵阳市，四位热血青
年来到了北京。他们是黄翔、李家华、方家华和莫建刚。在北京王府
井大街，原中共《人民日报》社的大门口，他们贴出了轰动整个北京
城的《启蒙》大字报及黄翔先生的《火神交响诗》，同时并散发了第
一份油印的民刊《启蒙》。同年11月24日中午12时正，民主墙时期的
第一个社团组织“中国启蒙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布成立，由黄翔
任社长，李家华为副社长。黄翔并在天安门广场刷出两条大标语《毛
泽东必须三七开》和《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不久又公开发表
了《致卡特总统》一文，提出了中国人权的问题。在北京醒目的西单
墙上，还有许许多多撞击着历史心脏的诗和文章，使得北京的西单墙
一下子闻名遐迩而很快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北京城沸腾了起来！这些
行动也惊动了中共的高层，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当晚整个北京城
宣布戒严，并派出“三叉戟”飞机十万火急去贵州调集他们四人的档
案。《启蒙》这场来自贵州、发难于北京的运动揭开了1978～1979年
中国“民主墙运动”的历史序幕；也拉开了中国民运的序幕，使得西
单墙成了中国民运抒发理念最早的民主园地。

同一时期“启蒙”成了敢于反叛、敢于抗争、敢于挑战！绝不依附专
制权势的代言词。它也从另一方面加载了知识者的信仰及使命感。民
主墙成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当时的中国
正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时局正处于一个动荡和黑暗的时期。
“中国启蒙社”的产生，为这种局势掀起了一阵涟漪，也为当时的社
会播下了民主的火星，致使星火燎原而很快波及全国。尽管后来“中
国启蒙社”的发起人都受到了来自于当局各方面的打压，以及形形色
色的分化瓦解，但它的辉煌又岂止是这些手段所能湮灭的？它的历史
价值在中国民运史上是永远独领风骚的！

随“中国启蒙社”成立之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其它民间社
团和民刊，如《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北京之春》、《北京
青年》、《沃土》、《四五论坛》、《今天》、《民主之声》、《人
民之路》、《民主砖》、《追求》、《共和报》、《钟声》、《海浪
花》、《庶声》等等。贵阳也相继出现了《百花》、《中国青年》、
《浪花》、《柴草》、《呐喊》、《蒙童》、《使命》、《解冻》、
《觉醒》等若干个自发的民间组织。

30年前的民主墙运动，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的意义非常显著和特殊。
“中国启蒙社”的成员们勇于担当“启蒙”之任，成了推动社会进化
和追求自由的先行者。他们的行为为后来的中国撒下了民主的种子，
在民主墙过后的1984年，王炳章先生在海外成立了第一个民运组织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并创办了中共极权政府视为反动的大型刊物
《中国之春》。而在86年的时候，贵州就有数名人员加入了这一组
织。原“中国启蒙社”成员廖双元先生就是这一组织的成员之一。在
当时如此闭塞的贵州，我们都能想办法领略到《中国之春》的风采。

1989年的“学潮”期间，在贵阳成立的“沙龙联谊会”，当时的“沙
龙联谊会”已经发展到了数百人，其中成员里面不泛许多思想和意识
超前的人士。陈西、杜和平、张鑫佩、王顺林成立组织的“爱国民主
联合会”也在此时应运而生。1991年，曾宁先生等人写下了《中国民
主改革纲领》。尽管这些组织的成员都相对被中共当局打压和判刑，
但推行民主的脚步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1992年6月，这些组织的成员陈西、廖双元、杜和平等人出狱之后，
他们并没有因为坐牢的原因而放弃了信念，而是在狱中三年的冷静思
索，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他们没有颓废，而是
义无反顾地坚守在民主运动的前沿。1995年月4月，曾宁先生出狱，5
月陈西先生提出了，“贵州的民主运动要走在全国的前面，要敢为人
先，在贵州点燃第一把民主之火！”以此理念强烈要求中共平反
“6．4”。贵州民运人士准备在当年“6．4”到来之际，以一种独特
和公开的方式来纪念“6．4”，对于每一个负责人都有具体的分工和
布署。陈西、廖双元、黄燕明、卢勇祥、曾宁、徐国庆、胡康伟、陈
宗清、王军、叶华、陶玉平、王全政、袁军等数十人在89“6．4”六
周年之际，决定成立“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

此次行动由于“线人”的告密，在5月25日当天廖双元和曾宁就受到
了抓捕，陈西在27日被抓捕，而黄燕明和卢勇祥是在“6．4”的当天
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时被抓捕的。此次的行动使得陈西先生被判刑十
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廖双元先生被判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
年；黄燕明先生被判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卢勇祥先生被判刑
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曾宁先生被判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
年。尽管此次行动所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大，但他们每一个人出狱之
后，都还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无怨无悔地继续干着民运。

1997年5月曾宁先生第二次出狱，为了让贵州的民运与全国的民运接
轨，他多次到北京去见民运同仁，又把各地的民运信息反馈回贵州。
99年5月廖双元先生出狱，在现政权高压下一直在从事民运工作，
2000年6月黄燕明、卢勇祥出狱，他们又重新聚在了一起，为理念和
信仰而继续投身在民运的第一线。2001年老《启蒙社》发起人莫建
刚、方家华先生再度出山，贵州民运再一次恢复了元气，大家齐心合
力、初衷不改。正如2001年3月16日林牧老先生给贵州民运同仁的一
封信中所言：“贵州朋友不愧是民主墙和民主社团的开拓者，现在还
保留着一支强大严整的队伍，令人振奋！”

2005年5月底，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最后一人陈西先生出狱，这个在
狱中三次被狱警唆使犯人打得死去活来的汉子，出狱后不是闭门舔
伤，而是马上投入贵州民运。在他的倡导及大家同仁的努力下，贵州
用一种公开的方式与“国保”对话，告知“国保”人员，我们的理念
以及诉求。同年12月贵州首届人权研讨会冲破重重阻力大家聚在一起
对人权问题进行了探讨。

时至今日，贵州人权研讨会已进行到了第四届，除了探讨人权，了解
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还随时关注着民间老百姓所遭遇到的不公，为
他们提供相应的法律帮助。关注着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不平等的事，
伸张正义、弃恶扬善，大家同心协力地办着每一件事。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始终认为，只要是
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信念和行为，皆应受到平等的尊重。人权、自
由、民主、法治的社会是我们每一个人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为此，
我们将始终不懈地为此目标而继续努力！

（2008-10-07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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