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宫：中共初期经费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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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宫：中共初期经费从何而来
发布时间:2012-12-10 10:02 作者:徐元宫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825次
　　大凡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同志，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提供。那么，在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经费的具体方式是怎样的？存在着哪些欠缺？来源于何处？本文拟根据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并结合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作出阐释。

　　陈独秀等人曾一度拒绝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最初，在中共筹建时期，中共的筹建者们曾拒绝共产国际代表提供经费。包惠僧于1921年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之后时常跟陈独秀会谈，他回忆道：“关于党怎么搞法，他（陈独秀）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8月中旬陈独秀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一职从广州返回上海，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独秀连同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在马林的积极帮助之下，陈独秀等人不久便获释。包惠僧回忆道：“出去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我们，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张国焘则如此描述陈独秀获释后与马林会晤的情况：“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

　　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了多少经费

　　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包惠僧回忆说：“约在 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 2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 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支持对于诞生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渠道和方式

　　从上文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主要是由共产国际指派专门人员直接将钱款转交给中共。比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从上海发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一封密电中特意强调了给他往上海汇款的地址：“我的邮寄报刊（不是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格里高里耶夫收；而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1922年，远东银行在哈尔滨开设了分行。通常莫斯科将款项先汇至远东银行，再从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而在很多情况下，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不是现金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经费又来源于何处

　　俄共（布）和苏俄政府本身不生产珠宝、钻石等珍宝，它们主张通过剥夺剥夺者来获取进行各项事业建设所需要的经费。不过，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其对象并非剥夺者的情形，比如在苏俄政权初期就曾发生了大规模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1922年3月19日列宁就没收教会珍宝一事给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密信中这样阐述了没收教会珍宝工作的真正目的：“我们务必要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卢布的基金（应该记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笔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完全不可能进行。”

　　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表明：苏俄政府实施的没收教会珍宝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通过大规模的没收工作获取了巨额珍宝。这些珍宝为共产国际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援助。

　　如何评价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支持

　　首先，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对于中共的诞生和成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没有放弃独立自主地自筹经费的努力。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罢工中，京汉铁路工人遭受了军阀吴佩孚的血腥屠杀，在努力争取共产国际提供抚恤受难工人及其家属专项资金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安抚受难者。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另一位领导人萨法罗夫的信中说：“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因此，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了1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

　　再次，莫斯科对中共提供经费支持，固然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推进“世界革命”的因素，但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利己动机和实用主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