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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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游走在城市边缘，出入于学术圈子，编织着NGO的话语体系，屡屡对中国三农问题发表高调观点，获得了关注，也饱受质疑。在李昌平看来，2000年以后，他的人生不过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去生存、生活，没什么太多追求，不热衷名誉与地位，也不看重别人的评价，“过得去就行”。
南都周刊编辑 罗灿 bluesd@163.com　记者·齐介仑

李昌平因上书中央反映三农问题一举成名。随后下海谋生，如今定居北京的他继续游走在城市边缘关注着三农问题。


　　4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在告别不久前的一场小雪后，甚至有了些冬日的景象。香港扶贫机构“乐施会”在北京的办事处位于朝阳门附近一栋叫做 “蓝筹名座”的办公楼里，自2003年10月起，走出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的“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供职于这家国际机构已近6年，而从2000 年3月上书时任总理朱镕基直陈“三农”问题，随后下海，又已是近10年时间。

　　在这段颠沛流离、波折迭出，但又好像欲罢不能的岁月里，他告别家人，告别乡土，如同当年从村子里考入大学时一样，他希望去大城市实现理想。其间，他经历了工作的流转，婚姻的变故，自我定位的迷茫。他曾经彷徨，曾经无奈，也想到过抗争，最后归于“市场经济”下的平和。

　　趁着当初“上书”时的余温，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陆续被书商抛向市面，有人说，他挣了不少钱，而他自己却说，其实没挣几个钱，倒是书商赚了不少。近来，在出版社一再鼓动之下，5年没有出书的李昌平再度推出第三本个人著作——《大气候》。

　　在这本并非全部原创的集子里，他改变了以往“说实话”的路线，从平实的农民形象摇身一变跃升为农民问题专家，提出了他所谓的“李昌平难题”。但他却说，从未将自己划归学界，只是把自己的实践观点写出来，希望别人能够看到，而这些研究，完全是兴趣使然。

十年一梦


　　经历了从干部到商人、从商人到记者、从记者到学者以及公益组织顾问等诸多角色的转换，李昌平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并没有想去改变什么。

　　蓝筹名座E座2区802室，不大的屋子显得有些空旷，记者如约到访时，李昌平正面对笔记本电脑敲打着。这是一间废弃不用的房间，放着几张办公桌，一双黑色皮鞋整齐地放在一边，墙角是一堆编织袋，旁边是他的旅行包。

　　他就这样孤零零地蜷缩在杂乱工位的一角，身着不薄的棉外套，好像仍觉得有些冷，见到记者，他穿着一双棉拖鞋迎了过来，跑前跑后，递送茶水，似乎这便是他的客厅。

　　这位曾经的基层干部，如今已被一些人定义为“三农专家”、“李昌平教授”。李昌平却说，他不是。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并没有想去改变什么。

　　李昌平曾经大红大紫过，甚至现在看来热度依旧不减。当初的他，力促自己主政的乡镇按照自己设想的方案发展，但现实中，他发现了太多的问题和障碍。于是，他前思后想，写了那封信。李昌平说，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信件上的批复是自己得以成名的关键，也是事情得到解决的直接原因。如果换成别人，也一样会是如此结果。“其实就是天上掉馅饼，砸到了我的头上。”

　　然而，他随后还是丢掉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开始了流浪的体制外生存。

　　2000年，李昌平只身前往深圳，几经辗转后，加入蓝田公司，按照蓝田公司总裁瞿兆玉的意思，他改名为李盛安，希望忘记过去，重新开始。

　　而这段工作并没有持续太久。2002年3月12日，李昌平突然接到瞿兆玉的电话，要他赶到北京。在北京，瞿兆玉告诉他，荆州有领导得知李昌平在给蓝田打工的消息后很不高兴，而蓝田的主战场正好在荆州，希望李昌平能够体谅公司的难处。5天后，李昌平离开了蓝田。

　　这时的李昌平，陷入了对人生的深深思索之中。这一次，他没有着急去找工作，而是回了曾经就读的学校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希望从导师那里得到点拨。导师何信生、刘烈龙教授让他一人独处狮子山上、南湖水边，静心后问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然后再做出选择。经过认真权衡，李昌平决定在17年基层农村实践的基础上将三农研究深入下去，“李昌平不能死”。

　　不久后，李昌平在一次饭局上与《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温铁军相识。当时，李昌平刚出版了新书《我向总理说实话》。饭局上，温铁军问李昌平，愿不愿意到北京工作，李昌平说，愿意。就这样，李昌平进入了《中国改革》杂志社。

　　他说，这是从湖北到北京后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感激温铁军，感谢《中国改革》杂志当时给了他机会。在这三年的记者、编辑生涯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熟悉了真正属于学者的话语模式。

　　三年中，他与当时的同事陈敏（笑蜀）、焦兴旺等人过从甚密，也算是比较高产的记者，尤其在农村报道领域，他发表了不少文章。他的第二本书《我向百姓说实话》，恰是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期间出版，“这本书出来后，我开始进入三农领域的研究。”

　　但当时的情况是，杂志社里，老人和新人的制度不一，他一直没有落实北京户口，也没有分到住房。

　　李昌平自我评价说，那三年，自己做得还可以。对于他选择离开，温铁军并没有提出太多反对意见。“当时的同事，偏左的人也有，偏右的人也有，温铁军比较能够包容。”记者曾就此话题致电温铁军，温铁军说，一些事情过去好多年了，有些细节也记不清楚了，但他对李昌平的努力还是给予了肯定。

　　2003年，离开《中国改革》杂志，李昌平进入乐施会，开始了NGO的社区建设。

　　在这段时间里，他尝试着将家人也一同迁到北京工作，但前妻“适应不了北京的节奏，又回了那个小县城”。最终，“我不可能回去，她也不可能出来”，在女儿考入大学的那一年，两人最终离婚。“她文凭不高，在北京找一份工作很难”，而且，“她已经适应了湖北的生活”。

　　与前妻共同经历了生活中的诸多动荡和波折，李昌平对前妻饱含理解与愧疚。他说，现在的爱人非常支持自己的工作，对自己也十分理解，新的婚姻对于自己的事业也是一个激励。

淡然归位


　　 “我从来就没打算成为一个学者，成为一个专家，成为一个教授。这些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李昌平。 ”

　　李昌平说，对“体制内”出来到“体制外”生活的人，尤其像他这样从底层走出来的人，现实是很冷酷的。“为什么那些当干部的人不愿意离开体制？确实是有一点困难。”

　　自离开体制后，李昌平发表了诸多政论文章，尤其就中国农村治理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新农村建设等有过多次论述，而且正因上书中央的举措引得媒体关注，不少大学、地方党校、培训机构、学术论坛近年来纷纷邀请他做专题演讲。然而，在他表达观点、获得一些报偿的同时，更招来了质疑与批评之声。

　　有人说，李昌平早已脱离农村，他阐述的观点已经不符合现实情况。也有人说，李昌平的论述，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更有人认为，李昌平分明是在利用名声聚敛钱财，而他的学术功底根本不值一提。

　　对此，李昌平说，对于严肃的学术商榷，他会认真回应，而对于一些无谓的评价与猜测，他不想理睬。当然，自己发表的文章中，确实有一些存在瑕疵，欠缺深入研究，对于这些，他一直在努力改进不足。

　　尽管存在不足，但李昌平认为，他在研究上具备有别于一般学者的长处。比如，跑的地方多，足迹遍布国内各地，还经常去印度、越南、朝鲜、日本考察，有时间也会做一些实验。

　　李昌平坦承，不论是去广东打工，还是到北京工作，后来去乐施会做扶贫项目，挂职河北大学，这些其实都不是自己刻意追求的，而是顺其自然。“我这样的人，不就是在市场上吃饭吗？”

　　2006年，河北大学正在寻觅一位对农村问题兼具实践经验与理论积淀的研究者，找到了李昌平，于是他就去河北大学的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做了一名研究员。作为非教职的研究员，李昌平并不需要“坐班”，有课的时候去讲讲课，没课的时候只需要在乐施会工作的基础上，完成河北大学交给的一些科研项目即可。

　　既然是课题研究，那么乐施会是实现研究成果的理想平台之一，这与河北大学的工作并不冲突。李昌平说，河北大学方面曾表示，允许他将过去数年发表的文章算作论文数量，凭此申请教授职位，不过，他并不在乎这个。

　　“你给我职称可以，你不给我，我也不会去申请。”对于有人推荐他去读个博士，去评个专家之类的建议，李昌平说：“这些我没有什么兴趣。”

　　换句话说，李昌平三年多来并未享受到河北大学体制内的待遇，基本上属于一个客座研究员的角色，大部分时间在乐施会北京办事处工作。
学者须规范地写作，而李昌平认为自己不是学者，更不会按照学术规范那样去写文章。“我的写作与研究，完全是个人生活或工作的需要，它只是一个需要。”

　　李昌平说，他不过是借助文章的发表，告诉别人他在想些什么，对事情怎么看，毕竟，“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不过，李昌平依旧认为，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够，别人是不会邀请他的。“如果你讲得很差，人家不会找你，这就是市场。”

　　那么，每个月到底有多少场演讲，从演讲中，他获得了多少收入呢？李昌平直言，有些演讲是公益性的，有些则是有一点点收入而已，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去做”，而且也没有时间。因此，每个月的演讲基本控制在10余场，且去做这些演讲，也大多是在工作时间之外，比如在晚上进行。

　　“有时候一个月是几千块的收入，有时候一点收入都没有。”李昌平说，也会将某些培训或者演讲的收入捐给大学生社团，“这点钱，对他们更重要”。

　　他说，一直在追求一种不受约束的生活，自己很渺小，很平常。“只要有人叫我李昌平教授，我会立刻告诉他，你们错了，我不是教授。是不是教授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李昌平。体制内的人能够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得不到就得不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在李昌平看来，2000年以后，他的人生不过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去生存、生活，没什么太多追求，不热衷名誉与地位，也不看重别人的评价，“过得去就行”。

　　对于自己的定位，他说，还没有认真想过，也许会一路写下去，将来出版农村系列著作，或者继续帮助NGO做些事情，也会继续在大学做些培训与演讲。但是，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不可能再回到体制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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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李昌平难题

　　南都周刊：研究三农问题，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李昌平：首先，跑的地方多一些，实践多一些。另外，从官员、学者、NGO到老百姓，我熟知他们的话语体系，和他们交流没有障碍。

　　而且，和一般的研究者不同，我是实用主义者，立足于农村的发展来思考。比如我为什么反对“公司加农户”呢？因为“公司加农户”不是农民的经济，是资本的经济。我的立足点是，让农民自己来资本化，以农民为主体。一个外部的人在研究农村的时候，他的目标不是这个，他也不可能有这个目标。

　　南都周刊：那又面临哪些劣势呢？

　　李昌平：我的研究劣势很多。比如，规范化的写作对我来说很痛苦。另外，很多人读过自由主义的著作，比如哈耶克的书。有的，我没读过，或者我读过但没有这么深刻的体会。

　　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做农村实验的人，包括在NGO里工作的人，意识形态都偏向中左，做经济的、做企业的，都偏向中右。这是因为大家在不同的体系里面，面对不同的现实。所以，在主流话语体系里讨论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费劲。

　　南都周刊：新书《大气候》中提及的所谓“李昌平难题”，是怎样的含义？

　　李昌平：书名是出版社取的，原来叫《三步走了大半步》，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其实，农村的改革才刚刚开始，只走了半步，而且很多是走回去了。

　　前30年，我们大多认为通过沿海经济的发展，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可以实现工业化。但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经济模式，并不能帮助中国解决农村问题。你看，农民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亿多增加到了现在的9亿多。现在的问题是，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减少农民，那么农民工就多了；农民工越多，制造业就越过剩。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严重；减少农民呢，使得工人问题严重。这就是中国的难题。

　　　　　　　　　　　　　　　　　　　　　电子报编辑：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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