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专访：时代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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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冉云飞 | 评论(4) | 标签:书籍, 吴虞, 出版

这是《生活》杂志谢丁兄来成都给我做的一个专访，我在外地，不方便写文章，且在周末，为了让朋友轻松一下，特贴这个与我即将出版的的新作《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有关的采访在敝博，以便朋友们对我这本新书有更多的了解。2009年4月18日10：50分于遂宁

谢丁：冉云飞专访：时代的病人

1、

1921年2月底，吴虞终于等来了北京大学的聘书。北大开出的条件颇为丰厚，直接以教授聘任，月薪260元。通常到北大当教员，一般须试讲一年左右，没什么问题，才能升为教授。吴虞算是一个特例，这全靠他在《新青年》上打响的名声。

此前四年，吴虞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孔家店的文章。这本杂志由陈独秀创办于1915年，是当时中国攻击儒家总体价值体系的标杆。吴虞以《吃人与礼教》一文成名。在新青年同人中，他和陈独秀二人，非孔非儒最为有力。

那年，陈独秀已将《新青年》搬回上海，编辑同人之间开始分化，杂志已近分崩离析。但远在成都的吴虞，正力求早日前往北京。他的堂弟吴君毅，写信对他说，北京才是人才荟萃之地，怀才抱器之士，来此间不愁无用武之地。如果留在四川，徒遭白眼，永无出头之日。

吴虞正急欲脱离成都的现实困境。因反对儒家思想体系，他已经被成都主流教育界围剿封锁。长达八年，吴虞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任何一家教育机构敢聘请他。他写的文章，四川媒体也从来不登。虽然此时吴虞在外界已获得盛名，但成都的死水还是让他快憋不过气来。而在北京──全国文化运动中心，那里的新文化运动骨干们，都是吴虞非孔非儒观点的支持者。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北京都将给吴虞带来自由。

多年来，吴虞和北京《新青年》同人之间只有神交。他和陈独秀通过几次信，所投稿件大多也有陈独秀编发。但他最欣赏的是胡适。1920年，吴虞的女儿因为出国留学，胡适做了担保，他才第一次提笔写信给胡适，表示感谢。

直到半年后胡适才回信一封，说“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奋斗精神的，年来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为我们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同时，胡适也表达了他对吴虞在成都境况的支援：“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们必不可免的牺牲——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

但成都的氛围远比北京更为保守。吴虞不仅在言论上攻击孔儒，他还因财产纠葛，一纸诉状将父亲告上法院。这引起卫道士群起攻之，将吴虞视为成都的污点。而吴虞是一个很在乎外界评价的人，他在成都没有丝毫满足感。

只有通过阅读外界报刊，吴虞才能从精神上寻找到支撑。在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是他和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支点。彼时，书报流通处刚刚兴起，读者可以在这里买到全国各地的刊物，从而摆脱因交通不畅和信息不通带来的封闭。从北京辗转而来的新文化力量，通过书报流通处传递到吴虞手中。他在这里第一次看到《新青年》，并萌生投稿的意愿。

拿到北大聘书后，在等待北大汇来路费的同时，吴虞到华阳书报流通处买了一本《北大纪念册》，此为北大自印，流传至成都。但凡与北大有关之事，吴虞都有留心。他阅读《蔡孑民言行录》，还向周围的朋友打听北大是非。他高兴的，小心翼翼的，做好一切北上准备。

吴虞能到北大教书，主要是他堂弟牵线，最终由中文系（国文部）主任马幼渔定下此事。堂弟来信告诫说，“北大党派复杂，初到此间，若不悉其内容，恐动辄得咎”。1921年4月6日，吴虞从成都出发，在重庆停歇数日，最终于5月7日清晨抵达北京。

当天，他和堂弟一起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看牡丹，约见马幼渔、马寅初、蒋梦麟喝茶。在日记里，吴虞如此描述他在北京的第一天：“幼渔、梦麟意见极反，而外面周旋，仍丝毫不露，足见江浙人之有心也。”

这一年，吴虞49岁。除了比蔡元培小5岁，他比《新青年》同人都年长。在四川长期受压抑的心态，导致吴虞察人观事，都持怀疑态度。在公共场合，吴虞尽量谨小慎微。但在日记里，吴虞记录了他周围所有人的“丑事”。和他交往的人，几乎都被他在日记里攻击过。而对于他自己，日记里满满当当，都是别人的赞誉之语。

离开成都时，吴虞或曾期待北京能带给他个人声望的增长，或许学问也可有精进。但在北大四年，吴虞成就稀疏。他仅有的声望，仍局限于之前批孔批儒的文章。脱离了成都保守派的土壤，他激进猛烈的批判仿佛失去了对象。

在北京，吴虞再也没写出哪怕一篇名噪一时的文章。

2、

吴虞的日记出版，已是60年后，1984年。那时冉云飞还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念大二。多年后，他读《吴虞日记》不下十遍，写成《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吴虞不会想到，他一生无真正朋友，而在他死去半个世纪后，另一个居住在成都的知识分子，成为最了解他的人。

冉云飞对吴虞的情感也经历了波折。他本来是想向这个“老英雄”（胡适语）学习，向他看齐。但翻阅日记后，他却发现吴虞身上有许多不可捉摸的东西。在自序里，冉云飞写道：

“ 我发觉他既是中国社会的病人，也是中国社会之病的参与者、清理者、治疗者。他既勇又懦，既狡又直，既世故又不乏孩子气，既好名利又喜读书。他是一种古怪的结合体。这种古怪的结合，仿佛中国古堡里突然搜出了一份西洋地图，让你产生不配合的晕眩感。这种错位，让我感到困惑迷惘，不知所措，难以切入，但这更加激起了我对他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