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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温州模式
1981年，国门初开。
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黄钢把儿子黄亚生送去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这位坚定的共产党人看来，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
黄钢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本作者。电影里的主人公身处繁华的上海，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许，黄钢对儿子的期待就是这样。
这个家族有红色的基因，黄钢的父亲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的党员。当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黄负生在武汉办《武汉星期评论》。毛泽东去武汉时，就住在黄负生的家里。
1938年，组织找到从南京辗转到重庆的黄钢，告诉他：作为党的先驱黄负生的儿子，你必须要走正路。
于是，黄钢从“陪都”重庆去了“圣地”延安，当时经张道藩（徐悲鸿的情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介绍，他已经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国民党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工作，担任新闻组副组长。
70年后，这个红色家庭第三代的黄亚生教授出版了新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经济学人》2008年度书籍）。他的哥哥黄晶生先后担任过软银和贝恩资本中国总经理（在父亲的眼中，这也许是买办的角色）。
200904170096_13347 黄亚生教授并不讳言80年代时和父亲的争执，他认为父亲没有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是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而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
1988年，《新闻周刊》同时采访了这两父子：一个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是哈佛的博士。“代沟”是美国人给这父子区别的定义，他们看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
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是，父子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都有批评：“左派”的父亲甚至在苏联解体当天心脏病发作，儿子则认为只开放不改革的路径是不正确的。
2001年，还在哈佛商学院的黄亚生做案例分析（他是这个学院第一个大陆出身的教授），研究一个印度制药企业时，发现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背后的体制值得回味。
两年后，他和哈佛商学院同事、印度裔教授Tarun Khanna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印度能赶超中国吗？》，把自己引入国内的视野。
从此，龙象之争成为国际热点，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到底哪个更有优势，人们评价不一。但在黄亚生看来，所谓印度模式对于中国并不陌生，全面的体制性改革正是今天印度所走的路，而80年代时中国的改革之路也正是如此。对外资的过分追求成了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而这将成为制约中国今后发展的障碍。
反复对比中印企业，他发现印度的本土企业家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优势，而中国却被低效的银行和资金市场所掣肘。所以，他批评对FDI（外国直接投资）过分依赖，但他从不反对吸引外资，只是希望内外资能够享受同样的待遇，尤其是民营企业。
在“中国模式”的呼声中，黄亚生坦言：“中国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不在于外国企业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而是中国的本土企业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浙江和上海，浙江和江苏，这样的对比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他在《外交政策》、《经济学人》、《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McKinsey Quarterly上频频发言。在黄亚生看来，外资在中国能够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国有企业表现欠佳，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面临制度性的发展障碍，市场空间必然由外资填补。这种“吸引”外资的方式能拉动GDP,但不能有效造财。
这样的结论并不只是源自对数据的分析，黄亚生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但现实往往会给他带来极强的挫折感：在中国考察时，和地方政府的交流让他感觉这个体制的方向性错误。在中印反复行走, 他很焦虑，因为他的方法需要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
他对体制问题有一种无奈感,所以他现在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转向帮助民营企业。他利用MIT斯隆商学院的资源，募款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一方面把学生带到市场的一线去观察去比较，另一方面让他的具有丰富跨国工作经验的MBA学生去给中小企业做免费管理咨询。
当“保八”成为2008年一个响亮而带有一丝悲壮味道的口号时，他对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和GDP崇拜进行了批评：
为如此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辩护的一个理由是，它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和商业评论家批评印度没有在这方面跟随中国。但这些批评都是因果倒置的。如同基础设施一样，FDI也是跟随GDP增长，而非带动GDP增长。
中国进行了许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发电站及交通运输网等，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不受公共舆论、媒体监督及土地私有权的约束，中国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毫无经济利益的摩天大楼。其中很多是政府建筑，并且造价相当昂贵，有的要花费1亿美元。这些工程的财务成本远不及其机会成本，它们本应该投资于教育及医疗。这个国家10年间仅在上海就增加了近3000座摩天大楼，同时增加了3000万文盲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这确实不可思议。
他是MIT斯隆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但不论本科还是博士都是在哈佛学的公共管理和政治经济学，所以反复对比中印之后他的结论是：“由政治改革带来的经济红利并不能一夜得见，这种在时间上的滞后总会使事实变得模糊。但是通过不同方向的考察，我们看到政治自由化给中国和印度经济带来的是激励而非阻碍。 ”
哈佛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真理”)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和父亲辩论，和GDP、FDI崇拜者辩论，都是来源于此。
INDE / HYDERABAD.Deux mondes par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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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18-2009 17: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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