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有一种不公平比冒名顶替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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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柴案：这是一篇刊发在《华商晨报》的专栏文章，由于篇幅限制及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些话未能畅言。
　　我是二十年前跳出农门，离开与罗家小妹和王家小妹的共同故乡-----邵阳。那年高考适逢特殊年份，至今查不到具体的招生数，但对比前一年全国招生的67万，后一年的60万，我们那年顶多 40万。以我所在的大学为例，全系当年招生28人，前一年即1988是60人，后一年即1990是45人。全校基本上如此，当年900余人，往年1500 左右。赵俪生先生所在的历史系那年干脆停招。
　　此种情形下，农家子弟考大学自然很难，但一旦考上，含金量就很高，根本不担心自己的出路，和我同年考上师专的同学，三年后笃定有个教职。
　　二十年倏忽一瞬间。再看今日故乡的后辈，乃至全国的农家子弟，尽管他们比我当年更具“现代性”，有了互联网，眼界更开阔，不像我们那样土气。可是，出头的机会，或许还不如我们当年。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二十年来科技发展迅猛，GDP可以夸耀于世，而在社会公平的层面进步多少呢？
　　从1995年开始，特别是1999年以后，在经济层面，权力已经完成了对经济的全面掌控，关系到民生的重要行业基本上被权力垄断，夹缝间生存的民营企业，处境更为艰难。从人才培养和就业而言，由于高校的扩招，一般的高中毕业生即可以升学，如此，农家子弟的天资和勤奋就会被迅速稀释。贫寒子弟成绩优异又如何，你能上大学，有权势者的儿女也能上大学，四年后就业比的是父母的能耐。这也是我前年撰文批评《奋斗》是伪励志片的原因，那部电视剧中创业的主人公哪是他在奋斗，确切地说是他当富豪的生父和当官员的养父替他奋斗。
　　以我考上大学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例，由于高校的门槛较高，农家子弟一旦迈入，确实是有“一夜看尽长安花”的喜悦，命运有了根本的改变。而县府、市府官员的子女，如果考不上大学，即使招工或当兵，然后再拿一张函授文凭转干，已经好些年过去了，和正常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相比，几乎没有优势。这也是80年代时期考上大学的贫寒子弟，到现在不乏成功者的原因。因为，那时候，因为考上大学的机会稀缺，反而他们靠努力获得的机会有含金量，不会被别人轻易夺去。
　　而今呢？且不说高校昂贵的学费让贫寒子弟不堪重负，即使付出这样的成本，贫寒子弟能得到什么收益？由于扩招，他们的机会基本上被家长有门路的同龄人挤占了。）
　　
　　近日，笔者故乡发生了一件新闻。湖南邵东县一位叫罗彩霞的女生，2004年高考后被同班同学、一位父亲是镇党委书记（现任某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姓女生，冒其名，用其身份证号去贵州师范大学上学，毕业后去广东就业。罗家小妹第二年重读考入天津师大，直到今年3月在办理教师资格证书时才发觉几年前自己被“套牌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而几乎在同时，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下文，要求严查假冒少数民族考生参加高考。
　　前者为一个案，后者则是有普遍性的现象。二者叠加在一起，再好不过地说明高考的公正性，这些年受到的侵害不可忽视。被冒名顶替，罗彩霞不是第一个，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前几年山东就有齐玉苓。而汉族学生冒充少数民族考生以求在高考中加分，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中国青年报报2008年曾报道湖北石首市多名汉族考生改了民族成分。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人想办法多占资源，获取更好的机会，从而侵占公共利益乃至他人利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假冒他人名字拿到录取通知书，顺利毕业并就业，而被假冒者毫不知情；考生能修改民族成分参加高考。这两种行为，绝非一两个人能完成的，它牵扯到多人、多个部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有组织的侵害高考公平制度的行为。本应该维护公正的权力，被一些人用来侵害公正。
　　穷家孩子被有权势者的孩子冒名顶替去上大学，之所以能引起公众舆论很大的愤怒，原因是考试是这个社会弱势者改变命运，为数不多、还算公正的机会之一。现在，连这种公正都受到侵害，连这种机会也被人劫去，那么只能让身处底层的人丧失了最后一点希望。仔细分析罗彩霞被冒名的事件，还会引申出更为沉重的话题。在高校疯狂扩招，高等教育已非紧缺资源的今天，一个考生还需冒他人之名上一所西部的二本学校，可见其成绩是何等之差。显然，冒罗彩霞之名是经过充分的战术考虑的，这位王姓女生的家长再有能耐，恐怕不敢、也不会让女儿冒那些考上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的考生，那样难度太大，而且立马露馅。
　　行文至此，我对那些没被冒名的“罗彩霞”们也心存同情。于是想起20年前我考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在网上查到前一年1988年全国录取67万，后一年1990年录取60万，唯独没有我考上的那年招生数。当年招生锐减，低于前后两年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顶多全国招生40万，现在每年招生是其十倍还多。也就是说在20年前，虽然如我这样的穷家孩子考大学比今日艰难，但被冒名顶替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能考上的大学生太少了，像数学考19分的王姓女生如果去冒名，几乎不可能。再则，因为考上大学的少，穷人孩子一旦上了大学，几乎就可以说用知识改变了命运。有权势者的孩子一旦迈不过这道门槛，他在考上大学的贫寒子弟面前，没什么优势。这也是科举制在中国维系千年的根本原因，因为它给贫寒子弟提供一条向上的孔道。
　　而现如今高等教育的规模急剧扩大，一大半高中毕业生都能上大学，那么穷家孩子的勤奋加天资，其成色会大打折扣。就算穷人的孩子也考上大学，哪怕是北大、清华、人大那样的名校，在理论上说，和王姓学生通过冒名所上的那所西部二本学校是一样的，在就业上没有任何优势。只要有一纸文凭，就业关键看家长的门路。去年新闻披露一位毕业于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的农家子弟在武汉某储蓄所当保安，也许那个储蓄所的主管没准还是一所不入流院校毕业的，但因为人家有个好爹妈。王姓女生冒名上大学，看重的或许不是四年的学习机会，而是“镀金”，有了那张文凭，其父母能帮她找到一份好工作。而罗彩霞了，就算不被冒名-----事实上她第二年又考上一所更好的大学，可出身贫寒的她，就业时显然不如王同学那样有优势。
　　 这大约是王姓女生冒名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冒名顶替的后面，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不公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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