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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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言论的管制，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上已很少能有表达他们内心世界的机会，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对自己所选择的时代没有自己的评价。我们研究中國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大量公开的挡案可供参考，这样我们对于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就很难准确，因为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以目前所见的公开史料来判断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常常会得不到整体的印象。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对于钱锺书的那些评价，就并不能反映钱先生真实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最近刘晓波对钱先生的评价，差不多可以说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对于钱先生的理解，以为钱先生是一个世故的老人，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其实这些只是一些依据常见史料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解释钱先生真实的人生。晓波是我的朋友，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他交换对于钱先生的意见，大量的关于钱先生五十年代的材料，他的朋友们还没有披露出来，我们只看见沉默的钱先生，而没有看见直言的钱先生。这不是研究者的错，而是我们还没有公开的学术材料可以利用，所以研究四九年以后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们只能就我们所见的材料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在没有充分公开挡案可资利用的条件下来作自己判断的，所以断语要格外小心，我们要在对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来推断他们的思想状况，一个基本的假设还是那句老话：说有易，说没有难。钱先生对他所处时代的评价，如果我们看不到真实的史料，以为他是一个怕事的人，是一个不敢说话的人，其实不是这样。还有陈寅恪，这几年我们多说了一点陈先生，但有人就不高兴，以为陈先生并不可取，他的敢言也是有条件的。

　　我个人对于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因为早年的教育，四九年以后的思想改造，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说那样的改造没有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作用，我们只能说这种改造造成了思想恐怖，而让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只要言论的管制一松动，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还是要表现出来。梁思成和谢冰心，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文弱书生，我看过他们的许多书，特别是梁先生，我对他五十年代初那么容易和新时代达成平衡，是有怀疑的，但后来看到了一些材料，感到梁先生不是那样简单的人，冰心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在五十年代，特别是反右派前，都有非常精彩的言论。

　　一、陈寅恪与《红楼梦》批判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文章引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于这次学术界的思想运动，许多大学教授都很反感。当时一个新华社记者在关于这一情况的动态中曾认为，在中山大学，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他特别提到了：“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共產黨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1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说：”一年后，这句话被校方解释为’讽刺积极参加运动的那些人是共產黨的应声虫‘“。2可见陈寅恪当时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同年底，陈寅恪还写《无题》一首，再次对这一事件中许多人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陈寅恪这个态度，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个人和俞家的关系之外，也是他对所处时代的一个基本评价。

　　二、梁思成与北京市政建设

　　1957年夏天，人民日报记者叶迈访问了梁思成，并记下了梁思成的谈话。叶迈到清华大学访问了梁思成先生，是想约他给报社写一篇文章，谈谈他对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说明来意后，梁思成对他说：

　　“我现在不愿意‘鸣’。昨天北京日报登了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除的意见，我是很不同意的。可是你一边在‘鸣’，人家一边在拆墙周围的砖，现在已拆成‘周扒皮’（说到这里他加了一句‘很对不起’。）了，你‘鸣’了又有何用？”接着说：华南圭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建多少楼等等。他顺手从书几上拿起了一块汉镜，说：你看这块汉镜不是可以铸四十个或至少三十八个铜板吗？又指着摆在书几上的陶俑说：把这砸碎铺马路不是也很有经济价值吗？当然，为了保存一点旧东西（这句话我未听得很清楚）我是不会哭的，我只有在老婆死时才哭了一场。要是社會主義只是为了使人们吃饱穿暖有住的，这样做我没一点意见。其实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等国家的建筑师都不同意这样做。过去扒三座门，理由是酿成许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搞谁还敢放个屁。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有车祸。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纪前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一样，没有一点个性，还不如我身上穿的灰制服有点个性。人家早已改变了，我们还去学老样。照有些人的意见，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饭店的大厅扩大起来一样，没有一点个性。其实城墙的存在和城市建设可以并行不悖。现在城墙还没扒，城外不是一样在建设吗？我不知道是中央的同志还是市委的同志，对扒城墙有这样大的兴趣。

　　谈话中间他还提到北京市委新盖的大楼。他说，那才真正是复古主义，外边干干净净，打了很多滴滴涕，很卫生，看起来像个面包房，里边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都搬了过来。我不明白市委同志为什么这样稿。

　　谈到请他写文章时，他说：现在问题很多，等于没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改造、黨的领导等等，我根本没有在脑子里转。我也不知道自己改造得如何。黨对科学的领导，我也只能说几句话：黨是能领导的，黨可以从政治思想、计划等方面领导，但不要管得太具体了，如盖房架几根柱子也去问毛主席怎么行？过去北京市委在城市建设上就管得太具体了。所以，我要写文章，我倒愿意谈谈北京怎样建设，怎样规划，但不是从理论上谈，而是谈谈黨怎样来领导。接着他说：从5月 20日到7月中旬每天都要有会议，说是整风工作两不误，其实把工作误得一塌糊涂，身体也不好，所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找我写文章都没有答应，给你们写他们会有意见，不过我早就想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我可以试一试，能写成就给你们送去。

　　谈话中间，他曾嘱咐我不要发表他的谈话。“3

　　三、冰心对共產黨的评价

　　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到老作家冰心家去访问。下面是谈到整风时，冰心对他讲的一些话。

　　冰心认为：“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什么不提？肃反时为什么不提？现在共產黨整自己的黨员了，强调和风细雨了。”她对徐懋庸写《论和风细雨》，有很大的意见：“这个人，写这样的文章”。

　　冰心对肃反有很大的意见：“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國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将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没有了。”

　　“肃反的时候，高等学校里提出了5%的控制数字。如果这个单位只有两个反革命分子，就在找三个补上；若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个。这怎么会不乱！”

　　“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受了伤害，是终身不忘的。这个问题应当作个交代。现是，共產黨员把他们打了一巴掌，扬长而去。他们心上的伤不治愈，整风要他们说真话是不可能的。最近听有一个人说：“我不觉得黨内黨外有什么墙”。这并非由衷之言。我知道这人就有一肚子冤。他是一次被蛇咬，千年怕麻绳。他怕整风过去再要遭不幸。

　　“我知道共產黨人中也有被斗错了的。他们也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应该说出来！不然，又要写出个斯大林来！”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回国来却见把他奉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要严重得多的事实。黨的领导难道不知道斯大林这些事吗？我们中國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叫全体同学等着他死？有的学生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

　　“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國人。可是，现在似乎什么事儿都要毛主席出来讲话。这怎么行？这回整风以后，一定要订出一个制度来。现在的制度不合理。否则，毛主席死了怎么办？难保不出个斯大林。”

　　“毛主席说，春暧花开还得等二年。我看也是这样。”（不知她从哪里听到毛主席这么说的，她讲了几次）

　　她对报纸也提了意见。“黨号召我们谦虚，要獨立思考。报纸却教育人民夜郎自大。国内报道，所喜不报忧；报道资本主义国家，报忧不报喜。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没有什么好处。人民不知道獨立思考，没有材料獨立思考。”

　　我代副刊向她约稿。她在称赞文汇报以后，说：“人民日报的副刊办不好，它只能登正面文章”。我说：“我们的副刊也可以登反面文章”。她说：“登反面文章也办不好，它是黨报副刊。”

　　我这一次访问冰心，原来是要请她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谈自己的感受的。她拒不愿谈，说：“这是早有定评了的，我没有什么新意见。”我向这上面引了几次，她都拒不愿谈。不知道是什么原故。4

　　四、钱钟书的言论

　　1956年1月14——20日，仲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的，按他们过去政治态度，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階級民主个人主义影响，对黨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步，对黨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为数较多约有七三人。……第二种：解放前反动，与国民黨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黨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黨靠拢。……还有的是脱黨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黨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黨不满。“如中文系王瑶，抗战前曾参加我黨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黨，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一九五二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判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了，哭了一次。对副教授、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很不满，去年改为九级仍然不满。教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文章赚稿费。还有像傅鹰，有学术地位，工作也还积极负责，但不愿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工作，轻视馬列主義，否认黨对科学的领导。”

　　在这份报告中，曾提到当时北京大学还有一部分反动教授，特别提到了钱锺书。报告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國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一九五二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產黨和苏联一伙，国民黨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5

　　上面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都是当时作为了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材料供高层参考的，他们本人并不一定知道。我在旧书摊上见到过一部分散落的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简报，从编号上看，会上印发过大量的材料，这些东西对于研究中國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有价值的。上面提到的这四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并没有成为右派，这可能与他们所在的具体单位和个人的情况有关，如果以当时他们的言论而言，他们是逃不过五七年这一劫的。

　　注释：

　　1潘国维《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内部参考》1954年282期页141（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

　　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页134，（三联书店，1995年12月，北京）

　　3叶迈《访问梁思成》，《内部参考》1957年2239期页7

　　4林钢《冰心对我黨整风的一些看法》《内部参考》1957年2212期页24

　　5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52页

　　作者:谢泳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5-0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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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言论的管制，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上已很少能有表达他们内心世界的机会，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对自己所选择的时代没有自己的评价。我们研究中國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大量公开的挡案可供参考，这样我们对于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就很难准确，因为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以目前所见的公开史料来判断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常常会得不到整体的印象。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对于钱锺书的那些评价，就并不能反映钱先生真实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最近刘晓波对钱先生的评价，差不多可以说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对于钱先生的理解，以为钱先生是一个世故的老人，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其实这些只是一些依据常见史料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解释钱先生真实的人生。晓波是我的朋友，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他交换对于钱先生的意见，大量的关于钱先生五十年代的材料，他的朋友们还没有披露出来，我们只看见沉默的钱先生，而没有看见直言的钱先生。这不是研究者的错，而是我们还没有公开的学术材料可以利用，所以研究四九年以后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们只能就我们所见的材料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在没有充分公开挡案可资利用的条件下来作自己判断的，所以断语要格外小心，我们要在对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来推断他们的思想状况，一个基本的假设还是那句老话：说有易，说没有难。钱先生对他所处时代的评价，如果我们看不到真实的史料，以为他是一个怕事的人，是一个不敢说话的人，其实不是这样。还有陈寅恪，这几年我们多说了一点陈先生，但有人就不高兴，以为陈先生并不可取，他的敢言也是有条件的。

　　我个人对于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因为早年的教育，四九年以后的思想改造，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说那样的改造没有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作用，我们只能说这种改造造成了思想恐怖，而让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只要言论的管制一松动，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还是要表现出来。梁思成和谢冰心，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文弱书生，我看过他们的许多书，特别是梁先生，我对他五十年代初那么容易和新时代达成平衡，是有怀疑的，但后来看到了一些材料，感到梁先生不是那样简单的人，冰心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在五十年代，特别是反右派前，都有非常精彩的言论。

　　一、陈寅恪与《红楼梦》批判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文章引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于这次学术界的思想运动，许多大学教授都很反感。当时一个新华社记者在关于这一情况的动态中曾认为，在中山大学，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他特别提到了：“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共產黨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1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说：”一年后，这句话被校方解释为’讽刺积极参加运动的那些人是共產黨的应声虫‘“。2可见陈寅恪当时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同年底，陈寅恪还写《无题》一首，再次对这一事件中许多人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陈寅恪这个态度，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个人和俞家的关系之外，也是他对所处时代的一个基本评价。

　　二、梁思成与北京市政建设

　　1957年夏天，人民日报记者叶迈访问了梁思成，并记下了梁思成的谈话。叶迈到清华大学访问了梁思成先生，是想约他给报社写一篇文章，谈谈他对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说明来意后，梁思成对他说：

　　“我现在不愿意‘鸣’。昨天北京日报登了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除的意见，我是很不同意的。可是你一边在‘鸣’，人家一边在拆墙周围的砖，现在已拆成‘周扒皮’（说到这里他加了一句‘很对不起’。）了，你‘鸣’了又有何用？”接着说：华南圭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建多少楼等等。他顺手从书几上拿起了一块汉镜，说：你看这块汉镜不是可以铸四十个或至少三十八个铜板吗？又指着摆在书几上的陶俑说：把这砸碎铺马路不是也很有经济价值吗？当然，为了保存一点旧东西（这句话我未听得很清楚）我是不会哭的，我只有在老婆死时才哭了一场。要是社會主義只是为了使人们吃饱穿暖有住的，这样做我没一点意见。其实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等国家的建筑师都不同意这样做。过去扒三座门，理由是酿成许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搞谁还敢放个屁。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有车祸。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纪前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一样，没有一点个性，还不如我身上穿的灰制服有点个性。人家早已改变了，我们还去学老样。照有些人的意见，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饭店的大厅扩大起来一样，没有一点个性。其实城墙的存在和城市建设可以并行不悖。现在城墙还没扒，城外不是一样在建设吗？我不知道是中央的同志还是市委的同志，对扒城墙有这样大的兴趣。

　　谈话中间他还提到北京市委新盖的大楼。他说，那才真正是复古主义，外边干干净净，打了很多滴滴涕，很卫生，看起来像个面包房，里边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都搬了过来。我不明白市委同志为什么这样稿。

　　谈到请他写文章时，他说：现在问题很多，等于没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改造、黨的领导等等，我根本没有在脑子里转。我也不知道自己改造得如何。黨对科学的领导，我也只能说几句话：黨是能领导的，黨可以从政治思想、计划等方面领导，但不要管得太具体了，如盖房架几根柱子也去问毛主席怎么行？过去北京市委在城市建设上就管得太具体了。所以，我要写文章，我倒愿意谈谈北京怎样建设，怎样规划，但不是从理论上谈，而是谈谈黨怎样来领导。接着他说：从5月 20日到7月中旬每天都要有会议，说是整风工作两不误，其实把工作误得一塌糊涂，身体也不好，所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找我写文章都没有答应，给你们写他们会有意见，不过我早就想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我可以试一试，能写成就给你们送去。

　　谈话中间，他曾嘱咐我不要发表他的谈话。“3

　　三、冰心对共產黨的评价

　　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到老作家冰心家去访问。下面是谈到整风时，冰心对他讲的一些话。

　　冰心认为：“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什么不提？肃反时为什么不提？现在共產黨整自己的黨员了，强调和风细雨了。”她对徐懋庸写《论和风细雨》，有很大的意见：“这个人，写这样的文章”。

　　冰心对肃反有很大的意见：“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國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将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没有了。”

　　“肃反的时候，高等学校里提出了5%的控制数字。如果这个单位只有两个反革命分子，就在找三个补上；若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个。这怎么会不乱！”

　　“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受了伤害，是终身不忘的。这个问题应当作个交代。现是，共產黨员把他们打了一巴掌，扬长而去。他们心上的伤不治愈，整风要他们说真话是不可能的。最近听有一个人说：“我不觉得黨内黨外有什么墙”。这并非由衷之言。我知道这人就有一肚子冤。他是一次被蛇咬，千年怕麻绳。他怕整风过去再要遭不幸。

　　“我知道共產黨人中也有被斗错了的。他们也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应该说出来！不然，又要写出个斯大林来！”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回国来却见把他奉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要严重得多的事实。黨的领导难道不知道斯大林这些事吗？我们中國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叫全体同学等着他死？有的学生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

　　“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國人。可是，现在似乎什么事儿都要毛主席出来讲话。这怎么行？这回整风以后，一定要订出一个制度来。现在的制度不合理。否则，毛主席死了怎么办？难保不出个斯大林。”

　　“毛主席说，春暧花开还得等二年。我看也是这样。”（不知她从哪里听到毛主席这么说的，她讲了几次）

　　她对报纸也提了意见。“黨号召我们谦虚，要獨立思考。报纸却教育人民夜郎自大。国内报道，所喜不报忧；报道资本主义国家，报忧不报喜。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没有什么好处。人民不知道獨立思考，没有材料獨立思考。”

　　我代副刊向她约稿。她在称赞文汇报以后，说：“人民日报的副刊办不好，它只能登正面文章”。我说：“我们的副刊也可以登反面文章”。她说：“登反面文章也办不好，它是黨报副刊。”

　　我这一次访问冰心，原来是要请她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谈自己的感受的。她拒不愿谈，说：“这是早有定评了的，我没有什么新意见。”我向这上面引了几次，她都拒不愿谈。不知道是什么原故。4

　　四、钱钟书的言论

　　1956年1月14——20日，仲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的，按他们过去政治态度，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階級民主个人主义影响，对黨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步，对黨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为数较多约有七三人。……第二种：解放前反动，与国民黨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黨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黨靠拢。……还有的是脱黨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黨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黨不满。“如中文系王瑶，抗战前曾参加我黨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黨，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一九五二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判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了，哭了一次。对副教授、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很不满，去年改为九级仍然不满。教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文章赚稿费。还有像傅鹰，有学术地位，工作也还积极负责，但不愿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工作，轻视馬列主義，否认黨对科学的领导。”

　　在这份报告中，曾提到当时北京大学还有一部分反动教授，特别提到了钱锺书。报告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國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一九五二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產黨和苏联一伙，国民黨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5

　　上面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都是当时作为了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材料供高层参考的，他们本人并不一定知道。我在旧书摊上见到过一部分散落的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简报，从编号上看，会上印发过大量的材料，这些东西对于研究中國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有价值的。上面提到的这四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并没有成为右派，这可能与他们所在的具体单位和个人的情况有关，如果以当时他们的言论而言，他们是逃不过五七年这一劫的。

　　注释：

　　1潘国维《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内部参考》1954年282期页141（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

　　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页134，（三联书店，1995年12月，北京）

　　3叶迈《访问梁思成》，《内部参考》1957年2239期页7

　　4林钢《冰心对我黨整风的一些看法》《内部参考》1957年2212期页24

　　5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52页

　　作者:谢泳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5-0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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