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粪青的双重尴尬(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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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安

民族主义对中共是一支双刃剑：既可能刺伤对方，也可能刺杀自己。因此，中共尴尬，
是既压制民族主义的表达，又容忍民族主义的表达，这分寸的拿捏很有难度。

中国至少早在1971年由林立果《571工程纪要》透露了“国富民穷”的信息，30年的改
革，仍然走的是“国进民退”的国民财富分配的道路。这一根本性利益分配的格局，是
政策、法律、制度、操作等的综合后果。导致了这么一个矛盾的现象：国家利益是正收
益时，国民无所谓收益；国家利益是负收益时，国民肯定要损失。例如，中国政府高额
的外汇储备，其安全、保值时，对于中国普通人无什么好处；但当贬值或亏损时，国民
必定要遭受损失。这一现象，咱刘建安缩写为“利无害有”——政府的收益对于普通中
国人而言是几乎分享不到的，政府的损失对于普通中国人是肯定要受到损害的。

愤青的愤懑，既有对于内政的愤懑，但官方不让你有正常表达的渠道；又有对于外交的
愤懑，官方的压制与容忍同样让其左右为难。

政府与愤青双双地陷入尴尴尬尬的情景。

评王小东《缺乏外部选择压，中国不高兴的症结 》之第二节《“现在很爽”是自欺
欺人》、第三节《缺乏外部选择，大家都完蛋》。

第二节：王小东回述了2008年青年人的感情波动：火炬引起的反弹，刚刚对境外表
达了一番正义的呼声，接着又被三鹿奶粉“当头一棒，而且这一棒子打得不轻。青年人
热血沸腾了一把，最后让你打了一闷棍”。(第23页)

第三节：王小东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腐朽，看到了精英阶层的腐朽，因此，“宋晓军
讲中国人可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引入外部选择压。在压力下自
己更新，在压力下淘汰掉内部的腐朽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第24页
］这样才可能出现“高尚集团”、建立“高尚社会”。［第23页］

一.官方对“民族主义”的行为表达是忌讳的

笔者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1984年左右，看到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青政治学者的
一本10多万字的政论，其逻辑严格地分析，是主张军国主义。这本打印稿被政府强行没
收了［“收回”落实到每一本］。他是校友，目前是一名教授。［《中国不高兴》与那
本书稿“殊途同归”，但学术水平还差得远］

1996年，张旭东、汤一心、张捷等长沙民运朋友着手策划保钓活动，结果三人被抓。

1999年，使馆被炸，我正在岳麓山下联系印刷业务，在母校大门对面，看到湖南师
大、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络绎不绝的大学生游行队伍。口号自然是抗议美国炸弹炸中国
大使馆的。从隐约发现的戒备迹象看，官方在支持与不支持上左右为难。

2003年，美军进攻伊拉克，我正在天津南开大学出差，校领导在彼读博士，他的一
个朋友是天津市某区共青团副职，也在南开读研究生。那研究生对我说，这几天，他时
刻提防天津市大学生对这一战争的过度反应，上头在研究“批准还是不批准”的对策，
幸好战争迅速结束，无所谓反应与不反应了。

2005年的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引起多个大城市抵制日货、上街游行等活动，最终也
在政府的消极态度下平息。

2008年发生抢火炬事件发生后抵制法国跨国公司“家乐福”，官方同样也是倾向于
不乐意的，冷淡待之的。

这就要问政府的态度为什么矛盾了：

第一，官方“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不容由民间的反应而左右，邓小平的既定方
针要求不对欧美国家做出激烈反应(江泽民的民间绰号叫“江婆婆”)，明确心理上支持
反欧美游行，但担心“韬光养晦”的原则将被民粹主义拖下水；

第二，官方的《游行示威法》实际上成了《禁止游行示威法》，无论是对可容忍的
支持官方的游行示威，与不可容忍的抗议性游行示威，官方处置都是采取了“模糊战术
”，支持不像支持，打击不像打击，以保持对局势的可靠控制为度；

第三，官方担心支持自己的游行示威，突然演变，由“枪口对外”化身为“枪口对
内”，搞得局面不可收拾。

因此，2008年保卫火炬的游行、集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国外得到了正式的批
准，而在国内，是没有合法批准的。

在中国，游行示威这一事上，可以说，政府不让你自由地支持政府。

你试一试在中国大街上宣传《共产党宣言》看，也是会被禁止的。［不锈钢老鼠］
你试一试在中国监狱领唱《国际歌》看，也是会被禁止的。［在赤山监狱，1991年
，一个狱友分析说。］

二.如何评价愤青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明丰富、人口庞大的国家，形成某种“社会遗产”、“
社会资本”、“社会心理”性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必然的。

归属感是人存在的一种形式、方式、层次、需要与利益。

在“国富民穷”、“国进民退”的国民财富的分配游戏中，国、民存在分割“蛋糕
”的“零和游戏”，因此，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也许意味着对“国”的“多吃多占”的
认可，那么，反作用力，是导致卖国主义、反民族主义的思想的产生。青年人受这一影
响的也不在个别。

尤其是，60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宣传与操作，是一次次地让百姓做出牺牲。这
个国家的好处普通人获得的较少，这个国家的坏处普通人承受得太多。国家的发展，是
让政府得利、官吏得利、某些行业得利，而“全民”并没有得利。例如，高速公路这一
全民所有制财产，名义上是“全民”，但你每一次利用时无不缴纳了修路费、过卡费，
高速公路牟取了暴利，这暴利到哪里去了呢？80后青年人难道就不想一想？

因此，说“今天80后比老几代人爱国得多”，“但是爱国主义问题上，在民族凝聚
力上，80年比70后强，70后比60后强、60后比50后、40后强，体现了一个单调上升规律
”［第22页］，这是王小东的想当然，没有调查、统计做支撑的。

认真地说，每一年代人都曾以当年能够采取的方式表达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主义：

30后的上朝鲜战场，40后、50年后的人民公社与上山下乡，60后的两次天安门事件
，70后的炸馆事件与南海事件间的反应。当然，要每一代人对2008年的火炬事件采取同
样的方式来表达，那就是苛求于人了。

80后的火炬反弹事件，那是特殊的事件(百年奥运)，说爱国主义也可，说民族主义
也可，但事件过后，他们会深思、反思。

他们要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才是他们真正的政治态度，真正的爱国主义、真
正的民族主义。但他们只能采取他们能够采取的行为方式，或者说，他们不能采取他们
不能够采取的行为方式。

只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才能让他们沸腾的热血不至于以街头政治的方式去发泄，
最低，就业、小康等才能够安抚他们。

这就是他们的游行示威被“冷处理”的原因。


三.“外部选择压”的是是非非

罗马是崩溃于腐朽的。“开元盛世”是崩溃于腐朽的。康乾盛世也是完蛋于腐朽的。

中国社会目前的腐朽，有目共睹，笔者本文集中某些篇已经涉及，其原因在《小议
一九八九风波及其后遗症》也说过了。恕不重复。

人是自利性的动物，要人不自私，是有难度的。如何让中国成为“高尚社会”、如
何在中国人建立“高尚集团”？

王小东的方案，可以猜测，他说“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它老是主动地
制造敌人”［第24页］——答案也许是“制造敌人”，通过一场对外战争(“冷战”或
“热战”)，甚至“需要再打一次败仗”。这个途径，笔者认为是错误的：

第一，以战争的手段淘汰社会腐败，其代价也太大了些；在21世纪，在中国境内的
大规模战争，中国与敌国都不能全身而退；

第二，以战争的手段建立“高尚集团”是或然的，不是必然的；我承认国民党、共
产党革命时期曾是一个“高尚集团”，但执政时期也免除了不了腐败；洪秀全的太平天
国，尽管有平均主义的“天朝田亩制度”，但其等级制与腐朽度远远超过了清王朝；［
笔者猜想，蒙古族、满族夺天下前，是个“高尚社会”、有个“高尚集团”，这是夺天
下之因，而非其果］

第三，以战争的手段从来没有过建立“高尚社会”，中国改朝换代太多了，每一朝
新贵，迅速地腐败，严刑苛法也制止不了，如果说毛泽东时期是一个经济上的“高尚社
会”［平均主义，少经济腐败］，那么政治上却是一个黑暗的低等社会［残酷斗争、无
情打击］；

第四，在工业化、自动化、大型机械作业化、大工程建设偏好与投资型增长模式等
条件下，一部分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你不让其以麻将、休闲、懒惰等方式“消费”光阴
还不行，你不让权力腐败、集团腐败、行业腐败，你还做不到——“马太效应”嘛。

要建立高尚社会，最可能的途径，是渐近地、逐步地建立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的政治机制，以民主制度迫使官员对选票负责，以自由制度发挥媒体、社团对监督作用
，以法治制度让权力牵制权力，以人权制度(社会保障权)的增容扩大内需，等等，一句
话，“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采取自上而下地主持改革、自下而上地展开改革的和平演
变的方式，一步步地向前走。一代人的时间内，也许能够实现王小东建立“高尚集团”
、建设“高尚社会”的理想，此外，没有先例构成王小东观点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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