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执政15月 他是否依然“最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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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borderColor=#a0c6ca cellSpacing=10 cellPadding=1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
[<td borderColor=#a0c6ca align=middle bgColor=#a0c6ca height=34>昆明执政15月 他是否依然“最富争议” [</td>[</tr>
[<tr>[<td borderColor=#a0c6ca align=middle>时间：2009/05/09 出处：[</td>[</tr>
[<tr>[<td class=line_space2 borderColor=#a0c6ca height=64>“软昆明”来了“硬领导”

很长时间里，苏北城市宿迁都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城市，2004年2月，《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刊发，宿迁因仇和一夜成名，以前这里盛产负面新闻。

一年多前的2007年12月24日，仇和进入云南，成为省会昆明的市委书记，仇和治下的昆明频繁被曝光，被媒体广泛称为“仇和新政”，如今昆明善产“正面新闻”。

五年前《南方周末》的报道奠定了仇和的公众形象，甚至在仇和离开宿迁多日，他的“余威”还没散去，人们依然关注仇和的继任者，和他身后的那个城市。

仇和飞抵昆明的2007年12月24日，昆明市多数人还不知道，江苏宿迁“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已经降临昆明了。

这天的昆明和以往并没有太大区别。街道上仍是车流拥挤，注入滇池的盘龙江还流着黑得发臭的污水，白云路上城中村张官营的花鸟市场仍混杂不堪。只有敏感的媒体将目光从东南转向西南，从他身上寻找头版头条。

四天后的12月28日，仇和履新。当地媒体如此描述：9点整，大会按时召开。新书记来了，深色的西装，暗花点的领带，袖口白色衬衫非常惹眼，和以前照片上的着装非常相似。可能，这就是仇书记的着装习惯。

当地媒体引述网友评论，“软绵绵的昆明来了个硬邦邦的领导”，仇和的前任，原昆明市委书记杨崇勇直言，仇和是“全国有名的改革家”。

这位新书记的风格也被媒体广为报道，他留给当地一位媒体记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快”。语速快，走路快，步伐大，身边的人要小跑才能跟得上，工作节奏快，到一个部门走访，大致了解情况后，立刻转到下一个地方。

初到昆明时，他住在圆通街58号的连云宾馆。也是在这里，上海商会云南分会副会长刘朝喜曾经见到过仇和初来昆明的情景。

“那应该是仇和书记来昆明没几天，认识他的人很少，我正好经过螺峰街农贸市场，就见到他着便装，和另外两个人在菜市场里转，当时他走路速度比较快，每到一个摊位就询问下菜价，一问就走。”

15个月之后，几乎包括昆明市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内，都知道仇和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了，因为仇和的吩咐，他们也可以中午躺在新床上休息，而不是像以前趴在桌子上睡午觉。

眼下的这个城市，宛然流露着一股振翅待飞的气息。二环路上是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堵车的司机们一边闹心一边却会告诉你，一年后昆明的交通就会有改善了；昔日那个黑臭的盘龙江，由于是枯水期，可以看得见江底的沙石；张官营村则已经人去楼空，就等待着挖掘机的进入，另一个城中村凤凰村，则已经在钢筋混凝土上挂上了“星雅俊园”的标牌。

在昆明，已经有人将他比喻成电影《英雄儿女》里那个喊着“向我开炮”的王成，也有人说他是个“没有朋友的人”，街头巷尾里关于他的传说，众说纷纭，像是神话。



大范围“曝光”昆明

在昆明的日子，尽管低调的从不接受任何媒体专访，仇和继续保持着极高曝光度，即便是在3月9日昆明竹中园酒店一群政商人士会谈的饭桌上，一位来自北京商人还向云南省政协的领导打听“两会”期间仇和的去向。

“什么地方？”

“不在昆明，也没去北京，去秘鲁（考察）了。”仇和的秘书在电话那头传出这样的消息。

事实上，他在昆明的每个“波澜”都被广为传播。

最具仇氏风格的是他的“八无”， 2007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仇和面对台下的官员们讲出这样讲话：

来到昆明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无怨无仇，所以可以无牵无挂地把工作做到无畏无私。

当地媒体还接到了新书记交办的特殊任务：提供“负面报道”。其实，仇和对“负面报道”并不陌生，在宿迁，他领导的地区被焦点访谈曝光过，被新华社“内参”过。

但在昆明，关于他要求“负面报道”的报道，则迅速成为“正面报道”。仇和为他所领导的城市，完成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免费推广。

而几个月后的举动，更耐人寻味，更让昆明成为曝光度极高的城市。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工作电话是3197977，市委副书记、昆明市长张祖林的工作电话是3166500……”

2008年2月13日，包括市委常委、市长、副市长、14个县(市)区党政班子成员、市属各部门班子成员的电话被媒体公布。

昆明市纪委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他们加班加点整理领导干部的职务、分工和工作电话号码等资料，忙得通宵达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8万余字的资料整理出来，公布在报纸上。

当地政府还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市属各部门单位领导及其工作人员，除特殊情况外，手机等通讯工具必须24小时开机。

“仇和新政”拉开序幕。“仇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速度。”昆明市民梁博说。而争议亦如影随形，有评论认为：

“强制公布官员的工作电话是村干部思维，其一是，一个村就那么大，要找村官的人不多，村官可以应对得过来，超过了村庄的范围这一套就不灵；其二是，昆明这样的城市，官民沟通的方式完全可以更先进，即通过电子邮箱来实现。”

类似的批评，不见仇和回应。



治官

和宿迁相似，因为仇和，昆明的“点击率”大涨，另一次全国性的“曝光”则引起更激烈的争议。

2008年2月20日下午3时15分，昆明市委礼堂，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现场，坐在主讲人旁边的仇和突然发现一位官员正在打瞌睡。

“第X排第X位的同志，请你站起来。”

那人没有反应，“我可以确定那个人确实是睡着了。”仇和说。

“前面第X排，第X号，请你站起来。”仇和又喊了他第二遍。

顺着仇和指着的方向，一位干部躬着身子、摸着脑袋站了起来，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神情疑惑，四处张望。

“请你报上你的单位和行政职位。”

这位官员并没有回答仇和的问题。据当时在场人士回忆，仇和并没有像后来媒体报道的那样当场发怒，只是说“请坐下。”会议便继续开了下去。不过，虽然只是短暂的一两分钟，但这个场景令在场的昆明官员们震惊了。

这个官员是呈贡县投资促进局一位姓蒋的副局长。

两天后，呈贡县政府党组同意蒋X X辞去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

“据说当天晚上，呈贡县县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把这个副局长叫过来让他辞职，作为仇和书记本意，并不是让他官免掉，后来仇和很歉意，说他没表达清楚。”这位在场人士说。

可这场会议上突然冒出的罢官事情到后来，就演变成为仇和严惩睡觉官员的新闻。

“其实那个蒋局长是个很好的人。”熟悉他的刘朝喜说。

另一则新闻更耐人寻味，当地的《都市时报》报道，仇和到富民县调研，中饭时，仇和提了一个建议，“能否每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不仅节约也卫生”。

几天后，县委奇迹般地发布了2008年第一号文件，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自助餐”，即“同桌用餐，公筷公勺取菜盛汤，剩菜打包带走”，还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违反规定一次，将对单位部门领导批评教育，在县电视台等媒体上通报，违反3次及以上，单位领导将被撤职。

这家媒体还做了一个报道，“6组黑镜头曝光餐桌陋习”，其中一个“黑镜头”是这样描述的：

眼看自己最爱吃的红烧肉就要转到面前了，金小姐拿起筷子准备下筷，却不想从旁边伸过一双筷子，捡起一块肥的，扔掉，挑了一块瘦的，发现没有带皮，又放回碗里，如此反复几次，终于挑中一块不肥不瘦的，心满意足地连肉带筷子一块放到嘴里咂咂，金小姐看了看这位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放弃了吃红烧肉的想法。

也许仇和在倡议之前，并没有想到下面能制造出这么多的“故事”，仇和是满意还是哭笑不得？

仇和刚到昆明时和官员们调研城市绿化，曾说过树木栽种要立体化的话，下面的官员就飞快地在道路两旁新增加了两排行道树。

昆明市民用走“梅花桩”来形容他们在三排树中行走的样子。

“这又怎么可能是仇和的本意？”知情者如是说。



相互适应

这个内容简而言之，就是“5+2”、“716”和“白加黑。”盘龙区东风东路昆明市政府办公大楼里，一位官员介绍起仇和时，透露出刚刚开了不久的行政效率会议的内容，这让他很郁闷。

“5+2”就是每周工作5天，周末的2天继续工作；“716”则是一周7天，每天工作16个小时。“白加黑”，不用说也都知道什么意思。

仇和执政的一贯风格是身先士卒，自己做到的事也要求下属做得到。“我知道仇和可以做到，但是这如果成为真的，我们可能做不到。”这位官员说。

“和以往比起来，现在的工作压力很大，事情很多，会议也都在晚上和周末开。”“跟随仇和下去调研的官员，脚上穿的都是旅游鞋，以前是皮鞋。”

这位官员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仇和亲手批阅的文件，是责成下属官员尽快落实某项工程的意见，瘦长紧凑的粗黑色字体，有时候官员们“不得不认真看才可以看清楚。”

当被问及“仇和给你们批复文件后，你们有没有人不当回事”的问题，这位官员沉思了一会说：“不，他会过问的。”

仇和还没有来到昆明的时候，他们也在饭桌上谈论仇和。只是那个时候有些官员常常把“qiu”和念成“chou”和，而如今，他们“几乎不谈论他本人。”

和在宿迁一样，仇和也给下属“强行充电”。昆明市委礼堂里举行的干部学习活动，“至少有50场。”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曾世逸说。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健民告诉官员们，在政府实现“上治”过程中要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于建嵘告诉官员们，怎么处理群体性事件，于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

不久前的2月19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和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家”卢周来同台讲座。

茅于轼告诉云南官员，“经济适用房都卖给了权贵”，“政府没有责任满足人对房产的占有欲”，回到北京后不久，茅于轼因呼吁廉租房不应有厕所，开罪网民，被认为是“有争议的人”。

出乎曾世逸意料的是，台下听课的官员们很多人都在很认真地做笔记，还有临时背着凳子的，打瞌睡的非常少，“过道上也坐着人”。

一边是仇和“逼”着不敢违抗命令的官员们做事情，一边是官员们也在适应这个“改革家”。

“回想以前的日子，简直是天堂。”一位领导这样感慨：“但跟着仇和这样的‘班长’干，也值了！累是累，工作上却是从未有过的充实。”

“以前，别人总说我‘太快了。’”昆明市总工会主席杨丽说，“可现在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来了以后，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快。”

“兄弟们是拥护你的。”

仇和说，要在5年内将昆明全市336个城中村改造完毕。

仇和所面对的城中村，就好像激流勇进的中国。

这些城中村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然而，它们不断增长的高度却建立在并不牢固的地基上，横七竖八的电线，任意一根都可以成为引线酿成大火，村中只有不容消防车身的违章建筑而没有消防栓。

城中村需要重新再造，但是经过许多年飞速发展积累之后，城中村里却有那么多老去的墙壁和暗流涌动的利益关系，这个时候，仇和出现了。

仇和就像一辆铲车一样，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随着城中村墙壁的轰然倒塌，以往复杂的利益关系也瞬间不见，可是这辆“铲车”也伤痕累累。

云南党校教授欧黎明认为，要面对计划经济体制思维方式的影响，要推行高效的行政机制，“有时候确实不能排除这种铁腕人物”。

仇和仍在逐渐完善他在宿迁改革的思路。昆明一位当地官员说，当时他们认为沐阳是个小地方，昆明要更加复杂，仇和来了也未必能做到，可仇和来了之后，“改革几乎涉及到昆明所有的方方面面。”

如今，因为二环路的改造工程，昆明市内交通更加拥挤，但正如司机们说，年底就应该会好多了。

曾看到过仇和在菜市场的刘朝喜对他的市委书记说，“你有血性，兄弟们是拥护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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