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地震采访和杭州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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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26) | 标签:四川地震, 杭州, 飚车, 媒体, 浙江大学

在四川的记者们今天很忙，为了采访地震一周年而来，但大部分人今天的工作都集中在了内地首例确诊个案的报道上。从星期天晚上，新华社的稿件宣布疑似之后，四川省政府的反应很迅速，凌晨两点开记者会，早上十一点宣布确诊消息开记者会，而且那些境外记者到处乱窜，到医院，患者的住家拍摄采访，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相信有关部门明白，这个时候，越是透明，越是迅速，越能够消除恐慌，也越能够满足那些“不配合”的记者。

不过采访地震一周年相关新闻，似乎就没有这麽畅顺，在第一线的记者，不少会被地方官员批评，太多负面报道。而所谓的负面报道，无外乎有些民众抱怨救济款没有拿到，死难学生家长质疑，为何没有人为校舍倒塌负责，以及还有一些重建的死角，那里的民众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照。其实这些才是记者在当地的采访，可以实实在在为灾民们做的一些事情。如果在香港，遇到媒体揭露问题，尽管官员们心里面可能觉得不快，但是面子上肯定会大大方方的承认不足，借这个机会透过媒体向公众表示会跟进改善，也算是一个危机公关的手段，但是结果当然有利和谐。和媒体过不去，特别是在事实面前，官员如果摆出强硬姿态，最终吃亏的，一定是官员自己。搞得不好，还会因此而下台。

不过听在前线的同行们转回来的消息，似乎堵截要更多一些。这也就出现了外国记者协会提醒会员们在四川采访要小心安全，因为有一些会员表示，在灾区遇到不明身份人士的袭击，当然，四川省的官员是断然否认的，并且指控部分人员从事和记者身份不符的工作。比如，问灾民：“为何不组织起来？”因为在有些人看来，这是煽动，但是从记者的角度出发，却很可能是自然反应的跟进问题。因为在一些记者看来，如果一个公民的诉求得不到回应的话，一批拥有同样诉求的公民组织起来，讨价还价的力量就大一些，说到底，只是为了争取自己认为应有的权益。反正官员眼中的负面消息其实是堵不住的，不如配合一些，免得显得欠缺自信。

当然，有些官员指出，媒体的报道不平衡，只报道民众一方的声音，这点确实，作为一篇客观中立的报道，对于被指责的一方，一定要给与说话的空间。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对于赶着发新闻的记者来说，要找到相应的官员太难，找到了，很多时候不与回应，甚至可能要求不予报道。于是，出现了一边倒，这很正常。

说到媒体，周末的时候，接到一个学生的邮件，希望关注和评论杭州飚车撞死人的事件，因为她是受害者的校友，都是浙江大学的。我告诉她，对于这样的个案，如果没有充分了解事实就进行评论，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有一点，作为媒体是可以做到的，就是陈述事实，以及报道各种不同的声音。

很多人把这次事件放在了“富家子”和“普通的有为青年”身上，尤其是一些媒体，当然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肇事者的身份是不应该影响到司法程序和事实。关键在于，在司法程序当中，从举证，到审判，是否存在被质疑的地方。因此，有不少人把焦点集中在警方的调查结果，是否只是超速七十公里以及车子是否改装的问题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发生了严重交通事故之后，政府应该是怎样的反应？还是来看看香港。今年年二十八凌晨，香港发生了一起货柜车司机醉酒驾驶，导致六人死亡事件，目前案件还在审理之中，被控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名和六项误杀罪。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和受害者都把矛头指向了政府，认为政府对醉酒驾驶的判罚太轻导致司机的不负责任，由此在社会上引发一场，关于是否要把醉酒驾驶撞死人当成谋杀罪，或者加重惩罚的讨论。而在讨论的同时，政府当然不敢马虎，那段时间，马路上多了很多的标语，提醒大家不要醉酒驾驶，也多了很多警察，抽查司机是否酒精超标。曾特首亲自慰问死者家属。当然也有把矛头指向大众自己的声音，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没有车品的司机太多，超速，切线不大灯等等，如果公民意识本身薄弱，政府又可以怎样？

浙江大学的一些学生走上街头悼念死者，他们的诉求是，严禁飚车，用专门的术语，就是要求有关部门好好管理超速驾驶。在这样的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回应这样的诉求是理所应当的，显示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不然的话，就是部门的失职。至于对肇事者的惩罚，应该是留给法庭来审判。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质疑的声音没有渠道表达，那末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是否会有不公平的存在。不过听说，曾有的禁令已经解除，这样的话，是否应该交给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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