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不到蛋糕的角落——走访孤儿院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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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义的“仁爱之家”孤儿院回来已经三天了，我却似乎没有离开的感觉，脑海中不时闪现出那边的情形，让我觉得非说几句不可。



（一）



说起这趟行程，原本事有巧合。上周五中午，我从一位姊妹口中得知周六有个活动，是去郊区的一个孤儿院。当天晚上，我去位于蓝旗营的万圣书园见一个朋友，巧遇一些公益基金会的人在开会，议题好像是关于四川灾区的援建工作。我当即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希望他们能够为孤儿院提供点帮助，前提当然是我提供一下孤儿院的大致情况。于是，我当即联系上负责此事的爱心部部长周弟兄，希望次日跟他们一起去孤儿院。周弟兄大感意外，但旋即答应了。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次例行的义工活动，大家带些东西给孩子们，陪他们玩一会儿，然后回来继续自己的生活。尽管事前有人提醒我说，这些孩子大多有先天性缺陷，但是我并未往心里去，直到看到他们的那一刻。看到那些孩子们的时候，我的心头迅速闪过一个词语：触目惊心。这么说并不是我不尊重他们，而是我从没想过会看到这种情形：一个一两岁大的孩子坐在门口附近，嘴巴微张，上唇从中裂开，长出一截手指一样的东西。在他身后，还有不少这样的孩子，他们在铺满塑料泡沫的地板上或坐或爬，表情不一……

在孤儿院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同行的弟兄姊妹洗过手之后就纷纷找小孩子玩去了。我站在中间，看着他们自得其乐的样子，一时之间不知要怎么办才好。犹豫了一会儿，我向离门口最近的那个小孩子走去，蹲下来向他问好，可他似乎并不欢迎我的到来，非但不理会我的示好，反而向旁边爬去。我觉得索然无味，加上有一定的抵触心理，便也不勉强。说实在的，从看到他们的第一眼起，我就明白了他们为何会被父母抛弃——他们的准确叫法应该是“弃儿”。我甚至不敢正视他们的脸，生怕自己会忍不住看他们的上唇。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平时是如何生活的。

尽管我平时嘻嘻哈哈的，但我还是很容易受周边环境的影响。看到孤儿院的情形，我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觉得很是压抑。几次哄孩子未果之后，我干脆放弃了，移步到一位抱着孩子的姊妹身边，跟她聊天。她告诉我，抱在她怀中的孩子叫约瑟，坐在面前的那位是扫罗，还有那个叫摩西……这些孩子的名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圣经》。很显然，这是教会家庭的特色，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朋友，如歌珊、嘉乐、以撒，成都基督徒作家王怡还把他儿子取名为王书亚呢！现在在大厅里玩的有10个孩子，还有5个在里屋上课，1个到外面玩去了，整体的氛围显得极为温馨、喜乐。



（二）



不一会儿，孤儿院的负责人之一葡萄姊妹赶了过来，跟大家问好。我也赶紧拿出笔和本子，向她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葡萄告诉我，这些孩子除了一个小女孩已经有7岁以外，都是1-3岁，那些嘴上异常的孩子患的是先天性唇腭裂（7人），还有些患有脑瘫（1人）、心脏病（3人）和腿脚不便（具体病症忘了，就是难以直立行走，但目前已恢复大半，1人），只有4个是基本正常的。目前，最有可能得到救治的便是患有唇腭裂的孩子，北京八大处有家医院是国内最好的整形医院，能够治愈他们。一般说来，一个唇腭裂的孩子要做两到四次不等的手术才能完全康复，每次治疗时间为20天到一个月不等，手术费为8千到1万2，住院及护理费则高达4-5万。平均下来，每给孩子做一次手术，就要花费5-6万元。此外，孤儿院每个月还要交房租、付车旅费、买各种日用品、给13名女工发工资，总支出约为5万元。目前，孤儿院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另一位负责人杜弟兄开办的一家公司，但力量终究有限，其余的就靠北京各地的教会和义工支持。

这些孩子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提出了又一个问题。葡萄姊妹告诉我说，这个孤儿院接收过全国各地的孩子，但目前以山西、河南二省的居多。通常是民政部门或福利院捡到被父母遗弃的孩子，然后联系上他们，由他们负责筹措孩子们的生活、治疗经费。待孩子做完一两次手术之后，福利院便会为他们联系愿意收养的家庭，一旦确定有人收养，孩子便会被迅速转移，然后换上另一个需要救治的孩子。一般说来，这些孩子被送往海外的情况居多，有些通常只在国内做完第一次手术便被送走了，在海外接受更为先进的医学治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为每个孩子做好详细的档案，内容包括他们的名字、生日（通常是被捡到或送到孤儿院的日子）、照片、生活习性等。孩子被送走的时候，他们还会给他捎上他常用的餐具、水杯和食物，以帮助他尽快适应新环境。

不过，孤儿院的法律地位一直是个尴尬的问题。这是个完全由基督徒兴办起来的民间孤儿院，不受官方控制或扶持，也不从政府那儿领受任何一分钱。话虽如此，孩子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却不是孤儿院自己能够决定的，一切都要听从福利院的安排。说白了，他们就是拿自己的钱，帮政府尤其是福利院做事，尽他们未尽的职责，循环往复，永无止息。

但是，地方政府还是会不时找他们麻烦，认为他们是非法的民间组织，所在地的居民也对其敬而远之，甚至嫌他们“扰民”。后来，为了将这些人为干扰因素降至最低，这个孤儿院便挂靠在儿童希望中心名下，相关负责人也尽量打通本地政府机关的“关节”，不让他们来找孤儿院麻烦。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政府明明做不了或不愿做，却死抓着不放，不肯让民间机构加入。在汶川大地震中，政府冻结牛博国际捐款账户、垄断海内外捐款捐物便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事到如今，我们除了知道有700多亿损款和80多亿特殊党费之外，根本不知道这些钱最后去了哪里，花在了什么地方。或许，这些都会像震中死了多少学生一样，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三）



这时候，周弟兄等人也凑了过来，询问孤儿院需要哪些东西，以便下次来访时带过来。其实，孤儿院最需要的就是粮食和儿童用品，对中号尿布、湿纸巾、餐巾纸、奶粉、食用油的需求量尤其大。此外，一些消炎药、儿童感冒颗粒、爽身粉、花露水也是孤儿院春夏季节经常要用到的东西。

“我们已经筹到了一笔经费，打算下个月再送5个孩子去做手术。”谈起这点时，葡萄姊妹显得十分兴奋。不过，她说孤儿院也有自己的难处，“手术经费通常是先筹一部分，作为押金，然后先送孩子们去做手术。手术期间，我们再尽量筹足余款。因为常去那边做手术，医院方面也了解我们的难处，允许我们拖欠一段时间的医药费。在手术一项上，他们也会把费用压到最低。不过，哪怕是这样，我们也会经常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孩子们做手术的时候，我们这边得派人过去一直守着他们，孤儿院里就会人手不够，不得不再请一些人过来帮忙，这又是一项开支。”不过，就我所知，孤儿院永远不会有资金足够的时候，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并不仅仅是这16个孩子，而是不时出现的弃婴。据葡萄姊妹介绍，考虑到这边的医疗情况，孤儿院现在尽量接收一些唇腭裂的孩子，“患有其他病的孩子来了我们这儿，我们不见得能为他提供最好的治疗，反而可能耽误了他。”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转眼到了孩子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记了满满几大页，我的心情也愈加沉重起来。就像我事后跟朋友提及的，我来这里是有私心的，因为我想见某个同行的姊妹，试图做到公私兼顾。但是真来到这儿之后，我反而一点闲谈的兴致都没有了，甚至觉得自己之前的想法有些龌龊，辱没了义工或基督徒这一身份。哪怕是在我们外出吃午饭的时候，我都一直阴沉着个脸，不敢跟朋友们说话，生怕会把不快的情绪传染给他们。这一期间，我给几个做公益事业的朋友打电话，向他们介绍这边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提供点帮助，但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目前最关注的还是灾区扶贫和农民工子弟。

听说这些情况之后，我一位同事说我们这个社会就像一个过滤器，过滤掉人们不愿意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与其说这些孩子是弃儿，不如说在绝大多数人眼中，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社会福利这块大蛋糕，似乎永远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被有意、无意地遗忘在社会的某个角落里。幸运的是，教会、民间组织，还有海外的热心人士接纳了他们。说起这些的时候，我总会联想到政治，变得激动起来。但是一位朋友说，在孤儿院的时候，他只想到了爱，他只关心孩子，从来不管政治。我想了想，说，也是，在这里，政治这东西根本不配被提及。



（四）



吃过午饭之后，我们就在左近的广场上散步。孩子吃完饭之后要睡午觉，我们跟孤儿院的人约好，等到2点40的时候再过去看他们。最近，北京的天气变化莫测，中午刚过，乌云就开始蚕食天空，地面也刮起了阵阵冷风，把穿短袖出门的我们吹得直打哆嗦。看着时间快到了，我们就赶紧朝孤儿院快步走进，想去屋里暖和一会儿。关弟兄忽然叫住了我们，说：“等我一下，我去买几节电池，上午陪他们玩的时候，我发现有些玩具没电了。 ”

等我们回到孤儿院的时候，院里静悄悄的。透过落地玻璃窗，我们看到那些照顾孩子的姊妹们躺在地板上睡觉，大厅里一个孩子也没有。这时候，有个姊妹发觉我们进来了，马上招呼大家起来，她们闻讯都赶紧爬了起来，有些还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也难怪，她们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在生人面前还是有些怕羞的。一个姊妹告诉我们，孩子们还在房间里睡觉呢，你们先进来坐会儿吧。

没过多久，便陆续有小孩子走了出来。许是见惯了有人来访吧，有些孩子并不怕生，甚至会主动找我们玩，这倒是我早上未曾留意到的。不知怎么地，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心头的阴霾霎时一扫而空，只是想着怎么逗他们开心。或许父母待我们时也是如此吧，自己再苦再难也会埋在心底，不愿让我们知道。那个叫约瑟的孩子看上去只有一岁的样子，趴在一位姊妹身上不肯下来，但我还是用一个摇铃把他哄了过来。俗话说，男孩子要穷着养，否则不知奋斗；女孩子要富着养，否则别人一根棒棒糖就给哄走了。我看，这男孩子似乎也要富着养，否则别人一个摇铃也能哄走了——我在心里暗道。

约瑟年纪虽小，却蛮机灵的，跟他玩熟了，他就会缠着你不放。没过多久，大厅里又热闹起来，原来孩子们吃点心的时候到了，每人半根香蕉、一个小面包。想起三四个小时前他们才吃过饭，我不由地摸了摸约瑟的肚子，发现小肚子还鼓鼓囊囊的，便不想给他喂食。但约琵马上哭闹起来，我被逼无奈，便掰了一部分喂他。小家伙吃东西极快，快得我都有些担心他会噎着了，但这种事终究没有发生。

说起他们的饮食，我觉得有必要多说几句。这些孩子每天的饮食是米面各半，中午如果吃包子、花卷，晚上就会吃米饭，反之亦然。饭后再喂些肉类食品，以保证营养。下午会有顿点心，睡前会喝次牛奶。考虑到他们年纪尚小，很多食品会做得比较小，掺上一些汤汁。每次吃饭的时候，孩子们都会坐到自己的小桌子边上，戴上围涎，等姊妹们端来食物。姊妹们分发食物的时候都会为做他们每个人做一个简单的谢祷。这些孩子们也很配合，领了食物之后大多能够自己吃，只有那些年纪尚小或进食困难的需要别人帮助。有个患有唇腭裂的小孩子情况就比较严重，每次吃东西的时候食物总会跑到鼻孔里，喂他的姊妹隔一会儿就得用特制的针筒给他喂水，拨弄一下粘在口腔上部的食物。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四五个孩子是用左手拿勺子的。

喂过东西之后，我抱着约瑟坐到了一堆玩具旁边，让他去挑。他虽然不喜欢走动，却不大安分，喜欢东张西望，有时候还会去拆人家好不容易搭起来的玩具火车，搞点小破坏。我发现，他最喜欢的动作就是后仰，当我抱着他向后仰去，再猛地拉回来时，他总是乐得咯咯直笑。抱着他的时候，我觉得内心极为平安，极为富足。那一刻，我特别渴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陪他玩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有些累了，生发出躺在地上睡一会儿的冲动，但是小家伙却还很精神。这时候，我想到了正在照顾他们的姊妹们。我们来这里，不过是一个月一次，多少带有玩的性质，但是她们不一样。换句话说，当我们觉得特别有爱心，想要照顾一下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过来，陪他们待上几小时，但是当我们觉得累了，不愿意过来的时候，她们还要坚守在这里。没有爱，没有毅力，一个人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在这里，我看到这些孩子们被照顾得很好，那些姊妹们不张扬、不抱怨，看到哪边需要她们了就主动迎上前去。我最常看到的一个动作便是她们隔不多久便会检查一下孩子的围涎和尿布，然后及时更换。



（五）



下午，一位年约四十的姊妹过来了。据葡萄姊妹介绍，她也姓杜，负责这里的后勤，也负责对外联系，我们若是有事的话可以直接跟她联系。杜姊妹告诉我们，在这里做侍奉的姊妹都是基督徒，大多来自农村，特别勤快，任劳任怨。每天早上五点，她们就起来查经、祷告，六点钟开始照顾孩子，一直忙活到晚上八九点孩子入睡的时候。她们平时几乎没有假期，但她们从不抱怨，只是利用晚上入睡前的时候出去走走，给家人打个电话。

接着，杜姊妹又向我们介绍了孩子们的卫生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外人前来探访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可谓无微不至。谈起孤儿院的经营状况时，她最常说到的一句话便是“感谢神”，似乎一切功劳都是上帝所为，一切困难都有上帝担当。比起杜姊妹，我觉得羞愧万分，因为我很少做见证，更不用说经常归功于上帝、全心倚靠神了。其实，就像一位姊妹所说的，我们以福音为耻，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以自己为耻。在我信心最为软弱的时候，其实也恰是我最为消沉和堕落的时候。当我勤读圣经、勤做祷告的时候，我的日常生活也变得积极、健康起来。这里就像是神的家，大家一团和气，互相帮助。正如经上所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只要有爱的地方，我们就能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当然，也有人会怀疑这么做的有效性，毕竟中国这么大，需要帮助的孩子太多、太多了，但是帮得一个是一个，只要有更多的人行动起来，大问题便会成为小问题，小问题解决起来便容易得多了。说到这个，我不由得想起了印度德兰修女的一个故事。德兰修女在建立临终关怀院的初期遭到了当地官员的质疑，官员说：“你打算帮助加尔各答数以百万的贫病伤残吗？”德兰修女反问道：“数以百万？你是怎么数出100万来的？”官员说：“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意思是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是帮不完的，穷人太多了，你明白吗？”德兰修女笑了笑，说：“我不知道你的数百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只知道我是从一开始算起的，一然后是二，然后是三，然后是更多，现在我们已经数到100多个人了。”需要帮助的人就像搁浅的小鱼，可能多得让我们数不过来，多达百万、千万、上亿，每一条小鱼置身其中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比率，但是对于那些小鱼来说，一个小小的帮助就足以改变它们的一生。对此，我们又何必吝惜举手之劳呢？

在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德兰修女说：“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人，那个人或这个人。总之，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类。只有爱具体的人，才能真爱人类。”平时，我们谈自由，谈民主，谈人权，所起的效果可能都不及在这里奉献青春年华、照顾社会弃儿的姊妹们，尽管她们大多只有高中学历。因为她们不仅有爱，还有行动。

“不要光想着孩子，这些姊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可以跟我们说，比如说她们想看什么书或杂志，我们下次过来时可以给她们带过来。”最后，我对杜姊妹补充道。



傍晚五点多，又到孩子们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挥手告别了这个孤儿院，并且约定一个月之后再来探访。我留了她们的联系方式，打算联系一些公益基金会时如有必要再跟她们联系，核实一些具体情况。回来后的几天里，我每每打开电脑，想记录下这个特别的走访时，总觉得有太多的话要说，纠结得不行，最后把自己搞得头痛欲裂。今天，总算写完了，权作我开始一段新旅程的一个纪录吧，也在此将祝福献给那些孩子们，以及一直关心他们、照顾他们的弟兄姐妹们。

己丑年四月十八夜于东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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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义的“仁爱之家”孤儿院回来已经三天了，我却似乎没有离开的感觉，脑海中不时闪现出那边的情形，让我觉得非说几句不可。



（一）



说起这趟行程，原本事有巧合。上周五中午，我从一位姊妹口中得知周六有个活动，是去郊区的一个孤儿院。当天晚上，我去位于蓝旗营的万圣书园见一个朋友，巧遇一些公益基金会的人在开会，议题好像是关于四川灾区的援建工作。我当即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希望他们能够为孤儿院提供点帮助，前提当然是我提供一下孤儿院的大致情况。于是，我当即联系上负责此事的爱心部部长周弟兄，希望次日跟他们一起去孤儿院。周弟兄大感意外，但旋即答应了。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次例行的义工活动，大家带些东西给孩子们，陪他们玩一会儿，然后回来继续自己的生活。尽管事前有人提醒我说，这些孩子大多有先天性缺陷，但是我并未往心里去，直到看到他们的那一刻。看到那些孩子们的时候，我的心头迅速闪过一个词语：触目惊心。这么说并不是我不尊重他们，而是我从没想过会看到这种情形：一个一两岁大的孩子坐在门口附近，嘴巴微张，上唇从中裂开，长出一截手指一样的东西。在他身后，还有不少这样的孩子，他们在铺满塑料泡沫的地板上或坐或爬，表情不一……

在孤儿院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同行的弟兄姊妹洗过手之后就纷纷找小孩子玩去了。我站在中间，看着他们自得其乐的样子，一时之间不知要怎么办才好。犹豫了一会儿，我向离门口最近的那个小孩子走去，蹲下来向他问好，可他似乎并不欢迎我的到来，非但不理会我的示好，反而向旁边爬去。我觉得索然无味，加上有一定的抵触心理，便也不勉强。说实在的，从看到他们的第一眼起，我就明白了他们为何会被父母抛弃——他们的准确叫法应该是“弃儿”。我甚至不敢正视他们的脸，生怕自己会忍不住看他们的上唇。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平时是如何生活的。

尽管我平时嘻嘻哈哈的，但我还是很容易受周边环境的影响。看到孤儿院的情形，我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觉得很是压抑。几次哄孩子未果之后，我干脆放弃了，移步到一位抱着孩子的姊妹身边，跟她聊天。她告诉我，抱在她怀中的孩子叫约瑟，坐在面前的那位是扫罗，还有那个叫摩西……这些孩子的名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圣经》。很显然，这是教会家庭的特色，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朋友，如歌珊、嘉乐、以撒，成都基督徒作家王怡还把他儿子取名为王书亚呢！现在在大厅里玩的有10个孩子，还有5个在里屋上课，1个到外面玩去了，整体的氛围显得极为温馨、喜乐。



（二）



不一会儿，孤儿院的负责人之一葡萄姊妹赶了过来，跟大家问好。我也赶紧拿出笔和本子，向她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葡萄告诉我，这些孩子除了一个小女孩已经有7岁以外，都是1-3岁，那些嘴上异常的孩子患的是先天性唇腭裂（7人），还有些患有脑瘫（1人）、心脏病（3人）和腿脚不便（具体病症忘了，就是难以直立行走，但目前已恢复大半，1人），只有4个是基本正常的。目前，最有可能得到救治的便是患有唇腭裂的孩子，北京八大处有家医院是国内最好的整形医院，能够治愈他们。一般说来，一个唇腭裂的孩子要做两到四次不等的手术才能完全康复，每次治疗时间为20天到一个月不等，手术费为8千到1万2，住院及护理费则高达4-5万。平均下来，每给孩子做一次手术，就要花费5-6万元。此外，孤儿院每个月还要交房租、付车旅费、买各种日用品、给13名女工发工资，总支出约为5万元。目前，孤儿院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另一位负责人杜弟兄开办的一家公司，但力量终究有限，其余的就靠北京各地的教会和义工支持。

这些孩子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提出了又一个问题。葡萄姊妹告诉我说，这个孤儿院接收过全国各地的孩子，但目前以山西、河南二省的居多。通常是民政部门或福利院捡到被父母遗弃的孩子，然后联系上他们，由他们负责筹措孩子们的生活、治疗经费。待孩子做完一两次手术之后，福利院便会为他们联系愿意收养的家庭，一旦确定有人收养，孩子便会被迅速转移，然后换上另一个需要救治的孩子。一般说来，这些孩子被送往海外的情况居多，有些通常只在国内做完第一次手术便被送走了，在海外接受更为先进的医学治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为每个孩子做好详细的档案，内容包括他们的名字、生日（通常是被捡到或送到孤儿院的日子）、照片、生活习性等。孩子被送走的时候，他们还会给他捎上他常用的餐具、水杯和食物，以帮助他尽快适应新环境。

不过，孤儿院的法律地位一直是个尴尬的问题。这是个完全由基督徒兴办起来的民间孤儿院，不受官方控制或扶持，也不从政府那儿领受任何一分钱。话虽如此，孩子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却不是孤儿院自己能够决定的，一切都要听从福利院的安排。说白了，他们就是拿自己的钱，帮政府尤其是福利院做事，尽他们未尽的职责，循环往复，永无止息。

但是，地方政府还是会不时找他们麻烦，认为他们是非法的民间组织，所在地的居民也对其敬而远之，甚至嫌他们“扰民”。后来，为了将这些人为干扰因素降至最低，这个孤儿院便挂靠在儿童希望中心名下，相关负责人也尽量打通本地政府机关的“关节”，不让他们来找孤儿院麻烦。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政府明明做不了或不愿做，却死抓着不放，不肯让民间机构加入。在汶川大地震中，政府冻结牛博国际捐款账户、垄断海内外捐款捐物便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事到如今，我们除了知道有700多亿损款和80多亿特殊党费之外，根本不知道这些钱最后去了哪里，花在了什么地方。或许，这些都会像震中死了多少学生一样，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三）



这时候，周弟兄等人也凑了过来，询问孤儿院需要哪些东西，以便下次来访时带过来。其实，孤儿院最需要的就是粮食和儿童用品，对中号尿布、湿纸巾、餐巾纸、奶粉、食用油的需求量尤其大。此外，一些消炎药、儿童感冒颗粒、爽身粉、花露水也是孤儿院春夏季节经常要用到的东西。

“我们已经筹到了一笔经费，打算下个月再送5个孩子去做手术。”谈起这点时，葡萄姊妹显得十分兴奋。不过，她说孤儿院也有自己的难处，“手术经费通常是先筹一部分，作为押金，然后先送孩子们去做手术。手术期间，我们再尽量筹足余款。因为常去那边做手术，医院方面也了解我们的难处，允许我们拖欠一段时间的医药费。在手术一项上，他们也会把费用压到最低。不过，哪怕是这样，我们也会经常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孩子们做手术的时候，我们这边得派人过去一直守着他们，孤儿院里就会人手不够，不得不再请一些人过来帮忙，这又是一项开支。”不过，就我所知，孤儿院永远不会有资金足够的时候，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并不仅仅是这16个孩子，而是不时出现的弃婴。据葡萄姊妹介绍，考虑到这边的医疗情况，孤儿院现在尽量接收一些唇腭裂的孩子，“患有其他病的孩子来了我们这儿，我们不见得能为他提供最好的治疗，反而可能耽误了他。”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转眼到了孩子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记了满满几大页，我的心情也愈加沉重起来。就像我事后跟朋友提及的，我来这里是有私心的，因为我想见某个同行的姊妹，试图做到公私兼顾。但是真来到这儿之后，我反而一点闲谈的兴致都没有了，甚至觉得自己之前的想法有些龌龊，辱没了义工或基督徒这一身份。哪怕是在我们外出吃午饭的时候，我都一直阴沉着个脸，不敢跟朋友们说话，生怕会把不快的情绪传染给他们。这一期间，我给几个做公益事业的朋友打电话，向他们介绍这边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提供点帮助，但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目前最关注的还是灾区扶贫和农民工子弟。

听说这些情况之后，我一位同事说我们这个社会就像一个过滤器，过滤掉人们不愿意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与其说这些孩子是弃儿，不如说在绝大多数人眼中，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社会福利这块大蛋糕，似乎永远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被有意、无意地遗忘在社会的某个角落里。幸运的是，教会、民间组织，还有海外的热心人士接纳了他们。说起这些的时候，我总会联想到政治，变得激动起来。但是一位朋友说，在孤儿院的时候，他只想到了爱，他只关心孩子，从来不管政治。我想了想，说，也是，在这里，政治这东西根本不配被提及。



（四）



吃过午饭之后，我们就在左近的广场上散步。孩子吃完饭之后要睡午觉，我们跟孤儿院的人约好，等到2点40的时候再过去看他们。最近，北京的天气变化莫测，中午刚过，乌云就开始蚕食天空，地面也刮起了阵阵冷风，把穿短袖出门的我们吹得直打哆嗦。看着时间快到了，我们就赶紧朝孤儿院快步走进，想去屋里暖和一会儿。关弟兄忽然叫住了我们，说：“等我一下，我去买几节电池，上午陪他们玩的时候，我发现有些玩具没电了。 ”

等我们回到孤儿院的时候，院里静悄悄的。透过落地玻璃窗，我们看到那些照顾孩子的姊妹们躺在地板上睡觉，大厅里一个孩子也没有。这时候，有个姊妹发觉我们进来了，马上招呼大家起来，她们闻讯都赶紧爬了起来，有些还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也难怪，她们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在生人面前还是有些怕羞的。一个姊妹告诉我们，孩子们还在房间里睡觉呢，你们先进来坐会儿吧。

没过多久，便陆续有小孩子走了出来。许是见惯了有人来访吧，有些孩子并不怕生，甚至会主动找我们玩，这倒是我早上未曾留意到的。不知怎么地，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心头的阴霾霎时一扫而空，只是想着怎么逗他们开心。或许父母待我们时也是如此吧，自己再苦再难也会埋在心底，不愿让我们知道。那个叫约瑟的孩子看上去只有一岁的样子，趴在一位姊妹身上不肯下来，但我还是用一个摇铃把他哄了过来。俗话说，男孩子要穷着养，否则不知奋斗；女孩子要富着养，否则别人一根棒棒糖就给哄走了。我看，这男孩子似乎也要富着养，否则别人一个摇铃也能哄走了——我在心里暗道。

约瑟年纪虽小，却蛮机灵的，跟他玩熟了，他就会缠着你不放。没过多久，大厅里又热闹起来，原来孩子们吃点心的时候到了，每人半根香蕉、一个小面包。想起三四个小时前他们才吃过饭，我不由地摸了摸约瑟的肚子，发现小肚子还鼓鼓囊囊的，便不想给他喂食。但约琵马上哭闹起来，我被逼无奈，便掰了一部分喂他。小家伙吃东西极快，快得我都有些担心他会噎着了，但这种事终究没有发生。

说起他们的饮食，我觉得有必要多说几句。这些孩子每天的饮食是米面各半，中午如果吃包子、花卷，晚上就会吃米饭，反之亦然。饭后再喂些肉类食品，以保证营养。下午会有顿点心，睡前会喝次牛奶。考虑到他们年纪尚小，很多食品会做得比较小，掺上一些汤汁。每次吃饭的时候，孩子们都会坐到自己的小桌子边上，戴上围涎，等姊妹们端来食物。姊妹们分发食物的时候都会为做他们每个人做一个简单的谢祷。这些孩子们也很配合，领了食物之后大多能够自己吃，只有那些年纪尚小或进食困难的需要别人帮助。有个患有唇腭裂的小孩子情况就比较严重，每次吃东西的时候食物总会跑到鼻孔里，喂他的姊妹隔一会儿就得用特制的针筒给他喂水，拨弄一下粘在口腔上部的食物。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四五个孩子是用左手拿勺子的。

喂过东西之后，我抱着约瑟坐到了一堆玩具旁边，让他去挑。他虽然不喜欢走动，却不大安分，喜欢东张西望，有时候还会去拆人家好不容易搭起来的玩具火车，搞点小破坏。我发现，他最喜欢的动作就是后仰，当我抱着他向后仰去，再猛地拉回来时，他总是乐得咯咯直笑。抱着他的时候，我觉得内心极为平安，极为富足。那一刻，我特别渴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陪他玩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有些累了，生发出躺在地上睡一会儿的冲动，但是小家伙却还很精神。这时候，我想到了正在照顾他们的姊妹们。我们来这里，不过是一个月一次，多少带有玩的性质，但是她们不一样。换句话说，当我们觉得特别有爱心，想要照顾一下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过来，陪他们待上几小时，但是当我们觉得累了，不愿意过来的时候，她们还要坚守在这里。没有爱，没有毅力，一个人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在这里，我看到这些孩子们被照顾得很好，那些姊妹们不张扬、不抱怨，看到哪边需要她们了就主动迎上前去。我最常看到的一个动作便是她们隔不多久便会检查一下孩子的围涎和尿布，然后及时更换。



（五）



下午，一位年约四十的姊妹过来了。据葡萄姊妹介绍，她也姓杜，负责这里的后勤，也负责对外联系，我们若是有事的话可以直接跟她联系。杜姊妹告诉我们，在这里做侍奉的姊妹都是基督徒，大多来自农村，特别勤快，任劳任怨。每天早上五点，她们就起来查经、祷告，六点钟开始照顾孩子，一直忙活到晚上八九点孩子入睡的时候。她们平时几乎没有假期，但她们从不抱怨，只是利用晚上入睡前的时候出去走走，给家人打个电话。

接着，杜姊妹又向我们介绍了孩子们的卫生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外人前来探访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可谓无微不至。谈起孤儿院的经营状况时，她最常说到的一句话便是“感谢神”，似乎一切功劳都是上帝所为，一切困难都有上帝担当。比起杜姊妹，我觉得羞愧万分，因为我很少做见证，更不用说经常归功于上帝、全心倚靠神了。其实，就像一位姊妹所说的，我们以福音为耻，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以自己为耻。在我信心最为软弱的时候，其实也恰是我最为消沉和堕落的时候。当我勤读圣经、勤做祷告的时候，我的日常生活也变得积极、健康起来。这里就像是神的家，大家一团和气，互相帮助。正如经上所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只要有爱的地方，我们就能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当然，也有人会怀疑这么做的有效性，毕竟中国这么大，需要帮助的孩子太多、太多了，但是帮得一个是一个，只要有更多的人行动起来，大问题便会成为小问题，小问题解决起来便容易得多了。说到这个，我不由得想起了印度德兰修女的一个故事。德兰修女在建立临终关怀院的初期遭到了当地官员的质疑，官员说：“你打算帮助加尔各答数以百万的贫病伤残吗？”德兰修女反问道：“数以百万？你是怎么数出100万来的？”官员说：“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意思是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是帮不完的，穷人太多了，你明白吗？”德兰修女笑了笑，说：“我不知道你的数百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只知道我是从一开始算起的，一然后是二，然后是三，然后是更多，现在我们已经数到100多个人了。”需要帮助的人就像搁浅的小鱼，可能多得让我们数不过来，多达百万、千万、上亿，每一条小鱼置身其中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比率，但是对于那些小鱼来说，一个小小的帮助就足以改变它们的一生。对此，我们又何必吝惜举手之劳呢？

在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德兰修女说：“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人，那个人或这个人。总之，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类。只有爱具体的人，才能真爱人类。”平时，我们谈自由，谈民主，谈人权，所起的效果可能都不及在这里奉献青春年华、照顾社会弃儿的姊妹们，尽管她们大多只有高中学历。因为她们不仅有爱，还有行动。

“不要光想着孩子，这些姊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可以跟我们说，比如说她们想看什么书或杂志，我们下次过来时可以给她们带过来。”最后，我对杜姊妹补充道。



傍晚五点多，又到孩子们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挥手告别了这个孤儿院，并且约定一个月之后再来探访。我留了她们的联系方式，打算联系一些公益基金会时如有必要再跟她们联系，核实一些具体情况。回来后的几天里，我每每打开电脑，想记录下这个特别的走访时，总觉得有太多的话要说，纠结得不行，最后把自己搞得头痛欲裂。今天，总算写完了，权作我开始一段新旅程的一个纪录吧，也在此将祝福献给那些孩子们，以及一直关心他们、照顾他们的弟兄姐妹们。

己丑年四月十八夜于东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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