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 到香港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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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 到香港 [<div class=EntryTools>[<a target=_blank id=ctl00_Main_EntryForm_AuthorLink href="http://www.bullogger.com/users/%e5%85%a8%e5%b9%b4%e6%97%a0%e4%bc%91/" target=_blank>全年无休[</a> [<a target=_blank>@ 2009-5-17 6:06 [</a>[<a target=_blank>评论(11)[</a> [<a target=_blank id=ctl00_Main_EntryForm_A1 href="http://www.bullogger.com/blogs/gzsums/diggs/295268.aspx" target=_blank>推荐值(922)[</a>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bullogger.com/blogs/gzsums/trackbacks/295268.aspx" target=_blank>引用通告[</a>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bullogger.com/blogs/gzsums/?cat=%e6%9d%82%e6%84%9f">分类: 杂感[</a> [</div>[<div class=EntryBody>[<div style="FONT-SIZE: 14px; MARGIN: 8px; COLOR: #000000; LINE-HEIGHT: 180%; FONT-FAMILY: Verdana,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BACKGROUND-COLOR: #ffffff; -webkit-background-clip: initial; -webkit-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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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回答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在发表完看法后，说了一句“我的意见就是代表香港人整体的意见”。话音刚落，立即引起众多议员，甚至部分旁观席上普通市民的抗议。
香港官员以前没有这种“代表（香港）人民”的概念，所以，也从来没有听香港的官员这么说过。在殖民地时代，香港行政系统的官员受港督约束，而港督则是代表了英国国王或者女王的。所以，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作为行政元首的港督，只能是代表英国国王或者女王的意见。在殖民地时代的后期，尤其是彭定康担任港督后，积极推动香港民主化转变。香港出现了各种不同团体选举出来的代表。这些代表们分别代表了不同团体的利益，从这个层面来说，代表们分别代表了社会部分人群的意见。
随着回归后，大陆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不断渗入，香港社会开始出现与殖民地时期不同的表现。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华人社会，分成两个不同的群体。1、以与英国人交往，向英国人看齐为特征的上层精英群体。他们包括了殖民地政府工作人员，与英国商人有生意来往的富裕华人。这个群体可以被视为英国殖民者的附庸。2、以广大普通市民为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并进行社会自组织的方式形成的社会群体，平民阶层。除了普通市民外，也包括了部分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这两个阶层的差别就像泾渭河水一样。
在香港回归以后，原来处于社会上层的华人群体发生了分裂。其中一部分人随着英国殖民地官员的撤离而离开香港；于是在香港的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亟待填补的政治和经济空间。一部分原来以英国附庸者为荣的商人和政客看到了这个机会，立即转变成一个“爱国者”。对于他们来说，虽然希望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他们仍然属于不被信任的群体。而在原来与英国殖民者联系薄弱，甚至受到排挤的平民阶层里，部分政客和商人也看到了这个上升的空间。对比起那些从英国人附庸身份转变来的人来说，这些与英国人疏远的商人政客们就倍受中央政府青睐。
从本质上来说，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在殖民地的状况下，这种矛盾被殖民地特有的社会等级矛盾掩盖了。在脱离了殖民地色彩后的香港，由于其经济发展对外界贸易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在中国政府的威逼利诱下，即使是原来尚且保留几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观念的商人也犹犹豫豫，半遮半掩地委身与代表了中央政府利益的香港行政系统。更不用说那些唯利是图的和本来就属于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商人和政客了。
由于有基本法“港人治港”的限制，中央政府必须在香港找到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经过形式上所谓选举委员会产生，而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指定的香港行政长官。香港行政长官的产生，是由一个几百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推选后，经中央政府同意的。而这几百人的选举委员会，都是跟大陆有各种密切政治和利益关系的政客和富有商人组成。通过这种“代办”形式，达到了中央政府控制行政长官的目的。回顾第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刚开始还是颇有点竞争的意味。香港媒体不断在报道三位候选者的一举一动。三人中，吴光正是包玉刚的女婿，董建华是基本上没什么政治经验的大富翁，只有杨铁樑是香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吴光正由于资历和经验的问题，基本上没人看好。虽然大家猜测董建华是中央心仪的对象，但是，杨铁樑以丰富的法院工作经验，却成为公众和媒体普遍看好的候选人。香港作为实际上自由度最高的地区，法律和法院本来就在社会组织中拥有很高的地位。以最高法院多年的经历，也不乏与行政系统交往和联系的经验。在行政系统跟随英国人撤离后，从法律系统内填补行政系统的空白，也是香港社会的强烈期望之一。然而，峰回路转。江泽民在选举前访港，会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时候，特地走到董建华面前握手寒暄，而并未与其他候选人进行任何交流。于是那400个由商人和政客组成的选举委员会立即明白“大势”如何。后面的故事，基本上不用赘言了。
控制了行政系统，收买了香港富翁和商人后；中央满以为大局已定。对于香港这个重商社会来说，已经掌握了官员和大商人，就已经握住了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命脉。然而，出乎预料的是，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大幅度增加直选议员的比例，留下了一个几乎三分之一的议员可以由部分地方直选产生的立法会的民主途径。这也是为何中央政府对于彭定康恨之入骨的原因。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包括所谓功能组别选举和地方直选。功能组别选举基本上是由政府雇员、高级白领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群体内选举。这部分议员成为政府可以随意拿捏，被政府控制的部分；直选议员就成为香港普通市民进行民意表达的唯一途径。
香港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就是在政府如何控制资源分配上进行博弈。而已经与大富翁勾结在一起的，作为中央政府代理人的香港行政权力就基本上唯中央政府马首是瞻。而大富翁们通过与内地，尤其是跟高干子女们为代表的经济势力之间的利益交换早已是与中央政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势力团体。要拮抗中央政府对于香港资源分配的控制，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直选议员对于政府进行监督了。
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们主要是三个派别。以民建联为主体的政党，可以被看成是中央政府的派出党支部。以自由党为主的一派，是原来殖民地残留的部分不被信任的商人和政客的集合。这部分人群已经逐渐开始消亡了。另一部分是被称为“泛民主派”的，由多个政党联合起来的势力。在面对中央通过行政长官之口说出的命令时，民建联基本上都是“是，是，是”，自由党是“看看再说，考虑考虑，还是平衡吧？嗯？”一副小媳妇的嘴脸。泛民主派基本上都是“否，否，否”。
在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大陆的时候，通过经济利益上的收买，香港大商人与民建联建立了类似同盟的关系。面对多年政治争端上的分歧，民建联仿效大陆“经济压倒一切”的成功经验，提出民生优于民主的立场。在行政势力和大商人的支持下，民建联在立法会里的势力不断增长。而泛民主派，基本上是来自普通市民、学生和工人阶层的，在多年政治斗争经验中产生的领袖。他们无法参与目前行政系统一手掌握的资源分配，而这些资源相当一部分还是来自大陆的利益输送。泛民主派们自然只能将斗争的目标放在一贯以来主张的民主斗争上。如果没有外界资源的提供，这些泛民主派们在获得得以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权力前，难有起色。即使那些不满意来自中央政府势力对于社会资源分配干涉的商人们，也断然不会冒险与泛民主派联合。否则，他们更是连残羹也分不上了。
在一手掌握了行政权力，在立法系统内养成了优势势力，并且牢牢将商界捏在手心里之后。作为中央政府代理人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终于可以志得意满地说“我代表了香港人民的整体利益”。
建议中央授予曾荫权同志“学习三个代表先进分子”的荣誉称号。
另外，建议曾荫权同志还可以补充说明一下：他肯定还代表了香港先进的生产力方向和先进的文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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