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谨防理性成为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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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飙车案余波未平，湖北巴东风云再起。民女邓玉娇不堪众吏暴力胁迫，拔刀相向
，致一死一伤。巴东警方随即以涉嫌故意杀人立案，将邓玉娇刑拘。
    跟杭州飙车案一样，巴东事件也引爆了强烈民愤。几个心怀不轨的小吏对民女的侵犯
，已经令人发指。尔后当地警方的处置，更凸显出民女的深度危情。警方三次公开通报，
一次比一次暧昧。小吏将民女“按倒”，最后变成危险度大为降低的“推坐”；民女自卫
使用的武器，从劳动工具修脚刀，最后变成主观攻击性大为增强且不知来由的“水果刀”
；最初指称小吏胁迫民女提供“特殊服务”，最后变成可做多种理解的“异性洗浴服务”
。最初指称至少四人前往欢场，稍后变成三人，最后变成两人，其他人等先隐名埋姓，最
后干脆神秘脱身。
    关键案情就这样不断修改，似乎回避什么的同时，又似乎在强化什么。总之修改的客
观效果，都是小吏刑责的降低和民女刑责的升级，都是印证当地警方对案件性质的认定，
并可能影响最终判决。这仿佛是一次新的围殴。如果说第一次围殴要剥夺的是邓玉娇的贞
洁，那么这新的围殴可能剥夺的则是真相的贞洁。
    这正是民愤强烈的主要原因。一个网民曾做这样的自白：“其实有时候真的好怕（起
哄），不知什么时候做了帮凶……但是谁叫他们起墙呢，把真相也围上。”平民与权贵的
冲突，本来属于不对等冲突；平民惟赖真相的揭示，才能分清是非，才能得到公正。但在
赢者通吃的社会背景下，有些人总能借助堂皇冠冕，最大限度地调用各种公共资源，恣意
切割真相。无真相即无是非，公正亦无从说起。在跟权贵的冲突中遭遇真相黑洞，就构成
了无数平民的梦魇。
    也就因此导致了民意的焦躁和舆论的偏激，这在杭州飙车案中颇见端倪。后来被证实
，飙车少年的家庭并非那么富有，飙车少年的朋友现场谈笑，其主角也并非当地某部门主
官之子。但为什么舆论的乱箭会那么快飞向当地权贵甚至具体指向某部门主官？这无疑跟
事发初当地媒体一度集体噤声有直接联系。公共事件中的媒体噤声，往往不免要激活公众
的想象力，放大公众对于真相黑洞的恐惧，从而调动舆论的激情。
    杭州飙车案中民意的排山倒海，其源盖出于此。而这种排山倒海，在邓玉娇事件中表
现得尤为突出。在没有第三方声音的情况下，在外力无从介入、无从监督的情况下，案情
无论怎么修改，都无改其单极信息性质，无改其自说自话性质，因而都不能取信于民。反
而只会不断推高舆论，使自己愈来愈置于风口浪尖，升级自己的政治风险。
    这是经典的包围与反包围。起墙者原本只想把真相围住，没有愿意把自己也围进去的
。孰料此举却往往更激怒公众，导致公众对起墙者更大规模的围殴。而只要是围殴，总不
乏暴力，不单杭州飙车案如此，其实历次舆论事件，民意跟话语暴力都不免如影随形。不
问是非，只看谁是弱者，弱者即正义，谁弱势就站谁一边，并且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猜度
对立面，这几已成为历次舆论事件的普遍现象。
    这当然是不理性的，但这不是没有来由。公众不是不想问是非，不是不要理性，而是
因为遭遇真相黑洞，没办法判断是非。而这种情况，往往是对弱者最紧急的情况。为避免
最坏结果，公众宁可只要站队，只要立场。而从河南王帅案，到内蒙古吴保全案；从贵州
罗彩霞案，到杭州飙车案，遇事先站到弱者一边，弱者即正义的原则似乎屡试不爽，更强
化了非理性选择的自信。复杂的社会冲突就往往被简化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冲突，社会冲突
的多种可能性、多种解决方案、多种回旋空间就往往都被否决。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显然是
极其危险的偏向。
    民意需要理性，非理性的民意即便正确1000次，也不能证明它一定就会正确第1001次
却并不是无条件的。在弱者随时可能被真相黑洞吞噬的情况下，理性如果徒托空言，如果
于事无补，也就不能指望公众相信理性，依靠理性。只有当公众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切身
体验到理性确实有力量，确实起作用，确实不是奢侈品，那时理性才会成为他们追求的目
标。
    就此而言，不妨说，给真相一个出路，即等于给理性一个出路。这一切，且从当下做
起，即从邓玉娇事件做起。（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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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飙车案余波未平，湖北巴东风云再起。民女邓玉娇不堪众吏暴力胁迫，拔刀相向
，致一死一伤。巴东警方随即以涉嫌故意杀人立案，将邓玉娇刑拘。
    跟杭州飙车案一样，巴东事件也引爆了强烈民愤。几个心怀不轨的小吏对民女的侵犯
，已经令人发指。尔后当地警方的处置，更凸显出民女的深度危情。警方三次公开通报，
一次比一次暧昧。小吏将民女“按倒”，最后变成危险度大为降低的“推坐”；民女自卫
使用的武器，从劳动工具修脚刀，最后变成主观攻击性大为增强且不知来由的“水果刀”
；最初指称小吏胁迫民女提供“特殊服务”，最后变成可做多种理解的“异性洗浴服务”
。最初指称至少四人前往欢场，稍后变成三人，最后变成两人，其他人等先隐名埋姓，最
后干脆神秘脱身。
    关键案情就这样不断修改，似乎回避什么的同时，又似乎在强化什么。总之修改的客
观效果，都是小吏刑责的降低和民女刑责的升级，都是印证当地警方对案件性质的认定，
并可能影响最终判决。这仿佛是一次新的围殴。如果说第一次围殴要剥夺的是邓玉娇的贞
洁，那么这新的围殴可能剥夺的则是真相的贞洁。
    这正是民愤强烈的主要原因。一个网民曾做这样的自白：“其实有时候真的好怕（起
哄），不知什么时候做了帮凶……但是谁叫他们起墙呢，把真相也围上。”平民与权贵的
冲突，本来属于不对等冲突；平民惟赖真相的揭示，才能分清是非，才能得到公正。但在
赢者通吃的社会背景下，有些人总能借助堂皇冠冕，最大限度地调用各种公共资源，恣意
切割真相。无真相即无是非，公正亦无从说起。在跟权贵的冲突中遭遇真相黑洞，就构成
了无数平民的梦魇。
    也就因此导致了民意的焦躁和舆论的偏激，这在杭州飙车案中颇见端倪。后来被证实
，飙车少年的家庭并非那么富有，飙车少年的朋友现场谈笑，其主角也并非当地某部门主
官之子。但为什么舆论的乱箭会那么快飞向当地权贵甚至具体指向某部门主官？这无疑跟
事发初当地媒体一度集体噤声有直接联系。公共事件中的媒体噤声，往往不免要激活公众
的想象力，放大公众对于真相黑洞的恐惧，从而调动舆论的激情。
    杭州飙车案中民意的排山倒海，其源盖出于此。而这种排山倒海，在邓玉娇事件中表
现得尤为突出。在没有第三方声音的情况下，在外力无从介入、无从监督的情况下，案情
无论怎么修改，都无改其单极信息性质，无改其自说自话性质，因而都不能取信于民。反
而只会不断推高舆论，使自己愈来愈置于风口浪尖，升级自己的政治风险。
    这是经典的包围与反包围。起墙者原本只想把真相围住，没有愿意把自己也围进去的
。孰料此举却往往更激怒公众，导致公众对起墙者更大规模的围殴。而只要是围殴，总不
乏暴力，不单杭州飙车案如此，其实历次舆论事件，民意跟话语暴力都不免如影随形。不
问是非，只看谁是弱者，弱者即正义，谁弱势就站谁一边，并且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猜度
对立面，这几已成为历次舆论事件的普遍现象。
    这当然是不理性的，但这不是没有来由。公众不是不想问是非，不是不要理性，而是
因为遭遇真相黑洞，没办法判断是非。而这种情况，往往是对弱者最紧急的情况。为避免
最坏结果，公众宁可只要站队，只要立场。而从河南王帅案，到内蒙古吴保全案；从贵州
罗彩霞案，到杭州飙车案，遇事先站到弱者一边，弱者即正义的原则似乎屡试不爽，更强
化了非理性选择的自信。复杂的社会冲突就往往被简化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冲突，社会冲突
的多种可能性、多种解决方案、多种回旋空间就往往都被否决。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显然是
极其危险的偏向。
    民意需要理性，非理性的民意即便正确1000次，也不能证明它一定就会正确第1001次
却并不是无条件的。在弱者随时可能被真相黑洞吞噬的情况下，理性如果徒托空言，如果
于事无补，也就不能指望公众相信理性，依靠理性。只有当公众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切身
体验到理性确实有力量，确实起作用，确实不是奢侈品，那时理性才会成为他们追求的目
标。
    就此而言，不妨说，给真相一个出路，即等于给理性一个出路。这一切，且从当下做
起，即从邓玉娇事件做起。（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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