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蔭聰：一個被禁掉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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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影評人家明上星期邀我去看婁燁的《頤和園》，一部3年前被中國政府查禁的電影，亦從未在香港戲院公映過。電影被查禁的原因有許多，導演既未獲官方准許便去參加外國電影節，而故事中又出現性愛及裸露場面，更要命的可能是當中有關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的片段。幾十個觀眾在擠迫狹小的放映室裏，透過婁燁的電影語言，窺視80年代末充滿鬱悶、躁動、欲望的夏天。

那的確是一個令人禁不住回望的夏天，我甚至懷疑曾鈺成或曾蔭權的心底裏也會偷望。不過前陣子鬧得滿城風雨的陳一諤同學，好像沒有這種感覺。他牽動起來的六四爭辯，給我的感覺不是反感或憤怒，而是格格不入。他支持平反六四，但反覆高舉理性與冷靜，例如「點解唔可以用理性鮋手段去解決到呢？」等等，一場牽動人心的運動，好像變成一次商務或外交談判。我不認為要對陳同學有太多猜度，但他跟不少年輕人大概很難明白文革後的中國，由鄧小平一句「思想解放」，會釋放出多少欲望與能量；1989年的夏天，又如何用這麼簡單的「理性」去量度呢？

啟蒙與解放的年代

80年代，不止是經濟改革的年代，也是啟蒙與解放的年代，思想要解放，生產力與經濟要解放，身體也要解放。各類新思潮的書刊炙手可熱，我家裏至今還保存了幾本當年買的書；在大陸搞出版的朋友告訴我，當時連帶弗洛伊德的《性學三論》也要大賣。這一切伴隨著高漲的政治期望，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北京之春被鄧小平鎮壓下來，好像沒有嚇怕任何人，留不下烙印。經濟改革在80年代中後期顯得寸步難行，城市的價格改革引發官倒、通脹、民怨，政治與新聞改革的呼聲亦壓不下來，在文化熱中時隱時現。86年學潮雖以反自由化結束，89年的學生乘覑胡耀邦的死而起，他們不知道魏京生與王希哲是何許人，但喊出的口號更有庶民色彩。這令人好像一時間忘了，大家還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

六四鎮壓要清剿的不止是廣場上的學生，也不僅是乘勢而起的北京市民及工人，而是要擊退整個80年代高漲的政治期望與熱情。當年的西方媒體認為，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車把中國拉回到毛澤東時代，或至少是宣布改革開放的失敗。20年過去了，我們知道這個說法完全是錯的，鎮壓之後，由鄧小平領導全國更全面的資本主義市場化；六四帶來的肅殺，壓下的不是開放改革，而是社會自我保護與民間反抗異議聲音。一切都為資本主義道路清除障礙，以暴力締造一個鄧式、「務實」、欠缺社會理想的資本主義中國。

近年，這種看法不知不覺成為中國大陸自由派與新左派私底下的共識。他們之間雖然吵吵鬧鬧，有些政治問題又不能太張揚表達，但大家卻殊途同歸。例如自由派的朱學勤稱中國為列寧市場經濟；人稱新左派的汪暉則說，該把89年視為（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最近部分西方左翼知識界也開始明白，David Harvey在2003年出版的《新自由主義簡史》中，把鄧小平與智利的獨裁者皮諾切特相提並論，而Naomi Klein前年出版了《震盪教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更稱六四為有中國特色的「震盪治療法」。

製造危機 改革資本主義市場

也許，最高瞻遠矚的是Naomi Klein在書中引述的已故經濟學家佛里曼（Milton Friedman）。這位到處宣揚自由市場教條的教授，在80年代初已說過：只有製造出來或自然的危機，才能令政治上不受歡迎的資本主義市場改革，變成在政治上是可能實現的。只有掃清了學生運動，打擊了自主工會，嚇怕了農民，才可以大規模地讓國企工人下崗，把沿海農地由農民手上轉移到資本家、開發商手上，可以建立起成千上萬的血汗工場卻沒有半個獨立工會等等。這些在80年代都不大可能，在90年代卻大有可能。

從這個角度去讀即將出版的《改革歷程》（執筆時只有英文版），可能會讀出一個不一樣的趙紫陽。從報章轉載的內容看，趙紫陽似乎至死也認為，自己才是改革的總工程師，可是，他畢竟有太多80年代的理想主義氣息，也抵受不了民主自由等意念的誘惑。趙自問思想上比誰都渴望走資，當「全球化」一詞未流行，他與他的智囊發明了「國際大循環」一詞，期望來一次資本主義式解放，反而鄧小平在80年代總是充滿戒懼。但是，當六四鎮壓震盪全國後，鄧小平卻變得信心十足地南巡。於是，打造今天資本主義中國的不是趙紫陽，卻是鄧小平。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戰勝的不是革命的毛澤東，而是80年代的一眾理想主義者，包括趙紫陽這位黨內想走資卻不成的理想主義者。

這便不難明白，瀰漫在香港的務實論，決不是曾蔭權的私家發明，也不難看透親北京陣營念茲在茲的「經濟成就論」與「強國論」背後的歷史根源。至於今天散落在全國各地的維權運動，零星的工人與環境抗爭，在狹縫中找空間的獨立媒體，甚至帶點狂想的娛樂想像（如幾年前的《超級女聲》的民主想像），不免時刻提醒大家回想與聯想那個夏天，那股熾熱，種種理想、欲望與想像，恍如幽靈般在高舉「務實」與「強國」的年代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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