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危机

bridged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冉按：邓玉娇案、胡斌案、杨佳案、翁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许多事关个人权利和公共权益的事件，都被官方成功混淆而制造成“罗生门”，从而让民众的权利在“罗生门”里无端地剥夺。有鉴于此，今天先刊前几日首发于《纵览中国》的拙文《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危机》，明天则写《罗生门共祸国是如何炼成的》，敬请大家垂注。2009年5月27日7：08分于成都



在一个没有良好制度加以保障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与危害？只要我们稍具常识，人们便不难想像。因为互不信任，不只是增加交往成本，有极大的经济损失，更影响人的生活质量与尊严。真相成了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正义在中国社会成为罕有之物，这是连傻子都非常担忧的事。由于各级政府撒谎成性，傲慢冷漠，刚愎自用，积习难改，任何官员执政的第一理念，就是掩盖真相，就是做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灭火队员。但这样造成的恶果是，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使得政令和法规成为空文，增加了执政成本，形成官民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更对一个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危机。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外向型经济所占比重较高，受影响较大，因此力主开发国内需求，激起民众的消费热情。政府单喊口号，说我们有信心度过难关，民众却只见制度黑暗，腐败依然，所有刺激经济的举措造福的仍只是少数权贵，有许多民众甚至连残羹冷炙都无缘分到。由于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加之对政府惠民举措不抱信心，民众只有捂紧本已干瘪的钱袋，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前不久有条财经消息，说的是河北、内蒙、陕西等省地方政府的债券上市，出现令人惊异的零成交量的情形。学者们都说此种债券因利率低、流动性差而乏人问津，我认为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更深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公信力因他们几十年的撒谎已严重透支，要想民众像五十年代那样信任政府而不计收益地买地方政府的债券，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政府六十年来遮掩真相，让正义缺失，实在是由来已久，但为什么现在的民众感觉越来越明显呢？那是因为拜互联网之赐，使得这些不正义的行径、遮掩真相的蠢举，为更多的民众所知晓，使民众无论从现实处境还是从心理上都感觉到我们每天都生活不正义的国家里。比如邓玉娇案、胡斌案，要是在传统传媒能控制信息传播的时代，那只不过是在很少范围内传播的事情，虽然会有一些小的波浪，不会引起太多的人关注。不仅因为传播速度、渠道、手段有限，影响所及范围相对狭窄，更因为关注异地案子发生的诸种成本比较高，从而使普通人对另外一位普通人的生死或者受辱，并无特别的关心。



但现在不同了，大家关注胡斌案、邓玉娇案等案件的成本相对较低了，上网、发短信，通过（微）博客或者BBS等方面，使得事件迅速传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信息拦截、遮掩、混淆、暧昧，希图蒙混过关，特别容易引起网民的愤怒，由于互联网的聚合作用，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民意力量。由于正义缺失、公正稀有，在阶层对立、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系列轮番的撕裂，诚如孙立平教授所讲整个社会存在着溃败的危险。胡斌案不公不只是杭州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邓玉娇案的搪塞，不只是巴东县政府的公信力减弱，这一切都会因公众透露的信息和质疑，与官方的遮掩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使民众对比各地政府和中央政府无一不如此。换言之，任何一级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以及他们公信力的丧失，最终因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和各地民众的普遍知晓而形成叠加效应，形成民众对政府出现严重的不信任。



如果说民众因为愚民宣传，以前还把相信政府当作他的义务的话，现在许多人开始知道政府是拿来质疑、批评，并不是拿来相信的了。也就是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政府的公信力已经严重透支，以为像五十年一样被愚弄得让民众做什么，民众都会毫不思考地选择去认同，那就大错特错。这种不认同不只是出现在政治领域，还出现在经济领域。为什么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温家宝多次向媒体强调，民众要有信心，政府也很有信心度过经济危机这一关呢？我们应该懂得一些基本常识，即有些事在一个法治不彰、公义不显的社会被时常提及，那么这些事往往就是症结所在。因为想在不作民主自由之制度变革的情形下，维持社会的运转，必须多以训诫的形式来维持民众对他们的信任。但这种训诫搞了六十年，欺骗的成份甚重，其公信力危机已然彰显无遗，且成不可阻遏的加速颓败之势，中国社会的前景令有识之士深感不安。



2009年5月22—23日于成都


--

bridged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冉按：邓玉娇案、胡斌案、杨佳案、翁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许多事关个人权利和公共权益的事件，都被官方成功混淆而制造成“罗生门”，从而让民众的权利在“罗生门”里无端地剥夺。有鉴于此，今天先刊前几日首发于《纵览中国》的拙文《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危机》，明天则写《罗生门共祸国是如何炼成的》，敬请大家垂注。2009年5月27日7：08分于成都



在一个没有良好制度加以保障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与危害？只要我们稍具常识，人们便不难想像。因为互不信任，不只是增加交往成本，有极大的经济损失，更影响人的生活质量与尊严。真相成了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正义在中国社会成为罕有之物，这是连傻子都非常担忧的事。由于各级政府撒谎成性，傲慢冷漠，刚愎自用，积习难改，任何官员执政的第一理念，就是掩盖真相，就是做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灭火队员。但这样造成的恶果是，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使得政令和法规成为空文，增加了执政成本，形成官民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更对一个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危机。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外向型经济所占比重较高，受影响较大，因此力主开发国内需求，激起民众的消费热情。政府单喊口号，说我们有信心度过难关，民众却只见制度黑暗，腐败依然，所有刺激经济的举措造福的仍只是少数权贵，有许多民众甚至连残羹冷炙都无缘分到。由于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加之对政府惠民举措不抱信心，民众只有捂紧本已干瘪的钱袋，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前不久有条财经消息，说的是河北、内蒙、陕西等省地方政府的债券上市，出现令人惊异的零成交量的情形。学者们都说此种债券因利率低、流动性差而乏人问津，我认为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更深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公信力因他们几十年的撒谎已严重透支，要想民众像五十年代那样信任政府而不计收益地买地方政府的债券，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政府六十年来遮掩真相，让正义缺失，实在是由来已久，但为什么现在的民众感觉越来越明显呢？那是因为拜互联网之赐，使得这些不正义的行径、遮掩真相的蠢举，为更多的民众所知晓，使民众无论从现实处境还是从心理上都感觉到我们每天都生活不正义的国家里。比如邓玉娇案、胡斌案，要是在传统传媒能控制信息传播的时代，那只不过是在很少范围内传播的事情，虽然会有一些小的波浪，不会引起太多的人关注。不仅因为传播速度、渠道、手段有限，影响所及范围相对狭窄，更因为关注异地案子发生的诸种成本比较高，从而使普通人对另外一位普通人的生死或者受辱，并无特别的关心。



但现在不同了，大家关注胡斌案、邓玉娇案等案件的成本相对较低了，上网、发短信，通过（微）博客或者BBS等方面，使得事件迅速传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信息拦截、遮掩、混淆、暧昧，希图蒙混过关，特别容易引起网民的愤怒，由于互联网的聚合作用，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民意力量。由于正义缺失、公正稀有，在阶层对立、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系列轮番的撕裂，诚如孙立平教授所讲整个社会存在着溃败的危险。胡斌案不公不只是杭州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邓玉娇案的搪塞，不只是巴东县政府的公信力减弱，这一切都会因公众透露的信息和质疑，与官方的遮掩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使民众对比各地政府和中央政府无一不如此。换言之，任何一级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以及他们公信力的丧失，最终因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和各地民众的普遍知晓而形成叠加效应，形成民众对政府出现严重的不信任。



如果说民众因为愚民宣传，以前还把相信政府当作他的义务的话，现在许多人开始知道政府是拿来质疑、批评，并不是拿来相信的了。也就是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政府的公信力已经严重透支，以为像五十年一样被愚弄得让民众做什么，民众都会毫不思考地选择去认同，那就大错特错。这种不认同不只是出现在政治领域，还出现在经济领域。为什么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温家宝多次向媒体强调，民众要有信心，政府也很有信心度过经济危机这一关呢？我们应该懂得一些基本常识，即有些事在一个法治不彰、公义不显的社会被时常提及，那么这些事往往就是症结所在。因为想在不作民主自由之制度变革的情形下，维持社会的运转，必须多以训诫的形式来维持民众对他们的信任。但这种训诫搞了六十年，欺骗的成份甚重，其公信力危机已然彰显无遗，且成不可阻遏的加速颓败之势，中国社会的前景令有识之士深感不安。



2009年5月22—23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