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血腥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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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血腥的黎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5日)


听过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朋友，应当都知道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深爱贝多芬，当然，也就深受这句话的鼓舞。加上湖南人的热血，胸怀大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就以为命运是可以由人掌握的。现在想来，这是多么浅薄狂妄啊(我是说我自己，不是说贝多芬)！ (博讯 boxun.com)

不是说人不能有所作为。我是说，你做的事再大，也只是我们人类眼中的大罢了。孙猴子一个跟头云十万八千里，本事不可谓不大，可他只不过是在如来佛手掌心里打转转。命运，就是如来佛的手掌啊！我下面要讲的六.四亲历记，你可以看作是对于“命运（神意）与人的自由意志”这个大问题的一个小注脚。

前面说了，我从小受的是胸怀大志的教育。我上的中学清华附中，有一个了不起的校长万邦儒，我还清楚记得他是如何谆谆教诲，让我们“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但这“大志”和政治却毫不沾边。我受的家庭教育就是千万别弄那个东西，那个太危险了。我从小只有一个志愿，想当科学家。我的目标就是进北大物理系，非常明确，没有第二个目标。文革一来，把我的梦想打得粉碎，我只好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好不容易找到了，随后的“六.四”又把我的人生道路彻底扭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去，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要走的一条道路。居然走到一个dissident,持不同政见者这样一条道路，恰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

六. 四之前，我前面的路真称得上是“条条道路通向飞黄腾达”。我本可以在任教的中央团校混入共产党内——当时的校长正是胡锦涛——以我的教学和科研能力，至少，当今团派出身的大官，会有一大半是我的学生加信徒。现在中国唯一的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我也可以留在北大，作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然后舒舒服服当一个北大的名教授。或者在四通集团再干上几年，发笔横财，当时我离副总裁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总而言之，从我自身的利益考虑，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干六.四这件要命的倒霉事。以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看我这种人，简直就是疯子，神经病；或者，准白痴，脑残。

你问我后悔不后悔？不，绝不！要是我没干成最后这件事，我会后悔死，后悔到恨不能以头抢地。可是鬼使神差，这件事居然干成了。“六.四”我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幸运，但也非常偶然。没有任何人事先估计到，我们能够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把几千学生和市民安全带出广场。而且我要实事求是，非常坦率的说，上帝是用我的手做了这件事 ——不信教的朋友，你们可以不信上帝，但你们不能不信“鬼使神差”这句老话。意思是一样的。是我倡议的，我设计的方案，我拉上的侯德健去跟戒严部队谈判。没有任何人想到，包括我自己，这个事情到最后做得成。真是千钧一发，马上广场上就要大流血的时候。这不是奇迹是什么，这就是miracle。



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学生闹事，是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起的。为什么是胡耀邦？因为胡耀邦是被1986年底的学生闹事搞下台的，学生们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他连在了一起，也觉得对不起他。邓小平后半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先后把胡和赵搞下台，亲手拆散邓-胡-赵这“改革开放三驾马车”，造成改革派的步步后退，保守派的步步进逼，六.四之后，邓一度几乎被保守势力逼入绝境。胡下台，李鹏上来，邓-胡-赵变成邓-李-赵，这马车还能跑吗？李鹏是什么人？大家都认为他既是个保守派，又是个低能儿，从六.四期间他的表现看来，此人治国无能不假，但玩弄权术却颇有一套——大概是家传吧！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居然野心大到想取赵而代之！六.四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李鹏要付最主要的责任——是他在赵出国后带上李锡铭陈希同到邓面前煽风点火，误导邓讲出一篇昏话，搞出那个要命的 “4.26社论”；是他一再阻挠赵对学潮的处理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学生；是他那千夫所指的极其负面的形象，激起社会各界对中共决策层的极大反感，让中共的脸面扫地以尽！就是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却在中共这个昏昏然的干部体制内青云直上，弄得老百姓全都说，人民讨厌谁，共产党就热爱谁！我觉得真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到海牙国际法庭用“反人类罪”起诉这个家伙？在李鹏的去留问题上，中共这个体制已经完全丧失了起码的纠错能力，对人民的意愿没有丝毫的回应和尊重。李鹏可把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害惨了！或者不如说，是一党专政这个自封代表人民的专制体制，把中国，把中共，把邓都害惨了。

学潮起来，我的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学潮能冲击一下日益坐大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适得其反，反而再把赵紫阳搞下台。4月二十几号，我特地通过北大社会学系原来的同事王汉生，找到北大的几个研究生，力劝他们这些年龄大，比较成熟的学生介入学潮，引导学潮往有理性、讲策略的方向走。我重点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和党内的改革派合作，矛头要对准保守势力；第二，不管对邓小平有多大的意见，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否则学运必败！

可惜，没人听我这一套。他们告诉我，他们也努力过，没有用，实际情况是，谁温和理性讲策略，谁被轰下台，越是激进冲动的，越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他们已经失望了，不想再干傻事。

从北大回来，我决定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两家报纸特约记者的身份，动员新闻界介入学潮，“掺沙子”，改变单一学潮的性质，以便让更理性成熟的社会力量起到引导作用。四月底，我和《经济学周报》的郑棣，《亚太经济时报》的柳军一起，在鲁迅博物馆发起了五.四新闻界大游行,和1013名记者的签名请愿。这是我在六四期间第一阶段所做的事，是我主动介入的。

这之后，我决定不再介入，只做一个旁观者。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会问心有愧；但是，继续介入，一则风险太大，再则，我当时已经看出，所谓“掺沙子 ”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学运激进化的势头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白白把自己赔上，对社会又毫无益处，这种傻事绝不能再干了。

万万没有想到，不介入也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回四通公司上了一个星期班，5月13号早晨，我一进办公室——当时我主管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兼管公关部——部下就告诉我，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陶斯亮刚刚来了电话，让我务必放下手边的一切事情，立刻赶到统战部，有急事商量。统战部在六部口，当时我配有专车，很快就到了。

当天，中共统战部里同时开着两个会。一个是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的对话会。另一个是由知识分子局召集的想听取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看法的会。出席这个会的除了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之外，还有我和郑也夫、李肃、章立凡（章乃器之子）等人。谈来谈去，大家出主意说请统战部出面，召集各方面学生代表来对话，劝他们停止绝食，陶斯亮说要请示阎明复。一会儿阎明复从胡启立的那个会上走过来了，他对大家说要商量个具体办法。阎明复对在座的人说：“中央领导对目前的局势很担心，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学生在这种时候占据广场，必然干扰这次重大外事活动，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青年学生的愿望是很好的。游行示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香港的徐四民曾经去医院看我。我说，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正经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阵痛期。游行示威应当成为正当现象。我对前途有信心，你愁容满面干什么？当然，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要纳入法制轨道。示威是在没有其它渠道下的选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好了。对此一定要大度，应当接请愿书。比如说要越过一座山，过去的习惯做法是放炮炸开，但也可以用机器挖隧道。香港有些报道对我不利，是不是要把我抬得很高，然后掉下来摔死？《虎报》说邓小平反思三件事：反自由化、物价闯关和学潮，说是我说出去的。哪有这回事？你们说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做法，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许多看法。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动手的。学生们再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造成全面的上街。把话说穿：要给那些你们认为是‘改革派’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请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劝劝学生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重大决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三天两天马上就作出决定。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学生们一味闹下去，将来难免要后悔。”

阎明复这一番话打动了在座的人。阎明复在吃午饭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午饭后继续谈，我们建议閻明复直接和学生代表对话。閻明复当即同意，说事态紧急，最好是今天下午就谈。我们都表示来不及，晚上说不定可以。閻问，谁能帮我去联系学生代表？我看没人应声，就说，我去试试吧，您给我配三辆车。然后建议李肃、郑也夫和我兵分三路去找学生代表。

广场上学生山头林立，他们的情况大家都不熟悉，上哪儿去找他们的人，找谁？找来的人能不能代表学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干起来再说。我建议郑也夫去《经济学周报》社找王军涛，因为我知道军涛和政法大学的“对话团”有联系。又建议李肃和我一起跑西郊的八大院校。李肃有事，不久就先走了，我也只来得及跑了北大、清华和北师大。在这过程中，我才知道，当时学生组织共有三大山头：高自联，对话团和绝食团。

去了北大、清华之后，我到北师大找刘晓波，想要通过他找吾尔开希。把吾尔开希找到晓波家，已经将近七点。临上车，我对晓波假客气了一下，问他是不是也参加。我原以为他会拒绝的，没想到他欣然接受了！我心想，坏事了！因为我知道，閻明复是不可能接受他这个头号“黑手”的，而且很可能连累閻。事实上也果然如此，后来这成了閻被整肃的一大罪状。

七点半左右，我回到统战部，各路被找来的学生代表已经到了，有大约十余人。由团中央的刘延东带来的共青团和官方学生会代表大约二十人，作为中间人的我、李肃、郑也夫、王军涛、刘晓波、闵琦等，加上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共六十多人，把统战部第六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閻明复坐在长条会议桌一端的主席座位上，右手边坐着陶斯亮，左边位子空着。閻见我进来，指指空位，示意我过去。我摆摆手，却和刘晓波坐在了一起。閻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阎明复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学生出身，长期搞俄文翻译工作，文革中在秦城坐了八年牢，文革后当百科全书副总编，后来到人大常委会当副秘书长，一九八五年到统战部。他说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他说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周一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他要求学生们尽快结束绝食，不要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接下来是学生代表发言，他们坚持要收回“四•二六”社论，要政府改变“动乱”的提法，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则不会停止绝食。阎明复则反复说服学生结束绝食，以国家大局为重。

閻明复的真诚、坦率、善意和人格魅力感动了大家，但是，学生代表坚持不让步，而多数中间人的劝说也软弱无力。会议至午夜方散，大家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见。许多知情者认为，这次会议是整个学运期间，政府官员和学生代表对话中最能充分相互理解的一次，但其结果却让人极其失望。

閻明复要赶去开政治局会议，先告辞了。统战部安排了简单的夜宵，留下的人边吃边聊。刘延东是我的清华附中校友，我和她交换了看法，也是不得要领。看到王丹，吾尔开希，梁二，程真等几个学生代表要走，我赶过去，把他们拦在会议室门外。因为怕“秋后算账”，在会议桌上，我们知识分子所讲的话都是遮遮掩掩，点到为止，学生们年轻幼稚，领会不了。在私下场合，我可以直指核心。我讲了大约20分钟，居然把他们说服了！王丹当面答应我，回广场就动员同学撤离。我太高兴了，回来就告诉了陶斯亮，她又叫人电话通知了閻明复。我还以为大功告成了呢！

两、三点钟的样子，统战部派车送我和刘晓波回家。车开出去没多远，晓波说，不行，我还得回广场。后来他一直埋怨我说，要是那天晚上大家都去广场劝说学生撤离，是有可能成功的。

回到家，我一觉睡到下午。给统战部打电话，没有人接。后来陶斯亮说，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跑哪去了！那时没有手机，座机都很少，联系极不方便。晚饭后，我约上师弟刘世定去导师于光远先生家；从于先生家里出来，我们去了广场，才发现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我很生气，心想这王丹兔崽子怎么搞的！费了好大劲把他找出来，我责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他很为难地说，我有什么办法？戴晴下午和十几个老师来劝了一大通，不也是没劝成吗！

回公司上了两天班，5月16号早晨，刚进办公室，就接到陶斯亮的电话，又是让我立即赶到统战部。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不是该做的都做了，该说的都说了吗？还干什么？她急了，说你就别啰嗦了，赶紧来吧！

到了统战部，陶斯亮让我再辛苦一趟，去把学生头们找来，閻部长还要再做一次努力。我拿着学生纠察队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进了广场，把当时的几个主要的学生领袖领到统战部。这回，閻明复对他们的态度大变，冷冷的，很严肃，还让他们在传达室坐了好一会冷板凳。当然，还是毫无成效。学生们仍然坚持不肯让步。

午饭后，统战部里聚集了一大群人，乱哄哄七嘴八舌，大家全都既着急又无奈。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开始劝说閻明复干脆直接对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喊话，不要再指望那些学生领袖了。閻开始有些犹豫，问“有用吗？”我说，现在不是有用没用的问题，是您自己的历史定位问题！最终，閻同意试一试。但是，怎么去，到哪去找广播器材，閻的安全如何保证？大家又无计可施了。我心生一计，让统战部当时主事的张秘书长给急救站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坐救护车混进广场。张说对，立刻叫人打电话。问了几处，回话都是，救护车都在抢救绝食学生，派不出来！显然是不买帐。又卡住了。一计不成，我又生一计，问张秘书长统战部现在有没有面包车一类的车？她让人到院子里看了看，回来说有三辆车。我很高兴，说那就成了！您赶紧叫人准备一只开水桶，装上凉白开；再做两面旗子，一面写上“急救”，一面写“送水”，我们假装送水混进广场，就用学生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张大喜，立刻让人准备，当即让我负责全部行动的指挥。

两辆车准备好，閻明复走出统战部大楼，两边是夹道欢送的人群，不少人还在抹眼泪，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閻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看了这番情景也很受感动，竟然冒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话：“豁出去了，我当一回中国共产党的纳吉！”我就在他身边，听得清清楚楚！

临上车，忽然冒出一个人，拼命往车上挤。统战部的工作人员用力拦住不让他上车。他说他是记者，这么重要的事，记者不能失职啊！我被他的敬业精神感动，就放他上了车。此人我后来才知道是唐师曾。

我们从中南海西门进去，穿过中南海，过金水桥，混进广场直扑广播站。学生纠察队涌上来护住我们，王丹、吾尔开希主持，然后，閻说了一番很感人的话，公开报道都有，无须我罗嗦了。他再三劝说学生撤离广场，再三保证绝不会秋后算账，如果同学们不相信，他可以做人质，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我看见好多学生都在掉眼泪，但是很可悲，学生们还是不理会，坚持不撤。

閻讲完话，忽然冒出一群穿白衬衫的壮汉，一拥而上，把閻明复弄进一辆车，立刻开走了。这是中央警卫局来人保护他的——或者，是来阻止他的？不得而知。

我彻底失望了。回到统战部，吃过晚饭，我找了一间会议室闷头大睡。起来之后，百无聊赖地乱逛了一阵，后半夜，照例由统战部派车把我送回了家。

5 月18号下午，我在公司上班，接到邓正来的电话，约我晚上八点钟去统战部会面。我准时到达，却没有看见邓正来，只看到他约来的柯云路等几个人。天正下着小雨，统战部里黑洞洞的。我把六局局长请出来，要求进去避避雨。看得出来，他不大情愿，但也不便拒绝，开了一间会议室让我们坐。几个人谈了一会，问了问情况。我从那位局长的态度和答话，以及各处传来的消息，判断赵紫阳很可能已经下台。

王军涛和陈子明这时也来了，还带来一辆中巴车。我们出了统战部，到车上继续商量。我说，看来赵已经不行了，鹰派马上就会动手。我们的斡旋彻底失败，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必须重新定位。无非两个选择：一是各回各的单位上班，再也不管了。这对我们自己最有利。我们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动员出来劝架的，秋后算账再怎么算，也算不到我们头上。另一个选择，就是站到学生一边去。后果是什么，不必我多说了，坐牢是跑不了的。我个人是要站到学生一边去的，因为，我们知识分子向来都是在他们后边指手画脚，不肯站到第一线去。现在，刀子已经架在学生们脖子上了，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缩在后头，那我们知识分子也太可耻了！我并不同意学生们的很多做法，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和他们共命运了。

我的话把众人都打动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立场，还委托我起草一份声明。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家还拿出一张纸，我一个字还没写，他们就事先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当然，这份声明我根本没写，因为第二天就宣布戒严了，我不想连累这些朋友。

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受命斡旋。接下来是第三阶段，绝食。

第二天，5月19号，我们二十几人在蓟门饭店开会，中间陈子明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神色凝重地说，接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今天晚上要实行军管。你们哪位立刻帮着写个东西，把消息散出去？刘卫华指着我说，周舵笔头子快，让他写吧。二十分钟左右，我写出一个《告人民书》的草稿念给大家听，众人提了一点修改意见，陈子明马上派人送到北大，学生们印成传单，很快传遍了全北京城，吴学灿又用它印成了《人民日报》号外。

5月28号早晨，王军涛来电话，找我去人大附中院内的“中国文化书院”开会，“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每天在那里会面。席间刘晓波突然提出要去广场绝食，然后非拉着我去不可。我不要去干这个事。我完全想不通为什么他要干这个事。我说，你要考虑社会后果啊。社会后果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四个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几个人呢——去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响应，你不就跟跳梁小丑一样吗？然后自己弄到监狱里头不知道要呆多久，这不是大傻瓜吗？另一种可能，就像5月13号王丹他们绝食一样，把大家都煽动起来，然后你控制不了局面。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不出来会有第三种结果。我说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他讲了一大堆，也没能说服我。讲的那些我就不能公布了，那是我们的秘密。

到了5月29号晚上9点钟，刘晓波给我家里打来一个电话，说“你必须今天告诉我，去还是不去”。我又劝他说，你别干这个。他太太也哭得不行，求他不要去。他说“这事儿我干定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决定要做的事，谁劝也没用。哪怕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去，我这事儿也干定了。”那我说“好吧”，没有办法说服他，我说“这样，你一个小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明确答复。”就这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就像哈姆雷特一样，To be or not to be。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做的一个决定。我甚至拿了一张纸，中间画了一道,去?还是不去。然后列举这些理由。我发现我根本没有理由要去。最后是由于两个理由，我决定我非去不可。第一，刘晓波从认识我不久就到处跟人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一个最好的朋友要去干一个掉脑袋的事儿，要你陪着去，你能不去么？我从来就说，我周某人最看重的就是两个字，叫“仗义”。你没办法不去，这是第一。否则你整个人格就垮台了。那是我宁死也不能接受的一个前景。第二个理由就是，我觉得我去之后说不定能影响他。我要是不去，说不定他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事儿。他的太太陶力当着我们两个的面——那是第二天了，在他们家，她说“听说你同意去了，我这心放下一半。也就你的话刘晓波还能听得进去。”最后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我去的话，他们三个一块死在里头，非常非常可能是这样。总之，我去绝食完全不是我的意愿。最后你发现你必须选择自己不愿做的事！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一个小时之后，我给刘晓波回了电话，告诉他我同意去绝食。他乐坏了，我趁势提出几个条件，一是一定要发表一篇宣言，说明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煽动，是劝和，并且要借此宣传一种没有敌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还提了两个口号，“我们没有敌人”，“中国的社会进步人人有责”。这就是我们《六.二绝食宣言》的起因，第二天我拟了个提纲，晓波执笔写的。再就是要严格遵守绝食规则，连糖水都不许喝！他全都一口答应。我问他还找谁，他说准备找侯德健。我问为什么找他？他说侯名气大，可以动员群众！我又问侯什么态度？他说还没找到呢，侯还在香港做他的录音带。

5月30号晚上，我们去机场接侯德健。他一路上都在问，你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有什么意义？他实在搞不懂。他一个台湾人，对大陆的事情根本摸不着头脑。我们费了好大劲，最后又把刚刚起草好的《六.二绝食宣言》拿给他看，他才同意了。

6 月2号下午，我们四个人先在侯德健家里集合，我看见李双江也在，李还表示要参加绝食。我说你不想活啦？你是军人啊，要上军事法庭的！下午四点左右，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平台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先由刘晓波说明，绝食的目的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主力量的坚韧。我们认为戒严和军管是“阶级斗争”式的，以暴易暴的政治文化的体现。我们为此呼吁全体中国人，从现在开始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有记者问我们这样做是否考虑到后果。我说，所谓后果，无非是社会后果和个人后果。社会后果我当然担心，担心发生过激反应。我希望大家不要为这件事情过于激动。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个人来饿三天罢了。至于个人后果，我们很可能会去坐牢。可政府不能关我们一辈子。我说我只担心自己的行动会牵累四通公司，希望政府不要因为我个人的行动而加罪四通，并说我已经辞职。侯德健讲了他几天前在香港参加港台百名大明星“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的盛况。三十万香港同胞为这次义演慷慨损献了一千三百万港币，他还把T恤衫上邓丽君、奚秀兰、张明敏、成龙等人的签名指给大家看。高新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讲了他参加这次行动的意义。随后，我们到广场广播站去发表讲话。侯德健还大声呼吁学生们行动起来把广场清理干净。他再次讲香港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结束后，三十万香港市民从跑马场退场如何井然有序，如何没有在地上留下一片废纸垃圾。他还说他发现他写的歌曲“龙的传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龙的传人不限于“黑头发黄皮肤 ”。他很抱歉犯了这个错误，并且决定修改歌词，我则说，如果政府中的某些人能有侯德健这样自我批评的精神，中国的事情会好办得多。后来，侯德健领唱了“龙的传人”。

六月三日的白天一直很平静，我们四个人除了在中午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外，一直在帐篷里昏昏欲睡。傍晚时分，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解放军强行进城，在各处路口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消息不断传来。广场广播站开始教授学生们防备催泪瓦斯的方法，以及天晓得会不会奏效的，用汽油瓶、棉被（！）打坦克的方法。

十点钟前后，广场以外的四面八方突然枪声大作，而且越来越密集，尤其是西面木樨地方向。开始大家都认为打的是橡皮子弹，不久就有人跑来说，军队已经真的开了枪，然后不断有人在广场广播站失声痛哭，控诉当兵的如何残酷无情地杀人。只是广场上暂时还算平静。几个学生搀扶着一位满头血污，面无人色的军人挤过来，一边高喊着“别打，别打”。人们刚七手八脚把这人护送上救护车，忽听得纪念碑西北角人声鼎沸。刘晓波和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敢死队，带着几支冲锋枪上了平台，说是要在纪念碑上坚守。学生们拼命劝说，让他们不要以暴力对抗。这些小伙子哪里听得进去？他们怒吼着说：“你们不使用暴力，当兵的可不管你这一套！你不杀他们，他们可要杀你！”刘晓波、我和高新三个人和学生们一起把好话说尽，总算把他们请走了。临走时，这些人怒视着我们大吼道：“好吧，你们这些软骨头！我们走！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六.四凌晨，那时已经打枪打得一塌糊涂了。午夜一点钟，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发出隆隆巨响，绕广场兜了一圈。枪声响得愈发密集，四面的天空这里那里不时划过一道道闪光的弹迹。广场东北角一片火光，看上去像是一辆公共汽车被点燃了。我们四个人想下去看看，被学生纠察队坚决阻止。学生们甚至不准我们离开帐篷一步，怕我们中了流弹。这些可爱的、好心的、英勇的、可又是自负的大孩子们，甚至认为他们有责任在这已经发生大流血的夜晚，保证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安全！

广场的大喇叭里，一边是学生领袖柴玲在领头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心里觉得好笑，什么“人民广场”！立刻让我联想起“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邮电”！什么“不可丢”，丢了又能怎样！全是共产党电影小说里学来的一套——另一边是政府在反复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今晚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请你们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这时，军队已经开枪打死了人，留在广场上的学生们也都准备了棍棒、菜刀和汽油瓶。双方的一场恶斗看来已成定局，广场上眼看就要血流成河了。

突然一个学生，北大的邵江，跑进来蹲在我面前，我听那声音都颤抖了。看不见他什么表情。他说，“周老师，太可怕了，完全不是大家事先估计的那样，真的是血流成河了!那些大兵简直疯了，跟疯狗一样，见人就开枪，根本不管男女老幼 ”。他说他刚刚从枪声最密集的几个地方跑了一圈回来。他说“周老师，求求你，现在能救同学的就是你们几个老师了。你千万想个办法救救大家。”我听了之后心想，我能救谁啊，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啊！那天下午就有好多朋友来找我，包括王东、王苏波，我部队里的两个铁哥们儿，都是军队首长身边的人，穿上便衣进来跟我讲，说你必须要想办法出去，你不能呆在这儿，晚上要出大事儿。我问什么样的大事儿，他说要多大有多大！我不可能走啊，对不对？你自己跑了，像吾尔开希那样，那是一个人格垮台的事儿。那是不能做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两个字——等死。听天由命了。邵江说了之后，我先问他“你这个主意跟柴玲说了没有？” 柴玲是“总指挥”啊。他嗤之以鼻，说柴玲？跟她说没用，根本说服不了她，她也说服不了同学。我心想，我是你们的客人啊，我怎么能够去指挥好几千同学呢？而且你们之间意见分歧对立那么严重，而且这么情绪化！我心想，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怎么能说服你们大家？但是后来我决定，必须要试一试。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试了，不成功，我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如果上帝要灭这些人，那是天意。但是我不试，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再说四个人里我是老大啊！于是我就下了决心。先说服了高新，高新非常容易跟我一致，他说早就该撤了，就是他不敢说而已。谁说要撤谁就是叛徒。然后我们两个人再说服侯德健，最后再说服刘晓波。我们四个人意见一致之后，我设计了一个操作方案，一二三四，其中就包括跟戒严部队谈判，否则部队根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一阵乱枪就把你打回来了。我们有一大堆学生纠察队负责保护——也不知道是保护还是控制，因为柴玲私下里跟身边的人说“这几个人都是来夺我的权的!”——不错，我们就是想夺她的权！所以后来王军涛设计了一个马拉松绝食，想要凝聚起一批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夺柴铃的权，否则毫无办法——这些学生纠察队一听说我们要跟戒严部队谈判，就说你们千万不能去！你们去了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争论得一塌糊涂。最后我急了，就说“没时间再争论了，这事儿我说了算！有任何后果我负责任！”然后我做了一个分工，我们四个人分成两拨。我说“晓波，你和高新留下，继续劝说同学，”因为同学们根本没同意撤呢。说“德健你跟我一块去谈判”，因为我心想这猴子等于一张活名片。谁知道什么周舵是谁，那还不是一枪就把你干掉了。你要说你是侯德健，他可能会手下留情。你来两个人，说是代表学生来谈判，谁知道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来谈判？你说话算数么？所以他必须跟我去。刘晓波还挺仗义的，非要说他跟侯德健一块去。侯德健就劝他“你这个人脾气太坏，弄不好跟人家吵起来，咱们全玩完。周舵看上去温文尔雅，不像个暴徒。还是我们俩去。”侯德健真不错，你想想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咱们好不容易把他弄上这条贼船来了，根本从始至终他都不知道干嘛来了，现在跟着我去干这要老命的事儿。然后我们有个保健医生——我们都是首长待遇——叫宋松的一个小伙子，就说“周老师，我们在人大会堂那儿停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那车开来，给你们二位穿上白大褂，就伪装成红十字会什么的，然后去找戒严部队。”

正商量着，几个学生纠察队员气急败坏地跑进我们的绝食帐篷，说不好了，出大事了，老师们赶紧去看看吧！原来是又来了一批市民敢死队，带着一挺从坦克上拆下来的高射机枪，把学生纠察队赶开，把机枪架在纪念碑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对准人民大会堂，准备和军队拼命。这几个敢死队员已经处于半歇斯底里状态，手里拿着铁棒，谁敢上去就要敲死谁。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劝说他们。这五个人又哭又喊，两眼通红，除了一心报仇，什么也不顾了。他们一边哭着，一边讲述军队如何凶残：“他们全是野兽，不是人！”讲述他们如何看着身边的伙伴一个个平白无故地给打得满身窟窿。“回去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我也不想活了，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刘晓波本来就结巴，此时连打躬作揖都用上了。在劝说中，刘晓波提到广场上的大学生都是宝贵财富，说他们都应该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些人一听就火了，又大吼起来：“只有你们这些大学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我们为了谁？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人，我们呆着好好的，为什么要往枪口上撞？你们倒是没事，可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就白死了不成？”

我走到一个年纪看上去不到二十的小伙子面前，此时我们两人都已经泪流满面。我劝那年轻人冷静，千万要保重自己。那小伙子哽噎着告诉我，他十九岁，是个体户。他说他家里有父母在，还有一个姐姐。我说死了的人没法再活过来，你去死也救不活他们。你要是出了事情，你的父母亲还有姐姐会多难过？我们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千万千万别冲动，快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

就这样，好歹劝这些市民敢死队把枪扔掉了，起初就扔在纪念碑上层的平台上，邵江过来对我说他受过军训，问我是不是把枪栓卸掉。我告诉他快去！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已经把枪栓卸掉，扔进垃圾堆里了。但是这人群里头还有好多抢在里边。一旦这里面枪声一响，那就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了，非常危险。当时我设计方案，第一个就是要把所有这些武器都收集起来。是不是真收集起来了，谁也没有把握。真的是千钧一发！

我们四个人回到绝食帐篷里继续商量。方案决定之后，立刻开始行动。我们首先找到柴玲和李禄，劝他们尽快组织学生撤离。出乎意料，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说服了。接着由我向广场上的人喊话。我说：“亲爱的同学们，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们，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刚才我们参加绝食的四个人和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们一致决定，马上组织和平撤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这里的全都是中国的精英，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多保留一个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多一份希望。我们强烈呼吁各校同学马上组织撤退。我们要求同学们马上集中到纪念碑的周围，马上放下手里的石头、棍棒，这一切不成其为武器的武器，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广场周围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吗？这里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停止自相残杀。我们正在动员同学们和平撤离，请你们配合，派代表来谈判。我们也将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撤退。”

我把这番意思反复喊了两遍，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也都讲了话。我们随即听见一片呼喊反对的声音。反对意见最强烈的是纪念碑西南角上的人群。后来才知道那里大部分是市民。

我和侯德健正要出发去找戒严部队谈判，德健忽然说，是不是把柴玲拉上？我说你试试看吧。过了一会儿他跑回来，气愤地说，妈的，她不肯去，她说她是广场总指挥，不能离开！

我们从西面走下纪念碑，我就让小宋赶紧去找他说的那辆救护车，我和侯德健就在下面等他。等了好半天小宋才回来，等得我们心急火燎的。他垂头丧气地说“车不见了，衣服也没有”。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开来一辆中巴，我赶紧跑过去把它截住了，上去跟司机说我们要去找戒严部队谈判，你能不能帮个忙。这个司机真不错，那是多危险的事儿!他把车上人都劝下去之后，就问我们往哪儿开。我心想，我哪知道往哪开啊。除了我和侯德健、小宋，另外还有一个学生纠察队的学生陪着我们。他就讲，听说天安门前边金水桥那一带，停着的都是坦克。那就往那儿开吧！然后就往北开。当时天安门广场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这边纪念碑，这边天安门，这边是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这边是人民大会堂，三面都是马路，马路和广场之间都有隔离栅栏，把马路和广场隔离开来。我们就往北边的隔离栅栏这边开。快到的时候，我们在车上正说话呢，司机一下急刹车停住了，说“几位先生，不能再往前开了。大兵在前面嚷嚷说再往前开就开枪了。你们几位自己走过去吧。”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自己走过去了，就从这两个隔离栅栏的缺口这儿走过去，就是在劳动文化宫南边，现在这儿有个交通岗。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大概比这个交通岗再靠北边一点。这段路，大概也就100多米，我觉得简直就是走向地狱之路，恐怖之极。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都看不见，黑乎乎的一片。只知道对面就是坦克，就是机枪。走到那之后，忽然就呼啦啦跳起一帮人，稀里哗啦，你也没法判断是什么声音，后来侯德健说是拉枪栓的声音。然后就听有声音高喊说“站住！不许再往前！再往前就开枪了！”我们赶紧停下来，扯着嗓子使劲玩命的喊：“别开枪！我们是来谈判的！我们是侯德健！”先把名字报出去，“赶紧把你们的指挥官叫出来，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儿！”喊了半天，天保佑，真的是天保佑，居然没开枪。过了一会，跑近来一群人，十几个，全副武装，戴着钢盔，前边的当官的拿着手枪，后面大概是警卫员，拿着冲锋枪。为首的跑近前来，我一看，是一个上校，两道杠三颗星。先是吵架，吵了一通，他们说我们怎么来支持暴乱，我们说他什么人民子弟兵，杀这么多老百姓。然后我说，不能再吵了，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来就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你们是什么态度？他当即就表态说“我个人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作主。”那当然，他当然不能作主。他说“你们几位就在这儿，千万别动。我马上去请示指挥部。”然后这十几个人就跑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几个人在那儿等答复的时候，广场上靠近纪念碑原本有一点昏黄的灯光，哗一下也全灭了，整个漆黑一片。没多久就见烧起几堆火。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看官方报道才知道，学生把垃圾什么的点着了，怕部队来偷袭他们，照明用的。他们三个就有点紧张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没办法，必须在这儿等着。估计这就是开始清场的信号。”过一会他们跑过来了，说“你们赶紧回去，指挥部已经同意了，给你们在东南角留了通道。你们赶快回去带学生出去。”我们连滚带爬跑回去，因为我拖着侯德健，侯德健已经——他大概身体很坏，有胃病，平常又不大锻炼，我还经常跑个万米什么的，又绝食——他已经跑不动了，好不容易把他架回去。然后就开始动员学生，在广播站里广播。我就把学生吓唬了一大通，就说“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跟我们谈判的部队讲得非常清楚，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一定要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我只差没说，如果不撤出去的话，你们一个个都会死在这里头！我不敢说这个话，因为说不定这成为我将来一个反革命罪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把信息传达过去了，这话本身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因为在那之前，大家都以为，无非是来一大帮子人，把大家一顿臭揍，枪托子什么的，架走就完事了。根本没想到是这种结果，真的是机枪横扫，不分男女老幼，谁也没想到是这种结果。我们在广播里反复动员，我先讲，然后侯德健、刘晓波、高新全讲了，一定要让大家撤。学生还在争论撤还是不撤，把我急坏了。我就跟侯德健说，“不行，咱们能不能再去一次，看看他们能不能推迟行动的时间，哪怕给我们半个小时也好。”我们又跑回去，这时就剩三个人，小宋还跟着我们，又重复这个过程，又跟他们讲了半天。他们说没有任何可能。军令如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又说，你们赶快，如果学生不撤，奉劝你们几位自己赶快走，否则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侯德健跟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听见了，我们已经在广播上讲了，我们一定最后走，哪怕广场上还留下一个学生，我们也不会走。分手时很客气，我记得还握了握手。

我们赶快跑回去，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学生已经开始撤了。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学生们打着旗唱着歌，非常荒诞的是唱着《国际歌》，唱着共产党的党歌。当时那个场面确实很悲壮。我们俩赶紧往纪念碑上跑，跑到第一层平台上，然后，因为也没仔细看，就被一个大兵拿枪一横就把我们拦住了。这个时候我一看，整个顶层平台上一片钢盔的反光，早已被部队占领了，在往下赶人。小宋赶紧上去跟他们解释，“谈判代表，刚跟你们达成协议了”等等。他也就没怎么样，反正不能让我们再往前走。我们是想去找刘晓波和高新。我们就回过头来，站在栏杆后面，面朝东，朝着历史博物馆方向。正在想怎么办呢，我们三个人，小宋还一直跟着我，就看见那些学生，很悲壮的，慢慢地往东南角撤。后来才知道，是封从德说大家表决，同意撤的就喊“同意”，不同意撤的就喊“不同意”，哪边声音大就按哪边办，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他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其实这是个好办法，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太教条主义。如果你在下面，你怎么知道哪边声音大？只有在上边才听得出来哪边声音大。他就非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就这样才说服了学生撤。

我们正在这儿站着看，正在想怎么办呢，突然学生们停住了——这时天开始微微有点亮了——然后有个学生喊“侯德健，一块走！”，他们把他认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担心我们被大兵俘虏，反正意思就是跟他们一块走，别再留。我们拼命劝他们快走，他们也不听。这样我们就赶紧跑下去，顺着学生队伍往队尾走，因为我们不是说了要最后走吗。转到纪念碑的北边，因为我们朝东站的，从东边跑下去，到北边一看，居然还有大片大片的学生，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就是死不肯走。少数服从多数，他们也不服从。把我急坏了。我和侯德健分头去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哄带骂，连拉带扯，我刚把前边那个学生说服了，拉起来要走，后边就有一个声音喊“不许走！谁走谁是叛徒！”他马上就坐下了。把我气得当时就开骂了，把他臭骂一顿，大意是说，你可以死，这是你的权利，你的自由，但你有什么权力强迫其他同学死？万一你没死，你将来怎么向这些同学的父母交代？讲了很多，最后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他说了一句“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还是要找个理由。这样才大家全起来跟着走了。我正要跟着走呢，突然抬头一看，前面一大群军人，离得非常近了，挺着刺刀就过来了。我也没来得及多想，赶紧就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别开枪！别动手！同学正在撤退，”等等，喊的什么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结果话音没落，一个东西就捅过来了，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捅在我这边，就在心脏旁边的肋骨上。当时我就要窒息了，差点坐在地上。小宋跟着我，赶紧把我扶住了，然后就跟他解释，说这是周老师，谈判代表什么什么，当兵的根本不理这一套，嘴里骂着脏话照着他就是两下。后来小宋拿自行车把我驮到我家门口，我们两个还互相撩起来看伤。都在这里，非常准，就在心脏旁边这个肋骨上。后来听说那就是从越南前线下来的特种兵。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捅的，我现在还留着疤呢。然后赶紧，小宋就拉着我回过头，走在队伍最后，一点一点往前走，很慢。走了一段之后，小宋就使劲把我往人群里头推，还不断往后面看。我回头一看，顿时毛骨悚然，后面那枪口就对着我们后心！小宋就怕他们，你不管是什么，不小心走火还是什么，我们就没命了。他赶紧把我推到人群里。裹在人群里走了一段之后，我就从东边钻出来。这时候我和侯德健也失散了。我就想去找他们三个人。就见一辆坦克开过来，离得非常近，大概也就是三四十米这样,冒着浓烟。然后到这里它就停住了。停住之后，这些冲动的学生还在地上找瓶子找砖头要砸坦克。我赶紧把他们摁住，一边看坦克前边的舱盖里钻出来一个坦克兵，做这个手势 ——估计大概就是说，别废话，赶紧走吧。没开枪，也没扔催泪瓦斯什么的。因为我们已经在撤了。我顺着队伍来回跑了好几趟，想要找他们三个，谁也没看见。

我和小宋从广场出来，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市民出来。人不多，站在马路边上，人人都在掉眼泪。然后跑过来一个中年人，像是30多岁的样子，一边哭着一边跟我讲，“实在对不起，我们真的是顶不住了！”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一定是这整个那天晚上就是在拼命阻挡那些军队，他还跟我说对不起，我们没把他们挡住！

我和小宋从前门大街走到北京音乐堂，然后到六部口。到六部口那个路口，还是西单路口，记不清了，我在那儿站了半天，看一辆烧焦了的装甲运兵车。我还直纳闷，这么一个铁家伙怎么就被烧了呢。然后穿过马路就快到西单了，就在电报大楼附近。这时候，就从东边开来一辆坦克。后边坦克我没看见，后来才知道不止一辆。开得非常快，就在紧靠着人行道的马路上。我那时候也冲动了，也在拼命找砖头砸坦克，打得坦克乒乒乓乓的。幸好没开枪，一个催泪瓦斯扔过来；我们所有人在广场上都发了湿的口罩，我赶紧掏出来捂着鼻子，呛得一边咳嗽一边跑。这时候我才低头看见，整个马路人行道上都是血，半干的血迹，一滩一滩，一溜一溜的。那是我第二次看到流血。第一次是我去发表广播讲话。我说了还没两句，广播器材坏了。我坐在那儿等着他们学生满头大汗在那修的时候，想起来有一个学生送给我一顶钢盔，给我作纪念品。我就掏出来一看，里面全是血，估计是砖头砸的。把我恶心坏了，一甩就给丢到松墙那边去了。第二次就是在西单路上看到的血。这辆坦克开到西单路口，一个急转弯，从那边又开过去。后来听了很多见证人说，不知道这辆还是后边从东边开来的坦克，就在六部口那个路口，压死了13个学生。我认识的一个北大姓刘的职工子弟，一直不断跟我联系，他就是在那里被辗掉一只胳膊，现在装的是假肢。因为坦克开过来之后，学生们都排着队，这个十字路口所有的四边上，也有很高的隔离栅栏。所以坦克开过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挤在坦克和隔离栅栏之间了。前后都有人挡着，中间这些学生就根本没有地方跑，连辗带挤压，据说是死了13个学生。高新说他当时就在离我后边不远，他刚刚跑到这个路口，亲眼看到学生死伤。所以死人都是发生在广场的外围，唯独没有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后来许多人胡说八道，我6月5号上午还在街上看，就看到有人贴出来的传单，说一个自称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已经跑到香港了 ——真神速啊，可能是坐火箭——说他如何如何在广场里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等等。不是柴玲说的，柴玲很晚才跑出去的。老外又根本不知道天安门广场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地形他也不知道，一说“六.四”就是天安门事件、天安门大屠杀，那一定是在天安门。完全不对。这就像一个台风一样，周围是12级台风，就这个台风眼是风平浪静的。因为在部队还没有大开杀戒之前，我们就把学生和平的撤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杀人，是想把我们这些人都赶走。没有必要在广场上再杀人了。

到了西单路口，小宋他家就住在西单，他说他从家里找个自行车把我驮回家去。从西单这个路口拐过来往北走——那是我第二次流眼泪——我站在那儿愣住了。我根本没想到这种情形！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马路当中是一片狼藉，就像经过一场大混战一样，废砖烂瓦，什么烂铁条自行车，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但是你看两边商店的橱窗，没有一块破玻璃，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暴乱”啊！没有一个人砸玻璃，到里头偷东西抢东西！你再想想看，比如说，我去美国之前，就在92年，洛杉矶大暴乱，你看看那是什么景象!那些人要抢南韩人的商店,韩国人在房顶上架着机枪跟他们对着干！天底下哪有北京六.四这样的“暴乱”啊！我心里想，北京人真是了不起，太伟大了！后来，每当我有点动摇，心情沮丧的时候，就用这件事激励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们中华民族一定会大有希望！

以上所说，就是我的六.四亲历记。

二十年过去了。每年六四，我都要例行绝食一天，纪念这个永世难忘的，惨烈的，血腥的黎明。



（本文引用了罗点点《天安门广场最后的故事》部分文字。该文的素材系由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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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血腥的黎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5日)


听过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朋友，应当都知道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深爱贝多芬，当然，也就深受这句话的鼓舞。加上湖南人的热血，胸怀大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就以为命运是可以由人掌握的。现在想来，这是多么浅薄狂妄啊(我是说我自己，不是说贝多芬)！ (博讯 boxun.com)

不是说人不能有所作为。我是说，你做的事再大，也只是我们人类眼中的大罢了。孙猴子一个跟头云十万八千里，本事不可谓不大，可他只不过是在如来佛手掌心里打转转。命运，就是如来佛的手掌啊！我下面要讲的六.四亲历记，你可以看作是对于“命运（神意）与人的自由意志”这个大问题的一个小注脚。

前面说了，我从小受的是胸怀大志的教育。我上的中学清华附中，有一个了不起的校长万邦儒，我还清楚记得他是如何谆谆教诲，让我们“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但这“大志”和政治却毫不沾边。我受的家庭教育就是千万别弄那个东西，那个太危险了。我从小只有一个志愿，想当科学家。我的目标就是进北大物理系，非常明确，没有第二个目标。文革一来，把我的梦想打得粉碎，我只好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好不容易找到了，随后的“六.四”又把我的人生道路彻底扭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去，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要走的一条道路。居然走到一个dissident,持不同政见者这样一条道路，恰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

六. 四之前，我前面的路真称得上是“条条道路通向飞黄腾达”。我本可以在任教的中央团校混入共产党内——当时的校长正是胡锦涛——以我的教学和科研能力，至少，当今团派出身的大官，会有一大半是我的学生加信徒。现在中国唯一的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我也可以留在北大，作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然后舒舒服服当一个北大的名教授。或者在四通集团再干上几年，发笔横财，当时我离副总裁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总而言之，从我自身的利益考虑，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干六.四这件要命的倒霉事。以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看我这种人，简直就是疯子，神经病；或者，准白痴，脑残。

你问我后悔不后悔？不，绝不！要是我没干成最后这件事，我会后悔死，后悔到恨不能以头抢地。可是鬼使神差，这件事居然干成了。“六.四”我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幸运，但也非常偶然。没有任何人事先估计到，我们能够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把几千学生和市民安全带出广场。而且我要实事求是，非常坦率的说，上帝是用我的手做了这件事 ——不信教的朋友，你们可以不信上帝，但你们不能不信“鬼使神差”这句老话。意思是一样的。是我倡议的，我设计的方案，我拉上的侯德健去跟戒严部队谈判。没有任何人想到，包括我自己，这个事情到最后做得成。真是千钧一发，马上广场上就要大流血的时候。这不是奇迹是什么，这就是miracle。



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学生闹事，是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起的。为什么是胡耀邦？因为胡耀邦是被1986年底的学生闹事搞下台的，学生们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他连在了一起，也觉得对不起他。邓小平后半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先后把胡和赵搞下台，亲手拆散邓-胡-赵这“改革开放三驾马车”，造成改革派的步步后退，保守派的步步进逼，六.四之后，邓一度几乎被保守势力逼入绝境。胡下台，李鹏上来，邓-胡-赵变成邓-李-赵，这马车还能跑吗？李鹏是什么人？大家都认为他既是个保守派，又是个低能儿，从六.四期间他的表现看来，此人治国无能不假，但玩弄权术却颇有一套——大概是家传吧！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居然野心大到想取赵而代之！六.四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李鹏要付最主要的责任——是他在赵出国后带上李锡铭陈希同到邓面前煽风点火，误导邓讲出一篇昏话，搞出那个要命的 “4.26社论”；是他一再阻挠赵对学潮的处理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学生；是他那千夫所指的极其负面的形象，激起社会各界对中共决策层的极大反感，让中共的脸面扫地以尽！就是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却在中共这个昏昏然的干部体制内青云直上，弄得老百姓全都说，人民讨厌谁，共产党就热爱谁！我觉得真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到海牙国际法庭用“反人类罪”起诉这个家伙？在李鹏的去留问题上，中共这个体制已经完全丧失了起码的纠错能力，对人民的意愿没有丝毫的回应和尊重。李鹏可把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害惨了！或者不如说，是一党专政这个自封代表人民的专制体制，把中国，把中共，把邓都害惨了。

学潮起来，我的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学潮能冲击一下日益坐大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适得其反，反而再把赵紫阳搞下台。4月二十几号，我特地通过北大社会学系原来的同事王汉生，找到北大的几个研究生，力劝他们这些年龄大，比较成熟的学生介入学潮，引导学潮往有理性、讲策略的方向走。我重点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和党内的改革派合作，矛头要对准保守势力；第二，不管对邓小平有多大的意见，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否则学运必败！

可惜，没人听我这一套。他们告诉我，他们也努力过，没有用，实际情况是，谁温和理性讲策略，谁被轰下台，越是激进冲动的，越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他们已经失望了，不想再干傻事。

从北大回来，我决定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两家报纸特约记者的身份，动员新闻界介入学潮，“掺沙子”，改变单一学潮的性质，以便让更理性成熟的社会力量起到引导作用。四月底，我和《经济学周报》的郑棣，《亚太经济时报》的柳军一起，在鲁迅博物馆发起了五.四新闻界大游行,和1013名记者的签名请愿。这是我在六四期间第一阶段所做的事，是我主动介入的。

这之后，我决定不再介入，只做一个旁观者。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会问心有愧；但是，继续介入，一则风险太大，再则，我当时已经看出，所谓“掺沙子 ”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学运激进化的势头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白白把自己赔上，对社会又毫无益处，这种傻事绝不能再干了。

万万没有想到，不介入也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回四通公司上了一个星期班，5月13号早晨，我一进办公室——当时我主管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兼管公关部——部下就告诉我，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陶斯亮刚刚来了电话，让我务必放下手边的一切事情，立刻赶到统战部，有急事商量。统战部在六部口，当时我配有专车，很快就到了。

当天，中共统战部里同时开着两个会。一个是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的对话会。另一个是由知识分子局召集的想听取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看法的会。出席这个会的除了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之外，还有我和郑也夫、李肃、章立凡（章乃器之子）等人。谈来谈去，大家出主意说请统战部出面，召集各方面学生代表来对话，劝他们停止绝食，陶斯亮说要请示阎明复。一会儿阎明复从胡启立的那个会上走过来了，他对大家说要商量个具体办法。阎明复对在座的人说：“中央领导对目前的局势很担心，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学生在这种时候占据广场，必然干扰这次重大外事活动，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青年学生的愿望是很好的。游行示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香港的徐四民曾经去医院看我。我说，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正经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阵痛期。游行示威应当成为正当现象。我对前途有信心，你愁容满面干什么？当然，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要纳入法制轨道。示威是在没有其它渠道下的选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好了。对此一定要大度，应当接请愿书。比如说要越过一座山，过去的习惯做法是放炮炸开，但也可以用机器挖隧道。香港有些报道对我不利，是不是要把我抬得很高，然后掉下来摔死？《虎报》说邓小平反思三件事：反自由化、物价闯关和学潮，说是我说出去的。哪有这回事？你们说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做法，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许多看法。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动手的。学生们再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造成全面的上街。把话说穿：要给那些你们认为是‘改革派’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请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劝劝学生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重大决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三天两天马上就作出决定。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学生们一味闹下去，将来难免要后悔。”

阎明复这一番话打动了在座的人。阎明复在吃午饭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午饭后继续谈，我们建议閻明复直接和学生代表对话。閻明复当即同意，说事态紧急，最好是今天下午就谈。我们都表示来不及，晚上说不定可以。閻问，谁能帮我去联系学生代表？我看没人应声，就说，我去试试吧，您给我配三辆车。然后建议李肃、郑也夫和我兵分三路去找学生代表。

广场上学生山头林立，他们的情况大家都不熟悉，上哪儿去找他们的人，找谁？找来的人能不能代表学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干起来再说。我建议郑也夫去《经济学周报》社找王军涛，因为我知道军涛和政法大学的“对话团”有联系。又建议李肃和我一起跑西郊的八大院校。李肃有事，不久就先走了，我也只来得及跑了北大、清华和北师大。在这过程中，我才知道，当时学生组织共有三大山头：高自联，对话团和绝食团。

去了北大、清华之后，我到北师大找刘晓波，想要通过他找吾尔开希。把吾尔开希找到晓波家，已经将近七点。临上车，我对晓波假客气了一下，问他是不是也参加。我原以为他会拒绝的，没想到他欣然接受了！我心想，坏事了！因为我知道，閻明复是不可能接受他这个头号“黑手”的，而且很可能连累閻。事实上也果然如此，后来这成了閻被整肃的一大罪状。

七点半左右，我回到统战部，各路被找来的学生代表已经到了，有大约十余人。由团中央的刘延东带来的共青团和官方学生会代表大约二十人，作为中间人的我、李肃、郑也夫、王军涛、刘晓波、闵琦等，加上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共六十多人，把统战部第六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閻明复坐在长条会议桌一端的主席座位上，右手边坐着陶斯亮，左边位子空着。閻见我进来，指指空位，示意我过去。我摆摆手，却和刘晓波坐在了一起。閻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阎明复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学生出身，长期搞俄文翻译工作，文革中在秦城坐了八年牢，文革后当百科全书副总编，后来到人大常委会当副秘书长，一九八五年到统战部。他说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他说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周一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他要求学生们尽快结束绝食，不要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接下来是学生代表发言，他们坚持要收回“四•二六”社论，要政府改变“动乱”的提法，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则不会停止绝食。阎明复则反复说服学生结束绝食，以国家大局为重。

閻明复的真诚、坦率、善意和人格魅力感动了大家，但是，学生代表坚持不让步，而多数中间人的劝说也软弱无力。会议至午夜方散，大家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见。许多知情者认为，这次会议是整个学运期间，政府官员和学生代表对话中最能充分相互理解的一次，但其结果却让人极其失望。

閻明复要赶去开政治局会议，先告辞了。统战部安排了简单的夜宵，留下的人边吃边聊。刘延东是我的清华附中校友，我和她交换了看法，也是不得要领。看到王丹，吾尔开希，梁二，程真等几个学生代表要走，我赶过去，把他们拦在会议室门外。因为怕“秋后算账”，在会议桌上，我们知识分子所讲的话都是遮遮掩掩，点到为止，学生们年轻幼稚，领会不了。在私下场合，我可以直指核心。我讲了大约20分钟，居然把他们说服了！王丹当面答应我，回广场就动员同学撤离。我太高兴了，回来就告诉了陶斯亮，她又叫人电话通知了閻明复。我还以为大功告成了呢！

两、三点钟的样子，统战部派车送我和刘晓波回家。车开出去没多远，晓波说，不行，我还得回广场。后来他一直埋怨我说，要是那天晚上大家都去广场劝说学生撤离，是有可能成功的。

回到家，我一觉睡到下午。给统战部打电话，没有人接。后来陶斯亮说，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跑哪去了！那时没有手机，座机都很少，联系极不方便。晚饭后，我约上师弟刘世定去导师于光远先生家；从于先生家里出来，我们去了广场，才发现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我很生气，心想这王丹兔崽子怎么搞的！费了好大劲把他找出来，我责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他很为难地说，我有什么办法？戴晴下午和十几个老师来劝了一大通，不也是没劝成吗！

回公司上了两天班，5月16号早晨，刚进办公室，就接到陶斯亮的电话，又是让我立即赶到统战部。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不是该做的都做了，该说的都说了吗？还干什么？她急了，说你就别啰嗦了，赶紧来吧！

到了统战部，陶斯亮让我再辛苦一趟，去把学生头们找来，閻部长还要再做一次努力。我拿着学生纠察队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进了广场，把当时的几个主要的学生领袖领到统战部。这回，閻明复对他们的态度大变，冷冷的，很严肃，还让他们在传达室坐了好一会冷板凳。当然，还是毫无成效。学生们仍然坚持不肯让步。

午饭后，统战部里聚集了一大群人，乱哄哄七嘴八舌，大家全都既着急又无奈。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开始劝说閻明复干脆直接对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喊话，不要再指望那些学生领袖了。閻开始有些犹豫，问“有用吗？”我说，现在不是有用没用的问题，是您自己的历史定位问题！最终，閻同意试一试。但是，怎么去，到哪去找广播器材，閻的安全如何保证？大家又无计可施了。我心生一计，让统战部当时主事的张秘书长给急救站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坐救护车混进广场。张说对，立刻叫人打电话。问了几处，回话都是，救护车都在抢救绝食学生，派不出来！显然是不买帐。又卡住了。一计不成，我又生一计，问张秘书长统战部现在有没有面包车一类的车？她让人到院子里看了看，回来说有三辆车。我很高兴，说那就成了！您赶紧叫人准备一只开水桶，装上凉白开；再做两面旗子，一面写上“急救”，一面写“送水”，我们假装送水混进广场，就用学生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张大喜，立刻让人准备，当即让我负责全部行动的指挥。

两辆车准备好，閻明复走出统战部大楼，两边是夹道欢送的人群，不少人还在抹眼泪，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閻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看了这番情景也很受感动，竟然冒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话：“豁出去了，我当一回中国共产党的纳吉！”我就在他身边，听得清清楚楚！

临上车，忽然冒出一个人，拼命往车上挤。统战部的工作人员用力拦住不让他上车。他说他是记者，这么重要的事，记者不能失职啊！我被他的敬业精神感动，就放他上了车。此人我后来才知道是唐师曾。

我们从中南海西门进去，穿过中南海，过金水桥，混进广场直扑广播站。学生纠察队涌上来护住我们，王丹、吾尔开希主持，然后，閻说了一番很感人的话，公开报道都有，无须我罗嗦了。他再三劝说学生撤离广场，再三保证绝不会秋后算账，如果同学们不相信，他可以做人质，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我看见好多学生都在掉眼泪，但是很可悲，学生们还是不理会，坚持不撤。

閻讲完话，忽然冒出一群穿白衬衫的壮汉，一拥而上，把閻明复弄进一辆车，立刻开走了。这是中央警卫局来人保护他的——或者，是来阻止他的？不得而知。

我彻底失望了。回到统战部，吃过晚饭，我找了一间会议室闷头大睡。起来之后，百无聊赖地乱逛了一阵，后半夜，照例由统战部派车把我送回了家。

5 月18号下午，我在公司上班，接到邓正来的电话，约我晚上八点钟去统战部会面。我准时到达，却没有看见邓正来，只看到他约来的柯云路等几个人。天正下着小雨，统战部里黑洞洞的。我把六局局长请出来，要求进去避避雨。看得出来，他不大情愿，但也不便拒绝，开了一间会议室让我们坐。几个人谈了一会，问了问情况。我从那位局长的态度和答话，以及各处传来的消息，判断赵紫阳很可能已经下台。

王军涛和陈子明这时也来了，还带来一辆中巴车。我们出了统战部，到车上继续商量。我说，看来赵已经不行了，鹰派马上就会动手。我们的斡旋彻底失败，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必须重新定位。无非两个选择：一是各回各的单位上班，再也不管了。这对我们自己最有利。我们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动员出来劝架的，秋后算账再怎么算，也算不到我们头上。另一个选择，就是站到学生一边去。后果是什么，不必我多说了，坐牢是跑不了的。我个人是要站到学生一边去的，因为，我们知识分子向来都是在他们后边指手画脚，不肯站到第一线去。现在，刀子已经架在学生们脖子上了，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缩在后头，那我们知识分子也太可耻了！我并不同意学生们的很多做法，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和他们共命运了。

我的话把众人都打动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立场，还委托我起草一份声明。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家还拿出一张纸，我一个字还没写，他们就事先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当然，这份声明我根本没写，因为第二天就宣布戒严了，我不想连累这些朋友。

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受命斡旋。接下来是第三阶段，绝食。

第二天，5月19号，我们二十几人在蓟门饭店开会，中间陈子明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神色凝重地说，接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今天晚上要实行军管。你们哪位立刻帮着写个东西，把消息散出去？刘卫华指着我说，周舵笔头子快，让他写吧。二十分钟左右，我写出一个《告人民书》的草稿念给大家听，众人提了一点修改意见，陈子明马上派人送到北大，学生们印成传单，很快传遍了全北京城，吴学灿又用它印成了《人民日报》号外。

5月28号早晨，王军涛来电话，找我去人大附中院内的“中国文化书院”开会，“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每天在那里会面。席间刘晓波突然提出要去广场绝食，然后非拉着我去不可。我不要去干这个事。我完全想不通为什么他要干这个事。我说，你要考虑社会后果啊。社会后果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四个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几个人呢——去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响应，你不就跟跳梁小丑一样吗？然后自己弄到监狱里头不知道要呆多久，这不是大傻瓜吗？另一种可能，就像5月13号王丹他们绝食一样，把大家都煽动起来，然后你控制不了局面。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不出来会有第三种结果。我说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他讲了一大堆，也没能说服我。讲的那些我就不能公布了，那是我们的秘密。

到了5月29号晚上9点钟，刘晓波给我家里打来一个电话，说“你必须今天告诉我，去还是不去”。我又劝他说，你别干这个。他太太也哭得不行，求他不要去。他说“这事儿我干定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决定要做的事，谁劝也没用。哪怕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去，我这事儿也干定了。”那我说“好吧”，没有办法说服他，我说“这样，你一个小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明确答复。”就这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就像哈姆雷特一样，To be or not to be。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做的一个决定。我甚至拿了一张纸，中间画了一道,去?还是不去。然后列举这些理由。我发现我根本没有理由要去。最后是由于两个理由，我决定我非去不可。第一，刘晓波从认识我不久就到处跟人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一个最好的朋友要去干一个掉脑袋的事儿，要你陪着去，你能不去么？我从来就说，我周某人最看重的就是两个字，叫“仗义”。你没办法不去，这是第一。否则你整个人格就垮台了。那是我宁死也不能接受的一个前景。第二个理由就是，我觉得我去之后说不定能影响他。我要是不去，说不定他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事儿。他的太太陶力当着我们两个的面——那是第二天了，在他们家，她说“听说你同意去了，我这心放下一半。也就你的话刘晓波还能听得进去。”最后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我去的话，他们三个一块死在里头，非常非常可能是这样。总之，我去绝食完全不是我的意愿。最后你发现你必须选择自己不愿做的事！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一个小时之后，我给刘晓波回了电话，告诉他我同意去绝食。他乐坏了，我趁势提出几个条件，一是一定要发表一篇宣言，说明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煽动，是劝和，并且要借此宣传一种没有敌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还提了两个口号，“我们没有敌人”，“中国的社会进步人人有责”。这就是我们《六.二绝食宣言》的起因，第二天我拟了个提纲，晓波执笔写的。再就是要严格遵守绝食规则，连糖水都不许喝！他全都一口答应。我问他还找谁，他说准备找侯德健。我问为什么找他？他说侯名气大，可以动员群众！我又问侯什么态度？他说还没找到呢，侯还在香港做他的录音带。

5月30号晚上，我们去机场接侯德健。他一路上都在问，你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有什么意义？他实在搞不懂。他一个台湾人，对大陆的事情根本摸不着头脑。我们费了好大劲，最后又把刚刚起草好的《六.二绝食宣言》拿给他看，他才同意了。

6 月2号下午，我们四个人先在侯德健家里集合，我看见李双江也在，李还表示要参加绝食。我说你不想活啦？你是军人啊，要上军事法庭的！下午四点左右，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平台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先由刘晓波说明，绝食的目的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主力量的坚韧。我们认为戒严和军管是“阶级斗争”式的，以暴易暴的政治文化的体现。我们为此呼吁全体中国人，从现在开始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有记者问我们这样做是否考虑到后果。我说，所谓后果，无非是社会后果和个人后果。社会后果我当然担心，担心发生过激反应。我希望大家不要为这件事情过于激动。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个人来饿三天罢了。至于个人后果，我们很可能会去坐牢。可政府不能关我们一辈子。我说我只担心自己的行动会牵累四通公司，希望政府不要因为我个人的行动而加罪四通，并说我已经辞职。侯德健讲了他几天前在香港参加港台百名大明星“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的盛况。三十万香港同胞为这次义演慷慨损献了一千三百万港币，他还把T恤衫上邓丽君、奚秀兰、张明敏、成龙等人的签名指给大家看。高新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讲了他参加这次行动的意义。随后，我们到广场广播站去发表讲话。侯德健还大声呼吁学生们行动起来把广场清理干净。他再次讲香港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结束后，三十万香港市民从跑马场退场如何井然有序，如何没有在地上留下一片废纸垃圾。他还说他发现他写的歌曲“龙的传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龙的传人不限于“黑头发黄皮肤 ”。他很抱歉犯了这个错误，并且决定修改歌词，我则说，如果政府中的某些人能有侯德健这样自我批评的精神，中国的事情会好办得多。后来，侯德健领唱了“龙的传人”。

六月三日的白天一直很平静，我们四个人除了在中午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外，一直在帐篷里昏昏欲睡。傍晚时分，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解放军强行进城，在各处路口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消息不断传来。广场广播站开始教授学生们防备催泪瓦斯的方法，以及天晓得会不会奏效的，用汽油瓶、棉被（！）打坦克的方法。

十点钟前后，广场以外的四面八方突然枪声大作，而且越来越密集，尤其是西面木樨地方向。开始大家都认为打的是橡皮子弹，不久就有人跑来说，军队已经真的开了枪，然后不断有人在广场广播站失声痛哭，控诉当兵的如何残酷无情地杀人。只是广场上暂时还算平静。几个学生搀扶着一位满头血污，面无人色的军人挤过来，一边高喊着“别打，别打”。人们刚七手八脚把这人护送上救护车，忽听得纪念碑西北角人声鼎沸。刘晓波和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敢死队，带着几支冲锋枪上了平台，说是要在纪念碑上坚守。学生们拼命劝说，让他们不要以暴力对抗。这些小伙子哪里听得进去？他们怒吼着说：“你们不使用暴力，当兵的可不管你这一套！你不杀他们，他们可要杀你！”刘晓波、我和高新三个人和学生们一起把好话说尽，总算把他们请走了。临走时，这些人怒视着我们大吼道：“好吧，你们这些软骨头！我们走！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六.四凌晨，那时已经打枪打得一塌糊涂了。午夜一点钟，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发出隆隆巨响，绕广场兜了一圈。枪声响得愈发密集，四面的天空这里那里不时划过一道道闪光的弹迹。广场东北角一片火光，看上去像是一辆公共汽车被点燃了。我们四个人想下去看看，被学生纠察队坚决阻止。学生们甚至不准我们离开帐篷一步，怕我们中了流弹。这些可爱的、好心的、英勇的、可又是自负的大孩子们，甚至认为他们有责任在这已经发生大流血的夜晚，保证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安全！

广场的大喇叭里，一边是学生领袖柴玲在领头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心里觉得好笑，什么“人民广场”！立刻让我联想起“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邮电”！什么“不可丢”，丢了又能怎样！全是共产党电影小说里学来的一套——另一边是政府在反复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今晚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请你们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这时，军队已经开枪打死了人，留在广场上的学生们也都准备了棍棒、菜刀和汽油瓶。双方的一场恶斗看来已成定局，广场上眼看就要血流成河了。

突然一个学生，北大的邵江，跑进来蹲在我面前，我听那声音都颤抖了。看不见他什么表情。他说，“周老师，太可怕了，完全不是大家事先估计的那样，真的是血流成河了!那些大兵简直疯了，跟疯狗一样，见人就开枪，根本不管男女老幼 ”。他说他刚刚从枪声最密集的几个地方跑了一圈回来。他说“周老师，求求你，现在能救同学的就是你们几个老师了。你千万想个办法救救大家。”我听了之后心想，我能救谁啊，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啊！那天下午就有好多朋友来找我，包括王东、王苏波，我部队里的两个铁哥们儿，都是军队首长身边的人，穿上便衣进来跟我讲，说你必须要想办法出去，你不能呆在这儿，晚上要出大事儿。我问什么样的大事儿，他说要多大有多大！我不可能走啊，对不对？你自己跑了，像吾尔开希那样，那是一个人格垮台的事儿。那是不能做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两个字——等死。听天由命了。邵江说了之后，我先问他“你这个主意跟柴玲说了没有？” 柴玲是“总指挥”啊。他嗤之以鼻，说柴玲？跟她说没用，根本说服不了她，她也说服不了同学。我心想，我是你们的客人啊，我怎么能够去指挥好几千同学呢？而且你们之间意见分歧对立那么严重，而且这么情绪化！我心想，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怎么能说服你们大家？但是后来我决定，必须要试一试。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试了，不成功，我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如果上帝要灭这些人，那是天意。但是我不试，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再说四个人里我是老大啊！于是我就下了决心。先说服了高新，高新非常容易跟我一致，他说早就该撤了，就是他不敢说而已。谁说要撤谁就是叛徒。然后我们两个人再说服侯德健，最后再说服刘晓波。我们四个人意见一致之后，我设计了一个操作方案，一二三四，其中就包括跟戒严部队谈判，否则部队根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一阵乱枪就把你打回来了。我们有一大堆学生纠察队负责保护——也不知道是保护还是控制，因为柴玲私下里跟身边的人说“这几个人都是来夺我的权的!”——不错，我们就是想夺她的权！所以后来王军涛设计了一个马拉松绝食，想要凝聚起一批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夺柴铃的权，否则毫无办法——这些学生纠察队一听说我们要跟戒严部队谈判，就说你们千万不能去！你们去了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争论得一塌糊涂。最后我急了，就说“没时间再争论了，这事儿我说了算！有任何后果我负责任！”然后我做了一个分工，我们四个人分成两拨。我说“晓波，你和高新留下，继续劝说同学，”因为同学们根本没同意撤呢。说“德健你跟我一块去谈判”，因为我心想这猴子等于一张活名片。谁知道什么周舵是谁，那还不是一枪就把你干掉了。你要说你是侯德健，他可能会手下留情。你来两个人，说是代表学生来谈判，谁知道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来谈判？你说话算数么？所以他必须跟我去。刘晓波还挺仗义的，非要说他跟侯德健一块去。侯德健就劝他“你这个人脾气太坏，弄不好跟人家吵起来，咱们全玩完。周舵看上去温文尔雅，不像个暴徒。还是我们俩去。”侯德健真不错，你想想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咱们好不容易把他弄上这条贼船来了，根本从始至终他都不知道干嘛来了，现在跟着我去干这要老命的事儿。然后我们有个保健医生——我们都是首长待遇——叫宋松的一个小伙子，就说“周老师，我们在人大会堂那儿停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那车开来，给你们二位穿上白大褂，就伪装成红十字会什么的，然后去找戒严部队。”

正商量着，几个学生纠察队员气急败坏地跑进我们的绝食帐篷，说不好了，出大事了，老师们赶紧去看看吧！原来是又来了一批市民敢死队，带着一挺从坦克上拆下来的高射机枪，把学生纠察队赶开，把机枪架在纪念碑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对准人民大会堂，准备和军队拼命。这几个敢死队员已经处于半歇斯底里状态，手里拿着铁棒，谁敢上去就要敲死谁。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劝说他们。这五个人又哭又喊，两眼通红，除了一心报仇，什么也不顾了。他们一边哭着，一边讲述军队如何凶残：“他们全是野兽，不是人！”讲述他们如何看着身边的伙伴一个个平白无故地给打得满身窟窿。“回去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我也不想活了，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刘晓波本来就结巴，此时连打躬作揖都用上了。在劝说中，刘晓波提到广场上的大学生都是宝贵财富，说他们都应该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些人一听就火了，又大吼起来：“只有你们这些大学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我们为了谁？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人，我们呆着好好的，为什么要往枪口上撞？你们倒是没事，可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就白死了不成？”

我走到一个年纪看上去不到二十的小伙子面前，此时我们两人都已经泪流满面。我劝那年轻人冷静，千万要保重自己。那小伙子哽噎着告诉我，他十九岁，是个体户。他说他家里有父母在，还有一个姐姐。我说死了的人没法再活过来，你去死也救不活他们。你要是出了事情，你的父母亲还有姐姐会多难过？我们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千万千万别冲动，快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

就这样，好歹劝这些市民敢死队把枪扔掉了，起初就扔在纪念碑上层的平台上，邵江过来对我说他受过军训，问我是不是把枪栓卸掉。我告诉他快去！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已经把枪栓卸掉，扔进垃圾堆里了。但是这人群里头还有好多抢在里边。一旦这里面枪声一响，那就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了，非常危险。当时我设计方案，第一个就是要把所有这些武器都收集起来。是不是真收集起来了，谁也没有把握。真的是千钧一发！

我们四个人回到绝食帐篷里继续商量。方案决定之后，立刻开始行动。我们首先找到柴玲和李禄，劝他们尽快组织学生撤离。出乎意料，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说服了。接着由我向广场上的人喊话。我说：“亲爱的同学们，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们，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刚才我们参加绝食的四个人和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们一致决定，马上组织和平撤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这里的全都是中国的精英，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多保留一个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多一份希望。我们强烈呼吁各校同学马上组织撤退。我们要求同学们马上集中到纪念碑的周围，马上放下手里的石头、棍棒，这一切不成其为武器的武器，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广场周围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吗？这里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停止自相残杀。我们正在动员同学们和平撤离，请你们配合，派代表来谈判。我们也将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撤退。”

我把这番意思反复喊了两遍，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也都讲了话。我们随即听见一片呼喊反对的声音。反对意见最强烈的是纪念碑西南角上的人群。后来才知道那里大部分是市民。

我和侯德健正要出发去找戒严部队谈判，德健忽然说，是不是把柴玲拉上？我说你试试看吧。过了一会儿他跑回来，气愤地说，妈的，她不肯去，她说她是广场总指挥，不能离开！

我们从西面走下纪念碑，我就让小宋赶紧去找他说的那辆救护车，我和侯德健就在下面等他。等了好半天小宋才回来，等得我们心急火燎的。他垂头丧气地说“车不见了，衣服也没有”。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开来一辆中巴，我赶紧跑过去把它截住了，上去跟司机说我们要去找戒严部队谈判，你能不能帮个忙。这个司机真不错，那是多危险的事儿!他把车上人都劝下去之后，就问我们往哪儿开。我心想，我哪知道往哪开啊。除了我和侯德健、小宋，另外还有一个学生纠察队的学生陪着我们。他就讲，听说天安门前边金水桥那一带，停着的都是坦克。那就往那儿开吧！然后就往北开。当时天安门广场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这边纪念碑，这边天安门，这边是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这边是人民大会堂，三面都是马路，马路和广场之间都有隔离栅栏，把马路和广场隔离开来。我们就往北边的隔离栅栏这边开。快到的时候，我们在车上正说话呢，司机一下急刹车停住了，说“几位先生，不能再往前开了。大兵在前面嚷嚷说再往前开就开枪了。你们几位自己走过去吧。”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自己走过去了，就从这两个隔离栅栏的缺口这儿走过去，就是在劳动文化宫南边，现在这儿有个交通岗。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大概比这个交通岗再靠北边一点。这段路，大概也就100多米，我觉得简直就是走向地狱之路，恐怖之极。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都看不见，黑乎乎的一片。只知道对面就是坦克，就是机枪。走到那之后，忽然就呼啦啦跳起一帮人，稀里哗啦，你也没法判断是什么声音，后来侯德健说是拉枪栓的声音。然后就听有声音高喊说“站住！不许再往前！再往前就开枪了！”我们赶紧停下来，扯着嗓子使劲玩命的喊：“别开枪！我们是来谈判的！我们是侯德健！”先把名字报出去，“赶紧把你们的指挥官叫出来，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儿！”喊了半天，天保佑，真的是天保佑，居然没开枪。过了一会，跑近来一群人，十几个，全副武装，戴着钢盔，前边的当官的拿着手枪，后面大概是警卫员，拿着冲锋枪。为首的跑近前来，我一看，是一个上校，两道杠三颗星。先是吵架，吵了一通，他们说我们怎么来支持暴乱，我们说他什么人民子弟兵，杀这么多老百姓。然后我说，不能再吵了，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来就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你们是什么态度？他当即就表态说“我个人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作主。”那当然，他当然不能作主。他说“你们几位就在这儿，千万别动。我马上去请示指挥部。”然后这十几个人就跑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几个人在那儿等答复的时候，广场上靠近纪念碑原本有一点昏黄的灯光，哗一下也全灭了，整个漆黑一片。没多久就见烧起几堆火。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看官方报道才知道，学生把垃圾什么的点着了，怕部队来偷袭他们，照明用的。他们三个就有点紧张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没办法，必须在这儿等着。估计这就是开始清场的信号。”过一会他们跑过来了，说“你们赶紧回去，指挥部已经同意了，给你们在东南角留了通道。你们赶快回去带学生出去。”我们连滚带爬跑回去，因为我拖着侯德健，侯德健已经——他大概身体很坏，有胃病，平常又不大锻炼，我还经常跑个万米什么的，又绝食——他已经跑不动了，好不容易把他架回去。然后就开始动员学生，在广播站里广播。我就把学生吓唬了一大通，就说“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跟我们谈判的部队讲得非常清楚，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一定要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我只差没说，如果不撤出去的话，你们一个个都会死在这里头！我不敢说这个话，因为说不定这成为我将来一个反革命罪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把信息传达过去了，这话本身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因为在那之前，大家都以为，无非是来一大帮子人，把大家一顿臭揍，枪托子什么的，架走就完事了。根本没想到是这种结果，真的是机枪横扫，不分男女老幼，谁也没想到是这种结果。我们在广播里反复动员，我先讲，然后侯德健、刘晓波、高新全讲了，一定要让大家撤。学生还在争论撤还是不撤，把我急坏了。我就跟侯德健说，“不行，咱们能不能再去一次，看看他们能不能推迟行动的时间，哪怕给我们半个小时也好。”我们又跑回去，这时就剩三个人，小宋还跟着我们，又重复这个过程，又跟他们讲了半天。他们说没有任何可能。军令如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又说，你们赶快，如果学生不撤，奉劝你们几位自己赶快走，否则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侯德健跟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听见了，我们已经在广播上讲了，我们一定最后走，哪怕广场上还留下一个学生，我们也不会走。分手时很客气，我记得还握了握手。

我们赶快跑回去，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学生已经开始撤了。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学生们打着旗唱着歌，非常荒诞的是唱着《国际歌》，唱着共产党的党歌。当时那个场面确实很悲壮。我们俩赶紧往纪念碑上跑，跑到第一层平台上，然后，因为也没仔细看，就被一个大兵拿枪一横就把我们拦住了。这个时候我一看，整个顶层平台上一片钢盔的反光，早已被部队占领了，在往下赶人。小宋赶紧上去跟他们解释，“谈判代表，刚跟你们达成协议了”等等。他也就没怎么样，反正不能让我们再往前走。我们是想去找刘晓波和高新。我们就回过头来，站在栏杆后面，面朝东，朝着历史博物馆方向。正在想怎么办呢，我们三个人，小宋还一直跟着我，就看见那些学生，很悲壮的，慢慢地往东南角撤。后来才知道，是封从德说大家表决，同意撤的就喊“同意”，不同意撤的就喊“不同意”，哪边声音大就按哪边办，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他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其实这是个好办法，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太教条主义。如果你在下面，你怎么知道哪边声音大？只有在上边才听得出来哪边声音大。他就非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就这样才说服了学生撤。

我们正在这儿站着看，正在想怎么办呢，突然学生们停住了——这时天开始微微有点亮了——然后有个学生喊“侯德健，一块走！”，他们把他认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担心我们被大兵俘虏，反正意思就是跟他们一块走，别再留。我们拼命劝他们快走，他们也不听。这样我们就赶紧跑下去，顺着学生队伍往队尾走，因为我们不是说了要最后走吗。转到纪念碑的北边，因为我们朝东站的，从东边跑下去，到北边一看，居然还有大片大片的学生，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就是死不肯走。少数服从多数，他们也不服从。把我急坏了。我和侯德健分头去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哄带骂，连拉带扯，我刚把前边那个学生说服了，拉起来要走，后边就有一个声音喊“不许走！谁走谁是叛徒！”他马上就坐下了。把我气得当时就开骂了，把他臭骂一顿，大意是说，你可以死，这是你的权利，你的自由，但你有什么权力强迫其他同学死？万一你没死，你将来怎么向这些同学的父母交代？讲了很多，最后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他说了一句“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还是要找个理由。这样才大家全起来跟着走了。我正要跟着走呢，突然抬头一看，前面一大群军人，离得非常近了，挺着刺刀就过来了。我也没来得及多想，赶紧就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别开枪！别动手！同学正在撤退，”等等，喊的什么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结果话音没落，一个东西就捅过来了，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捅在我这边，就在心脏旁边的肋骨上。当时我就要窒息了，差点坐在地上。小宋跟着我，赶紧把我扶住了，然后就跟他解释，说这是周老师，谈判代表什么什么，当兵的根本不理这一套，嘴里骂着脏话照着他就是两下。后来小宋拿自行车把我驮到我家门口，我们两个还互相撩起来看伤。都在这里，非常准，就在心脏旁边这个肋骨上。后来听说那就是从越南前线下来的特种兵。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捅的，我现在还留着疤呢。然后赶紧，小宋就拉着我回过头，走在队伍最后，一点一点往前走，很慢。走了一段之后，小宋就使劲把我往人群里头推，还不断往后面看。我回头一看，顿时毛骨悚然，后面那枪口就对着我们后心！小宋就怕他们，你不管是什么，不小心走火还是什么，我们就没命了。他赶紧把我推到人群里。裹在人群里走了一段之后，我就从东边钻出来。这时候我和侯德健也失散了。我就想去找他们三个人。就见一辆坦克开过来，离得非常近，大概也就是三四十米这样,冒着浓烟。然后到这里它就停住了。停住之后，这些冲动的学生还在地上找瓶子找砖头要砸坦克。我赶紧把他们摁住，一边看坦克前边的舱盖里钻出来一个坦克兵，做这个手势 ——估计大概就是说，别废话，赶紧走吧。没开枪，也没扔催泪瓦斯什么的。因为我们已经在撤了。我顺着队伍来回跑了好几趟，想要找他们三个，谁也没看见。

我和小宋从广场出来，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市民出来。人不多，站在马路边上，人人都在掉眼泪。然后跑过来一个中年人，像是30多岁的样子，一边哭着一边跟我讲，“实在对不起，我们真的是顶不住了！”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一定是这整个那天晚上就是在拼命阻挡那些军队，他还跟我说对不起，我们没把他们挡住！

我和小宋从前门大街走到北京音乐堂，然后到六部口。到六部口那个路口，还是西单路口，记不清了，我在那儿站了半天，看一辆烧焦了的装甲运兵车。我还直纳闷，这么一个铁家伙怎么就被烧了呢。然后穿过马路就快到西单了，就在电报大楼附近。这时候，就从东边开来一辆坦克。后边坦克我没看见，后来才知道不止一辆。开得非常快，就在紧靠着人行道的马路上。我那时候也冲动了，也在拼命找砖头砸坦克，打得坦克乒乒乓乓的。幸好没开枪，一个催泪瓦斯扔过来；我们所有人在广场上都发了湿的口罩，我赶紧掏出来捂着鼻子，呛得一边咳嗽一边跑。这时候我才低头看见，整个马路人行道上都是血，半干的血迹，一滩一滩，一溜一溜的。那是我第二次看到流血。第一次是我去发表广播讲话。我说了还没两句，广播器材坏了。我坐在那儿等着他们学生满头大汗在那修的时候，想起来有一个学生送给我一顶钢盔，给我作纪念品。我就掏出来一看，里面全是血，估计是砖头砸的。把我恶心坏了，一甩就给丢到松墙那边去了。第二次就是在西单路上看到的血。这辆坦克开到西单路口，一个急转弯，从那边又开过去。后来听了很多见证人说，不知道这辆还是后边从东边开来的坦克，就在六部口那个路口，压死了13个学生。我认识的一个北大姓刘的职工子弟，一直不断跟我联系，他就是在那里被辗掉一只胳膊，现在装的是假肢。因为坦克开过来之后，学生们都排着队，这个十字路口所有的四边上，也有很高的隔离栅栏。所以坦克开过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挤在坦克和隔离栅栏之间了。前后都有人挡着，中间这些学生就根本没有地方跑，连辗带挤压，据说是死了13个学生。高新说他当时就在离我后边不远，他刚刚跑到这个路口，亲眼看到学生死伤。所以死人都是发生在广场的外围，唯独没有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后来许多人胡说八道，我6月5号上午还在街上看，就看到有人贴出来的传单，说一个自称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已经跑到香港了 ——真神速啊，可能是坐火箭——说他如何如何在广场里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等等。不是柴玲说的，柴玲很晚才跑出去的。老外又根本不知道天安门广场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地形他也不知道，一说“六.四”就是天安门事件、天安门大屠杀，那一定是在天安门。完全不对。这就像一个台风一样，周围是12级台风，就这个台风眼是风平浪静的。因为在部队还没有大开杀戒之前，我们就把学生和平的撤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杀人，是想把我们这些人都赶走。没有必要在广场上再杀人了。

到了西单路口，小宋他家就住在西单，他说他从家里找个自行车把我驮回家去。从西单这个路口拐过来往北走——那是我第二次流眼泪——我站在那儿愣住了。我根本没想到这种情形！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马路当中是一片狼藉，就像经过一场大混战一样，废砖烂瓦，什么烂铁条自行车，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但是你看两边商店的橱窗，没有一块破玻璃，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暴乱”啊！没有一个人砸玻璃，到里头偷东西抢东西！你再想想看，比如说，我去美国之前，就在92年，洛杉矶大暴乱，你看看那是什么景象!那些人要抢南韩人的商店,韩国人在房顶上架着机枪跟他们对着干！天底下哪有北京六.四这样的“暴乱”啊！我心里想，北京人真是了不起，太伟大了！后来，每当我有点动摇，心情沮丧的时候，就用这件事激励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们中华民族一定会大有希望！

以上所说，就是我的六.四亲历记。

二十年过去了。每年六四，我都要例行绝食一天，纪念这个永世难忘的，惨烈的，血腥的黎明。



（本文引用了罗点点《天安门广场最后的故事》部分文字。该文的素材系由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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