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泰米爾之虎是怎樣給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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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这个起源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运动，一方面剑指前殖民帝国的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却不吝啬地剖解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盲点，尤其是民族主义里的殖民遗绪，对两者都不客气。但若按照此间的通俗理解，后殖民论述应该是后殖民世界民族主义的好朋友，怎么会反过来批判对抗殖民帝国的伟大爱国运动呢？

且看近日终结的“亚洲最长内战”，或许可以领略其中奥妙。被斯里兰卡政府军彻底剿灭的“泰米尔之虎”是自杀式炸弹袭击的老前辈，屡屡以残酷无情的手段打击对手，乃世所“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可是这支武装力量是怎么来的呢？泰米尔人是否一开始就用这么激进的方式去对抗主导斯国的僧伽罗人？

故事必须从英国殖民时期说起。话说当年的英国殖民者采用了典型的“分而治之”（devide－and－rule）手段，一边大量提拔只占本地人口少数的泰米尔人进入精英阶层，协助管治；一边从印度输入更多的泰米尔人去新开拓的茶园、咖啡园和橡胶庄林工作，使得斯国的泰裔人口大增。和许多殖民地一样，英国在斯里兰卡实行的民族分化策略一定会产生紧张的态势。明明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却给摆在较低的社会地位，让语言和宗教信仰皆与之不同的少数泰米尔人爬在头上，你叫他们如何服气？就是这种民族间的矛盾，使得殖民宗主得以稳坐钓鱼船，“以夷制夷”，将自己装扮成公正无私的中立裁判，从上头调解底下的矛盾纠纷：把原来可能会针对它的敌对情绪转化成两个族群彼此之间的内讧，暂时忘却它这个真正的霸权。

如果说英国在斯里兰卡的统治是典型的殖民分化策略，那么斯里兰卡的去殖方式也一样很有后殖民地的特色，那就是矫枉过正的拨乱反正：凡是殖民宗主否定的，我们都要一一肯定；凡是殖民时期推出的东西，我们都要逐项批判。后殖民主义的最大洞见，在于去殖之后的新兴国家往往不只没有彻底摆脱殖民遗产，反而从一个看似反向的路线重新踏入殖民幽魂的泥沼。由于他们总是按着前殖民宗主的镜像来反面地界定自己，所以变得更离不开殖民帝国建立的文化和思想结构，紧紧地被捆结在一个简化的二元对立关系里面。更简单也更戏剧化的说法是：后殖民时期的民族主义恰恰是殖民的产物。

因为英国人推动基督教，所以僧伽罗的民族主义者就要反过来鼓吹佛教的复兴；甚至再进一步，把佛教立为国教，让它高度渗入政治，视泰米尔人的印度教如无物。因为英国人曾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所以僧伽罗民族主义就要把僧伽罗语定为国语，从而排除了泰米尔人出任公职的可能，使得后者在公务员体系中的比例由原来的50％下降到1970年代的10％。因为英国人把泰米尔人的地位提升了，所以僧伽罗人现在就要反过来当家做主，挤压泰米尔人。

泰米尔人早已在斯里兰卡生根达千年之久，就算后来那批，至少也住了一两百年，怎么说也该算是本地人了。可是正如以色列等地的现代民族主义神话一样，僧伽罗人硬是把自己看作这个地方的惟一合法族群，源远流长，神圣伟大。劣势的泰米尔人被迫大批外移，“回到”早已不算家园的印度。剩下的泰米尔人，不论新旧，在防御的心态下逐步合一，共同争取平等的对待和相对的自治。当议会里的温和诉求不得要领，强大的对手又逐步进逼，极端的泰米尔之虎就给逼出来了。

如今，近三十年来损耗人命达十万的内战总算结束了，但是斯里兰卡的族群矛盾真的这么简单地凭武力化解了吗？显然重建的道路还很漫长。

回溯历史，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当年的僧伽罗人忘记了国家的现实条件，令他们以为族群性的民族主义就是去殖的惟一答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殖民帝国崩解之后仍要为殖民的鬼魇所苦呢？答案之一，也许就是那自以为是的反殖，实则来自殖民结构的狭隘民族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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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这个起源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运动，一方面剑指前殖民帝国的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却不吝啬地剖解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盲点，尤其是民族主义里的殖民遗绪，对两者都不客气。但若按照此间的通俗理解，后殖民论述应该是后殖民世界民族主义的好朋友，怎么会反过来批判对抗殖民帝国的伟大爱国运动呢？

且看近日终结的“亚洲最长内战”，或许可以领略其中奥妙。被斯里兰卡政府军彻底剿灭的“泰米尔之虎”是自杀式炸弹袭击的老前辈，屡屡以残酷无情的手段打击对手，乃世所“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可是这支武装力量是怎么来的呢？泰米尔人是否一开始就用这么激进的方式去对抗主导斯国的僧伽罗人？

故事必须从英国殖民时期说起。话说当年的英国殖民者采用了典型的“分而治之”（devide－and－rule）手段，一边大量提拔只占本地人口少数的泰米尔人进入精英阶层，协助管治；一边从印度输入更多的泰米尔人去新开拓的茶园、咖啡园和橡胶庄林工作，使得斯国的泰裔人口大增。和许多殖民地一样，英国在斯里兰卡实行的民族分化策略一定会产生紧张的态势。明明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却给摆在较低的社会地位，让语言和宗教信仰皆与之不同的少数泰米尔人爬在头上，你叫他们如何服气？就是这种民族间的矛盾，使得殖民宗主得以稳坐钓鱼船，“以夷制夷”，将自己装扮成公正无私的中立裁判，从上头调解底下的矛盾纠纷：把原来可能会针对它的敌对情绪转化成两个族群彼此之间的内讧，暂时忘却它这个真正的霸权。

如果说英国在斯里兰卡的统治是典型的殖民分化策略，那么斯里兰卡的去殖方式也一样很有后殖民地的特色，那就是矫枉过正的拨乱反正：凡是殖民宗主否定的，我们都要一一肯定；凡是殖民时期推出的东西，我们都要逐项批判。后殖民主义的最大洞见，在于去殖之后的新兴国家往往不只没有彻底摆脱殖民遗产，反而从一个看似反向的路线重新踏入殖民幽魂的泥沼。由于他们总是按着前殖民宗主的镜像来反面地界定自己，所以变得更离不开殖民帝国建立的文化和思想结构，紧紧地被捆结在一个简化的二元对立关系里面。更简单也更戏剧化的说法是：后殖民时期的民族主义恰恰是殖民的产物。

因为英国人推动基督教，所以僧伽罗的民族主义者就要反过来鼓吹佛教的复兴；甚至再进一步，把佛教立为国教，让它高度渗入政治，视泰米尔人的印度教如无物。因为英国人曾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所以僧伽罗民族主义就要把僧伽罗语定为国语，从而排除了泰米尔人出任公职的可能，使得后者在公务员体系中的比例由原来的50％下降到1970年代的10％。因为英国人把泰米尔人的地位提升了，所以僧伽罗人现在就要反过来当家做主，挤压泰米尔人。

泰米尔人早已在斯里兰卡生根达千年之久，就算后来那批，至少也住了一两百年，怎么说也该算是本地人了。可是正如以色列等地的现代民族主义神话一样，僧伽罗人硬是把自己看作这个地方的惟一合法族群，源远流长，神圣伟大。劣势的泰米尔人被迫大批外移，“回到”早已不算家园的印度。剩下的泰米尔人，不论新旧，在防御的心态下逐步合一，共同争取平等的对待和相对的自治。当议会里的温和诉求不得要领，强大的对手又逐步进逼，极端的泰米尔之虎就给逼出来了。

如今，近三十年来损耗人命达十万的内战总算结束了，但是斯里兰卡的族群矛盾真的这么简单地凭武力化解了吗？显然重建的道路还很漫长。

回溯历史，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当年的僧伽罗人忘记了国家的现实条件，令他们以为族群性的民族主义就是去殖的惟一答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殖民帝国崩解之后仍要为殖民的鬼魇所苦呢？答案之一，也许就是那自以为是的反殖，实则来自殖民结构的狭隘民族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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